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敞视视域下女性的生存悲剧演绎——以《妻妾成群》《红粉》为例*

谢文军，蔡 颂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苏童是中国当代文坛一位独具风格的作家，他在写作中不断寻求风格的更迭，实现了由先锋作家到独特个体的转变。这种风格的转变下，对生命意识的烛隐观照一直贯穿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其中，不乏对女性生存境遇的独特思考。他关注着父权制下女性群体的心理世界与生存困境，并探寻女性悲剧背后的根源，剖析社会症候。纵观现有学术界，对苏童《妻妾成群》的研究视域多聚焦于女性群像分析、女性关系的书写以及对小说中涉及到的意象进行解析，更有学者立足于影视化改编研究，从文学文本和电影文本两个不同的范例去比较分析两者的差异性，揭橥出传统文化和惯性思维对女性命运的影响。学者对《红粉》的研究也如出一辙，由此可以观之，有关对此两本小说的研究虽然数量较夥，但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刻度未能触及苏童小说内蕴的精神要旨，尤其是对造成女性命运悲剧的渊薮未深入挖掘。因此，引用西方的理论批评研究利于从广阔的视角对女性和时代症结之关系做内里解剖，还原作家文本潜藏的人文情怀和人性温度以及情感流向和价值取向。

苏童小说擅长构筑生存场域来展示女性的生存之“困”。比如，《罂粟之家》的刘家大宅，《米》中的大鸿记米店，《红粉》中的劳动训练营和《妻妾成群》中的陈府都演绎了女性在规训化空间中的挣扎。在这种生存场域的描绘下，一种全景敞视建筑便由此呈现而出，微观权力的规训和惩戒机制藉由建筑空间的表征而显露。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于边沁全景敞视监狱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推理了“规训社会”的形成。“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1]224在中国，一些建筑诸如客家围屋、四合院等都形成了这种全景敞视的形态演绎。这种场域笼罩着微观权力机制，滋生着权力、身体、自我三种不同质性的物质载体，一种从肉体而至精神的驯服机制便在这种密闭的空间中产生。微观权力话语的运作形成一种全景监狱式的审视，这一审视动态而非静态地在小说中弥散开来，构成一种对女性身份的规范性制约与规训，书中的女性人物在话语的规训下无法获得明确的身份，她们始终被视为男性的附属物并且为其服务，微观话语以集体的凝视来成为支配她们身体的工具。这种生存状态下，人的生命本真状态逐渐被外在环境束缚，导致个性消弭，自我独特性被磨平棱角。也就是说，在全景监狱的凝视下，苏童笔下的女性人物卷入到男性所构筑的话语体系中，无法将自己建构为独立个体，只能依附于男性。通过对《妻妾成群》《红粉》中的微观权力话语的解析可以发见，苏童实现对纯文学写作这一藩篱的突围而迈入到社会政治文化的研究领域内，实现自身作品的越界。因此，笔者将从全景敞视视域下女性的生存状态来管窥女性的生存悲剧，并从该视角出发解读苏童小说，从中既能传达作家对于某些吊诡历史的深度思考，也能展示创作主体对女性生命向度的思考，又为苏童小说研究提供新的学术视域。

苏童的小说创作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他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倾力表达和深刻思考。如长篇小说《米》《黄雀记》《菩萨蛮》《碧奴》中，通过对女性生存遭遇的呈现展示了对女性生命向度的思考。在这生命向度的背后，苏童着力展示权力运行机制下女性的规训化生存境况，这在他的中篇小说《红粉》和短篇小说《妻妾成群》中表现得较为明显。《红粉》以劳动训练营为轴心形成了一个小型的“规训社会”，而《妻妾成群》则是以陈家大院这个全景敞视建筑向心式地展开，绘制了被驯服女性群像。苏童小说中的一系列女性群像就是在规训化封闭空间的挟制中铸就的心灵囚牢。这种情景下，女性既遭受监督者的凝视，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下痛苦万分，又借由权力的内在化使之自动地施加于自身，造成女性之间相互倾轧、相互伤害的局面。

