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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机管理中组织和个体叙事特征与互补策略——以华为“孟晚舟事件”为例

    时间:2023-03-27 08:05:0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蔡宁伟, 葛明磊, 张丽华

    (1.中信银行总行 合规部, 北京 100075;

    2.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首都干部心理素养与领导力研究中心, 北京 100044;

    3.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人事学院, 北京 100086 )

    企业危机管理和企业叙事都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部分,共同构成企业发展的历程[1-2]。陈晔认为:叙事方法对管理理论建构多有助益,如更好地表达管理理论“思想”、更好地解释管理理论中的“关系”、提升管理理论的情境性、与后现代管理学的理念更一致等[3]。何伊凡认为:企业真正存在于叙事之中,它由无数故事、金句与信念构成,是个体命运和集体命运的交汇与碰撞,最终形成组织共情[4]。不难看出,企业叙事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客观体现,是包括企业危机管理、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文化建设在内的真实写照,是企业史的客观还原,也是企业发展的经验总结[5]。

    改革开放以来,在众多企业危机管理和企业叙事表达中,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因其产品和服务,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6-7]。其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为)的5G技术等成为国家建设数字中国战略的组成部分,直接与欧美企业竞争,并取得一定优势,由此受到美国的关注和敌视。“孟晚舟事件”名为扣押华为高管,实为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作为近年来中美外交博弈的焦点之一,当选2021年十大国内新闻之一。自2018年12月1日起,华为CFO孟晚舟女士(简称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期间因美方所谓“涉嫌违反涉伊制裁法案和涉嫌银行欺诈”提出引渡要求,被加拿大无端拘押,华为也遭受美方包括制裁在内的“极限施压”[7],面临较高的政治风险。直到2021年9月25日晚,孟晚舟终于获释并乘坐中国政府包机回到祖国。华为在“孟晚舟事件”中危机管理特别是叙事表达的策略和特征,尤为值得称道和总结——它既给予了企业界一种临危不惧、处乱不惊、化险为夷的理性参考、知性借鉴,也给予研究者一个典型的样本分析、案例参考。何伊凡认为:华为本来就是一家叙事维度丰富的公司,而“孟晚舟事件”必然会成为它发展史中的关键叙事[4]。但是,现阶段对企业叙事的案例研究还比较有限,针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典型案例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对比企业叙事与个体叙事的特征与策略。正因如此,“孟晚舟事件”可作为企业管理领域难得的研究案例。

    1.1 企业危机管理

    危机管理作为公共管理领域的范畴,可以上升到国家宏观视角[8]。而企业危机管理则通常视为组织微观领域问题,是企业面临重大突发风险时的分析、研判、对策和缓释等一系列措施,是企业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识别、灵机应变和同仇敌忾[1]。企业危机管理不仅体现了日常经营管理的水平,更体现了面对突发情况时的战略定力和管理能力[2]。毕竟在全球化浪潮中,各类突发情况、应急事件层出不穷,需要企业坚守战略、保持定力、冷静分析、沉着应对。

    在现实情境中,企业有的重大风险需要多年才能完全化解,耗时长、牵扯人员多、业务面广、问题复杂,稍不留神就容易面临选择困境,或者因战略失误而误入歧途,带来风险交叉和传染,最后导致破产清算等灭顶之灾。历史上,美国的安然事件、雷曼兄弟破产事件以及我国的德隆事件等企业受危机的典型案例殊途同归。在此严峻的背景下,企业在危机管理中的分析讨论、研判决策,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叙事表达、对策措施等应对策略尤为重要[1,9],关乎企业能否从容应对、化险为夷甚至起死回生。毫无疑问,无论制裁等“极限施压”,还是“孟晚舟事件”,都是企业危机管理的典型。王涛认为:一部华为成长史就是一部危机管理史;
    对于各种危机,华为一直在苦练内功,依靠产品和技术实现对对手的超越,争取在通信设备领域做到世界第一[6]。

    2.2 企业叙事策略

    企业叙事实际是企业经营管理的要求、记录和体现。企业叙事既有对企业内部干部员工的内部叙事,如中石油等国有企业“红头文件”[10]、华为等民营企业的总裁办电子邮件等;
    也有对企业外部社会公众的外部叙事,如公司公告等。有特色的、恰当的、积极的企业叙事和表达方式有助于讲好企业故事,促进企业文化建设和经营管理提升[11]。作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翘楚,华为受到了持续关注[12-15,7]。

