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言语行为的理论特征及实践阐释*

刘风光 石文瑞

（大连外国语大学中国东北亚语言研究中心，大连 116044；
大连外国语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大连 116044）

提 要：政治言语行为的产出和接受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

在述介和梳理政治言语行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其理论特征及实践范式。

研究发现，政治言语行为是在政治功能导向下，由核心言语行为及其前后辅助言语行为组成的宏观言语行为，具有多维意义构建功能；
施为动词的明示性、施为语力的双重性以及语篇结构的程式性是政治言语行为的重要特性；
政治言语行为的意义是在明示、隐义和受动取效3 个层面由政治主体与多元受众共同阐释的结果。

此外，政治言语行为亦受制于语用规程，进而触发政治主体与受众的关系联结。

语言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一切语言交际中都包含着言语行为，即言中有行（Austin 1962，Searle 1969）。

近年来，学界对言语行为进行深入的探讨：在理论研究方面，从言语行为的分类（Ludwig 2019）、施为动词（Searle 2001）以及施为用意（Kang et al. 2013）等方面进一步厘清其内涵；
在实践研究方面，前人主要聚焦于言语行为的跨文化对比（刘风光等2019）、变异语用（任伟2018）及其在不同机构话语中的运作模式（黄萍2014）。

以往研究对政治语境中的言语行为关注不多（周凌2019），理论研究相对零散，主要关注微观言语行为，如道歉（Murphy 2015，刘风光等2016）、拒绝（洪岗 陈乾峰2011）、建议（Liu， Shi 2019；
刘风光等2019）等言语行为的语言特征及其实现方式，却鲜探讨宏观言语行为的施为与取效；
实践研究多囿于某一政治言语行为的特性与功能，从社会、文化等方面阐释其动因（Liu， Shi 2019；
Kádár， Zhang 2019），但很少触及政治语境中言语行为施事所蕴涵的言语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以及不同受众对言语行为的多元阐析。

本文重新审视言语行为理论对动态政治交际语境中宏观言语行为的解释力，将言语行为理论与政治交际的多层产出和多元阐释相结合，探讨政治言语行为的理论特征及实践范式，以推动政治言语行为研究的理论化发展。

2.1 政治言语行为的界定

语言是政治实践的基本单位（Joseph 2006：17），政治话语是政治交流的工具，而政治话语的研究范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讲，只要话语的交际主题、交际受众或交际内容其一属于政治领域，即属政治话语的研究范畴（Шейгал 2000：33 -34）；
狭义上讲，政治话语是政府官员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就公众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交际时产出的话语（Ädel 2010），包括政治家演讲、政党宣言、标语口号、宣传材料及媒体政治性的新闻报道等（Geis 1987）。

本研究认为，狭义的政治话语范畴排除与政治话语机构性相关度不强的研究对象，在内涵与特性上更具典型性，即政治家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通过语言交际而行使控制权（Fetzer 2013：2）。

言语行为是研究话语交际意义与功能的基本单位。

Chilton 和Schaffner（1997）在政治话语研究中引入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该理论中的适切条件，如说话人的权威身份、所属政治组织的地位及其语言呈现方式等，能够解释政治话语中的深层含义。

政治言语行为通常作为特殊对话形式得以构建和接受（丘季诺夫2013），即在政治语境中，政治主体通过对话或独白的方式构建意义，完成发话行为，多元受众对这一行为的政治意图进行识解以实现意义的再构建，最终政治主体与不同主体间性的受众在协商共建中生成言语行为意义，因而政治言语行为具有非人际性，其目的为在受众中传播政治信息、获得政治认可。

因此，政治言语行为是在政治功能导向下，政治主体受体制性身份的制约于特定政治语境中以对话或独白的方式产出的话语，是由阐述、指令、表达、承诺以及宣告等微观言语行为所构成的具有特定政治功能的宏观言语行为，意在实现建议、宣告、谴责、要求等政治目的。

2.2 政治言语行为的特性

本研究发现，政治言语行为具有以下特性：

2.21 施为动词的明示性

施为动词是说话人具体语势的表现形式， 也是语句施为化的标志。

言语行为结构中出现动词时， 描述相应动词语义就是描述该言语行为本身（孙淑芳2001）。

明确的施为动词既能够使说话人在产出话语时完成特定的言语行为，又有助于听话人识解话语的言外之义。

政治话语因其受众的复杂性和高度公开化的特点，所以特定言语行为的实现多依赖明示施为动词。

例如：

①2020 年1 月8 日，深圳市人大会议上，市长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我代表市政府，向生活、工作受到影响和干扰的市民表示歉意”。

