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周刊文艺栏目及其影响研究

申朝晖，徐姝瑶

(延安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作为能够带领我们重返历史现场的媒介，报纸、杂志能够清晰地展示某段特定历史时期的细节，有利于我们洞悉文艺作品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报纸、杂志相辅相成，共同展示出了某段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百态。中共中央百年以来的党报党刊记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勠力同心的辉煌历程。作为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的社论、时评、理论、文艺等栏目刊发的文章代表着党在这一时期各方面的主张、态度。《解放》周刊强有力地宣传了中共中央的抗日方针政策及理论主张，其文艺栏目以文学方式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风貌，起到了鼓舞各根据地人民斗争热情的作用。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与抗日战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的重要文章，这些文章成为学界研究《解放》周刊在宣传抗日战争、传播和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等方面发挥何等程度作用时的重点关注对象。事实上，《解放》周刊的文艺栏目在宣传抗日战争、传播和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等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可能是因为难以完整地挖掘、掌握大半世纪之前的战乱时期的史料，所以很多研究者仅关注到《解放》周刊文艺栏目刊发的某些影响力较大的文艺作品，没有将文艺栏目作为《解放》周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展开整体研究。实际上，将《解放》周刊的文艺栏目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一方面能够呈现整风之前延安文艺的风貌，透析延安文艺发展、繁荣的过程，另一方面能够结合社会状况对当时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理性分析，有利于展开《解放》周刊文艺栏目对后续党报党刊文艺副刊、文艺刊物的影响研究。

1937年初，迫于国内战争形势及根据地建设要求，中共中央从保安(今志丹)迁到延安，随即成立了中央党报委员会。中央党报委员会由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周恩来、凯丰(何克权)组成[1]，1937年4月24日创办了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由张闻天任总负责，吴亮平担任编辑主任，廖承志与徐冰先后担任秘书长并主持日常工作，廖承志、李初黎、吴冷西等先后担任编辑。《解放》周刊的编辑团队，从总编辑张闻天到编辑人员都有过编辑杂志的经历，不仅学贯中西，而且熟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解放》周刊偏重于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扎实基础。总编辑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早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就积极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国较早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传播者。毛泽东也极为重视《解放》周刊，曾亲自问询、指导过编辑人员，并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如朱德、刘少奇、王稼祥、任弼时、周恩来等也十分关心《解放》周刊的出版发行工作，他们不但撰写文章在《解放》周刊上发表，而且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宣传《解放》周刊，创造一切条件帮助《解放》周刊在全国各地进行翻印和出版发行。

《解放》周刊创刊时没有作发刊词，但是在《<解放>二周年纪念》一文中作出了清晰的官方定位：“本报不但是全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而且也是全中国民族、人民的喉舌”，“希望本报能继续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以致力于中华民族、人民的解放事业”[2]。从第17期开始，毛泽东亲自为其题写刊名；
全面抗战一周年时，又特意为其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争，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1)见《解放》周刊1938年7月1日第43-44期第1页。，实际上是明确了此后刊物的口号。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围绕着抗战及边区发展刊发了许多高水平的理论文章，充分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在多方强力支持下，除了陕甘宁边区，《解放》周刊在西安、上海及港澳地区也有大量发行，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由此可见，在延安前期，《解放》周刊代表着党的声音，有着很高的政治站位。

《解放》周刊的文艺专栏刊发了大量具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多方面、多层次、多维度再现了战争状态下真实的历史细节，是《解放》周刊产生重要影响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解放》周刊的编委会成员中并没有专业文艺工作者，但编辑人员多参加过文学社团，从事过文学创作。如，总编辑张闻天在五四时期不仅翻译、介绍外国文论与文艺作品进行文学创作活动，而且还参与过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因此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党报党刊的文艺专栏有着深刻认识与理解。而李初黎早年曾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求学，是后期创造社的骨干成员。得益于此，《解放》周刊的文艺栏目发表了很多见解新颖、观点独到的文艺作品。但与一般的文艺刊物不同，作为影响较大的党报党刊，《解放》周刊文艺栏目所刊发文艺作品始终保持着正确的政治立场，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喉舌。在《前线画报》《文艺突击》《草叶》《谷雨》等纯文艺刊物出现之前，延安早期的文艺作品一般刊发于《新中华报》和《解放》周刊的文艺栏目上。与《新中华报》一样，《解放》周刊也没有开辟专门的文艺副刊，只是以栏目的形式呈现；
不同的是，相较于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的《新中华报》，《解放》周刊的文艺栏目不仅在作家构成、作品来源上有更严谨的政治考量，而且在艺术水准上也有更显著的提升。

