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历史与逻辑的辩证法及基本经验

种海峰

（杭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伟大成就，道路选择的正确性是根本原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1］10，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2］19。“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3］10，“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4］16。中国道路之所以行得通、走得稳、越走越宽广，就在于它成功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逻辑的多重维度的辩证统一。

中国道路内在地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与使命：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是使中国摆脱封闭、贫穷、落后状态，逐步实现现代化。这两个问题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共同之处在于都要解答如何立足中国的具体实际、实事求是地制定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行动路线图或实践方案。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现代化理论，作为观念都具有普遍性、抽象性，而其作用的对象则都有各不相同的特殊性、具体性。无论是历史、文化还是现实状况，中国作为一个历经沧桑的发展中的东方大国，有着其他国家民族所不具有的特殊国情、社情和民情，充分认识、掌握与研究这些客观实际，无疑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与基本条件。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发展性、人民性等基本品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作为人类历史上“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如何使它同世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成为后者指导实践的方法论，一直是摆在无产阶级政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能否完成这一任务，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无视中国的特殊国情，机械照搬十月革命模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苏联革命经验绝对化，结果处处碰壁，差点葬送了中国革命。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相结合，决然放弃“城市中心论”，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新道路，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为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坚实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和工作重心转移，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开启了向现代化转型的新征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这条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实践智慧和心血、日益彰显出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中国道路不仅是民族复兴之路、人民解放之路，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富强之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启和实现了现代化，并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处于强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形塑着世界格局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趋势。面对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唯我独尊，无视国家民族之间的诸多差异性和特殊性，理所当然地把“现代化=西方化”，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视自己的发展道路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不二选择，企图使之成为普世、“万能”的模式而到处推广。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条条大路通罗马”，现代化道路应该是多样的、多元的，并非只有西方式现代化唯一的模式或样式，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化或欧化。正如美国现代化专家布莱克（Cyril Edwin Black）所说：“没有两个社会以同一种方式实现现代化——没有两个社会拥有相同的资源和技术、相同的传统制度遗产、处在发展的相同阶段以及具有同样的领导体制模式或同样的现代化政策。”［5］87照搬西方现代化是典型的“削足适履”行为，拉美国家照搬西方自由主义改革失败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往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探索与实践的基础上，我们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功地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正如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22。各个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化是共同的愿望与客观趋势，但每个国家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不可能千篇一律，必然有自己的途径和特点。“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2］22，我国是拥有十四亿多人口的大国，不仅走向现代化的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而且其发展方式和实现方式也必然具有我国的特点。此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2］22-23，这些特点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中国道路的特殊性。

实现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中无法回避、无法超越的历史诉求。尽管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实现路径展开了深刻的批判，而且现代性在现代社会运行中也暴露了许多矛盾和问题，以至于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的各种思潮，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现代化仍然是我们必然的选择和奋斗目标。中国现代化可以学习和吸收别国的经验但不能简单地照搬别国的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否成功地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对后发国家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中国道路的成功，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应对了这一巨大挑战并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4］214中国道路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这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宏伟实践中接力奋斗、不断摸索开辟出来的，既坚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充分地发挥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131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尤其在历史转折点一般都存在不同的发展趋势和可能性，历史主体需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做出相应的选择。当然，人要能够把这种能动创造性充分地发挥出来，成功地改造世界，实现自己的目的，就需要遵循自然、社会以及思维的客观规律，精准地把握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契机，否则，就会陷入被动、碰壁乃至失败。