一方面，女性受到监督者的凝视，在凝视的重压下自身命运戴上了一种无形的镣铐。身处在被监视的生存场域中，女性成了囚笼中被观看的对象，饱受肉体和精神“奴役之创伤”。如《红粉》中的小萼，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劳动训练营中接受改造的妓女，一举一动受到哨兵的监督。劳动训练营由四方的平房构成，并设有一个哨楼，哨兵负责监督改造的妇女，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全景敞视建筑的“规训社会”，并且交织着权力秩序之网。哨兵作为行使权力的监督者，凝视着妓女的劳动日常。而妇女作为权力压制的承担者，只得忍受着监察者的重压。这种情形下，女性身心俱疲，生命意义的高扬受到权力的打压，灵智的生存状态渐趋枯萎，进而使得女性企图以自我毁灭来获得解脱。小萼每天被分配的任务是缝制30条麻袋，但紧赶慢赶以至手上结出血泡也完成不了，在规训的凝视重压下，选择上吊自杀结束生命。从表面上来看，小萼的自杀行为是“自发”的选择，但是，将这一行为放置于全景敞视视域下的“凝视”模式中去探询，便可以从中瞥见其自杀乃是权力重压所致。微观权力通过对身体的干预达到精神性的控制，小萼受到权力重压，内心变得脆弱，想通过死亡来解决问题，被救之后却觉得给别人惹了风波而提心吊胆。这种心理就是由于权力的外在施压，造成女性内心痛苦不堪，显露出权力对女性精神上的威慑。这种在封闭的空间下对女性行为的规训，不仅造成了女性身体上的疲惫不堪，而且导致女性精神萎靡，困囿于灵肉俱损的状态中。

微观话语权力对人的控制在《妻妾成群》中也有所体现，陈府是一个囚制女性生存的场所，象征着父权对女性的监视和管制。在规训的过程中，男权要求女性必须温柔、顺从，如果背离了传统，便会深受指责，落得悲惨下场。这时，井就成了一个惩罚女性的重要场所。如梅珊和医生私通被发现之后，其被视为“放纵的女人”，遭到男权的霸凌，被投进井里。在这种情形下，权力隐喻细密幽深，借由一口深井表征而出。颂莲的遭际也是如此，废井一开始只是被颂莲“凝视”的对象，后来井不时地出现在她的脑海中，形成一种“反凝视”。而凝视这个行为本身具有权力意味，表征着父权对女性欲望的压迫和对女性生存空间的绝对统摄。颂莲最后整个人陷入了一种疯癫的状态，暗示着权力的规训机制增强，女性个人主体性渐趋萎缩。父权制权力的运作下女性的生存本相渐趋表露，生活在陈府四方的环形建筑空间下，女性并不能认识和自由支配这个领域，而是被这一囚禁她的封闭监狱所规训。府中的四个姨太太和丫环以陈佐千为轴心生活着，深受男权的监视，而来自男权的纲常凝视着府中的四个太太，给她们施压。在凝视的重压下，毓如在念佛颂经中葬送青春、卓云心机重重、梅珊被扔入井中、颂莲精神失常。这种悲惨境遇的表象下，透视出女性在规训的监视下饱受欺凌、生命的自由向度被权力运行机制所剥夺的悲剧。

另一方面，权力的内在化也使女性成为伤害自己的本源。如《红粉》中秋仪的遭际就彰显了权力机制下女性对女性造成的戕害。最先，秋仪在老浦家渴求依靠，但浦老太太一眼看出秋仪是风尘女子。居住期间，浦老太太既投以白眼，又用“下贱”这一类词痛击秋仪灵魂深处，最后直接驱赶。“三从四德”这一男权社会的道德规范像一把沉重的枷锁套在了浦老太太身上，而浦老太太又把这种男权赋予女性的行为规范施加于秋仪，对秋仪的灵魂进行痛击和呵斥，造成了女性也难容女性的生存局面，这种悖谬性的权力压制着女性的生存空间。然后，秋仪在玩月庵出家修行，尼姑们得知其身份后，再次驱赶，认为秋仪玷污了佛门，污染圣地。一向强调“普度众生”的佛门，竟容不下曾经深陷泥沼的女性。这种行为背后也是父权制权力的内在化。这种权力的内在化促使女性不存在自存的权利和自明的本体性价值，反而使得女性特征消弭，进而沦为父权制权力的帮凶。因此，尼姑庵的女性在父权制话语的扼制下，丧失了女性本体的生命意识，进而看不到自身潜隐的独特性，反而自我禁锢，形成了一种规训，对同为女性的秋仪由妓女身份的蔑视上升到精神上的鞭挞。最后，秋仪回姑妈家，姑妈觉得她有辱门楣，板着冷脸。一种无形的权力又驱使女性戕害同性，把秋仪逼入绝望的境地。可见，在微观权力的操控下，女性生存困顿，不仅自身深受迫害，又在潜意识下迫害着其他女性。

