《凯风》：孝子的悲伤
时间：2023-03-10 18:55:0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山西|刘毓庆
在《诗经》三百篇中，读之最让人心痛不已的是《邶风·凯风》篇。全诗共四章，原文如下：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
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从表面上看，这首诗并不难理解。凯风，即南风，南风长养万物，万物喜乐，所以曰“凯风”。这里是以南风象征母氏对家庭的温爱。棘心、棘薪，指酸枣树的赤心和树株。夭夭，少壮之貌。母氏，即母亲。劬劳，谓辛苦劳累。圣善，聪明善良。令人，善人。寒泉，水名，在濮阳东南的浚城，这里是以寒泉浸润浚土，喻母氏对子女之爱。母亲用自己的勤苦，养大了七个子女，而七个子女，却不能安慰一个母亲。这让孝子情何以堪！这便是孝子的伤痛之处。但问题出在哪里？缘何“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这则是关键所在。在中国古代各种关系中，最繁杂、最难理清的是家庭关系。因为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往往是情和理各参其半。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永远说不清，故有谚曰“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此诗而言，两千多年来，虽然人们都能感受到孝子那伤痛的心，反复咏读，不禁泣涕如雨，但对其中的原委，也只能各凭猜测，臆想家庭矛盾中的种种可能性。
最早对《凯风》做清晰解释的是《毛诗序》，其云：“《凯风》，美孝子也。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尔。”“美孝子”，这应该是经师相传的古义。“卫之淫风流行”以下，则是经师续说。这续说故事应该是根据先代传言而编织的，只是加入了价值判断而已。“淫风流行”一说，显然有强调贞节观的意义，这与汉儒所编的《列女传》是同一路数，在春秋时尚无此种观念。至于“不安其室”云云，则是故事的内核。郑玄笺《毛诗》，解释“不安其室”为“欲去嫁也”。简单地说，就是母亲要改嫁，七个儿子自责没有尽孝道，以自我忏悔的方式挽留母亲。孟子说过：“《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孟子·告子上》）故朱熹说：“以孟子之说证之，序说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责之辞，非美七子之作也。”（《诗序辨说》）《毛序》倡于前，朱说和于后，这便成了一种主流观点。因为诗中提到了“母氏圣善”，既是“圣善”，何不能守节？于是后儒又圆其说云：“古今聪明妇人，如天后与南子尽不可及，然情欲究掩通辨之才，可惜将聪明错使了也。”（顾懋樊：《桂林诗正》）
《毛诗序》母氏“不能安其室”而要改嫁的传说，受到了后儒的批判、否定（详后）。但如果结合《诗经》时代的习俗，并把经师传说考虑在内，就会发现《毛诗序》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母“不安其室”，这应该是一个很古老的传说。《毛诗序》派与孟子十分密切。先秦诸子引《诗》与《毛诗序》皆有出入，唯有《孟子》引《诗》与《毛诗序》全合。《毛诗序》不可能不知道孟子所说的“亲之过小”是什么意思。在“过小”这一价值判断约束下，“欲去嫁”之说不可能凭空产生。从《左传》中不难看出，贵族妇女改嫁者非一，而且此时看不到“贞节观”的存在。在《诗经》的时代，很少见到“夫妇”或“夫妻”并提的情况，更多的则是用“男女”或“士女”代替。