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像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摆脱贫穷、实现民族独立、人民幸福的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则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毛泽东在谈到当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体会时，曾经说过读了《共产党宣言》这本书，“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7］379。正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分析方法，毛泽东才开始具体地研究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及矛盾状况，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批驳了当时一些人所谓旧中国只有“五大仇敌”（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而无“阶级”及“阶级斗争”的错误论调，说明了中国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有出路的道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处于苦苦“寻路”之中的中国先进分子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真正解决中国面临的危机，最终选择“走俄国人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的历史由此发生巨大转折，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发展方向，从此，“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4］179。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开辟了新的纪元。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不迷信不盲从，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开辟出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并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期间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由于后来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导致出现了一些挫折和失误，本来应该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把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来，却接二连三地进行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扩大化，直至导致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由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脱离了我国的实际水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得到充分发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拨乱反正，迅速地完成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开放，使得社会主义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尤其是农村改革，提高了广大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农业经济的发展又为社会其他领域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8］601实践证明，正是因为我们“回到马克思”、回归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遵循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一般规律，制定了符合实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的实践才得以成功，并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中国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不断发展进步、之所以越走越宽广、前途越来越光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党和人民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密结合我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客观实际和时代特征，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实践，以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体制创新等，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解放思想，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的实践首创精神，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例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无论是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出发，还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是绝对对立、水火不容的。然而，由于我们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水平和社会生产力很不发达，无论是从提高国家整体实力的需要出发还是从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出发，都要求我们不但不能取消反而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计划经济时期用行政命令手段搞经济的方式，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陷入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国有和集体经济效率低下、严重缺乏活力。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否发展市场经济呢？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围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1992 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澄清了长期以来人们在姓“社”、姓“资”问题上的困惑，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为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找到了一种新的实现形式。此外，设立经济特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改革开放理论、“一国两制”构想，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举措，无一不是我们党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理解，破除了对西方特别是欧美现代化道路的盲目崇拜，也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

走中国道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要任务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
要“回到马克思”，从马克思主义文本出发，解读出马克思主义“原生形态”所蕴含的根本思想、观点和方法，做好“返本开新”的工作。毛泽东说过：“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9］109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老祖宗，无论什么时候“老祖宗不能丢”，“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10］283。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潮，质疑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声音甚嚣尘上，邓小平告诫我们要头脑清醒，稳住阵脚，并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11］382当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如何坚持的问题，要有一个科学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不是教条主义的坚持，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能的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既要坚持“老祖宗”，又要发展“老祖宗”；
既要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又不能唯书是从、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化、抽象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
既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照着讲”又要学会“接着讲”；
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又要让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地“说新话”、说“中国话”。

从客观实际出发，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与面临的实际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是党领导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顺利前进的一大特点。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问题的共同的命运：主要问题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12］203。习近平也指出：“众所周知，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13］235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一定是源自特定的“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缺乏“问题”意识、脱离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是空洞的、抽象的“绝对理念”，是孤立于人类生活的理论教条。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不断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不断地解答现实问题的实践哲学或行动哲学。2022 年1 月1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1］30

所谓“中国问题”，就是特指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独有的、我们经常面对的并且深刻影响着中国前途命运的、常常关涉大是大非并对解决其他问题和矛盾具有重要决定或制约作用的那些根本问题或主要问题。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如何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与王明等人只会死抱着马列主义书本不放、教条主义式地对待马列主义不同，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这种墨守成规、迷信“本本”、不愿做实际调查的教条主义对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4］111。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列主义本真精神，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领导全党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成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开始了新的发展，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大胆试验，锐意改革，明确提出要走自己的路，既继承前人又突破成规，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围绕捍卫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求真务实，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等重大问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方位、时代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紧密结合新时代新的实践要求，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并作出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许多具有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论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检视中国道路，我们不难发现这条道路既具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在连续性上，中国道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党的领导；
始终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地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民族的独立振兴和人民的解放幸福而不懈奋斗，不断开创革命、改革和建设的新局面等。在阶段性上，中国道路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阶段。

人类历史发展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社会历史既是在普遍规律支配下在时空上接连不断、持续运行、永不停顿的过程，又是在特定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际发生发展的，从而呈现出特定的运动起伏、快速或舒缓的变化节奏，使历史面相呈现出非均衡、非整齐划一的特征。中国道路的阶段性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渐进性、过程性，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矛盾、目标和任务所制约与决定的，这种阶段性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改革开放和建设的客观趋势，以及主体性因素（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才能科学地确定社会历史运动的发展方向、方式路径和工作重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彻底结束半殖民地封建社会，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
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又经历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人民坚守理想、担当使命，英勇斗争、百折不挠，推翻“三座大山”，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后，这一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一时期，尽管犯过一些错误、经历了一些波折、走过一些弯路，但也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带领人民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为了避免再犯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不同阶段的错误，在正确研判国情的基础上，党提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及时认清并正确把握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彰显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对于实事求是地制定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健康发展，对于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都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在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接续奋斗，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党的十八大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号召，清晰擘画出建设现代化强国时间表，即第一个阶段，从2020 年到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1 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 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靠的是奋斗实干，开拓进取，只有瞄准目标，撸起袖子加油干，一步一个脚印，久久为功、永不懈怠，才能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只要我们不忘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持之以恒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们就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这个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必须看到：一方面，尽管我们可以把中国道路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但每个阶段都不是绝对孤立的；
另一方面，尽管每个阶段相对独立、不尽相同，但是谋求国家兴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追求始终如一。另外，只有把历史、现实与未来结合起来，并置于一个相对长的历史时段，才能认清阶段性对于社会历史发展所产生的意义、价值和影响等问题。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近三十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后者否定前者。在此，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以史实为依据，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持从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上正确认识、评价中国道路；
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不渝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两大基本原则。始终坚持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双重标准与尺度，是中国道路形成并成功的原因之一。所谓真理原则，就是人们在认识事物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必须服从和遵循客观规律，按照自然规律、社会运动规律以及人的活动规律办事；
所谓价值原则，就是人的任何活动实际上都是按照人自身的需要、愿望和目的而进行的，不是自发的更不是盲目的。这种外在性的真理原则与内在性的价值原则统一于人类历史过程中，使得社会历史的发展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