女性借由权力施加于自身，造成生命本真渐趋异化，呈现出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如《妻妾成群》中一群太太为了争宠，频繁使用伎俩，使得女性之间尔虞我诈，乃至相互倾轧。争宠的背后却是权力运行机制下女性双重角色的相互转换，即权力的迫害者又成为了权力的实施者。如卓云用“扎小人”的方式诅咒颂莲，事罢还嫁祸给丫环。梅珊派人暗中暴打卓云的女儿，而卓云为了报复梅珊，带人捉奸。在这种扭曲的生存法则中，女性一方面充当着男权压制的受难者；
另一方面，为了争夺宠爱，又不自觉地沦为男权的役使，借着权力打压和自己争宠的对象。如卓云和梅珊同时怀有身孕，卓云想通过“母凭子贵”的观念来争夺权力，便在梅珊的食物里下药。这种家庭关系的反常态表征了女性在权力面前逐渐异化，沦为微观权力机制下的牺牲品。

由上可知，女性在全景敞视建筑中受到规训权力的戕害。这种戕害一方面来自凝视者的暴力施压，造成女性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困顿，使女性具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苦痛；
另一方面，权力的双重效应又会使被压迫的女性不自觉地成为权力的行使者，把权力当作武器伤害其他女性，展现出了女性之间相互倾轧的荒诞性生存图景。因而，在权力的操纵下，女性受到重压，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生存湮灭之悲剧。在《妻妾成群》与《红粉》这两部小说当中，读者能够通过苏童的叙述来对女性人物所处的微观权力话语环境做出剖析，这些女性人物处于文化与思维微观话语的控制下而浑然不知，以至于不能逃离这一环境对她们身体的钳制。微观话语渗入到小说中的各个层面当中，控制着人物所处环境的秩序，并且处于一切社会力量的背后，对女性的肉体与今后遭遇形成一种无形的掌控。苏童并没有将这些微观话语体系单独分离出来摆在读者面前，而是通过《妻妾成群》《红粉》来勾画出女性人物在权力话语的运作体系中受到对待与迫害，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两部小说中的微观话语权力并非体现在具体的人物身上，并非书中某一人物形象的私有物，而是同时作用于所有人身上，不仅仅包括书中的男性人物，女性人物也难以幸免，陷入权力话语编织的牢笼却不自知，受到他人侵害的同时自身也在施加二次伤害。

在全景敞视视域下，还形成了控制肉体的征服机制。正如福柯自己所言：“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形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27这里的“它”指的是女性身体。男性权力成了一种微观权力话语，经由社会制度的发展和演绎，在菲勒斯中心主义文化的浸润下，女性身体无疑成了“他者”欲望掌控的一种符码。这种社会情境下，女性人物并不拥有作者或是文化背景给定的确切身份，而是在权力话语的规制下逐渐扭曲自身，并对女性人物施加这样一种规训，即她们的肉体与身份需要得到男性的阳性政治的制约才算是有确切归属。在苏童的这两部小说中，女性身体在他者的欲望凝视下，逐渐成了欲望化的代名词，其身体透露出来的女性精神气质渐无，反而异化成男权文化役使下的工具和器物，这种有关身体的微观权力之演绎，在社会和家庭关系中明显可辨。