《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传说：“男女同姓，其生不番。”这里的“男女”实指夫妻。《孟子·万章上》说：“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这里的“男女”实际上指的也是夫妻。《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郑笺》则云：“此夫妇相警觉。”此种情况甚多。战国之后，情况发生变化。从《荀子》开始，到汉儒编撰的《礼记》，“夫妻”出现的频率便大大增加。概念的变化，代表着人的意识与观念的根本性改变。“男女”或“士女”，是生物性别角色，而“夫妻”或“夫妇”则是家庭角色，是家庭稳定的反映。女性贞节观是为稳定家庭结构产生的。在先秦偶尔也可以看到人们对于贞节问题的认识，但只是对守贞节的女性表示赞许而已，如《战国策·秦策》说：“贞女工巧，天下愿以为妃。”《史记·田单传》记王斶说：“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从国家法律与舆论上，并没有对此重视。《管子·五行篇》中有“不诛不贞”之语，为了人口的繁衍，对不贞的行为是不作苛求的。而秦汉之后，从统治者到儒家学者，都无不倡导女性的贞节。秦始皇巡狩各地，勒石为文，几次提到贞节问题。如《泰山刻石》云：“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会稽刻石》云：“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妻为逃嫁，子不得母。”汉宣帝神爵四年，曾诏赐“贞妇顺女帛”。汉安帝元初六年，诏赐“贞妇有节义十斛，甄表门闾”。刘向撰《列女传》，系统整理了关于女性的传闻，褒扬女子不事二夫，从一而终。《毛诗序》所谓“卫之淫风流行”，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观念背景下，根据先师“不安其室”的传说产生的。否则，他们完全可选择别的解释，何必把这种不能守贞的行为与“圣善”之母联系在一起呢？方玉润《诗经原始》曾分析说：“故愚谓七子之母犹欲改节易操者，其中必有所廹。或因贫乏，或处患难，故不能坚守其志，几至为俗所摇。然一闻子言，母念顿回，其恻然不忍别子之心，必有较子心而难舍者。而谓之为淫也得乎？不然，欲心已动，讵能速挽？故知其断非为淫起见也。此诗之存，岂独以美孝子，亦将以表贤母耳。”
《毛诗》之外的齐、韩、鲁三家《诗》，关于《凯风》没有留下系统的解释。只是三家《诗》的承习者，在《诗》说的引述中，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清代学者曾为还原其说做过种种努力。据牟庭《诗切》对三家《诗》的研究，认为《凯风》与继母有关。他首先对孟子所说的“亲之过小”进行了分析。认为：“《小弁》，伯奇之父信后妻之谗，放杀其子，人伦之变，是过之大也。《凯风》，七子之母，性行严酷，不悦其子，非有放杀之惨，是过之小也。二者皆不得于亲之诗，故孟子比例而论之。据赵注，知三家《诗》本无不安其室之说。察《毛传》亦无此意。而卫宏作《序》乃云：‘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郑笺》亦云：‘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此皆凭臆造谤，厚诬孝子之母。后儒遵守为说，而莫知其非，岂不惑哉！通而论之，‘《凯风》亲之过小者也’，此古周之旧说也。《后汉书》肃宗赐东平宪王苍书曰：‘送光烈皇后假帛巾各一，及衣一箧，可时奉瞻，以慰《凯风》寒泉之思。’和帝诏清河孝王庆曰：‘诸王幼稚，早离顾复，常有《蓼莪》《凯风》之哀。’《易林·咸之家人》曰：‘凯风无母，何恃何怙？’