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奋斗、探索出来的中国道路也是在坚持和发展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过程中形成并确立的。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时代性和开放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15］14。离开了真理原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
离开了真理原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必然偏离正确的轨道而误入歧途。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开放的、发展的真理体系，它揭示了真理但不可能穷尽真理，它追求真理但没有禁锢真理。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革命的实践精神，它主张实践出真知，把实践作为检验和发展真理的唯一标准，更为可贵的是，它把这一原则也运用于自身，并没有把自己的理论观点视为不容置疑、高高在上的金科玉律，而是认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6］218。在《共产党宣言》1872 年德文版序言里，恩格斯坦言：“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的地方已经过时了。”［17］5-6尽管《宣言》“某些地方本来可作一些修改”［17］5，但要肯定的是“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17］5。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18］45，实现了人类思想史的伟大变革，“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15］8。正是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和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彰显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致力于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党根本的政治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依靠人民群众经过浴血奋斗，建立了新中国，真正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屈辱、国家濒临灭亡边缘的悲惨局面，实现了人民企盼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1］255，提出要大力发展生产力，首先使人民“解决温饱”，进一步实现“小康社会”。他认为，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时刻提醒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21 世纪，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依据国内外形势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
要求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实到工作的一切方面，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9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开展践行群众路线活动，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4］206，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体现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追求。新时代，我们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则贯穿到工作的一切方面，始终坚持党的根本宗旨，不断为广大人民谋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中国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国道路既是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追求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也是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组成部分。中国道路离不开国际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中国道路取得的成功也对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已超越国界从中国走向世界，为世界所认识，为世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是绝对抽象的，而是通过具体性、民族性表现出来的。所谓民族性，就是与世界性相对而言的中国特色、中华民族特色。民族性，是中国道路独特的身份标识与鲜亮底色，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范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中国道路的开创，就是从中国共产党人准确地认识和分析中国特殊的民族性开始的。正如列宁所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改革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9］776中国道路的民族性主要体现为：一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所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较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和不同做法；
二是与同时代其他致力于民族解放与发展的国家和民族相比较，在现代化转型道路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方式和路径。就中国革命而言，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当初的设想，也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
就中国改革而言，我们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农村改革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新发展理念，这些做法呈现出来的独特性、创新性，不仅是其他国家民族所没有的，有些甚至在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中也未曾提到。因此，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20］9