一方面，这种关系在家庭中直接显现出来，形成了“妻子属于丈夫，而丈夫只属于他自己”[2]244的不平等关系。如《妻妾成群》中的陈佐千，在四房姨太太中来回周旋，任由自身欲望凌驾于妻妾之上，执着于对女性身体的掌控。陈佐千去哪个太太房间留宿，以满足自己的性情爱好为前提。如果哪一个太太对自己服侍不当，从中未能得到肉体和精神的慰藉，陈佐千便对她们实施“冷暴力”，太太们最终落得个独守空闺、寂寞孤寂的下场。如小说中写陈佐千和颂莲闺房争吵，缘由皆是颂莲未能让陈佐千如愿，陈佐千便对她的精神进行鞭笞。如第一次陈佐千烧了颂莲父亲留给她的遗物——箫，颂莲哭得脸色苍白。陈佐千试图触摸颂莲的脸，结果没有得到后者的回应，他气愤道“你太过分了，我就差点儿给你下跪求饶了”[3]24。颂莲回应道身体不舒服之后，陈佐千暴怒“我最恨别人给我看脸色”“幸亏我有三房姨太太”[3]24。在这种话语的表征下，体现的是“他者”唯我独尊，而“幸亏”一词折射出的却是“他者”以占有女性身体数量的多少来巩固“尊者”地位。在三妻四妾的陈府里，陈佐千企图以一种驯服的方式让妻妾成为“机器的肉身”，任由自己摆布，掌控在自身的欲望之下。第二次行房事之际，陈佐千油尽灯枯，身体机能宛若衰朽的机器，但对女性身体欲望的掌控仍在，便想让颂莲换其他方式满足自身的色欲，颂莲抗拒，经受不住侮辱，便哭了起来。陈佐千实施语言暴力，破口大骂道“没见过你这种女人，做了婊子还立贞节牌坊”[3]44。从中可以瞥见，“他者”把女性身体当作满足自身欲望的物质载体，女性丧失对自身身体的支配权力，渐而沦为“他者”欲望掌控之下的所属物件。这一语言暴力下，还暗含着“他者”对女性身体话语权的掌控，当“他者”欲望在女性身体层面未能如愿以偿时，一种话语霸权便施加于女性身上，作为对女性的变相惩罚。除此之外，女性身体由“他者”欲望的掌控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即脱离家庭中“妻子属于丈夫，而丈夫属于他自己”的不平等关系之外，陈府还存在着主仆之间的阶级关系对女性身体符码的欲望掌控。如陈佐千频繁把淫念的邪手伸向丫环雁儿身上，以寻求官能快感和性欲的刺激，而丫环却想凭此获取宠幸，攀上阶级进阶的梯子。在陈佐千他者视域的支配下，丫环的身体逐渐沦为男权窥视的对象，成为欲望消费的载体，一度让女性对身体掌握的自主权泯灭，甘愿被“他者”的欲望啮噬、吞咽。因此，在这种情景下，女性逐渐沦为男权欲望的载体，逐渐被驯服成男权欲望下被支配的“机器”，进而造成女性生存的囹圄。

另一方面，他者对女性身体的欲望掌控表现在社会层面上，就是“大他者”对女性身体的话语霸权。齐泽克对拉康所说的“他者”中的“小他者”和“大他者”作了进一步解读，认为：“符号性的向度就是拉康所说的‘大他者’，那个将我们关于现实的体验予以结构化的无形秩序关于诸种规则与意义的复杂网络。”[4]119“大他者”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威性，内中包含稳固的规范的象征秩序，将社会成员建构在一个系统的网状结构里，形成一种无形秩序对生活于其中的人进行训诫。《红粉》中的劳动训练营就以“符号性的向度”联结成了一条秩序网，这种无形秩序对女性身体进行规则性地碾压。秋仪在被押送至劳动训练营中，问军官是否会配发女性用的生活物资时，军官觉得受到了冒犯，便沉下脸回应道“我看你最不老实，再胡说八道就一枪崩了你”[5]4。小说中存在着一种隐形的社会阶级秩序，即政府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女心存芥蒂，认为妓女低人一等。因此，军官自然用鄙夷的目光看待秋仪，甚至在她逃跑的时候，往天空中放了一次空枪进行警示，口中还骂秋仪“臭婊子”。鸣枪警示是对秋仪破坏现有秩序发出的威慑镇压，口中的咒骂则是对秋仪身体由内而发的亵渎。秋仪妓女身份背后显现的是“大他者”以女性“贞洁”与否来判定传统女性和“放纵女性”的云泥之别，这种“清洁文化”在他者的微观权力话语下滋生而出。在军官看来，秋仪无疑属于后者，因此，她受到轻视。同为妓女出身的小萼也是如此，当她问站岗士兵吃糖不，“士兵皱着眉扭转脸去，他说‘谁吃你的糖？也不嫌恶心’”[5]14。士兵言语回答的背后，显露着“等级歧视”的鄙夷。这种所谓“阶层”的敌意和蔑视建构在“他者”对女性身体享有话语权的基础之上。自古以降，男权文化强调女性要遵循三从四德，这种沉重的枷锁便烙印在女性躯体上，如果女性没有在“大他者”的规则下规范自身，那么，就会被人当作“不贞洁的女人”。秋仪、小萼在日常生活中遭受旁人非议，就是“大他者”下无形的阶级秩序在作祟。这种由身份的界定呈现出来的阶级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以女性是否遵从“大他者”制定的行为规范准则为标杆，反映出女性身体不能由自己支配而是建构在“他者”意志上。这种“他者”欲望掌控下的不平等关系注定了女性命运不可避免地走向湮灭之悲剧。