皆据三家《诗》，《凯风》为母亡之后，孝子哀思之诗。此先汉之误说。与孟子已不合矣。而卫宏乃云‘不安其室’，此东汉以下之伪说也。此一诗三说，后学或不尽知。虽知之又不能强合也。今以《易林》证之，而知三说本无异也。《易林》曰：‘《凯风》无母，何恃何怙？幼孤弱子，为人所苦。’此用三家《诗》说。《凯风》为母没之后，七子不见爱于后母，而作诗以自责也。则《后汉书》云‘《凯风》寒泉之思’，‘《蓼莪》《凯风》之哀’，皆谓哀思其亡母也。而孟子所云‘亲之过小者’，谓后母也。后母不爱其前子，是为后母者之过也。自其子言之，不爱己身是亲之过小者也。如此，则三家《诗》与孟子合矣。而卫宏序云‘不安其室者’，当谓后母无出，以不爱前子而有去志。此亦非无根之谈。但不应妄言‘淫风流行’也。”牟氏对《后汉书》及《易林》有关资料的分析，很值得注意，只是后面绕了个大弯子。这个弯子主要是由迁就孟子及四家《诗》说造成的。
清之魏源也曾对《齐诗》遗说做过考证和推衍，不过结论与牟氏全不相同。其《诗古微》云：“《凯风》，美孝子也。七子不同母，母爱不均。七子自责，母遂感悟，化为慈母。故诗人美之。孟子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亲之过小者而怨，是不可几也。’赵岐注：‘《凯风》言母心不说，是过之小也。’后汉江肱事继母，感《凯风》之义，兄弟同枕而寝，不入房室，以慰母心。是明为七子不同母之证。而汉碑、汉诏、汉乐府皆引是诗，以颂母德之劬劳。”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亦云：“齐说曰：‘《凯风》无母，何恃何怙。幼孤弱子，为人所苦。’……《后汉·姜肱传》：肱性笃孝，事继母恪勤。感《凯风》之义，兄弟同被而寝，不入房室，以慰母心。据此则《易林》所称无母而孤子‘为人所苦’者，人即继母，故肱读此诗而感其义也。鲁韩说当与齐同。”
朝鲜尹廷琦《诗经讲义续集》考三家遗说，得出的结论是“悼亡母”。其云：“详究孟子语致，则盖以不善于子为‘亲过’。宜臼废逐，为亲过之大；
则《凯风》之小过，即次于逐子，而为忿怒悍恶以加其子，是其过也。其母忿怒以拒其子孝养之诚，子不得以申其孝。母没而七子追哀伤痛之。此诗之所以作也。《后汉·东平王传》：‘赐光烈皇后遗衣一箧，以慰《凯风》之思。’则此以《凯风》为亲殁后之追思也。又《章八王传》遣诸王就国诏曰：‘弱冠相育，常有《凯风》之哀。’此亦以凯风为亲殁而昆弟啣哀之诗。《凯风》者，其母既殁而追哀之诗也。”
因三家遗说零而不完，故各家从只言片语中揣摩、还原，自然会出现分歧。
在《诗经》研究上，最大之弊在于务求创新。所谓务求创新，就是以“新”为价值取向，凡是前人曾经说过的自己再说，便觉得没有意思，只有“立异”，才算标新，才有意义，于是新说丛出。今将其要者罗列于下。
一、媳妇不贤说。王质《诗总闻》云：“令人，贤妇也。七妇未必皆不贤，而其子怜其母，故责其妇也。孟子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俞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几也。’《凯风》之过，不能从其子之善意，必寡识者也。《小弁》之过，不能救其子之颠危，必寡情者也。此孟子所谓大小之别也。赵氏以谓：‘《凯风》言以慰母心，母心不悦，亲之过小也。《小弁》言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而曾不闵己，亲之过大也。’此颇得孟子之意。”因婆媳矛盾而逼寡母改嫁者，民间比比有之。王质显然是受此启发而为此说的。
