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苏维埃革命源起考察——以宁都县为中心

提要：考察苏维埃革命的源起，应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在中央苏区的核心县宁都县域内，各地区革命源起模式各异。在交通便利、经济相对富庶的城关区和黄陂，出身富裕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承担起在本地宣传和发起革命之重任。在相对封闭且地方控制力强的横坑和南团—汉口区域，外来革命者借助当地豪绅之力发起了苏维埃革命。在较弱势的边缘区域里迳村，村中的“边缘群体”主动“接头”发起了革命。在内聚力强大的东龙村，红军强势介入后革命得以兴起。因各地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权力结构具有多样性，革命在各地兴起的方式、主导和参与的群体也具有多样性。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以赣南、闽西为核心的中央苏区令世界瞩目，革命领袖在其中的引领作用无法忽略。但苏维埃革命的思想与文化是一种外来的思想与文化，并非内生于该区域。以当时的自然、地理、交通和通讯条件，苏维埃革命要在广阔且较为偏僻的赣南、闽西形成风起云涌之势，无疑需依靠一些相对籍籍无名的当地人的发动。他们利用各种资源，在该区域发动民众加入到革命队伍中，创造了革命历史和文化。谁最早把革命的火种传播到该区域的各个角落？革命在何处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具体在什么地方，被哪些群体接受？谁对新价值观最感兴趣？谁负责将它们付诸行动？要回答这些关乎革命源起的问题，应该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

有学者认为，农村苏维埃革命早期的领导群体有两类：一类是外来领导者，即被上级党部(中共中央或中共省委)派来的“非本省和非本地区本县籍贯”的领导者，他们人数不多，但掌握强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依靠地方领导者发起农村革命；
(1)何友良：《农村革命早期的外来领导者》，《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84—92页。另一类是地方领导者，他们大多为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革命知识分子，外出求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返乡后利用地缘、血缘等资源，在农村发动革命。(2)何友良：《革命源起：农村革命中的早期领导群体》，《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89—96页。国外有些学者与何友良持有相同观点，如美国学者Stephen C. Averill考察了江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社会和地方精英三者之间的互动。他指出，江西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不应归功于外来者的介入，而应归功于当地的精英知识分子。参见Stephen C. Averill, Party, Society, and Local Elite in the Jiangxi Communist Movement,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46, No.2(May,1987), pp.279—303。高峥(James Z. Gao)考察了冀中南的革命源起后，也揭示最初的革命领导群体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子弟。参见高峥著，李国芳译：《接管杭州：城市改造与干部蝉变(1949—1954)》，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周锡瑞考察了陕甘革命的起源后发现，陕甘革命的源起也存在这个共性。参见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著，石岩译：《意外的圣地：陕甘革命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这种独到的分析为学界探求苏维埃革命的源起提供了较为细致的解释模式。不应该被忽略的是，被上级党部派来的“非本省和非本地区本县籍贯”的领导人被界定为“外来领导者”，而本县籍贯的知识分子则被界定为“地方领导者”，其中体现的是研究者的地域意识，而“研究对象脑海中的区域观念，并不一定与研究者划分的区域范围叠合”(3)程美宝：《区域研究取向的探索——评杨念群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33页。。在身居某乡村的人看来，来自本县县城或本县其他乡村者同样是外来者，只有本乡甚至本村人才是当地人。外出求学后返回家乡的知识分子在苏维埃革命的宣传与发动过程中的确起着重要作用，但如果细致考察某个苏区县内苏维埃革命的源起，是否每个地方的革命都是由当地的知识分子发起？

本文拟以中央苏区的核心县之一——宁都县为中心，考察一个县域内各地苏维埃革命的源起。宁都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赣州市北部。1958年至1959年，江西省委党史调查队派出调查人员深入宁都县各地进行革命史调研后，留下了4卷调访资料。(4)其中既有个别访谈记录和“老革命”座谈记录，也有根据以上记录整理的当地革命状况的综合材料。文章即以这4卷资料为核心，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基于历史人类学分析视野，细致考察该县域内各地革命的源起。