综上所言，规范妇女的种种社会标准可以说是套在妇女身体上的无形枷锁，显现出女性身体由“他者”欲望掌控。在这种掌控下，女性身体的附属性也表露而出，这也就印证了波伏瓦的社会性别构成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因此，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凌驾于女性躯体之上，造成自我意识的遮蔽，使女性难以逃脱男权社会的藩篱。苏童这两部小说以女性生存群像的展演，还原了菲勒斯中心主义下女性悲剧命运的渊薮，揭露出社会文化建构下女性自身身体掌控的疲软和无力，折射出文化积弊对女性生存的戕害。这种由身体直至精神肌理的创伤，导致女性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舵轮。

在探索苏童小说中女性的生存悲剧时，笔者认为还得对女性生命本体进行剖析。正是在权力微观话语的笼罩下，女性身体成为被规训的对象，躯体被驯服之后，一种精神奴役的话语机制也便形成。女性在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习以为常，一些行为成为惯例，自我主体性也深受文化脉络的影响，其精神特质因固有的文化土壤板结。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侵入女性思想领域内，微观权力的话语机制也深入骨髓，女性自我主体性也泯灭在纲常伦理教化下，成为父权、夫权的代名词。自我便如藤蔓一般攀附在父权、夫权的话语机制中苟活，变成“失我”的个体。《妻妾成群》《红粉》中，女性生存走向覆灭的悲剧在于女性主体对自己存在状态认知的匮乏，以致于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因此，自我意识中摆脱不了对男性的攀缠依附。“自我作为成熟的个体，是具有启蒙态度和自律精神的个体”[6]156，是允许个体以自己的方式或通过他人的帮助，对自己的身体、心灵、思想、行为、生存方式施加影响，以改变自己，达到某种快乐、纯洁、智慧、美好、不朽的状态。

在《妻妾成群》中，作为受过启蒙教育的女大学生，颂莲虽然是一个具有“启蒙态度的个体”，但她却未能成长为一个成熟且独立的个体。颂莲的所作所为对自己的精神维度造成了负面影响，导致自身陷入生存的困顿，其天性逐渐在焦虑和烦躁中失其本真。当父亲离世，继母让她在做工或嫁人间做选择时，颂莲淡然地选择了嫁人。当继母问她是嫁给一般人家还是有钱人家，颂莲毅然决然地让继母给她找一个好“卖家”。即使是“卖”给别人做妾，颂莲也心甘情愿，觉得并无不妥。颂莲以“我这样的人”自诩，可见她骨子里的自轻自贱以及对自身身份的不认同。虽受过教育的启蒙，但颂莲未能成为一个拥有“自律精神的个体”。人生大事摆在眼前，颂莲也是让继母“帮”她寻一个好买主。“帮”字背后透视出颂莲自我意识的匮乏，而嫁给“有钱人家”当姨太太继续享受无忧无虑的生活则折射出她自身的惰性以及对他人的攀缠依附。进入陈府以后，环绕于颂莲周围的生活波折从未停止，一系列的勾心斗角势必导致颂莲的失宠。失宠的背后也意味着攀缠依附的失败，因而颂莲陷入了精神的痛苦，变得焦虑不安和烦躁。颂莲想着通过繁衍子嗣来巩固自己在陈府的地位，但是由于陈佐千的冷淡和无能，怀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感知现状，颂莲在生日当天喝得酩酊大醉，借由醉意将自己的情感倾向寄托在飞浦身上，但未果。从中可见，颂莲在陈家的生存悲剧，是自我主体性的丧失导致她摆脱不了对他人的物质依赖，因而选择“寄居而生”，嫁给了陈佐千。接着，在陈府中的生存苦闷和孤寂，滋生出对他人的情感依附，喊出“老爷别走，今天你想干什么都行，干什么都依你，只要你别走”[3]59的无奈话语。颂莲由物质性的生存依赖进而上升到精神的依附，致使启蒙个体退场，生存的哲思和理性思辨不复存在，命运不可避免地走向陨落。