从数量与质量来看，《解放》周刊共发表时评、论著、翻译、通讯等1 100余篇，其中文艺作品只有67篇，但这些文艺作品大都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与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个别作品还体现出作家研精阐微的创作功力。就《解放》周刊所刊登文艺作品的时间来看，大多作品的完稿时间与刊发时间相差不到一个月，有的甚至只有几天。如，丁玲的《文艺在苏区》写于1937年4月15日，发表于《解放》周刊1937年5月11日第3期；
成仿吾的《爱国犯》写于1937年6月3日，发表于《解放》周刊1937年6月22日第7期。这充分说明《解放》周刊刊登的文艺作品多是应时而作，能够代表当时边区的文艺发展状况。但这些文艺作品并非都是短平快的急就章，如雷铁鸣在《解放》周刊1937年6月28日第8期第24-26页发表的《戏剧运动在陕北》，相比他1938年2月10日在《新中华报》“戏剧问题专栏”上发表的4篇文章，不但篇幅更长，而且思想更为深刻、艺术更显圆熟。《解放》周刊文艺栏目发表的文艺作品在当时及后来都有较大影响力。如，作为丁玲在延安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一颗没有出膛的子弹》对革命战士“小红军”的塑造颇具匠心；
柯仲平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解放》周刊第41-42期连载)能够代表解放区文学在民族化、大众化运动中的实绩；
周扬的《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解放》周刊第41期)在边区及国统区都引起了较大反响。

从文学体裁来看，在《解放》周刊发表的67篇文艺作品中，以通讯、报告文学、速写等为主要形式的散文有39篇，散文的大量涌现是延安时期文艺界创作状况的一个真实剪影。散文可直抒胸臆且短小精悍，采用这种文体能够更便捷、迅速地宣传我党抗日救亡的理论主张，因此，当时不但众多新闻工作者、文学爱好者乐于进行文学色彩浓厚的通讯写作，就连许多原本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也投身于通讯、报告文学等散文创作中。如，知名作家丁玲在《解放》周刊第1卷第3期发表了通讯《文艺在苏区》，小说家舒群在《解放》周刊第1卷第28期发表了散文《日本马与日本兵》。但散文的大量涌现并不代表《解放》周刊所刊登文艺作品内容空洞、形式单一。一方面，《解放》周刊还刊登有速写、传记与杂文等文学作品，文体较为多面化；
另一方面，《解放》周刊时常出版特辑或专刊，如“纪念抗战一周年特辑”“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特辑”“妇女节纪念刊”“五一劳动节和五四纪念刊”“七七纪念刊”“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特辑”“二七特辑”等，发表了许多具有纪念意义的文艺作品，内容十分丰富。在纯文艺作品方面，《解放》周刊发表有4篇小说、3首诗歌、2篇文艺理论、14幅木刻，相对散文来说数量较少，且小说还集中发表在1937年10月之前。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如下：一方面，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使纯文学难以满足抗战宣传的需求；
另一方面，随着边区文化建设持续发力，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印刷技术逐步提高，边区的文艺组织、社团纷纷开始创办刊物，如文抗创办了《文艺突击》《大众文艺》《谷雨》、鲁艺草叶社创办了《草叶》等，众多纯文艺作品有了更多发表地选择。所以，《解放》周刊刊发的纯文艺作品较少，并不代表边区文艺越来越简化、政治化，反而说明边区文艺已经开始走向繁荣。

《解放》周刊作为党报党刊，文艺栏目是其比较独特的一个存在。与时评、翻译等栏目相比，从创刊到终刊，《解放》周刊的文艺栏目并不是每期都固定存在的，而是随着社会政治时局的变化起伏不定、时显时隐，但却一直向着“为民族，为抗战，为真理”[2]8的方向前进。《解放》周刊包括文艺在内的各个栏目的发文宗旨都紧密契合刊名“解放”的深刻内涵——“向全党、全国和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是诚心诚意地要为实现中华民族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3]。《解放》周刊所刊发的文艺作品宣传了边区的文化建设，代表了党在抗战文艺上的主张，为民族解放贡献了强大的力量。