二、子念母劳说。宋刘克《诗说》说：“以诗辞求之，莫见其母之不安其室也。序诗者例以卫之淫风言之，及末章有‘莫慰母心’之辞，遂谓其母之不能安室也。然以事推之，一母而鞠七子，诚为劳苦也矣。其长育者七人，其间岂皆长育哉。由是言之，七子皆相若，念其母之至劳而为此诗也。”俞德邻《佩韦斋辑闻》也说：“《凯风》，孟子谓亲之过小者也。余友庐陵龙仁夫曰：是诗当于‘劬劳’一语观之。夫以棘心之微，凯风吹之，至夭夭之盛，则母之抚我、育我，出入腹我，其劬劳亦甚矣。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况于小过而敢怨乎？故曰：‘母氏圣善，我无令人。’又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惟知自责，而一毫怨怼之意不萌焉。是非勉强矫饰而然也，皆天理人心之自然而发见者也。”
三、子不能悦母而自咎说。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说：“《凯风》，七子作也。凯风长养万物，吹棘心而至于成薪，不以恶木而废长养之功，虽倍费吹嘘，不惮也。此七子自讼之辞，且怀其母之恩也。母有劬劳之恩，又有圣善之德，生子至于七人，独无一人可当母意，若此可以自咎矣。寒泉清洌能以养人，为子不能逸其母。黄鸟好音能以悦人，为子不能娱其母。曾泉水之不如，禽鸟之不若，可谓痛自克责矣。”管世铭《韫山堂文集·凯风说》也说：“《凯风》为孝子之诗，亲过之说，出于《孟子》。然谓之过小，度不过年老之人喜怒失节，虐使其子而已。其子深自咎责，惟媿己之不能悦母而绝怨怼之心。圣人列之于经，以教孝也。若如《序》《传》所云，母生七子，而其子又皆能赋诗，母之齿亦长矣，必无不安其室之理。万一有之，乃是人类之不祥，家庭之大变，安得谓之小过？孝子有不垂涕泣而谏之哉？汉章帝赐东平、琅琊二王诏云：‘今送光烈皇后假帛巾各一，及衣一箧，可时奉瞻，以慰凯风寒泉之思。’章帝之于经深矣，其引义必不当若是失伦。”
四、几谏说。此说朱熹倡之，其云：“母以淫风流行，不能自守，而诸子自责，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劳苦为辞，婉辞几谏，不显其亲之恶，可谓孝矣。”刘玉汝《诗缵绪》也说：“然母非实劳苦，而以劳苦为词，故曰微指其事，而婉词几谏焉。”明儒郝敬更发挥之说：“此诗以凯风、棘心比何也？美其子之孝，则不忍斥其母之恶，故若为几谏以达孝子和气之衷。凯风以比和气，棘小枣丛生，以比七子也。为孝子言，则凯风似母，棘心似子。为诗人言，则凯风、棘心，皆讽其母之微辞也。凯，乐也，物通淫曰风，棘之言急也。心，花蘂，俗云枣花多心，妇不贞之比，即性晚发，夏始生心，东风吹桃李，则男女及时，炎风至，桃李实落，而棘生心，非桃夭之时矣。母生七子，犹有淫行，诗人不忍言母老，而但言子晚成，劳凯风之吹，善讽喻也。棘虽非大材，丛生为篱，中赤而外多刺，比七子卫护一母也。二章比薪，三章比水，子虽无用亦足供薪水，岂其悦母不如黄鸟乎？黄鸟应节，又为审时之比也。”这是纯粹的经学思维，照此解说，似乎字字暗藏玄机。
五、以七子不足恃说。明袁仁《毛诗或问》说：“或问《凯风》，曰：卫人有夫死，而以其七子不足恃，思再嫁者。七子悔罪自咎，以感其母，卒成守节之志。诗人歌以美之，此《凯风》所以录也。”依此说，作者是第三者，而非七子。是母亲感觉到儿子不足依靠，而非子真的不可依靠。
六、子奉养有阙说。明季本不同意改嫁之说，认为是儿子孝敬不周，导致母怒。其云：“卫有七子，不能安其母之心，故作此诗以自责，无怨言也。孟子曰：‘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几也。’所谓过小，必奉养有阙，而其母愤怒，诸子欲自劳苦耳。非谓卫之淫风盛行，而其母欲嫁也。如此尚得为小过哉？自《小序》以后说《诗》者，盖皆失之矣。”此说得到了不少人的呼应，如何楷云：“然夫有子七人，既皆成立，母年亦当迈矣，而尚欲嫁耶？《子贡传》亦云：‘寡母欲去而子自讼焉，赋《凯风》。’《申培说》则云：‘邶人母不安其室，七子自咎而作。’总之勦袭序义，固不如季氏之说，较为近于人情。”但同时也受到质疑。如姚际恒说：“《大序》谓‘母不能安其室家’是也。季明德疑之，以为若时，岂得为‘小过’？因以为子阙奉养而母愤怒，要是杜撰。按孟子曰‘亲之过小’，若子阙奉养而母愤怒，乃子之过，非亲之过矣。过小云者，较《小弁》‘亲之过大’而言。古妇人改适，亦为常事，故曰‘过小’。”
