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州服装国货运动实施方略及发展特征
时间：2023-03-26 23:10:0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罗亦乐
(广东培正学院 艺术学院,广州 510800)
清末明初,一系列抵制外货运动的开展,不断催生了民众的国货意识,至1928年“济南惨案”的发生,以及金价暴涨、贸易入超的经济难关,进一步催化了广东省国货运动的迅猛发展。广州作为岭南地区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基地,同时又是近代孕育革命的发源地之一,其独特而多元的背景成就了广州服装国货运动在中国近代服装业国货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在这一场官、商、民广泛参与的政治经济运动中,广州吸取了之前历次抵制外货行动失败的经验,以一种较为理智和切合当时时代背景的方式来表达着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怀。虽毗邻港澳,增加了国货事业的难度,然亦开展得有声有色。目前学术界针对近代国货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货团体、国货活动、国货运动中相关人物,以及经济民族主义、消费主义等方面,其中,较为权威的是1998年潘君祥的《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1]。而进一步围绕服装业国货运动相关问题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服装类国货广告、服装行业国货活动、国货西服业等方向,如张竞琼等的《近代国货服装爱国主义题材广告研究》[2]、丁乾琨等的《近代上海与天津国货西服业之比较研究》[3],其研究对象针对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并未涉及广州国货服装业的研究领域。本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调研检索广州市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等单位与近代广州服装业及近代广州国货运动相关的报刊杂志、档案文献等史料百余份,阅读相关学术专著及论文40余篇,其中重点对《广州民国日报》《广州市政日报》《广州国货汇刊》《国货调查报告》等文献史料进行分析和数据统计,并就广州服装行业国货运动的实施方略、背景及特点进行探讨,总结其在近代服装业国货运动中的示范性和先进性及对当今本土服装品牌发展的启示意义。
1.1 国货服装的定义
有关国货标准的界定,在1928年国货调查委员会议定的《中国国货暂定标准》中有较为明确的说明,根据资本、原料、经营者、工作者四项依据,将国货标准分成了六等。国货原则是应基本符合“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国人工作”的条件[2],原料应充分采用国产,必要时采用的外国原料应是无相当之本国原料可代用者为限;必要时采用的外资资本、外国技师等,皆有不得妨碍主权之条件。因此,国货服装与服装款式无关,从四个条件出发满足国货标准和原则即可。
1.2 时局与国货运动的兴起
近代国货思潮的产生最先由抵制外货引发,进入民国之后,逐渐由单纯的抵制外货发展为“提倡国货”,迎来了国货运动的全新局面。1912年10月3日,中华民国颁布了《服制》,在制度上规定了“大礼服用本国丝制品、常礼服用本国丝、毛织品或棉、麻织品”[4],倡导了国民的国货意识。1928年“济南惨案”的发生,掀起又一轮的反日运动,以此为契机,广东省政府公布了国府提倡国货计划[5],以图提倡国货、自救救国。同时,1930年的金贵银贱风潮,广州各界发出“提倡国货以资补救,而裕国民经济”[6]的呼声,成为了广东地区国货运动蓬勃发展的外在诱因。
鉴于历次抵制外货运动的失利,“商人以私人经济为主体,而少顾虑国民经济如何;政府的宣传不能普遍和永久;甚至有一二次的排货运动以破坏旧存洋货为第一步目的……故此,在抵制时期,尽管由入超而变成出超,也不过是刹那的好现象,结果是国货依然黯淡无光,洋货却不住地剧进”[7]。此次国货运动在整体规模、实施措施、意识倡导上进行极大地调整,尤其体现在各部门联合在振兴实业、精炼技术、宣传教育、国货市场的统筹等方面的行动与成效。
2.1 国货市场的统筹建设
近代企业家们意识到,其一,现国人采用外货已成习惯,更有多数消费者,对于国货外货,无从分别。“纵其有提倡国货之心,奈无分别之决断,往往为外货装潢美丽、价格便宜所炫惑”。其二,部分奸商为谋取利益,不顾商业道德,把外货改换招牌,冒充国货出售,则消费者更懵然不知。因此,国货市场的建立迫在眉睫,“既可免上述诸弊,而营业者更可集合于一所,陈列国货,互相观摩。制造者,亦得以借镜,并可借此得以团结,一致与外货竞争”。1930年2月,社会局组织召开会议,“拟将城隍庙地址(广州市惠爱东路)改为国货市场,而资提倡国货”,并确定“庙址内新旧建筑各店铺,由业主招商乘批营业,一律以国货为限”[8],以此顺利组织和监管国货市场。