自1937年始，全国各地吹响了抗日救亡的号角，文学成为一种鼓舞全民抗战的重要武器。《解放》周刊于中共中央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期间创刊，其文艺栏目配合时事刊载了不少小说，用讲故事方式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如，第1期刊登的丁玲的小说《一颗没有出膛的子弹》，通过讲述一个小红军身上发生的故事，深刻表达了反内战、促团结的抗日主题。第4期刊登的吴奚如的小说《老革命碰着新问题》，把一个从小就参加红军的小青年叫做“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是国共合作后苏区可能变成特区、五星红旗帽可能变成青天白日帽，“老革命”对此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但即使帽子换了、名字变了，每个人对革命的忠诚却永远是不变的。作为中共中央的喉舌，《解放》周刊不仅对于时事政治具有着强烈的敏感性，而且还总能够及时刊登有关文艺作品去反映、反思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如小说《老革命碰着新问题》即是对国共合作背景下产生的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的反思。这也正如柯仲平在《边区自卫军》“作者按”中所说：“我们的文艺方向是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这方向统一着我们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我们正往这方向前进。”[4]这一时期，许多抗战文学作品情感因素过于浓烈，而《解放》周刊刊登的文学作品却能够理性与感性相结合，表达了深刻的爱国情感。如，成仿吾1937年6月22日发表在《解放》周刊第7期的《爱国犯》，把爱国青年称作“爱国犯”，讽刺了南京国民政府镇压抗日学生、爱国青年的暴行。舒群发表在《解放》周刊第28期的《日本马与日本兵》，通过塑造无知无辜的日本战马和受军国主义操纵的日本士兵形象，揭示了战争对普通人造成的伤害，表达了人们对战争的憎恶和对早日结束战争的期望，同时也展出了我们党对于日军战俘的宽容大度。艾青发表于第132-133期的《伸出的手》，以一双双手为意象，刻画了一个个在战争中受苦受难的普通人形象，表现了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痛苦与无助。《解放》周刊借助这些优秀文艺作品谱写了感人至深的“抗战华曲”，鼓舞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

通过刊发这些政治倾向鲜明的文艺作品，《解放》周刊为抗战时期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创作方向。莫休描写红军长征途中艰苦战斗的散文作品《抢桥》，是1942年出版的《红军长征记》系列作品之一，但尚未付印前就于1937年5月连载于《解放》周刊第2-3期；
丁玲的《文艺在苏区》详尽介绍了苏区文艺发展概貌，为苏区文艺正名；
成仿吾的《写什么》从抗战实际出发提出我们需要“国防文学”，倡议通过书写英勇事迹展现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解放区文艺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双重文化封锁时，雷铁鸣的《戏剧运动在陕北》向外界详细介绍了苏区文艺的繁荣景象以及苏区戏剧运动在反映抗战、宣传抗战中的实绩；
周扬在《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中指出：“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和推动现实所造就的形式，改变作家的生活，发动他们到战场上去，到游击区域去，到一切内地城市乡村中去。”[5]《解放》周刊直接站在抗战文艺立场上，对文艺工作者作出了方向性引导，发挥了党报党刊的领导作用。而且这种引导不是确立一个先入为主的结论，更多的是提出一个问题或方向供大家讨论。正如张庚在《剧本创作问题》中所说：“本文中讲到的问题是希望大家来讨论的。”[6]值得注意的是，在《解放》周刊文艺栏目发文的作者主体，并非党的领导人，而是文艺界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作家。他们从专业角度出发，以更为民主、包容的态度探讨文艺问题，比起外行指手画脚地指导文艺，无疑更中肯、更具说服力。这种自由开放的文艺创作理念与办报方式不仅扩大了延安文艺的社会影响力，也使《解放》周刊及其文艺栏目愈加有温度、有情怀。由此可见，《解放》周刊文艺栏目当时已经成为边区文艺的先声、旗帜，担负着宣传党的文艺思想的重要任务。