    企业内外部叙事实质上承担了不同的作用:对内叙事一般根据文件、信件或邮件的内容,承担了任务部署、上传下达、凝心聚力等作用,常用于企业内部的管理、沟通和文化建设,是管理者、执行者、内部员工要求的结果[16]。例如,任正非坦言:“文件里面充满了哲学,充满了逻辑,充满了东西。”对外叙事一般根据公告、通报或报告的内容,承担了对外协调、要事发布、宣传交流等作用,常用于企业外部的经营、协调和宣传,是投资者、各类型股东、社会舆论交流的结果[17]。高群和彭澜提出企业叙事策略主要包括:讲述简洁,留有想象空间;
    情节起伏;
    事理结合,加以评论;
    整合多种传播形式[11]。由于企业叙事表达因对象差异,从而导致表达内容、手段和渠道内外有别,各有侧重,作用不同。现阶段,对企业危机管理的叙事研究还很匮乏,既有理论仍有待完善。企业作为组织叙事以及危机中的当事人进行个体叙事,在“解决危机”的相同目标下,是否具有不同的特征以及是否需要采取一致的策略,都有待于发掘和探讨。

    2.1 案例架构

    本文以关注华为在危机管理表达中的理性与感性这一问题为导向,将对华为的企业叙事策略,与“孟晚舟事件”中当事人孟晚舟的个体叙事策略作为“两线”对比和互动,借助编码分析和非参与式观察来发掘主要命题,提炼华为在“孟晚舟事件”这一危机管理过程中的叙事表达特征模型,尝试分析和解释华为如何化“危”为“机”,化险为夷。上述案例研究对象和关系,在研究架构中以实线来表示。此外,案例架构设计还关注了“理论研究线索”和“实践对策线索”的联系与影响,在研究架构中以虚线来表示,如图1所示。

    图1 本文研究架构Fig.1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is paper

    2.2 研究方法

    案例适合于研究发生在当代但无法对相关因素进行控制的事件,有利于展示某种现象及其当时所处情景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18]。企业危机管理案例特别是“孟晚舟事件”等典型案例,适用于案例研究的方法。为此,甄选了编码分析、非参与式观察这两种具体的案例研究技术,分别运用于研究的不同过程和阶段。

    2.2.1 编码分析

    在模型的构建过程中,对典型案例的相关文献,特别是新闻报道、研究论文中出现的对当事人访谈记录、录音整理、笔录、调研等一手资料整理成文,拟对这些二手文献(一手资料再整理)做编码分析。编码分析是扎根理论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可以借助编码来理解案例的主要对象和特征[19],进而挖掘企业和个体间的差异,解释“互补策略”机制。

    2.2.2 非参与式观察

    在“孟晚舟事件”命题、特征和模型等环节,由于企业和个体叙事存在一定差异,故将非参与式观察作为上述案例研究方法的有机补充。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禁,作为研究者很难参与,但可以作为“旁观者”的第三者身份来观察。这一方法更容易保持独立的判断,不受到其他环境因素影响,也不易影响被观察对象的行为,更易于得出准确评价[20]。

    2.3 信效度检验

    基于扎根理论的案例研究同样需要信效度的检验。基于信度、建构效度(也称构念效度)、内部效度、外部效度四个方面,本文对研究过程的信效度做了设计、记录和说明,对研究过程做了控制和检验。其中,建构效度的数据收集源自目前国内权威、全面、延续的中国知网数据库,包括期刊全文、重要报纸两类数据库,华为官方网站的公开声明以及权威媒体的报道;
    可实现不同数据库之间的交叉验证,例如期刊与报刊等,且新闻报道具有真实性、简明性、及时性的特征,有助于保证信度。详见表1。

    表1 数据信效度保证策略Tab.1 Assurance strategies of data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3.1 案例选择