②2017 年6 月14 日，时任外交部发言人陆慷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针对平民的极端暴力行径，支持巴方打击恐怖势力的努力”。

上述实例①为政治道歉言语行为，例②为政治谴责言语行为，“表示歉意”“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等均为明示施为动词，增强道歉、谴责等言语行为的施事性。

2.22 施为语力的双重性

施为语力的双重性指政治言语行为在完成其言外之力指示项的同时还可实施另一类型的言语行为。

Searle（1979：IX）认为，言语行为理论中最常见的谬误即对施为动词与施为行为的混淆。

政治话语是政治家传播政治信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

政治言语行为受语境与政治家体制性身份限制，阐述类言语行为在政治话语中呈常态化分布：虽政治话语表层具有不同类别施为语力，其深层均具有表明立场、态度等功能。

因此，政治主体发话时完成双重施为语力：通过明示施为动词表达指令类、宣告类等言语行为；
为从特定视角进行政治活动（Gee 2000），实施表达政治身份与政治态度的阐述类言语行为。

在政治话语体制的制约下，政治主体及受众均能够识别其双重语力。

例如：

③我国外交部发言人2020 年4 月13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各国疫情防控状况时提到，“中方多次说过，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带来的严重威胁，国际社会只有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团结合作、携手应对，才能战而胜之。

各国应该超越意识形态异同，摆脱各种无端指责和猜忌，尤其是要避免将抗疫合作政治化及甩锅推责、转嫁矛盾的做法”。

这一回应表层具有“只有……才能……”“应该”等显性指令类言语行为特征；
同时深层也具有阐释中国对当前国际抗疫局势的政治立场的语力。

2.23 语篇结构的程式性

政治话语作为典型的机构话语（Шейгал 2004），具有政治语境特定的推理框架和程序。

政治言语行为的程式性主要体现在3 个方面：人称指示语、语义形式及言语行为序列的程式性。

（1）人称指示语的程式性。

Lyons（2000）认为，指示语是以发话人立场为中心，其形式与语境密切相关，即同一指称在不同语境中会产生不同的意义。

人称指示语的指代通常是明确且既定的，但在特定语境中，言语行为执行者可通过有意转换人称代词达到特定的移情目的和语境效果。政治言语行为中，政治主体发话时自称具有集体化程式，通常采用第一人称复数或集体名词自称，鲜少使用第一人称单数。

通过这一方式，政治主体强化作为政治发言人的体制性身份，而弱化个人身份，以此凸显政治语境的交际模式与规范，同时增强政治言语行为的权威性。

例如：

④我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第56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提到，“中方的看法是，人类社会已进入全球化时代，我们有必要摆脱东西方的划分，超越南北方的差异，真正把这个赖以生存的星球看作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我们有必要迈过意识形态的鸿沟，包容历史文化的不同，真正把我们这个国际社会看作是一个世界大家庭”。

例④中自称代词均为“中方”“我们”集体名词或第一人称复数，其中“中方”凸显外交部长所代表的集体立场，而“我们”均指代整个国际社会，强化中国与其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共同促进全球化的政治主张与情感。

（2）语义形式的程式性。

政治话语在内容呈现上具有规范性（丘季诺夫2013），政治言语行为也具有特定语义规约的实现形式。

政治主体在言语行为实施过程中，语义形式越具程式性，越容易被受众理解和接受。

因此，政治言语行为往往具有实现其语力的语义形式，通过特定词汇、句式以及隐喻发出表达、指令等言语行为， 如“严重关切”“深表遗憾”“拭目以待”“走……道路”“坚持……战略”以及“敢于啃硬骨头”“咬定青山不放松”等。例如：

⑤对美国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这一事件，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对美方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严重关切。

作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最权威、最专业的国际机构，世卫组织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发言人未通过直接、明晰的话语进行评价，而借助“严重关切”这一语义程式完成阐述言语行为，表明中国的立场。

⑥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为新时代浙江坚定不移沿 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继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这一政治指令类言语行为通过“沿着……路子走下去”“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等隐喻实现高度程式化的语力，是政治话语的规约特征之一，通过隐喻传达指令等言语行为更易为受众所接受。

（3）言语行为序列的程式性。

政治言语行为是中心言语行为及与其相伴的辅助性言语行为共同构成的宏观言语行为。

中心言语行为具有实现整体性交际意图的语力，而辅助性言语行为实现话语序列功能，在缓和或凸显政治言语行为言外之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例如：