《红粉》中女性对男性的攀缠依附更为明显。小萼、秋仪、瑞凤她们最后选择的结局都是依靠男性存活。小说中，他们对男性的依附体现在好几个生存场域，都具体表现出女性生存的惰性和寄居于他人的悲哀。就小萼而言，在家庭变故后，自己本可以依靠体力赚钱，但因为怕吃苦，选择出卖肉体挣钱。当别人问她为什么不进缫丝厂时，小萼回答道：“我天生是个贱货。我没有办法，谁让我天生就是个贱货。”[5]13这种轻贱自身的回答折射出小萼自我认知的失败以及缺乏“人人生而平等”的意识。“怕吃苦”而选择靠出卖肉体靠男人养活，体现出小萼“心甘情愿”地被塑造成商品买卖链条上的构件，供男性待价而沽。之后，在劳动训练营待了几年，被重新分配到玻璃厂上班，这时的小萼拥有基本的生存技能，却仍然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受到玻璃厂女性的欺辱之后，转身又投奔老浦的怀抱寻求慰藉，而后两人结婚。婚后，小萼怀孕了，原本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本性也一并显露出来，辞去工作，要求高端物质享受。老浦为了满足她，挪用公款被枪毙。最后，小萼成了寡妇，抛弃儿子，再次选择依附其他男性存活。此中可见，小萼一步一步陷入生活的泥沼，是主体缺乏独立自主的劳动意识，妄图攀缠依附于他人而苟活导致的。既贪图享受，又不肯付出劳动，一昧寻求他人(先是嫖客，后是丈夫老浦)给予自己生活的保障，自己甘愿“寄身”生存，因而命运的舵轮迷失了正确的方向，误入错误的航线，最终湮灭在时代的前行步伐中。

秋仪也是未能摆脱自我意识中攀缠依附的心理，导致自己的生活陷入了逼仄的境地，遭受着心灵的困窘。在被送往劳动训练营的路途中，秋仪趁机逃走，选择投靠老浦。寄居于老浦家半个月，受到浦老太太的白眼相待，最后仓皇而逃。之后，经历了尼姑庵被驱赶、姑妈家难以容下等遭遇，听闻同为妓女出身的瑞凤嫁给了羊肉店的老板，秋仪滋生羡慕之情，最后也选择了依附男性，嫁给了鸡胸驼背的冯老五。纵观秋仪的几次选择，都是背离了自我独立的精神意图，走向一种以依附为主要形态的生存道路。自己身揣金银细软，拥有足够的生存积蓄，却也委身于男性，陷入悖谬的生存困境中。这种以人身依附形态的栖息生存剥离了独立人格的基本要求，折射出女性对自身价值定位的偏失以及个体存在的模糊。由此观之，秋仪的生存悲剧是主体意识建构的失效，导致独立生存的基本原则被背离。选择以人身依附寄“生”式的生存策略，导致秋仪心灵的失衡，自我也逐渐消隐在对他人的依赖之中。

如果女性的自我意识不能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焕发生命的热望和活力，而在历史进程的罅隙中寄居在以男性生活、需求、标准等话语机制下，就会丧失了生命个体所具有启蒙态度和自律精神，女性意识也会渐趋陨落，女性的行为举止、礼仪形态、思想意志便成为以服务男权社会的器具。从苏童的这两篇小说依稀可见，生 命的华美乐章需要独立存在的社会个体跳脱对他人的依赖，构筑一个属于自我独立自强的灵魂世界。唯此，个体的新鲜血液才能铸就精神世界的肌理，个体意识就拥有无限可能和创生性。

苏童小说在探询女性生存道路之际，大致描摹出女性在规训中受到重压的具体现状，但未能明确指出女性如何才能走出男权社会的藩篱。基于此，用全景敞视视域烛照女性的生命意识，可以为女性的生存提供一种生存哲思。小说通过女性悖谬性的生存困境的呈现，揭示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生存空间的规训和钳制以及个体欲求与“他者”欲望之间的巨大罅隙和独立人格的付之阙如，传达出创作主体对女性生命向度的思考，从中显露出女性只有开拓自己的“半边风景”和摆脱历史强力赋予的惰性以及建立独立的人格才能走出困窘，谱写出“娜拉出走”之后的新篇章。与此同时，创作主体还赓续了“人的文学”传统，于深层的思辨中反映出女性要为自己的灵魂寻找精神家园的内在的精神需求。这种思索下，女性的生存意识逐渐上升到人类社会形而上的诗意生存，人道主义的光辉照射进现实，从中传达出深刻的主题，即如果人类要保持自身命运的和谐发展，就要向灵肉一致、身心统一和独立人格的生命诗学靠拢。只有这样，人才能摆脱世俗的羁绊，拥有神性和超越性意志，形塑更加健全的人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拥有世界，拥有自身的生命，才能激发个人意志的强盛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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