    华为成立于1987年,总部位于广东深圳,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2013年,华为超越爱立信成为全球第一的电信设备商;
    2021年,华为连续六年蝉联中国民营企业500强首位。孟晚舟是华为主要创始人任正非的长女,1993年从前台秘书做起,2011年成为华为董事并任首席财务官(CFO),2018年接替任正非任华为副董事长并兼任CFO,在华为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在“孟晚舟事件”中,华为所处的叙事位置非常复杂:既处于舆论声望的高点,又是十面埋伏的中心,一言不当就可能授人以柄[4]。

    3.1.1 企业叙事——公司声明

    从华为官网、网络媒体遴选了华为针对“孟晚舟事件”的官方声明或公告,近三年来主要包括9份声明,合计约千余字,主要借助权威媒体和各类线上渠道发布,见表2。其中绝大多数声明非常精炼,最短仅18字。从公司声明的时效性上看,除第一份声明因“孟晚舟事件”突如其来的不明危机而间隔5天搜集信息和了解情况外,其余声明都非常及时且很有针对性,对应开庭、裁决等关键事件。

    以华为第一份声明为例,前半部分陈述客观事实,用“暂时扣留”一词,并未使用当时很多媒体所写“拘禁”或者“被捕”等。从“华为并不知晓孟女士有任何不当行为”这一句可见华为在危机管理中的表达水平。“并不知晓”不意味着此事没有发生,只是“不知晓”,体现了客观、公允。“公司相信……华为遵守……”两句的叙事主体是华为,即尽管“孟晚舟事件”虽然所获信息很少,难以判断,但无论如何华为都是遵守规则和法律的。考虑到孟晚舟作为任正非女儿的特殊身份,华为在声明中反而将公司和孟晚舟做了适度切割,并未表现出受到了巨大的冒犯和损害[4]。之后,华为开始在声明中表明态度,反应及时迅速,立场坚定清晰,但依然很克制。在对抗性的交流中,华为的声明掌握好了分寸,既不说过头话,也不会不到位[4],避免了过犹不及和词不达意。本研究还从期刊、报刊和权威媒体中甄选了华为针对“孟晚舟事件”的表态,作为上述公司公告的验证。总体来看,报刊和权威媒体新闻报道与公司公告一致,多重数据来源的“三角验证”比较可靠。

    表2 华为对“孟晚舟事件”官方声明Tab.2 Huawei’s official statement on “Meng Wanzhou Incident”

    3.1.2 个体叙事——孟晚舟言论

    如前所述,从期刊中遴选了当事人孟晚舟本人在“孟晚舟事件”中发布的重要个人言论(包括信件、感言、演讲和提示等,见表3),合计不足4 000字,主要借助华为数字化渠道(华为《心声社区》)和个人数字化平台(个人微信)等发布。其中,最后一次声明即孟晚舟获释当天在加拿大法庭外、深圳机场分别发表的简短演讲。本研究还从报刊和权威媒体中甄选了孟晚舟作为个体针对“孟晚舟事件”的表态,作为个人声明的验证。总体来看,多重数据来源的“三角验证”比较可靠。

    3.2 编码分析

    3.2.1 公司叙事编码

    对华为在“孟晚舟事件”中的编码,贯穿危机管理的始终,鉴于篇幅所限,编码过程略。华为官方声明对各方诉求和态度比较明确。首先,对加方有四类主体,涉及12个核心编码、12个关联编码和13个初始编码。例如:对加拿大政府主要是呼吁及时公正处理,避免执法滥用程序和严重侵犯孟晚舟权利。其次,对美方有四类主体,涉及14个核心编码、14个关联编码和15个初始编码。例如:对美国政府主要是呼吁及时公正了结,指出其证据不充分、指控不成立、引渡不合法。最后,对中方有三类主体,涉及16个核心编码、18个关联编码和20个初始编码。例如:对公司自身主要是表明遵纪守法、继续以公司诉讼维护权利,强调相信孟女士清白、支持孟女士追求正义和自由。

    表3 孟晚舟对“孟晚舟事件”重要言论Tab.3 Meng Wanzhou’s important comments on “Meng Wanzhou Incident”