⑦外交部长王毅在第53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向与会各国提出建议，“无论在哪个时代，大国和睦，世界就能和平稳定；
大国交恶，世界就会冲突动乱。

面对当今各种全球性挑战，大国应当以人类和平发展的大局为重，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为世界各国遮风挡雨，而不能各自为政，独善其身，甚至相互对抗。

中国历来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我们愿与世界其他各国和平共处，真诚合作”。

在上述政治话语中，通过言外之力指示手段“应当……而不能”实现建议这一中心言语行为。同时，通过阐述类言语行为，说明当今全球形势，作出对听话人有利的语境铺垫；
最后通过承诺类言语行为表达中国对该建议的拥护和立场，一方面缓和政治建议本身的面子威胁（刘风光等2019），另一方面也增强政治建议的语力。

因此，政治建议言语行为前、后辅助性言语行为与中心言语行为共同构成宏观政治建议言语行为，以实现政治建议的意图与功能。

3.1 政治言语行为的意义构建

政治言语行为的意义是政治主体与受众在交互中共同生成的结果。

国家、政治家、政治媒体依据其话语角色的转变既可以作为政治主体，也可以作为受众；
同时，公众作为受众，也是政治言语行为的重要参与者。

政治言语行为的意义需通过多方参与者的共同阐析实现，由政治主体和受众协商而生成。

政治言语行为的受众无法预判且具有异质性，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受众对政治话语参与度亦不同。

因此，政治言语行为的实现是政治主体与不同受众共同阐析和作用的结果，超越政治话语的本体意义。

3.11 主体发出

政治主体作为政治言语行为的发出者，对政治言语行为的内容、传播和影响具有一定的主动权。

政治交际具有意向性（Searle 1969），政治主体的话语产出是有目的的，因此除言语行为具体信息的表层呈现，还蕴含着政治立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意在对公众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深层意图。

此外，政治言语行为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不仅体现在言语行为本身，更体现在其目的、效果等方面。

如外交部长王毅在首届“南南人权论坛”致辞中的建议言语行为：

⑧发展中国家应当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要求，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政治主体提出建议的同时，也在国际政治场合中宣扬中国的政治立场，传递中国的新型理念。同时，政治主体在发话时需遵守不同情境下权宜导向的行为标准体系，而这一体系与人际交往体系迥然不同。

政治主体的体制性身份、话语产出的规约方式以及特定情境等都会影响政治话语的效力（Chilton 2004）。

因此，政治言语行为的发出会受政治主体身份、政治语境以及政治交际规范等条件的制约。

3.12 受众接受

Hall（1980）指出，受众不仅是政治言语行为的接受者，也是政治意义的生产者，甚至是阐释者和传播者。

受众是言语行为意义“编码—解码”过程中最重要的阐释者，政治言语行为意义是在政治主体传达信息和意图的基础上，不同受众对特定话语意义的不同识解、消费和再构建。

不同政治立场的受众对同一政治言语行为的理解会截然不同，甚至为佐证其立场，不惜扭曲政治事实。

如针对2020 年8 月21 日美国副总统拜登以阐述类宏观言语行为为核心言语行为的总统竞选提名演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在报道中评价道：

⑨Trump and his campaign have been trying for months to smear Biden as a doddering， senile 77-year-old who is being controlled by nefarious leftwing forces in the Democratic Party. But his smooth performance made those attacks now seem like an expectations-lowering miscalculation....

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在报道中引用奥巴马前竞选经理普洛夫的评价：

⑩“Joe Biden gave a speech that I think 75%of Americans would largely agree with”， Plouffe said.“I think he has taken one large leap toward the Oval Office”.

而时任总统特朗普则评价道：

⑪ In 47 years， Joe did none of the things of which he now speaks. He will never change， just words！

可见，受众具有主体间性，政治话语虽然承载着特定的信息和意义，但话语本身不会自我言明（Gaines et al. 2007），对特定的政治话语、政治观点，甚至既定的政治事实，不同受众会有迥然不同的解读。

受众的异质性是造成政治话语多元阐释的决定性因素，其社会文化背景、政治态度、政治立场等都会导致对特定政治话语的不同阐释。

3.2 政治言语行为的意义阐析

3.21 取效行为导向下的政治言语行为识解

取效行为是Austin（1962）提出的言语行为3个抽象的子行为之一，是话语交际中不可或缺的概念。

政治言语行为的取效是语言呈现方式与特定交际目的之间的桥梁，能够体现政治言语行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交互作用，由政治言语行为的内容、方式、语力等共同决定。