2.1.1 筹备国货陈列馆
1931年11月27日,国货陈列馆举行成立典礼,附设于社会局内,“俾各工厂家观摩改进,而市民亦永留深刻之印象”[9]。并拟定“开放时间自每日上午9时至下午5时;参观者对于陈列物品之品质及馆内布置如有所品评,可向管内索取品评薄用以书述;如有意采购物品,有专人帮忙查询出品人地址及价格”[10]等多条组织章程。
2.1.2 设立国货征销场
国货征销场的设立与国货陈列馆相辅相成,陈列馆陈列国货,使国人识别国货,使商家相互学习良性竞争,而征销馆可在人们参观国货的同时,便利选购产品,“于推广国货,当有较大效能”。1933年10月,于国货陈列馆楼下,“设摊位22个,每个摊位每月只收10～20元,定于1934年1月6日开幕”[11]。同时,为了保证国货市场的质量,社会局制定了完备的《国货征销场国货申报简章》《管理规则》和《摊位租赁规则》等,入驻商家须先填写“国货申报表”,查验属实,方得贩卖。
2.2 国货产品的振兴与监管
2.2.1 振兴实业、增加生产
民生之所以不能完满解决,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只是其一,中国实业不振兴却是主因。国货运动期间,政府对广东经济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颁布《广东三年施政建设计划》,发展近代轻工业,修筑公路,支持华侨和商人发展商业服务业,增加商业网点,刺激市场消费等,使市场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据广东省调查统计局统计,广州1929年、1930年、1933年、1934年这四年,商号开业总户数共17 281家,平均每年净增1 157家[12]。至1936年,服装业企业发展情况如表1[13]所示,从服装企业户数和从业人数的配比来看,每户企业约有5～80人的发展规模,突破了传统家庭式商业规模。
表1 民国25年(1936年)广州市纺织服装业企业基本情况Tab.1 Basic situation of textile and garment enterprises in Guangzhou in the 25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36)
2.2.2 精炼技术、改良生产
历次抵制外货的“五分钟热度”,究其根本,仅凭弘扬爱国主义情怀来支持国货、抵制外货是不够的,更应该“精益其制造之技术、整美其货品之式样,然后能驾乎外货之上”,靠质量和设计赢得市场、振兴产业。
观这一时期的报刊杂志,可发现各大商店的广告中经常出现“专门技师”“集中省港名师”“款式新奇”等醒目字眼,可见各大商家对于礼聘名师、提高生产技术的重视,同时,在款式设计上不固步自封,紧跟时尚潮流,提高国货产品的时尚度。而“质料华贵”“耐用”“手工熨烫”“价值经济”等物美价廉的优势也成为最常见的广告亮点。
为监管整个国货市场,广东省建设厅成立研究洋货代替品委员会,对国货产品分类调查比对,将产品大致按照3类进行划分:可替代洋货之国货、无相当洋货可替代之国货及无相当国货可替代之洋货,“其可以以国货替代者,则令行采用国货,其无以替代者,则交工业实验所研究设计,酌量设厂仿造”[14],以便更好地改良国货。在1930年的国货调查当中,如图1所示,衣类产品中可替代洋货之国货221种(占比68%),其中成品衫、帽、袜、鞋等产品约33种,涉及的商标品牌18种,剩余基本都为面料品种,涉及的商标品牌约28个,以广州产地的“麒麟站地球嚜”“敎子嚜”的产品数量最为显著。而可替代的洋货中,日本产品及英国产品占比最多,分别为42%和34%,其余小比例占比产地有美国、德国、法国、印度。无相当洋货可以替代之国货84种(占比26%),有明确注册的商标品牌5个;无相当国货可以替代之洋货20种(占比6%),产品均为面料制品[15]。
图1 广州市衣类国货洋货种数之比较Fig.1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clothes in Guangzhou
由数据分析可知,衣类产品中无相当国货可替代之洋货仅占比6%,证明此时国货的竞争力已得到有效地提升,为国货运动的持续发展和服装实业的壮大奠定了基础。
2.3 宣传普及活动
为在商战中取得胜利,“除于最短期间举行大规模国货运动外,并应迅即举行提倡国货各种宣传,唤起民众注意”[16]。因此,“提倡国货,重在宣传”的理念被积极地予以实践,并抛开单一的宣传形式,结合文字、图案、口头、实物、表演等多种宣传方法,一方面尽可能地宣扬爱国主义情怀,号召大家选用国货;另一方面使国人认识国货、欣赏国货,激发其购买国货之热忱。