    3.2.2 个体叙事编码

    对孟晚舟个人在事件中的编码,涵盖了表3 的全部内容,贯穿危机管理的始终,鉴于篇幅所限,未提及编码过程。与华为官方声明相似,孟晚舟对各方诉求和态度都比较明确;
    与华为官方声明最大的不同在于,孟晚舟根本不提及华为官方声明涉及的加拿大政府、美国政府等相关涉事主体,完全避而不谈,既不做评论也不表明态度,转而交给更专业、理性的企业和律师团队来表达。首先,对加方只包括支持者一类主体,涉及4个核心编码、5个关联编码和6个初始编码;
    其次,对美方不涉及任何主体;
    最后,对中方有九类主体,涉及40个核心编码、49个关联编码和58个初始编码。

    4.1 命题归纳

    借鉴“热奈特叙事理论”叙事时间、语式和语态三个维度[17],结合编码结果进一步延伸,从时间、内容、篇幅、态度、对象等五个维度来总结和提炼。纵观“孟晚舟事件”,华为官方声明如同严谨的律师文件,有明确态度,没有情绪化表达;
    几乎不含形容词,也不含“谴责”和“抗议”。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时间是及时、针对的,内容是得体、客观的,篇幅是精炼、简短的,态度是明确、坚定的。在此背景下,如果华为站在“被伤害者”的角度,做出情绪化表达,很容易获得更多的同情与呐喊:创始人的女儿因未来通信权之争,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长期囚禁在异国他乡,一直带着电子镣铐,承受了“不能承受之轻”,特别能触动人们最原始的情感本能。而华为几乎放弃了可以博人同情的“感情牌”,尽最大能力把此事放进纯粹理性框架讨论,控制了叙事中情感力量。作为一家经历艰难困苦才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华为深知情绪解决不了大问题,破局需要表面上讲程序,背后看实力,故企业叙事策略是将自己描述成为一家有效控制情感且“鲜有形容词”的公司。同时,华为对“孟晚舟事件”的声明发布得非常及时,符合面对危机事件企业应在第一时间披露信息的观点,以满足投资者的信息需求,更好地把握危机沟通管理中的主动权[21]。

    命题一:企业在危机管理中的核心特征是冷静和理性;
    企业在危机管理叙事策略的核心特征是内容客观、表述精炼、发布及时、态度明确,叙事对象应包括危机的主要涉事方。

    如果企业在危机管理中必须承担理性、客观的特征,那处于企业危机管理“旋涡”的当事人该如何表达?是否可以采取与企业叙事表达相一致的叙事策略?从“孟晚舟事件”的案例来看,答案可以是否定的:孟晚舟本人采取了几乎与企业叙事策略几乎相反,或者称之为“互补”的个体叙事表达策略,避免针对危机的主要涉事方而针对各类支持者,且叙事在逻辑理性的同时带有一定感情色彩。何伊凡认为:“当孟晚舟在多年之后再次出现在深圳机场,具有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描绘的叙事色彩:英雄离开我们所知的世界……在那里他或被囚禁或陷入危险中……而他的回归被描述为从遥远的地方返回,带有非同寻常的意义[4]。”事实上,孟晚舟不仅承担了自身责任,也承担了企业义务,更承担了一个国家发展与抗争的不屈历史。孟晚舟在深圳机场深情感慨:“回首3年,我更加明白,个人命运、企业命运和国家命运十指相连,祖国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因此,对中国人而言,“她”已经是“不畏强权、不惧强力”的化身,“她”顺利回国,提高了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过程中的向心力、战斗力和凝聚力。

    命题二:企业危机管理中当事人的叙事策略可以带有感情色彩,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或不利情境时;
    最优策略是理性为先、兼顾感性,避免针对主要涉事方,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4.2 模型构建

    结合上述命题,不难看出企业和个体在企业危机管理中的叙事策略差异,构成叙事策略的五种“互补”特征:一是叙事时间策略,企业叙事表达及时(关键事件前后),个体叙事表达适时(甄选适当时间);
    二是叙事内容策略,企业叙事表达理性(客观得体),个体叙事表达感性(感性理性兼顾);
    三是叙事篇幅策略,企业叙事表达精炼(字斟句酌),个体叙事表达丰富(可以较长篇幅);
    四是叙事态度策略,企业叙事表达明确(连续且坚定),个体叙事表达单一(感谢为主);
    五是叙事表达对象,企业叙事表达全面(包括所有主要对象),个体叙事表达聚焦(主要针对支持者)。这种互补使得华为在面对“孟晚舟事件”这一危机管理时各有分工、游刃有余,最终用三年时间的“组合拳”化压力为动力,实现了转“危”为“机”、化险为夷的企业与个体的“双赢”。对此,尝试建构了图2“孟晚舟事件”中企业和当事人的叙事策略互补模型,在理论上完善企业叙事策略、个体叙事策略的对比与互动这一空白领域,在实践中给予其他中资企业一种有效的叙事策略借鉴。

