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去与归来——《太阳照常升起》中的身份认同焦虑及其文化隐喻

王玲霞，宋德发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太阳照常升起》作为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1961)的长篇小说之一，自诞生就备受学术界的青睐。学者们从存在主义、女性批评、生态批评等角度对作品的主题和人物形象进行探析与阐释，但却忽视了勃莱特在文本中呈现出的矛盾行为——最初离开杰克与最终回归杰克。这一矛盾行为难道仅源于勃莱特对精神之恋与肉欲之爱的不同追求吗？抑或如她所言：“我可不想做一个糟蹋年轻人前程的坏女人？”[1]316实际上，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是理解小说的文化内蕴与悲剧内涵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杰克与勃莱特是一对在一战中共患难、有着革命友谊的鸳鸯。遗憾的是，在战后回归平静的生活以后，他们并没有收获“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完满结局，勃莱特离开了杰克，与斗牛士罗梅罗私奔。在离开之后，勃莱特没有理由选择再次回到杰克的身边，这主要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客观原因，也是勃莱特选择离开杰克和不会再回到他身边的主要原因——杰克的身体创伤。杰克在战争中不幸下体负伤，丧失了性功能。这不仅给他留下了无法恢复的身体缺陷，失去了作为男人的象征符号，还给他的心理带来了不可承受之重。白天他与正常男性一样，上班、打球、看斗牛比赛、去咖啡馆品尝咖啡、去酒吧喝开胃的酒、观看属于他人的忙碌、热闹与繁华；
傍晚时分林荫大道上人头攒动的街景，“野鸡”四处寻觅晚餐，舞厅里舞者的热情狂欢……。而身体缺陷给他造成的心病常常在夜深时刻“发作”：“在意大利那种被人当作笑柄的前线如此这般地负了伤，还溃逃，这种事情太不光彩了。”[1]40更滑稽的是，一位意大利上校联络官还就此发表了一通精彩无比的宏论：“你，一个外国人……奉献出了比生命更加可贵的东西呢。”[1]41对这“精彩无比的宏论”的回忆，无疑是杰克久久不能疗愈的心病的反映，是他对下体受伤的自嘲，饱含着无尽的苦涩与痛楚。这就无怪乎杰克和参加过一战的朋友会“一致认为这场战争实际上就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场浩劫”[1]21。

身体伤痛不仅给杰克带来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创伤，还使他与勃莱特之间的爱情遭遇冲击。在勃莱特看来，只谈情说爱，没有性的生活或婚姻，“是人间地狱般的折磨”[1]35。丧失了性功能的杰克，无法满足勃莱特的性欲需求，即便两人彼此深爱，勃莱特还是会为此拒绝与杰克在一起，这也是她最初离开杰克的缘由：

杰：“难道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吗，勃莱特？难道我们不能就这样住在一起吗？”

勃：“我认为不行。我肯定会瞒着你跟别人发生关系的。你会受不了的。”

杰：“我现在能承受了。”

勃：“这是两码事。是我不好，杰克。我这人天生就是这样。”

杰：“我们能不能离开这儿，到乡下去住一段日子？”

勃：“那也没什么用。如果你想去，我会跟你去的。但是我不可能安安静静地住在乡下的。我做不到，即使和我真正心爱的人在一起也不行。”

杰：“我明白。”

勃：“这不是很糟糕吗？我说我爱你，可是说了也没用呀。”

杰：“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勃：“我们不谈这个吧。废话越说越无聊。我要离开你了……”[1]73

显然，男主人公杰克性能力的丧失仿佛是横亘在他与女主人公勃莱特之间的一道鸿沟，永远无法跨越。每次与杰克亲吻，勃莱特都浑身哆嗦，这使她难以接受。面对“灵与肉”“精神之恋与肉欲之爱”的冲突，勃莱特选择了后者。“爱而不得”是丧失了性能力的杰克不得不接受的现实，“爱而不能”是追寻肉欲的勃莱特必然会做出的选择。因此，勃莱特为了满足自我的欲望，在离开性能力无法修复的杰克后，没有理由再回到他身边。