1939年到1941年，抗日战争逐渐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了严密的军事、政治、经济封锁，此时纯文学很难直接表达抗日救亡、团结御辱的文化诉求，亟需文学作品以更直接方式介入社会现实。张闻天在新华社通讯员大会上说：“抗战前线就缺乏通讯记者，因此前线上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无法传布出去，介绍到全世界去。这些事情如果给全国人民知道了，一定可以巩固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并使他们了解如何取得胜利的具体报道。”[7]顺应形势变化要求，《解放》周刊迅速减少小说、诗歌等纯文学作品发文量，大量刊登通讯、报告文学，直接担负起宣传抗日救亡的重任，用粗犷高亢的笔调描绘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英勇行动，激发人民大众爱国热情。如，反映东北人民在日寇铁蹄践踏下艰难求生的《铁蹄下的东北》，揭示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对冀东地区残暴统治的《冀东通讯——日寇汉奸统治下的冀东人民》，提出要保卫华北、收复东北、统一中华的《到前线去》，书写西安民众抗日救亡热情的《西安通讯》，展现西北战况和解放区军民生活的《西北线上》等。其中，国际友人安特尔撰写的通讯《华北一个抗日根据地的情形》，从域外文化视角展现出了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和爱好和平的愿望。《解放》周刊上的通讯与报告文学为鼓舞全民族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也起到了积极的舆论导向作用。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解放》周刊文艺栏目刊发的木刻版画作品也不甘落后，融理于情、寄情于画，向日寇发出了决绝的嘶吼与呐喊，表达了最为铿锵有力的抗日态度。如，坦克的《统一战线》、文韬的《血债必须用同样的代价偿还》《不要让日寇侵占寸土》、劫夫的《在陕北哨岗上》、李力的《援助二十九军去》、沃渣的《上前线去》《英勇的牺牲者》等木刻作品。此时期，延安解放区汇聚了许多优秀版画家，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引创作了大量具有强烈爱憎情感和社会导向性、影响力的作品，纠正了边区美术创作中存在的思想导向问题，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范围内的美术工作者提供了借鉴与指导。

为扩大在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的影响力，《解放》周刊文艺栏目重在刊登知名作家作品。这些作家大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长期的创作经验，在素材整理、文章构思、行文安排、情感处理等方面具有较为成熟的技巧。而且，很多作家在抵达延安之前已然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如受过五四思想启蒙的丁玲、吴奚如，参加过左联的周扬、张庚、舒群、艾青，深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范文澜、成仿吾、陆定一，熟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柯仲平、萧三等。他们有的是长期从事文学创作的专业作家，有的是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军事学等领域的文学爱好者。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非专业”作家中有不少当时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宣传工作方面的领导人，如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周扬、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等。这些“非专业”作家往往能够以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对陕甘宁边区的文艺活动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形成更加虑周藻密的理论文章。

《解放》周刊作为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创办的党刊，与其他报刊相较，在报刊定位、发文程序等方面更加严谨，也更具党性和权威性。在延安前期，《解放》周刊是“我们国内的一个最有权威的刊物……不仅在国内，而且其声名还远播于国外”[8]。根据张闻天1939年5月17日在中宣部会议报告上的陈述，《解放》周刊的出版是“中宣部最大的工作”，“共办七十余期，发行七十余万份，有几处翻印，比过去大革命时期的《向导》更广”[9]。《解放》周刊在第21期的征订启事上写道：“多订购一份解放报，多增加一分救国的力量！多介绍一份解放报，多充实一分抗战的影响！”[10]这种定位显然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高度一致。《解放》周刊的理论、时评、社论、文艺等栏目相互配合，为扩大报刊影响力，支持全民族抗战贡献了强劲力量。

与《新中华报》的文艺版面相比，《解放》周刊的文艺栏目更有针对性，且刊发的文艺作品代表了陕甘宁边区文艺创作的最高水准，扩大了边区文艺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如，丁玲的《文艺在苏区》、雷铁鸣的《戏剧运动在陕北》、周扬的《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等文章，向外界宣传了党的文艺理论主张，真实地描绘了边区文艺的繁荣景象。成仿吾的散文《写什么？》、丁玲的小说《东村事件》、艾青的诗歌《伸出的手》，以及坦克、沃渣、李力等人的木刻版画，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边区文艺多姿多彩的样貌与开放包容的姿态。《解放》周刊不仅刊发抗战周年纪念特辑，在鲁迅逝世二周年、三周年之际也推出了纪念特辑，刊发了成仿吾的《纪念鲁迅》、陈伯达的《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周扬的《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萧山的《鲁迅逝世三周年》等多篇特稿，使读者对边区文艺与鲁迅以及新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延安文艺历史地位的理性认知。

《解放》周刊的文艺栏目全面完整地体现了延安前期的文艺生态，所刊发作品不仅包括专业作家创作的文艺作品，还包括一些工农兵文艺爱好者的精品习作。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于培养新人作家毫不吝啬，包括培养走向抗战前线的通讯员、指战员。经过个人的不断实践与编辑的全力栽培，《解放》周刊刊登的新人习作，文笔并不逊色专业作家。《解放》周刊文艺栏目以专业作家为主兼顾业余爱好者的办刊姿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促进了抗战期间延安解放区文艺的繁荣与发展。延安文艺队伍的壮大与文艺刊物的兴盛，扩大了党的理论方针路线，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外宣传的广度、深度与力度，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更加深入人心，有利于获取更多海内外社会各界人士的理解与支持。