在谈及苏维埃革命的源起时，亲历革命的陈奇涵(5)陈奇涵，1897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是该县早期革命者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说，兴国县最初的革命领导群体是一些“拥有封建地位，或地主家庭出身、受过中学教育”之人，当时流传着“穷人不闹，富家子弟大闹”(6)陈奇涵：《赣南党的历史》，陈毅、肖华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之说。出身富裕家庭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当地发动革命，这种情况在宁都县同样存在，尤其是在该县苏维埃革命的两个中心区域——城关区和黄陂。

宁都县城关区(7)1952年9月改为城关镇。见宁都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编：《江西省宁都县地名志》，内部发行，1985年版，第466页。位于今天的梅江镇，为县城所在地，宁都县内苏维埃革命的宣传与发动最早开始于此。民初，一批青年外出求学，他们或就读于国内大城市的学校，或漂洋过海出国求学；
其中一部分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的甚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返回宁都，宣传革命道理，从事革命活动。在他们影响下，一些在本地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也较早地加入到了革命行列中。

最早在宁都宣传革命的人物之一是温雪堂。1898年，温雪堂出生于宁都城北一个并不寻常的温氏家庭中。从人口规模来看，温姓不算大姓，但温姓在宁都，尤其在县城的影响非常大。自清代咸丰、同治年间至民国初期，温姓经商致富，积累了巨额财富。土地革命前，温姓家族中的温渭臣被称为“宁邑巨商”，县城的不少店铺都是他的私产。(8)《宁都视察记(四)》，季啸凤、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7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温氏在宁都县的权力体系中颇有话语权，“宁都十八绅”中温姓占了三人——温渭臣、温濂泉、温竹三。(9)《宁都县城关镇革命斗争史资料》，《宁都县城关镇、城郊、大沽、令[会]同、青塘等乡苏人民革命斗争史调查材料及大事年表》，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099/4。温雪堂不仅家族势力强大，而且个体家庭也颇为显赫，其祖父和祖母分别获得了“诰赠奉直大夫”“诰赠宜人”的身份。(10)《宁都温氏友达、必达、必盛房联修族谱》第8册，1995年修，第53页。温雪堂的父辈兄弟中，四人获得了“前清国学生”的身份。(11)《宁都温氏友达、必达、必盛房联修族谱》第8册，第59页。温雪堂被过继给伯父温昌桂为嗣，温昌桂除拥有传统的地租收入外，还有自己的工厂，拥有几十台织布机和几十个工人。(12)卢炳燊：《温雪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都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宁都县文史资料》第5辑，内部发行，1991年版，第21页。通过捐纳，温昌桂获得了从五品“奉直大夫”的资格和州同知赐予的热心慈善与公益的嘉奖匾额。(13)族谱中没有记录温昌桂的实任官职及相关的仕宦信息，从中推测他的从五品资格应该为虚职。参见《宁都温氏友达、必达、必盛房联修族谱》第8册，第59页。

优渥的家庭条件使温雪堂能够到北京接受高等教育。在北京期间，他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等书刊。因参与和组织学潮，1921年温雪堂被在读的学校开除。之后，他返回宁都，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将从北京带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传阅于知识界。同时，由于家庭的影响力，他担任了县屠宰局长之职。他利用此身份直接同工人接触，将宣传的阵地由知识界扩大到工商界。1922年3月，当局撤销了他的屠宰局长职务。(14)卢炳燊：《温雪堂》，《宁都县文史资料》第5辑，第21—23页。之后，温雪堂辗转于北京、上海等地，1925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夏，他再回宁都，与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的连政公、赖奎轩等取得联系，和他们一道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国共合作的大环境中，1926年底，他们成立了宁都县总工会、农协会及宁都县农工商学联合会；
饥荒时组成“平粜委员会”以打击地主、富豪和奸商，赈济贫民。1927年6月间，他与其他革命者一起组织了“反蒋运动”。1928年10月24日，温雪堂不幸被捕入狱，1929年2月被杀害。(15)李上辉整理：《宁都早期的马列主义传播和影响》，《宁都县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发行，1988年版，第2—3页。