七、不能养母而自责说。贺贻孙《诗触》说：“七子特以不能养母，故自责耳。其曰‘淫风流行’，谓卫多淫风，则其为共姜《柏舟》之风者寡，故母不能守志以安其室，非谓其母淫也。特毛、卫辈文字拙滞，词不达意耳。孟子曰‘《凯风》亲之过小’，亦谓欲嫁之过小也。今人见‘淫风流行’四字，遂谓‘七子以母淫作诗自责’。夫以母淫作诗，虽曰‘自责’，与扬母之丑何异？岂得谓之孝子哉！”此是对当时“母淫”之说的修正。
八、自责以感母说。方苞《朱子诗义补》说：“一则曰‘母氏劬劳’，再则曰‘母氏劳苦’，非徒念母，亦使其母念育子之艰，而不忍去室也。一则曰‘有子七人’，再则曰‘有子七人’，非徒自责，亦使其母觉年岁已长，而顾惜名义也。” 许伯政《诗深》也说：“孝子自责以感母心，故诗人叙其志以美之。”
九、母与乡党争子说。胡文英《诗经逢原》说：“卫之贤母，与乡党竞七子，赋《凯风》。”又说：首章言“薰风正可解愠，而邻里生荆棘，母氏苦与之较量也”。二章言“棘成薪而有芒刺也。彼棘薪，其不逊愈甚也。圣善母恐其子受害，而已当之也。……七子之妇，无能调停承顺，亦以自责也”。第三章言“地寒而泉出不广，以比家寒而不能沾溉乡党，致母氏争竞也”。第三章“简简鸟声，喻几谏复谏”。此说甚怪，可以说是自言自语，几无从之者。
十、成母守义之志说。赵容《诵诗小识》说：“《凯风》，七子之母不安其室，此非欲嫁也。一母生七子，七子又当成立，能作诗自责之时，母年度已五十余，且六十余矣，胡为乎欲嫁也？夫背夫为不义，弃子为不慈，思嫁为宣淫，忘老为昧老，而孟子乃以为亲之过小，又何也？观序云：‘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郑康成解之曰：‘母有嫁志，孝子自责以安母心，母遂不嫁。’然后知序之说极明，而郑氏之解谬也。盖志者，守义之志。成其志者，不负其劳苦守义之志也。此缘母以家贫劳苦之故，谓七子不能成立，使之身受劳苦，怒欲大归，而终以七子之将顺，自讼自克，足慰其心也。”此与诸家不同的是把欲改嫁换作了“怒欲大归”。这样既与孟子“过小”之论相合，又不违《毛诗序》“不安其室”说。这是就孟子与《毛诗序》间寻找平衡得出的结论。
十一、母不堪父虐而思去说。闻一多《诗经通义》说：“夫母以不堪父之虐待而思去，则咎不在母，故《孟子·告子下》篇以为‘亲之过小’。赵注曰：‘《凯风》言莫慰母心，母心不说也，知亲之过小也。’‘不悦’盖即遇人不淑之意。《孟子》之意，盖谓妇人当从一而终，今乃欲舍其夫与七子而去，则失为妻为母之道，此其所以为过也，特以其被迫至此，故又为过之小者。”“母以不堪父之虐待而思去”，既不见于古之传说，也不见于诗中叙述，显系臆测。
以上诸说，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根据现实生活中的经验还原诗旨。所罗列出的种种可能，其实都是中国社会中错综复杂的家庭矛盾的反映。尽管未必符合诗之本义，但对于我们了解生活在中国传统家庭矛盾中的每个个体不同的心理感受和生活态度，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无论家庭矛盾多么繁杂，无论处于何种无奈的境地，“孝”都是每个人必须坚守的道德原则。
《凯风》一诗千载之下读之，犹使人涕零，这并不在于它艺术表现多么超众，而在于其所蕴含的伦理道德力量。中国诗歌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伦理道德内涵。诗中所展示的情感世界，往往充盈着人类向上与向善的精神力量。大概西方文学中所着力的爱情，在中国文学中多半会与善良、温厚结缘。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多半不是向外索取，而是自省。在情感的世界里，严责己而宽待人，从自我反省中，发现自己的道德不足，从而诉诸情感表达，给读者以强大的自察自省自新的力量。在这首诗中，尽管我们难以确定这位自责的孝子，其内心真正纠结之所在，但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于给予自己生命、养育自己成长的母亲的深深之爱，以及他无力解除母亲内心痛苦的无限悲伤。在无奈之中，他不是责世界对己不公，而是“自责”无能为力。