除了促进外界了解延安解放区的文艺状况外，《解放》周刊还有力地推动了延安时期文艺期刊的发展。《解放》周刊创办时间略晚于1937年1月29日由《红色中华》改版而成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同为党报党刊，二者在延安前期并行存在了很长时间。从出版周期来看，《新中华报》多为3日刊；
《解放》周刊虽以周刊命名，实际上一周按时发行的只在少数，大部分都是不定期，10日左右刊行。从内容上看，《新中华报》更具有报纸的新闻特质，能够及时便捷地反映国内外的政治事件、军事斗争及经济发展状况，所刊发文艺作品也“都是以短小精悍的艺术形式、简单平实的艺术风格，迅速便捷地反映着现实生活”[11]；
而《解放》周刊内容更为丰富，厚重的文艺作品常以连载的方式刊行，体量更大、理论性更强。作为延安时期纯文艺刊物的前身，《解放》周刊与《新中华报》的文艺栏目是延安早期的文艺阵地，共同承担着宣传陕甘宁边区文艺思想的重任，为推动陕甘宁边区文艺刊物的生成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解放》周刊与《新中华报》创刊1年后，延安的第一份文艺刊物《前线画报》(1938年8月1日)、第一份文学刊物《文艺突击》(1938年10月16日)应运而生。从1938年到1942年，延安先后出现了《大众文艺》《戏剧工作》《音乐战线》《草叶》《诗刊》《谷雨》等近20种文艺刊物。这些文艺刊物延续了《解放》周刊对抗战文艺、文艺大众化、民族化等问题的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为全国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全民抗战胜利贡献了力量。

为适应时局变化，中共中央1941年5月16日将《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出版发行。此后，“为了集中精力办好《解放日报》，党中央的其他刊物，如《解放周刊》等相继停刊”[12]。1941年8月31日，《解放》周刊发行了最后1期(第134期)。作为延安前期最具权威性的党报党刊，《解放》周刊对《解放日报》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表现在《解放日报》继承了《解放》周刊的优良传统，发表社论、时评等理论文章时秉持严谨细致的编辑态度、开放包容的办报理念，还表现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所刊发的文艺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都鲜明显示出对《解放》周刊文艺栏目的继承和发扬。《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实践了《解放》周刊文艺栏目初步提出的大众文艺观念，刊登了大量以民间艺术形式创作的文艺作品，深入宣扬了陕甘宁边区大众化、民族化的文艺观。《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与时事、社论等版面相配合，不仅大量刊发在思想和艺术层面都有较高水准的专业作家作品，也刊登了许多文艺爱好者的优秀作品。在继承《解放》周刊文艺栏目风格的同时，《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也有所创新。如，开辟读者专栏，让作者与批评家、读者之间能就某个问题展开论争，实现了栏目与读者良好的交流与互动。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人民日报》等党报党刊的文艺副刊，致力于把文学由五四时期启蒙群众的工具转变为加强党群关系的良好载体，其宗旨实质上也是深受《解放》周刊文艺栏目自由开放、贴近大众的办刊理念影响。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一直以积极的文化姿态参与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建构过程与中国人心理的发展过程，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却慢慢滑落到了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很多文艺作品自甘沦落为消费社会娱乐消遣的工具。虽然《收获》《十月》《当代》《花城》等文艺期刊发表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有许多作品以积极介入姿态对社会现实进行了干预性书写，但大多数作品并未在社会层面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反响。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13]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化语境中，文艺刊物更应该继承发扬《解放》周刊、《新中华报》与《解放日报》等延安时期党报党刊文艺栏目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党内新闻媒体的优势作用，以更为开放、包容的态度与读者与社会进行积极的交流互动，促使当下的文学艺术对社会生活产生精神引领作用。

延安前期，《解放》周刊在党的舆论宣传、文化建设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其文艺栏目肩负时代使命，深化了外界对党的文艺主张和延安解放区文艺状况的认知，吸引了大批向往革命、支持抗战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促进了延安文艺多层次、多方面、多维度的发展与繁荣。作为延安前期权威性的党报党刊，《解放》周刊虽已成为历史，但其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作出的贡献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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