其次是主观原因，从内在的精神方面来看，勃莱特是一名具有反叛意识的女性。在小说中，她出场便是被一群烫着大波浪卷发的、白白净净的年轻男子簇拥着走进舞厅的。打扮入时的她，“穿着一件针织紧身套衫和一条苏格兰粗花呢裙子，头发是朝后梳着的，像个男孩子”[1]29。她抽烟、喝酒，极具反叛性，注定不会像传统女子般为了所谓的纯洁爱情守身如玉，更不会向杰克做出任何道义上的老套承诺。她甚至在和杰克爱恋时，还与多名男子有染。这样追求自我欲望满足的她，只会给杰克带来伤害。为了自己，也为了减少对杰克的伤害，她必然不会跟杰克在一起。所以，当杰克疑惑她为什么要走时，勃莱特的回答是：“为你好，也为我好。”[1]73

从外在的条件看，勃莱特天生丽质，迷人而有魅力。她在离开私奔对象罗梅罗后，除了杰克，还有很多其他备选项：有认为她是“迷人的小可爱”、被她弄得神魂颠倒的未婚夫迈克；
有对她一见钟情、愿意为她抛弃未婚妻的作家科恩(在与她发生关系后，科恩更如忠实的骑士般守护她，对她寸步不离)；
更有对她有求必应、多金的米比波波勒斯伯爵，明知她爱着杰克，仍愿意为她掏腰包，还称赞她：“在我迄今为止见过的人当中，就数你最有这种高贵的气质。一句话，你的高贵气质是与生俱来的。”[1]77

综上所论，勃莱特为了满足自我的欲望，在离开杰克与罗梅罗私奔后，按理断然不会选择再回到杰克的身边。但是，勃莱特最终的选择却出人意料，她确凿无疑地再次选择了杰克：主动写信给杰克，让他来马德里将痛苦的自己接回。

性别身份的文化构成论来源于法国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说的“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2]23，她把性别分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两个概念。“社会性别”在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成为一个分析范畴，指人类组织性活动的一种制度，同任何文化中都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一样，任何文化中也都有自己的社会性别制度，即种种社会体制习俗把人组织到规范好的“男性”“女性”活动中去。社会性别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组织方式，也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内容[3]。勃莱特最终选择回归原初离开的对象——杰克身边，也许只有一个原因，即缓解越界后自我社会性别身份认同的焦虑。

黛布拉在《阅读欲望：追寻海明威》中指出：“在《太阳照常升起》中，人物的行为、外表和欲望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身份和身份认同的边界，原有的男性和女性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范畴被动摇，并且互相交织在一起。”[4]99勃莱特就是这样一位社会性别身份越界的女性形象，是其所处时代女性角色转变的一个缩影。在一战前的美国传统文化中，男女因性别角色的差异分属于社会公共空间和家庭空间两个不同的活动空间。而一战后，因人们推崇的“神圣”“荣誉”“爱国”等原有价值评判体系的权威性严重受损，女性开始向传统的男性权威发起挑战，向公共空间“进军”，打破了战前性别角色空间泾渭分明的界限。这种社会文化的转变，从美国开始，逐渐风靡整个欧洲，以致于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出家门，勃莱特就是其中的一员。

走出家门的勃莱特，正如《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摆脱的是没有自我的过去。在第二段婚姻中，勃莱特遭受着丈夫阿施利的暴力压制：被迫睡地板，经常受到死亡恐吓，这给勃莱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与情感创伤。在她看来，以往标榜的长发、温柔的女性气质是社会性别制度对女性个体自我的压制。因此，在走出家门后，她重新建构自我形象：留短发、抽烟、喝酒，极力摆脱传统文化“给予”女性的纯洁、温柔、顺从的性别角色枷锁；
出入以往女性的“禁忌地”——舞厅、酒吧、斗牛场等公众场所，打破传统社会体制对“女性”活动内容与空间的禁忌，实现对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越界。赞赏者从人道主义自由的角度称其为敢于挑战传统的“新女性”；
批判者则从传统文化的立场批评其为没有道德感的“放荡女子”。只是，无论是“新女性”，还是“放荡女子”，都潜藏着勃莱特在跨越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界限后的性别身份认同焦虑。