    如图2模型所示,华为作为企业的叙事表达尽力避免牵扯国家诉求,采取了更加客观的叙事策略,极力避免企业危机的扩大化,针对性解决危机,突出了“就事论事”的策略。

    令人欣慰和感动的是,中国政府始终没有忘记华为,始终没有放弃孟晚舟,采取了坚决的态度和策略。2018年12月6日,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应询就加方逮捕中国公民事发表谈话:“加拿大警方应美方要求逮捕一个没有违反任何美、加法律的中国公民,对这一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并强烈抗议。”2021年7月26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时提出“两份清单”,包括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要求。2021年9月25日,外交部发言人应询表示:“事实早已充分证明,这是一起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事件,目的是打压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对孟晚舟所谓‘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就连被美方指为‘受害者’的汇丰银行也出具了足以证明孟女士清白的文件。美国、加拿大所作所为是典型的任意拘押。”相比之下,法国阿尔斯通涉诉和拆解案例则令人唏嘘:当事人作为时任高管并未得到企业和国家支持,遭受“长臂管辖”构陷而锒铛入狱,公司被迫拆分,其电力业务被迫出售给通用电气[22]。对此,华为作为企业不方便声明的内容,孟晚舟作为个人则可以充分表达感激之情,在聚焦叙事对象的同时心怀感恩,这在图2中也有体现。

    图2 “孟晚舟事件”中企业和当事人的叙事策略互补模型Fig.2 A complementary model of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the enterprise and the concerned individuals in “Meng Wanzhou Incident”

    结合图2的模型,进一步将“孟晚舟事件”抽象提炼为企业危机管理,总结归纳出图3企业危机管理中组织和当事人的叙事策略互补模型。在企业危机管理中,组织叙事策略和个体叙事策略存在很大的不同。对组织而言,组织利益最大化是其根本目的,因此企业危机管理情境下组织的最大利益是及时有效化解、平稳度过危机。因此,组织叙事最优策略是针对相关涉事方分门别类,集中企业资源和组织力量尽快冷静、理性解决问题,针对性解决危机,避免危机扩大化。“孟晚舟事件”中的个体作为企业高管,与企业危机管理深度绑定,只有企业危机得以化解,个体危机才能迎刃而解。如模型中①、②、③代表的三种解决路径所示,组织和个体分工负责,共同推动危机解决。其中路径①和箭头代表了企业对危机的解决方式和顺序;
    路径②和③以及箭头代表了当事人对危机的解决方式和顺序。

    图3 企业危机管理中组织和当事人的叙事策略互补模型Fig.3 A complementary model of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concerned individuals in enterprise crisis management

    但是,个体与企业特征天生存在差异,且个体叙事很难做到企业叙事的内容理性、篇幅精炼、态度明确、对象全面,毕竟组织叙事一定是企业集体决策的理性结果。因此,个体叙事策略可以基于基本逻辑和内容理性,但内容兼顾感性、篇幅更加丰富、态度倾向单一、对象更为聚焦,主要针对各类支持者。以孟晚舟后三篇个体叙事为例,这三篇均未刻意强调“公司”,而是用股东等代替。这一设计完全是基于华为的斗争策略。这个事件的主角是孟晚舟个人,尤其是在国外媒体面前,强调个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远比公司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更能引起媒体受众的共情,所以将孟晚舟和公司进行“切割”非常必要[23]。综上,个体叙事的最优策略是针对各类支持者建立化解危机的“统一战线”,既包括涉事方的支持者(如加拿大的支持者等),助力从涉事方内部解决问题,也包括其他方面的支持者(如各国供应商和客户等),助力从涉事方外部解决问题,全力营造涉事方内外部同情、理解、支持的舆论氛围。在及时化解企业危机的统一目的引导下,这一组织、个体协同分工的叙事“互补策略”,形成了“殊途共归”的差异化叙事线,最终实现目标。