表2为国货运动期间各团体的宣传活动实施方略,其手段较以往的抵制运动更加多样化且创新化。如结合当代先进传播工具——广播、电影、报纸、巡行等媒介进行宣传;利用政界名流的社会影响力进行宣传;通过学生演讲比赛、论文比赛、服装比赛等活动扩大宣传;采用西方流行之服装静态展览及动态表演的方式进行宣传等。
表2 国货宣传活动总览Tab.2 Overview of domestic product promotion activities
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当属1931年与1932年举办的两次国货展览会,据报道,广州市第一次国货展览会从1931年1月10日至1月31日,观展人数平均每日达约18 000人,参加展览之出品家总数合计共358家[17],可见其社会普及度之高。根据1932年《广州国货汇刊》中对于参展出品及商号的统计,服饰品类如衫、袜、鞋、帽等产品的商号约58家,产品经审查之优劣最终获得优等等级的有5家,为精艺织造厂、利工民福记织造厂、联华毛织厂、上海足安袜厂及荣艺织造厂,出品为各式袜、毛衫一类;另有26家出品获一等级,19家出品未送会审查,因此未曾确定出品质量等级。另在最后的品售情况统计中,服饰品类的销售成交价额亦较为可观,表3为国货展览会服饰品类商号品售情况的不完全统计,其数额可充分证明国货展览会对于国货宣传的成效。
表3 广州市国货展览会售品场部分商号品售概况Tab.3 Overview of the sales of some brands in the sales market of Guangzhou domestic products exhibitions
另外,最为新颖且效果颇好的是国货展览会期间举办的动态国货服装表演。将所有各色国货衣料,制就男女老幼、中西样式之各种服装(图2),由广东省妇女提倡国货会会员穿着,于数十万群众面前表现数日,表演的服装样数达百余种。这种新颖而公开的表现形式可大大打破国人心中“国货不如外货”的成见。
图2 国货服装表演Fig.2 Domestic clothing show
2.4 政策强制与意识倡导
广州地处沿海,习染欧化,崇尚舶来之风已久,若只是劝以改用国货,势必推进缓慢。因此,广东省政府政策上强制与倡导并行,对于日用必需品,如纸张和布匹等,“先行强制采用国货,以图挽救”。而对于职业制服的规定,尤其是公务员及各学校教职员学生,必须带头服用国货,以示提倡。部分有关强制限用国货的法令规定如表4所示。
表4 部分强制限用国货的法令规定Tab.4 Regulations on the compulsory restriction of domestic products
2.5 国货广告的渗透
除了各机关部门倡导国货外,近代广州的各服装企业也积极参与进来,以广告的形式对本公司服装产品进行宣传,诱发其购买欲望,同时亦可进一步完善国货宣传的路径。在各国货广告中,各公司对于国货的宣传手段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借力打力,利用时事背景造势;第二种,突出口号式的国货宣传标语,激发读者爱国情怀的共鸣。
2.5.1 利用时事背景造势
利用时事背景造势即结合当时的时事政策,开展适当的销售活动以达到更好宣传的目的。如中华国货公司的广告中,先以大号的几个字“标准服装规定”吸引眼球,因“不用国产质料,即属违反标准服装规定”,进而引出自己公司有国产绸缎布疋,可定制标准新衣,且“工价最廉、交货最速”(图3)[29]。1935年6月8日,广州市学生救国联合会举行全市学生国货演讲比赛。与此同时,大新公司于6月9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刊登广告,提及国货演讲比赛之事,并表明借此机会,“为唤起各界普遍认识国货起见,公司于6月8日起将举行第四次国货推销大运动”(图4)[30]。
2.5.2 爱国主义共鸣
此类广告主要利用文案、宣传标语等形式来体现爱国情怀,在第一时间抓住国人的爱国情绪,建立情感共鸣,达到宣传产品的目的。如南华国货庄的广告语开篇即说“际此国难日亟提倡国货,实为救亡”,再表示自己出售各名厂国产用品,且定价公平、品物精美(图5)[31]。国华织染公司的广告中突出显示“中国人请用中国出品制衣服!”的标语,第一时间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情绪(图6)[32]。
图3 中华国货公司广告Fig.3 Advertisement of China Domestic Product Company
图4 大新公司广告Fig.4 Advertisement of Daxing Company
图5 南华国货庄广告Fig.5 Advertisement of Nanhua Domestic Product Store
图6 国华织染公司广告Fig.6 Advertisement of Guohua Weaving and Dyeing Company
诸如此类的广告还有很多,大都依托情怀,将购买国货的行为上升到爱国的高度,并紧密联系到每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部分国货广告中的爱国标语如表5所示。