温雪堂、连政公和赖奎轩三人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都出身于富裕家庭，且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受到了革命的影响。连政公于1913年赴日本留学，1915年春回国，1924年春回宁都。他曾创办《孤灯报》、私立莲峰中学，宣传革命。1928年他被捕至赣州囚禁，后具保获释，回家后被家庭严加约束，改业行医。1933年，连政公被杀害于宁都会同。(16)李上辉整理：《宁都早期的马列主义传播和影响》，《宁都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4页。赖奎轩出生于宁都县黄陂高田塅一个富裕家庭，1917年毕业于江西省高等农业专科学校。1925年起，他与温雪堂、连政公等一起，以莲峰中学为中心，在县城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7)《现代人物·赖奎轩》，宁都县志编辑委员会编：《宁都县志》，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605—606页。受上述三人影响，一些在宁都县城求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彭澎(18)彭澎，1899年出生于城关镇，曾在县立高等小学和中学读书，受温雪堂影响参加革命；
1930年7月被捕，11月被杀害。见曾庆圭、曾晓榕：《彭澎》，《宁都县文史资料》第5辑，第28—29页。、王俊(19)王俊，1903年出生于城关镇，肄业于江西省立第九中学(设在宁都县城)；
受温雪堂、彭澎影响参加革命活动；
1929年11月王俊被捕杀害。见《现代人物·王俊》，《宁都县志》，第604页。、王瑗(20)王瑗(1911—1929)，原系永丰人，本姓祝，因家贫被卖给宁都小布圩杂货店王爵禄做儿子，取名王祝，后改名王瑗。王瑗考入莲峰中学后，受学校的进步思潮影响投身革命。1927年6月，他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县城革命陷入低潮后，王瑗离开县城返回小布秘密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农历五月，王瑗被靖卫团杀害。见《现代人物·王瑗》，《宁都县志》，第603页。等。

宁都县的苏维埃革命首先在城关区兴起。1927年6月，由于县城内反革命势力较为强大，县城的革命渐趋低落；
之后，革命中心由县城转移到黄陂。黄陂地处宁都、永丰和兴国三县交界之处，是该区域的中心城镇，交通便利。革命中心的转移，既与当时国共合作破裂后整体革命形势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相关，也与赖奎轩的个人因素有密切关系——黄陂高田塅是赖奎轩的家乡。1927年6月，莲峰中学因暴发“反蒋”示威被当局查封，赖奎轩被迫离开学校，先后到上海、南京和吉安等地，于10月间回到家乡黄陂高田塅。利用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力与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他先后在该村及庙子前王峰背村办起了农民夜校，既教人读书识字，又宣传革命思想。1928年3月，经赖奎轩以及其他早期革命者的共同努力，高田塅村建立了宁都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同年夏，全县党总支委员会在高田塅建立；
同年冬，中共宁都临时县委成立，赖奎轩被选为临时县委副书记。当时，党的活动经费筹措比较困难，赖奎轩从家里拿钱给党组织作活动费用。1930年3月，黄陂成立党的区级秘密机关“红旗社”。11月，“红旗社”公开称为区委，赖奎轩先后任“红旗社”和区委书记。不久，赖奎轩在肃反中不幸被诬陷错杀。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21)《现代人物·赖奎轩》，《宁都县志》，第605—606页。