    5.1 研究意义

    首先,在案例研究上,“孟晚舟事件”是华为作为典型高新科技中资企业遭遇的重大危机管理案例,主要表现为持续时间长、涉事方面广、打击强度大、惩罚措施严、社会关注高。孟晚舟作为华为高管、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长女、公民个体“三重身份”,具有案例选择中难以企及的代表意义。根据编码分析归纳出了两个命题,区分了企业和个体在危机管理中的叙事策略。企业在危机管理中的核心特征是冷静和理性,企业在危机管理叙事策略的核心特征是内容客观、表述精炼、发布及时、态度明确、对象全面;
    企业在危机管理中当事人的叙事策略则可根据个体实际与之相反,形成互补的叙事策略,共同实现危机管理的目标。

    其次,在理论构建上,本研究属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范畴,聚焦于叙事结构、叙事话语等[17]。依据上述两个命题建构了企业危机管理中组织和当事人的叙事策略互补模型,尝试总结和解释上述案例中的若干叙事策略。从而在理论上努力完善企业叙事策略、个体叙事策略的对比与互动,发掘了两者的特征和差异,提出了组织叙事策略更倾向就事论事、避免事件扩大,个体叙事策略更聚焦叙事对象且心怀感恩,从而尝试团结“统一战线”,争取社会舆论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有助于完善企业危机管理理论中的策略和选择,也有助于健全企业叙事策略中的主体和选择。“孟晚舟事件”作为案例的理论贡献还启示:如果企业危机中的当事人管理得当,依托企业与个体不同的角色定位,不仅有助于通过叙事管理自我,还有助于通过叙事帮助企业,共同经历危机的考验、携手渡过管理的难关。

    最后,在实践应用上,“孟晚舟事件”的叙事策略这一案例在实践中给予其他企业特别是中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走出去”过程中面对危机时可采取的一种有效的、成功的叙事策略,值得学习借鉴。陈晔认为:叙事研究在案例研究等质性研究方法中发挥的价值不可忽视,应倡导在管理理论构建中的应用,对管理思想形成和传播具有积极作用[3]。企业叙事作为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在企业遭遇危机管理的过程中更加值得关注和研究。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特别是针对华为等领先企业的案例研究仍凤毛麟角,本研究恰恰尝试补充和丰富这一领域,具有一定原创性和开拓性。

    5.2 研究局限

    囿于研究者的时间、经验和经历,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受制于研究设计和篇幅,主要将华为声明和孟晚舟言论作为研究对象。事实上,本研究关注到华为创始人、孟晚舟的父亲任正非同样承担了重要角色。“孟晚舟事件”后,他以宽广的格局、坚韧的意志、宏大的叙事、超人的毅力前所未有地连续接受国内外几十家重要媒体的采访,不厌其烦地解释华为的战略定位、业务安全,实事求是地分析孟晚舟的影响有限、难以接班,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了华为的业务发展,推动事件妥善解决。其次,我国政府对“孟晚舟事件”倾注了大量精力,高层英明决策、直接推动,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研究聚焦于企业层面,虽然考虑了这类宏观因素,但存在宏观和微观领域的差距,难以纳入命题和模型之中。最后,尽管收集了比较全面的资料,但孟晚舟的言论可能还存在别的渠道或者法律途径,难以进一步考证吸收。

    5.3 展望与建议

    高群和彭澜提出企业叙事需要在内容上包含真实可信、情感共识、绩效导向和行为预期四大要素[11]。周晓虹等针对个体叙事和企业叙事互动补充不足的情境,特别号召:宏观叙事需要微观叙事的补充,企业叙事也需要个体叙事的补白,从而形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色彩斑斓的历史“既视感”[24]。可能由于“孟晚舟事件”持续时间长且刚结束不久,目前对此案例研究还相对有限,本研究在此抛砖引玉、先行一步。未来期待更多的研究者加入进来,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探索更多中国企业进行危机管理的典型案例。随着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未来企业在全球化浪潮中还可能将遭遇各类不同的危机,这些危机作为管理研究的重要素材和优质对象,值得持续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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