所谓“性别身份认同焦虑”，即在个体“性别身份认同”过程中所产生的“焦虑”之感。“身份认同”的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5]。以此观察勃莱特的性别角色越界行为，其本质是在时代文化转型期对自我社会性别身份的重构与认同。只是在这种重构与认同的过程中，伴随着深刻的“焦虑”。美国心理学大师罗洛·梅(Rollo May)这样界定“焦虑”：“焦虑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时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个人视为是他存在的根本”[6]172，而“冲突，是焦虑的来源”[6]278。勃莱特虽然新潮、独立、勇敢而有魅力，但却被困在传统与现代两个不同时代、两种不同的文化与生活模式中，她享受现代生活的自由，又受到传统文化的威胁，缺乏安全感。总的来看，勃莱特的性别身份认同焦虑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冲突：

第一，在与男性的交往中，呈现出自我克制与自我放纵的矛盾性。勃莱特在内心渴望与男性交往，在行动上却疏远他们。她与科恩一同旅行、幽会，但当科恩满怀浪漫主义的骑士情怀，时刻陪伴在她身边时，她又表现出腻烦与厌恶。在与罗梅罗的交往中，这种矛盾性更为突出：她可以摒弃世俗的眼光与罗梅罗私奔，但又惧怕在他的男子气概面前再次沦为被压制的女性。所以，当罗梅罗要求她将头发留长，变得更有女人味儿时，她选择了离开。勃莱特的“惧怕”主要根源于她与罗梅罗在本质上分属不同的文化阵营，表明“文化因素与潜藏于身心失序底下的焦虑密切相关”[6]77。勃莱特的存在是对原有父权文化的挑战和固有政治文化秩序的冲击，而斗牛士罗梅罗则是父权文化影响下的典型硬汉形象，是传统的集体意识在个体身上的投射。他们二者拒绝任何形式的“收编”，不会为了“他者”而改变“自我”。

第二，反叛的勃莱特无意识中却接受着父权文化的道德规训。她随意与男子交往，但父权文化标榜的道德感又使其深感自责：“上帝知道，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么下贱过，像个婊子似的。”[1]239为了爱情，她可以飞蛾扑火般不顾一切，印证了“在爱情上，一些非理性的或非理智的成分表现得特别明显。好像它的一切都不能靠人的意识来预见、引导和督促”[7]76。而受男权话语规约下“红颜祸水的道德罪感”的影响，因与爱恋的罗梅罗年龄相差悬殊(勃莱特34岁，罗梅罗19岁)，她又强调“我可不想做一个糟蹋年轻人前程的坏女人”[1]316。显然，勃莱特既有意识地挑战与反叛父权文化，又无意识地遵守与服从传统文化的规训，说明“我们成了我们想逃避的体制的一部分，于是这个体制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战胜了我们；
我们的心按照这个体制的节奏而跳动”[8]10。

自我言行、思想方面的冲突带来的性别身份认同焦虑促使勃莱特最终选择回到“被阉割”了男性象征的杰克身边，而性功能丧失象征着男性霸权能力的衰落。勃莱特选择回到杰克身边，意味着免受来自父权文化的威胁，缓解其自我性别身份认同焦虑。显然，勃莱特的选择潜藏着杰克战后的身体创伤所蕴含的时代文化隐喻，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言：“疾病隐喻还不满足于停留在美学和道德范畴，它经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9]7杰克的身体创伤不单单是一战残酷性和灾难性的有力证据，还是工业文明时期中产阶级白人男性权威衰落的体现。

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女性的独立自由相伴而生的是以阳具为象征的男性霸权的式微和男性自我性别角色认同的骤降。在海明威的《我躺下》中，尼克的母亲趁父亲外出打猎时，将其珍藏的印第安制品视为废品烧为灰烬。美国学者彼特认为，印第安制品“代表着一种文化，也许是一种以阳具崇拜为标志的男性气概。他的妻子将他的印地安制品烧毁，标志着她对印地安人、尼克的父亲、他的个人兴趣、他的财产都缺乏崇敬之情”[10]4。显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母亲开始公然挑衅父亲的权威。与此异形同质的是，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男性在爱情中由传统的主导地位、“凝视”角色沦为“被主导”“被凝视”的对象：在具有自主意识的勃莱特面前，科恩想做守护在美人身边的骑士的浪漫情怀被无视；
未婚夫迈克被“戴绿帽”；
海明威倾力打造的斗牛士罗梅罗成为被抛弃者；
而杰克不仅需要面对性功能丧失的残酷现实，还要包容勃莱特的纵欲。