综上可知，宁都县苏维埃革命的两个中心——城关区和黄陂的苏维埃革命源起颇有相似之处，两地皆为交通便利之处，经济相对富庶，有些家庭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供子弟到大城市读书。其中的一部分青年外出求学期间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回到家乡后，利用血缘、地缘等关系，通过亲找亲、朋找朋的方式在当地宣传和发动革命。任何革命运动都需要一支有理想、信念、激情、奉献和牺牲精神的力量去领导和推行，而这些出身富裕家庭的革命知识青年正是这样一个群体。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江西省委对知识分子的作用非常重视，认为他们“在乡村中大半都有相当的地位、信仰，他们如果参加暴动，是有不小的力量的”，希望联络知识分子，让他们致力于暴动工作。(22)《中共江西省委秋收暴动计划》(1927年9月)，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1928年)》，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21—22页。

出生于富裕家庭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初兴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不容小觑，他们投身于革命需要巨大的反叛精神、奉献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和坚定的理想信念。但回到历史的现场，我们不得不承认，并非所有，甚至并非多数学生都积极地投身于革命潮流中，更多的学生埋头读书而不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以南昌为例，30多所学校共4800多名学生，但“学生多不问政治，死读书不喜社会活动，对于学联漠不相关”(23)《南昌学生状况》(1925年)，《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年—1926年)》，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132页。。可以作一合理推测，学生中的这种状况并非仅存于南昌的学校，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苏维埃革命的星星之火要形成燎原之势，离不开广大乡村的加入。在宁都县苏维埃革命的两个中心——城关区和黄陂的革命源起中，点燃革命火种的是进步革命知识分子。考诸历史，是否也存在这样的乡村，因为各种原因，当地没有外出求学的知识分子，或者虽有知识分子但并没有自觉而主动地承担起宣传、发动苏维埃革命之责任？答案是肯定的。乡村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熟人社会，(24)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任何陌生人的进入都会引起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人的高度戒备，如果一个致力于宣传与发动苏维埃革命的陌生人进入乡村社会，宣传在当时被认为较激进甚至“离经叛道”的苏维埃革命思想，不仅难以奏效，而且很可能会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那么，在此类乡村，革命是由何人宣传和发动起来的？

土地革命前，在江西省多数乡村，掌握话语权的是乡绅群体，宁都县同样如此。各乡村并没有严密的行政组织，“乡村一切政权悉操之于乡绅之手”(25)《宁都视察记(四)》，《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72册，第141页。。1929年9月，时任中共赣西特委委员兼秘书长的刘作抚向中共中央汇报赣西情形时说：“农村在过去大都操在豪绅之手。”(26)《刘作抚关于赣西情形的综合报告》(1929年9月6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页。不但赣西如此，赣南的多数乡村社会亦如是。宗族势力和豪绅统治是在多数乡村社会发动苏维埃革命时必然会遇到的“很大的障碍”(27)《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1929年)，《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9年(二)》，内部发行，1987年版，第316页。。正因如此，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江西省委要求各县暴动前，应调查的事项之一就是“豪绅姓名及罪状”(28)《中共江西省委秋收暴动计划》(1927年9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1928年)》，第22—23页。。

客观地看，乡村宗族势力、豪绅统治是一柄双刃剑，大部分乡村聚族而居，豪绅往往是宗族中的“话事人”，如果争取到了豪绅对革命的支持，也就意味着争取到了整个宗族的支持。因此，有些豪绅成为苏维埃革命进入该区域时所依赖之力量，外来革命者与当地豪绅联手，发起了苏维埃革命。宁都县洛口乡的横坑(29)由高坪、桥背岭、赖坊、永坑、永村、白谷前等地组成的一个区域。、东韶乡的南团—汉口区域，苏维埃革命即是由外来的革命者借助当地豪绅之力发动起来的。因此，这两个区域苏维埃革命的源起呈现出与革命中心区域不一样的态势。