政治言语行为的取效体现在明示取效、隐义取效以及受动取效3 个层面上。

在明示取效层面，政治话语因其受众的复杂性和高度公开化的特点，通常有显性信息，受众可以通过政治话语的表层形式识解其含义；
在隐义取效层面，政治话语具有规约化、体制化特点，即受众能够通过言语行为呈现方式识别政治主体的施事意图；
在受动取效层面，政治话语的意义及效果是政治参与者多元阐释的结果，不同受众会对同一政治言语行为产生相异的判断、解读与情感归属。

因此，政治言语行为的取效在政治主体与受众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是二者合为的结果。

3.22 语用规程制约下的政治言语行为阐释

政治言语行为的阐析受不同历史、社会和文化体系中的交际规范和惯例，即语用规程（ritual）的制约。

语用规程是话语发出者、接受者以及其他参与者在话语实践中对“仪式化”社会秩序的共同遵守和维护，如在特定场合中脚本语言的使用、机构化行为的实施等，能够强化群体道德秩序、增进交际者人际和谐、激发群体成员情感归属等（Kádár 2017：48 -51）。

政治言语行为的程式性由政治主体和受众在话语实践中共同构建，是政治参与者在政治实践中约定俗成的话语呈现和识解机制。

政治主体受体制性身份的限制，遵循既定的社会规范、政治秩序及道德标准，产出程式化的政治话语，旨在传递政治立场，实现交际意图，获得公众的认同；
受众在上述规范及默认语义的制约下，能够接受和理解政治话语，识别其中所含的政治意图，甚至在政治话语中获得身份和情感认同。

3.23 关系联结触发下的政治言语行为解读

满足受众期待，传递政治价值是政治言语行为的主要目的之一。

政治主体与受众在话语实践中产生共鸣，即实现关系联结（alignment）（Kádár，Zhang 2019；
Liu， Shi 2019）。

关系联结是公共话语中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话语发出者为满足公众期待而采用特定话语方式，寻求与潜在受众的“联结”，这种联结与（不）礼貌手段相伴相随，通常十分隐蔽（刘风光 石文瑞2019），需要政治交际双方依赖于同一历史、文化背景的深层共识，涵盖语言交际的整个动态过程。

在政治语境中，显性的言语不礼貌有时是受期待、甚至有价值的（Tracy 2017：743），此类不礼貌现象是政治主体与受众达成关系联结的重要途径之一。

例如：

⑫ 2020 年1 月31 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美方在中方抗击疫情时发表的不友善言论答记者问时说，“患难见真情，许多国家都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支持和帮助。

相比之下，美方的言行既不符合事实，更不合时宜。

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避免采取旅行限制，但话音未落，美国就反其道而行之，带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实在太不厚道”。

在直接受众媒体记者看来这一言论只是中国立场的表达，但潜在国内受众秉持“患难与共”“厚道处事”等信念，排斥美方这一行为，因此“反其道而行之”“带了一个很不好的头”等言语使华春莹与国内受众形成关系联结。

关系联结是国际政治语境中多个动态交际层面相互交织的结果，所凸显的关系联结层面具有语境制约性，如在政治谈判语境中，政治家之间的关系联结凸显，而在答记者问语境下，政治家与公众的关系联结凸显。

虽然学界已探讨过不同机构语境中的言语行为，但政治言语行为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其独特性。首先，政治言语行为由话语内涵与政治功能共同建构，政治话语的独特性不仅体现在话语本身，而且体现在特定政治语境中政治功能的实现，而非信息本身的传递；
其次，政治言语行为功能的实现是政治主体与受众共同阐析的结果，其中包含着政治家的话语产出、政治媒体的识解与再传播，以及不同受众主体间的多元、交叉作用；
再次，政治言语行为具有特定程式性模式，施为动词的明示性、施为语力的双重性以及语篇结构的程式性是政治言语行为成事语力的重要特性；
最后，政治言语行为受语用规程的制约，言语行为的呈现方式具有规约性：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政治主体遵循群体内语用规程，传递政治价值并触发受众的归属感，满足政治话语潜在受众的期待，实现关系联结。

本研究剖析政治言语行为的理论特征，并在政治语境中深入探讨言语行为的实践模式，权作引玉之砖，旨在促进言语行为在不同语境中的理论化探讨。

但政治言语行为研究所涉及的多元复杂的交际层面还有待深入挖掘，后续研究还需对政治言语行为的抽象三分、实现条件、多维语境以及其它动态交际因素加以考量，以期更全面、深入地揭示政治言语行为的内涵，为政治言语行为的理论阐释和实践应用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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