当身体不再仅仅是一个生物名词时，其所承载的生理或心理疾病也成为某种政治文化符号，“成为通向深层主题的重要隐喻”[11]。杰克的性功能丧失隐喻着二十世纪男子气概的衰落与男性权威的减弱，展现着二十世纪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的群体状态，蕴含着他们的性别身份认同焦虑和作者对社会逐渐女性化的担忧。这与哈洛德·斯特恩斯(Harold Stearns)在1922年创作的《美国文明》中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当时美国存有两种文明弊病：“一是使人精神死亡的‘清教主义’，另一个是可能导致理智生命衰弱的社会的女性化。”[12]135而杰克答应勃莱特的请求，将其接回，既是对男性性别身份认同焦虑的建设性管理，又具有西西弗斯式的现代悲剧性。

早在创作《太阳照常升起》时，海明威就宣称它是“一部以永存的地球为主人公的悲剧”[13]。立足这一“悲剧”基调，从个体遭遇切入，杰克作为“迷惘一代”的代表，其个人悲剧在本质上成为时代转型期白人青年男性的西西弗斯式的现代悲剧。

根据雷蒙·威廉斯(Raymond H.Williams)的观点：“重要的悲剧似乎既不产生于信仰真正稳定的时代，也不出现于包含公开和决定性冲突的时代。最常见的悲剧历史背景是某个重要文化全面崩溃和转型之前的那个时期。”[14]45它的条件是新旧事物之间的真实冲突，“现代悲剧”主要产生于“个人体验”，且这种“个人体验”并非私人化的，而是具有时代性的。杰克的悲剧既属于个人体验，又属于集体经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作为“迷惘一代”的典型的反英雄形象，杰克的个体悲剧体现出由封建农业文明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由传统的清教文化向商业消费文化转型的时代悲剧。一方面，上帝被宣告死亡，旧有的价值体系失落；
另一方面，新的价值观还未确立，这几乎成为一个文化荒原的时代。杰克的状态体现了时代文化转型期白人男性的整体面貌，谱写出一曲“现代悲剧”：既追寻原始文明，又依赖消费文化；
既质疑传统信仰体系、否定上帝，又在遭受苦难时求助于上帝。对原始文明的追寻，让他们厌弃现代文明和生活；
对信仰的怀疑与否定，让他们孤立无援，失去了价值判断的标准，注定成为“迷惘的一代”。

最重要的是，杰克的悲剧还具有西西弗斯式的悲剧特性：“荒谬”与“有意识的反抗”。而这主要源于杰克对勃莱特回归的接受。首先，杰克的悲剧具有荒谬性。杰克与勃莱特一样，面临着性别身份认同焦虑。一战造成的信仰失落、难以愈合的身体创伤、爱而不得的感情，使杰克深陷自我性别身份认同焦虑，遭受着痛苦、落寞、苦闷等复杂情绪交织的折磨。一个“反英雄形象”的悲苦世界展露无遗：“我忽然感觉像在做一场噩梦，噩梦中的所有景象都在反复重演，这一切我已经备受煎熬地挺过来了，然而现在我还得从头再来一遍。”[1]85当身体和心理所遭受的创伤成为一个人无法抹去的疤痕时，就会演变成与之抗争的压力。为了摆脱自我性别身份认同焦虑，杰克试图通过旅游、钓鱼、去西班牙看斗牛等方法获得心灵的愉悦与性别身份的认同。但答应勃莱特的请求，接受她的回归，则意味着一切如旧，以往的焦虑将继续上演。这仿若远古神话中西西弗斯那无效又无望的荒谬努力在现代的重现，在各种努力后，杰克仍需负载着生活给予他的苦难前行。这不仅印证了小说扉页引用的《圣经》话语“世界就是一个圆，一个轮回”，还照应了小说开篇埋下的伏笔：“你不可能单凭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就自我解脱了。这样做无济于事。”[1]14