洛口乡位于宁都县的北部，从洛口乡灵村越过一条四五米宽的汉水河，即进入高坪、桥背岭、赖坊、永坑、永村、白谷前等乡村。上述乡村在地理上连成一片，(30)1970年代，赖坊、永坑、永村、高坪等地建起了团结水库，现仍存桥背岭、白谷前等村落，归洛口乡横坑村管辖。横形分布在一条山坑里，因此该区域被称为“横坑”。(31)《江西省宁都县地名志》，第50页。即使在村村通公路的今天，进入该区域的道路依然起伏、弯曲且狭窄，遑论1930年前的交通状况。1959年初村民们回忆土地革命前当地的情况时说，此地“交通不便，【与】外面交流较少”(32)革命史调查队洛口组：《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第一次反“围剿”东韶之役》，《宁都县东韶、横江、陂头、洛口、永村、石上等乡苏地区人民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斗争史的调查材料和大事年表》，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100/114。。当地山坡上分布着一些面积狭小的梯田，土地革命前，“农民以种植稻米、番蒣等农作物维持生活”。受限于交通不便与资源缺乏，当地经济较为落后，其中的一个表征就是在当地看不到豪华气派的祠堂，村中的祠堂简朴狭小。据村民介绍，横坑“从上世纪初到现在都没有什么读书人，也没有什么做大事的人，也没什么发大财的人”(33)2022年1月14日在白谷前与村民LZR的访谈。。

在自然环境封闭、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知识分子缺乏的横坑，宗族力量与豪绅统治却并不弱。赖姓在此聚族而居，宗族势力很强大。土地革命前夕，在横坑掌握话语权的豪绅有3个——赖源泉、赖香斋、赖行成，他们一起在当地办起了团练。(34)革命史调查队洛口组：《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第一次反“围剿”东韶之役》，《宁都县东韶、横江、陂头、洛口、永村、石上等乡苏地区人民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斗争史的调查材料和大事年表》，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100/114。在三大豪绅中，影响力最大者推赖源泉。赖源泉的影响力来自于三方面：首先，赖源泉借助了房族的影响力，当地赖姓分三房，“三房中以赖元泉(35)即赖源泉。的第一房为强，居压倒一切之势”(36)江西省委革命史调查队宁都分队洛口工作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永村一带的资料》，《宁都县东韶、横江、陂头、洛口、永村、石上等乡苏地区人民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斗争史的调查材料和大事年表》，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100/85。。其次，赖源泉及其父亲都有“例授国学生”的身份。(37)《桴源赖氏十四修族谱》第18卷，1995年修，第52、104页。清代进入士绅阶层的途径有四种——考、捐、恩、荫。(38)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赖源泉父子的国学生之功名皆由“例授”而取得，即由捐纳而来，属于“异途”，与“正途”考试而得来的功名自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捐功名的人一般也是有文化或是受过若干教育的”(39)张仲礼：《中国绅士》，第1页。。赖源泉家两代都是有功名之人，属于地方上的士绅阶层，因此赖源泉在地方上有较高的威望，尤其是在读书人较少的山村。再次，赖源泉在当地和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且没有负面评价。1959年初，当地村民如此评价赖源泉：“赖元泉是一个包揽诉讼、勾结衙门、吸鸦片烟、不事劳动的劣绅，曾当地方副团总。”(40)江西省委革命史调查队宁都分队洛口工作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永村一带的资料》，《宁都县东韶、横江、陂头、洛口、永村、石上等乡苏地区人民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斗争史的调查材料和大事年表》，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100/85。其时，历经数次政治运动，新政权已经大体上构建起对民国时期掌握地方上话语权之土豪的政治评价话语体系，村民或多或少受到此类政治话语的影响，因此称赖源泉为“劣绅”。如果淡化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可以推理出赖源泉在地方社会权力网络中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包揽诉讼”说明他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话语权，“勾结衙门”说明他在横坑之外的社会上也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和较为圆滑的社交能力，“吸鸦片烟、不事劳动”说明他具有较好的经济条件，“曾当地方副团总”说明他在地方武装组织中颇具话语权。赖源泉声望较好，“能收拢附近青年人”(41)《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琳池小组材料的整理》，《宁都县东韶、横江、陂头、洛口、永村、石上等乡苏地区人民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斗争史的调查材料和大事年表》，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100/228。。正因如此，革命势力试图进入较为封闭的横坑山村时，借助了豪绅赖源泉的影响力。