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办好自己的事情，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为世界作贡献，因此，中国道路的民族性没有也不可能脱离世界性。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无一不是在世界历史、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中发生发展的，其本质是对世界趋势变化、国际形势变化的一种地区性或民族性的回应或反应。中国道路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当代中国的发展必将深度地参与到世界和平进步、新国际体系和秩序的构建，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建更加公正合理、更加和谐美好的世界。中国道路走入历史的深处，回应了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积极探索并解答了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中国道路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广泛吸收和借鉴世界不同国家民族取得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取长补短，对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有益的成分充分地吸纳。中国道路深刻反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内在根源，深刻反思拉美、北非、西亚一些国家发展的惨痛教训。正因如此，中国道路既要面对并解决传统社会主义的矛盾，也要面对并解决传统资本主义的矛盾；
既要面对并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也要面对并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产生的矛盾，等等。同时，中国道路的探索、确立和发展为其他国家民族谋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为解决人类重要问题交出了一份有分量的中国答卷。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高瞻远瞩，以深邃的世界眼光审视中国革命问题，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说，“革命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21］1，认识到中国革命之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意义。既然如此，中国革命人民同世界各国的革命人民都是“朋友”，应当联合起来一起同共同的敌人进行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对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不同的利益和矛盾的分析，毛泽东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依据对国际时局的正确研判，提出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张，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创造了思想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以宽广的世界视野提出了“中间地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划分”等重要战略思想，赋予了中国道路鲜明的世界性品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上，邓小平同样以高远的国际视野和宽广眼光观察中国，放眼世界，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正是依据这个正确判断，我党才能提出实行改革开放、一心一意集中力量搞建设的科学决策以及其他一系列相关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行，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而提出的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世界经济全球化使得社会分工和交流交换进一步扩大，各个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封闭自守状态被国家民族的相互往来和依赖所替代。因而，实行对外开放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是世界各国谋求发展的必然选择。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11］282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致力于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体现了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反映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高度统一，而且对中国和平发展、世界繁荣进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2］21“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22］34，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且对于推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道路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也包含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国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于解放、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建设生态文明，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增强人民的获得感等，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追求的，同时也是世界各国追求的共同目标，其中一些共性的东西反映了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一般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创造了“中国奇迹”，而且“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11］135。中国道路既体现民族特色又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在经济全球化中彰显了民族性、创造性和包容性。

习近平指出：“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23］30中国道路得之不易，守之弥艰。回顾我们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可以看出，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主要是：

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15］14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正确认识世界和能动改造世界的有力的思想武器，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它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前提，它无比开阔的视野、发展的眼光、辩证而系统的思维、大公无私的人民立场、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法等，成为揭示事物本质、把握社会历史运动规律、指导实践的可靠保证。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毛泽东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望远镜和显微镜”［7］4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仅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观点、原则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且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二，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中国道路正确方向的根本保障，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仅体现为它揭示了物质世界尤其是人类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更重要的是它是指导人们变革现实世界的锐利的精神武器与思想武器。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坚持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书本上、理论上，不能使其僵化、变成教条主义，而是要把它运用到解决具体问题、同具体实际相结合，变为“革命的行动”，不仅仅“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能动地“改变世界”，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时代化、民族化（中国化），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使马克思主义熔铸到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典范。

第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最根本的指导原则和思想基础是党的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是党制定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中国道路成功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党的思想路线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正是坚持了这条思想路线，才保证了党的工作路线、领导路线的正确性，保证了党的先进性、人民性、纯洁性。坚持党的领导，中国道路才能够成功地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和挑战，才能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不断增强，带领人民走在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道路上。

第四，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和使命。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主体力量，是保障我们事业成功的坚实靠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精神，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变为群众推动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动力。搞革命，为的是人民能够扬眉吐气地站起来，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
搞建设和改革，为的是人民能够摆脱贫穷，尽快地共同富裕起来，实现人的幸福和全面发展，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有更多的成就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五，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也是我们立党立国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才有可能不依赖他人、走出自己的路。我们党历来主张发扬主体能动性、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受别人的控制或支配，独立自主地探索国家民族前进发展的道路，始终坚持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来办。事实与历史证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机械照搬别国模式强大发展起来；
恰恰相反，每个取得成功的国家都是坚持把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因此，坚持独立自主，是要以我为主，既坚定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同时又要以开放的心态虚心学习借鉴国外一切有益的经验，不信邪、不怕压、不怕鬼，不当别人的附庸，走自己的路，我们一定能够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六，必须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没有创新，中国道路不会开辟出来，也不会一直坚持走到今天。鲁迅先生说过：“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24］143中国道路是一条探索之路、实践之路、发展之路，也是永无止境的创新之路。中国道路形成演进的轨迹大致经过了无路、寻路、探路、迷路、归路、创路、护路等几个阶段。人类世界复杂多变，实践发展永不停顿，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创新永无止境。习近平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定不移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让党和国家事业始终充满创造活力、不断打开创新局面。”［4］153-154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会有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是不断创新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设计、探索与实践通往共产主义“道路”的历史。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同实际紧密结合，及时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深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新的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道路。

找到中国道路来之不易，走好这条道路更不容易。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只有坚持走中国道路，才能引领中国不断走向进步发展，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美好愿景，才能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辉煌灿烂、更加美好的光明前景。我们看准了、认定了中国道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对此，我们有充分的道路自觉和道路自信，正如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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