其次，杰克的悲剧意义在于“有意识的反抗”。西西弗斯式无声而有力的荒谬行为的价值所在是：他以痛苦而有意识的反抗，证明了他的命运是属于他自己的，他在承认不存在无阴影的太阳的同时，却不曾放弃努力，因为“荒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15]116。痛苦而有意识的反抗带来了荒谬，也造就了胜利，一如西西弗斯式振奋人心的呐喊：“尽管我历尽艰难困苦，但我年逾不惑，我的灵魂深邃伟大，因而我认为我是幸福的。”[15]115焦虑是二十世纪普遍而深刻的景象，加缪称之为“恐惧的世纪”，“其中个人焦虑的来源包括内在困惑、疏离、心理混乱，以及价值和行为标准的不确定”[6]4。在二十世纪社会与文明转型的混乱时代，杰克承受着性别身份认同的焦虑，但他并未随波逐流、消极堕落，而是以超凡的毅力与理性进行自我约束，按照自己所遵循的处世原则直面惨淡的人生：“我并不在乎这个世界怎么样。我一心只想弄明白究竟该如何生活在其中。假如你果真弄懂了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你说不定也就能由此而得知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了。”[1]139这正契合了王誉公的观点：“海明威的法则也是《太阳照常升起》的法则——人必须勇敢地面对现实，并且从实际出发，积极行动，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念；
除外，别无选择。”[16]663-664对焦虑的正视，与焦虑的共处，是一种对焦虑的建设性管理，正是西西弗斯式悲剧所揭示的人的自由意志力量的体现，也是悲剧形成的充分必要条件。“并不是没有恐惧和焦虑就是勇敢，而是即使害怕却依然前行的能力。这种在日常生活和危机中，建设性地面对正常焦虑的态度，需要的是道德勇气而非暴虎凭河的血气之勇。”[6]303基于此，尽管勃莱特与罗梅罗的私奔给杰克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加重了他的自我性别身份认同焦虑，即便冒险将勃莱特接回自己的身边意味着焦虑的重演，但杰克依然选择答应勃莱特的请求，承担起作为一名爱人的责任，将勃莱特接回并给予安慰，展现其勇敢地接受与迎战焦虑。

而接受、迎战焦虑远比逃避更具有价值。正如二战中的士兵一样，“他们最具建设性的态度就是能够坦承自己对战争的恐惧或焦虑，但是却在不安的情况下主动备战”[6]302。虽然种种努力与尝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即便仍要背负战后身体创伤带来的性别身份认同焦虑，杰克依然在抗争的路上，在充满焦虑的现实世界里寻求新的价值体系。无效又无望的荒谬努力使他与西西弗斯一样感到幸福。他的心境愈加坦然，从以前“奢求可以跟勃莱特一起生活”转变为“只是想想能跟她一起度过快活的人生就挺美的”。可见，西西弗斯的悲剧演绎的是“含着微笑的悲剧”。

杰克展现出的“重压下的优雅风度”彰显了崇高的悲剧性，也体现出西西弗斯日复一日推石上山彰显的唯一真理——较量。这种较量是痛苦的清醒意识和无声甚至无效的反抗的结合。它不仅赋予生命以价值，还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尺度。显然，海明威虽然揭示了追寻的荒谬性，但是并没有否定追寻这一行为。因为“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陷入命运罗网中的悲剧人物奋力抗争，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而奔逃，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心中却总有一种反抗”[17]206。因此，西西弗斯式的现代悲剧虽有其不可逆的时代必然性，但是我们应该透过悲剧看到希望和幸福：即使在无尽的悲剧中，悲剧人物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对前途并没有丧失信心。一如“西西弗斯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15]116。所以，较之于斗牛士罗梅罗，杰克虽是“不完美”的反英雄形象，但却是“完美”的悲剧人物，是一个荒谬的英雄，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总之，勃莱特在离去后最终又选择回到杰克的身边，以及杰克接受她的回归，都与身份认同焦虑息息相关，是时代文化影响下的必然结果，体现出海明威作为为时代把脉的作家，对二十世纪普遍而深刻的景象——焦虑的关切与揭示。而杰克作为时代文化转型期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的群体状态的象征，他奏响的是那个时代白人青年男性的“西西弗斯式的现代悲剧”，体现出海明威对现代人类生存困境和精神世界的关怀及对待焦虑的态度：正视与建设性管理。可以说，这是海明威试图为深陷身份认同焦虑的现代人探索的一条自我救赎之途，成为冲破加缪称之为“恐惧的世纪”的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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