表5 《广州民国日报》中部分国货广告宣传标语Tab.5 Partial dvertising slogans of domestic products inGuangzhou Republic Daily
3.1 趋“理性化”的倡导方式
区别于历次“五分钟热度”的抵制外货行动,这一时期的国货运动开展得更为理性化,能正确认识到“国货”与“消费”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平衡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不再一味地消耗国人的爱国情怀来抵制外货、推行国货,而是通过各种手段和努力提升国货产品质量与国货品牌知名度。政府也更加注意发挥其引导与监管的作用,一方面着手增强国人的经济主权意识与国货意识,另一方面慢慢提高国人对国货商品之热忱。
3.2 多元社会力量的参与
此次国货运动是一场官、商、民广泛参与的政治经济运动,所涉及的社会力量非常广泛。根据整理的相关信息,除了广东省政府各机关如党部、社会局、宣传部、建设厅、工商部、财政部、公安局等积极统筹工作之外,更有广东总商会、广州市商会、广东妇女提倡国货会等民间团体开展形形色色的活动来支持国货运动,推动国货运动中商民联合的局面。尤其在国货服装的推广方面,妇女提倡国货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定期组织家庭访问、劝用国货,并举办了各种国货服装表演、比赛、演讲、展览等活动,对于妇女服用国货有相当帮助,更可促进妇女界自身之觉悟。
3.3 强于其他地区的环境障碍
广州地处中国的南大门,毗邻港澳,为走私偷运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据1935年《广州民国日报》上的报道“于永汉、太平、惠爱、惠福、中华、十八甫、南华等路及长堤一带,均发现此种奸小商贩”,可知走私之猖獗。虽政府严防打击,“一经缉获,除将私货悉数没收外,并照所获私货五倍处罚,所有匿藏接运私货之商店货仓住宅轮船货艇,均予标封投变充公”[33],并通令国货商号工厂一律用中文标语,不得用外文或其他花色文字,防范冒牌国货,但走私之风未能杜绝,依然成为广州地区国货运动的强大威胁。
近代广州服装国货运动的开展,在支持全国国货运动、促进港澳地区发展国货事业、创建国货服装品牌、振兴国货服装实业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虽相对复杂而多元的背景使其国货运动面临一定的难度,但各机构团体齐心合力,通过各种战略措施如举办展览会、陈列馆、征销场、多种国货宣传运动等,将国货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成效颇丰。在第一次国货展览会的20余天中,已填报统计的服饰品类销售金额就达约15 000元,虽不是销量之冠却也十分可观。且这一时期许多引进西式机器装备的新工厂建立起来,如花衬衫料、短筒和长筒棉袜、棉毛短上衣、棉汗衫背心、橡胶底布鞋、人造丝袜等以前求之于国外的产品,现已能在本地生产并品质卓然。据《粤海关十年报告》中的数据统计,1931年以来舶来布匹世道不佳,广州进口的人造丝绸仅达1930年的1/5,外国本色衬衣布由1930年的43 433匹降至12 631匹,这与国货运动的发展及国货商品的畅销有必然的联系。
广州服装国货运动实施过程中,政府的统筹与跟进、各阶层团体力量的配合、国货企业自身的努力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中对“国货”与“消费”关系的理性认识、对国货公司及国货品质的创新提升,是保证国货商品长期具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也是当今本土服装品牌发展需关注的要点。
《丝绸》官网下载
中国知网下载
猜你喜欢 国货广州服装 让人心碎的服装趣味(作文与阅读)(2021年9期)2022-01-19没有叫停！广州旧改，还在稳步推进……房地产导刊(2021年12期)2021-12-31千年国货奶茶店小哥白尼(趣味科学)(2021年8期)2021-11-20路上那些记忆中的国货老物件新作文·高中版(2021年11期)2021-06-07117平、4房、7飘窗，光大来惊艳广州了！房地产导刊(2020年11期)2020-12-289000万平！超20家房企厮杀！ 2020年上半年，广州“旧改王”花落谁家?房地产导刊(2020年7期)2020-08-24多彩广州小读者(2020年4期)2020-06-16国货之光女报(2019年7期)2019-11-16现在可以入手的mina风高性价比服装米娜·女性大世界(2016年9期)2016-12-02服装家纺个股表现股市动态分析(2015年20期)2015-09-10 相关热词搜索：国货，方略，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