诸多《诗经》研究者从“自责”这一意义出发，在发掘诗中的伦理道德蕴含时，也在不时地做深刻的自我反思，从而强化着诗的情感张力与道德说服力。如宋之袁燮云：“责人而不责己，则本原之地用志不笃，见善不迁，有过不改，而感格之至，邈不可冀。修已而不责人，则朝夕思念，求所以龃龉不合者，谁实为之。积其诚意，自足以感人动物，此得失之所以殊也。……母子之际，人所难言，顺从则害义，谏止则伤思。惟有反躬自责，不以为母之过，而以为己之咎，则庶乎其足以感动矣。故曰‘母氏圣善，我无令人’。泉之清寒者，能使人甘之。鸟之好音者，能使人乐之。而我独不能慰其母，是岂母之罪哉？比之凯风，其称甚美，而寒泉、黄鸟之不若，其自责也深矣。负罪引慝，此舜所以为大孝。”（《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卷二）这里所说的不只是当如何做孝子的问题，而是包括做人，面对问题当如何思考。责己则能修己，修己方能化人，这是中国经典中反复出现的逻辑。明之朱善，则从为人子当如何孝敬父母的角度，来认识其意义。其云：“母之于子，其乳哺之恩，抱负之勤，必三年而后免，而具长育教诲之功不与焉。七其三年，则为二十一年矣。以二十一年乳哺之劳，抱负之苦，而又俟其成立，则颜色之荣华者，亦已悴矣；
气力之壮盛者，亦已衰矣，此正母老受养之时，人子报恩之日也。而乃或不安其室焉。虽曰母以淫风流行之故，无亦七子之事其亲，果有未尽善者乎？使七子之中果无一人之不尽善，则必能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而非僻之心无自萌矣。既不能先意承志，以消弭其过于未萌，及其过之已形也，乃悔悟而自责，吁已晚矣。君子取之，亦以其犹贤于冥然，悍然全不悔悟，而不能自责者云尔。而或者乃引大舜负罪引慝之事以明之。噫！舜有不可事之亲，而乃能使之变恶以为善；
七子之亲非必不可事也，而不能潜消默止其过于冥冥之中，是岂可与大舜同日语哉。为人子者，必知此义，而后可与言事亲矣。”（《诗解颐》卷一）明顾懋樊《桂林诗正》则从为子者当如何对待父母的态度上立说，其云：“天下无不是底父母。臣弑君，子弑父，多只见君父有不是处。此章开口说‘母氏圣善’，实实见得母底是，已底不是，方为真孝，非世俗打扫作门面说。韩愈作《文王羑里操》云：‘臣罪当诛，天王圣明。’正此解。”这些体会大大丰富了《凯风》的情感世界与道德内涵。
人对子女的爱，这是本能；
对父母的孝，这是人性。孔子的高徒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是人性生长的基础。人一生下来首先接触的人就是自己的父母，而其爱心的萌芽，便是在与父母的相处中展现的，这爱的具体体现便是“孝”。其次便是对兄弟姐妹及其他长辈的爱——“悌”。在家庭环境中培养起来的爱心，是人生道德的基础。推而至于社会，便会表现为对所有人的尊重、关切，如对上司、同事的尊敬与友善等。“君子务本”，这“本”就是“孝悌”。由“孝悌”的亲亲之道，推己及人，由近及远，就可逐渐进身于人格的最高境界——仁的境界。孔子说：“孝，德之始也；
悌，德之序也。”(《孔子家语·弟子行》)所以中国文化中特别强调“孝”。而此篇的孝子自责，所展现的正是为孝之道的一种典范。
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对母德的赞美。诗一再言“母氏圣善”“母氏劬劳”“母氏劳苦”，即表达了儿子对母亲的感戴，也反映了母亲的勤劳、善良。这是作为孝子对母德应有的基本认识。二是对自己不足的检讨。诗一再说“我无令人”“有子七人，母氏劳苦”“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表达了一位孝子内心的愧疚。在对待父母的问题上，儿子没有资格自夸付出和贡献，因为父母对子女之恩，是子女无论如何都报答不完的。只有永远处于“自责”的心理状态，才能永远铭记父母的养育之恩而无懈于奉养。“孝”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正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才得以承传的。
从艺术的角度言，全诗四章，首章言母劳。连用三句比喻，末句始点出“母氏”二字，给人以心情沉重之感。辅广《诗童子问》云：“以凯风直比其母，以棘心直比其子之幼时。下更不言所比之事，故曰‘母氏劬劳’，则是言其母之病苦而已。然七子之作此诗，非徒为是言也。必其心之诚实，见其母之恩，真若凯风之生养万物；
而已身幼少之时，真若棘心之夭夭然难长而未成。然后真知其母之病苦，而自责其不能成母之善志也。”姜文灿《诗经正解》云：“首三句喻母育子之恩，末句叹其劳也。此即凯风吹棘心于少好之时，比慈母育众子于童稚之日也。劬劳只就幼时说，盖此本其始言之也。夫母既劬劳，则子当孝，故曰起自责之端。”
二章自责。通篇精神在“母氏圣善”二句。“母氏劳苦”“莫慰母心”，皆从此生出。钟惺曰：“棘心、棘薪，易一字，而意各入妙。古人用笔如此。”无名氏曰“‘母氏圣善，我无令人’，‘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千载同心，亦复同调。” 《诗义折中》云：“言吹棘心，而至于成薪，则凯风至仁，而薪非美材，有负于风。养七子而至于成立，则母氏圣善，而子无令人，有愧于母也。”
三章责不能养母。冉觐祖《诗经详说》云：“‘爰有寒泉’，一水流耳。‘在浚之下’，犹能有所滋益于浚，而邑人赖之以生养矣。况有子七人，皆生于母者也，反不能奉养一母，而使之劳苦不得自安适乎？曾寒泉之不如也矣。”
末章责不能安母之心。以鸟有好音娱人，反喻子无令词慰母。姜文灿《诗经正解》云：“黄鸟犹能悦人，兴子寔不能悦母。总见无令人也。‘莫慰母心’，言其心不免于经营，承欢无道。此与上章，俱要得自恶自艾口气。”牛运震《诗志》云：“末章特自托于黄鸟之好音，以慰其母尔。却说莫慰母心，深婉入妙。”
诗中反复强调母亲的深恩，而字里行间却充满着苦楚，既言“我无令人”，再言“莫慰母心”，而却不说出所以然来，其中自有难言的“家丑”。黄文焕《诗经嫏嬛》从几谏的角度分析诗之艺术说：“首章是喻母有育子之恩，以起自责之端。下三章是兴子无报亲之孝，以致自责之寔。通诗以‘我无令人’为主，下‘母氏劳苦’‘莫慰母心’，正见‘无令’处。盖一心自责，而讽母之意婉然不露，孝子之深恩也。”牛运震《诗志》则云：“苦在说不出却又忍不得，算来惟有自责一着，而委曲微婉，更与寻常自责不同。悲而不激，慕而不怨，为孝子立言，故应如是。”李灏《诗说活参》说：“述‘母氏劳苦’，所以触母心之恻怛。述‘我无令人’，所以动母心之哀伤。终云‘莫慰母心’，正所以深慰母心。有子如此，尚顽然不感泣回心者，非人也。诗可以兴，其信然哉。”方宗诚《说诗章义》则从“孝子自责”上立说而分析之云：“以‘凯风’比母，见母之慈。以‘棘心’自比，见己之不才。‘吹’字形容母之抚摩鞠育，妙！妙！‘寒泉’‘黄鸟’，是反比己之不如。通篇情词恳切，缠绵、沈郁、深厚。真孝子也！”日本竹添光鸿《毛诗会笺》则从诗之用喻立说云：“以‘凯风’喻母氏顾养，恩同天地之施。言‘吹心’，喻襁褓之诚求；
言‘夭夭’，喻孩抱之色笑。二章为薪，喻无令人。三章劳苦，见不能有益于母。卒章‘莫慰’，见不能善其容声也。”这些分析，虽未皆得诗意，但皆妙趣。可作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