把赖源泉拉入革命阵营且借助其影响力在横坑发动革命，其过程颇具戏剧性——赖源泉被革命者捉住，要求其家属缴枪、缴光洋；
在被扣2个月左右后，赖源泉因答应回村发动村民进行革命而被放回。此后，外地革命者王谟、赖金声先后进入永村，借助赖源泉的影响力，以永村为中心开展革命，横坑区域的苏维埃革命得以发动起来。1959年初，当地村民如此回忆这一事件：

1927年阴历十月十四日，赖元泉被邀坐轿到章贯一带去调解纠纷事，在路上便被红军李少九部队捉住(42)在赖源泉被捉这个细节上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本材料中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赖源泉被卢元发所捉。参见《访问管弼能老革命材料整理》，《宁都县东韶、横江、陂头、洛口、永村、石上等乡苏地区人民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斗争史的调查材料和大事年表》，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100/24。，解往黄陂。红军要元泉缴出团练洋枪六支，永村接信后，派三人送枪而往。后又要其缴出光洋500元，元泉家也派人送去，在路上被匪抢去。经过约摸二月之久，元泉答应回永村帮助发动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12月，元泉到永村，红军同时也派王谟同去(南丰□川人)，【秘】密到永村组织工作。最先在元泉家里召集十三四人参加的秘密会议，传播革命道理。……不久王谟便离开了永村。之后不久，1928年正月廿四日，赖金声穿着农民衣服，到永坑村找元泉取得联系。赖金声，原名周玉山，为了便于在当地开展工作，改名为赖金声。赖金声以教书为名，住在永村进行秘密活动。金声经常叫农民来读夜校，宣传读书好处，不用钱，于是夜校开学了，参加学习的有二三十人之多。金声活动的面更宽了，也逐步与群众联系起来。

之后，革命者在永村成立了农协会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并以永村为中心，发动起周边乡村的贫雇农参与革命，革命在横坑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43)江西省委革命史调查队宁都分队洛口工作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永村一带的资料》，《宁都县东韶、横江、陂头、洛口、永村、石上等乡苏地区人民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斗争史的调查材料和大事年表》，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100/85—87。

土地革命前夕，位于宁都县东韶乡的南团—汉口区域在地理环境、宗族控制、豪绅统治等方面情况与横坑大致相同。首先，地理环境相对封闭。此处四面群山环抱(海拔都在1000米左右，其中一座山是海拔1400多米的凌云山)，中间是一个较大的盆地，南团、汉口即坐落在此盆地中，两村之间仅隔一条小河，虽与外界有路相通，但自成一个较为封闭的区域。其次，曾姓宗族在此区域的控制力颇为强大。南团村落很大，(44)2022年1月，南团村书记曾子斌介绍该村共有2000多人口，村落人口数居全乡第三，村落面积居全乡第一。曾姓在此聚族而居。汉口村较小，(45)2022年1月笔者在当地调研时得知，当地人口为899人。是一个多姓村，有曾、肖、巫、李、刘、卢等21姓居民，每姓居民人数相差不远；
其中，曾姓从南团迁来，与南团村的曾姓为同宗同族，至今仍到南团参加祭祖活动。(46)2022年7月4日在汉口村与曾姓村民访谈所得。曾姓在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决定了曾姓在该区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再次，此区域的豪绅力量很强大。南团田地平坦，土质肥沃，周围群山中盛产的各种竹木材和特产也为当地村民带来可观的财富，因此，这里人烟密集，民国时期“有406户，1214人”(47)《村史小记》，《南团曾氏十修族谱》，1995年修，无页码。。因为经济富裕，在历史上，曾姓族中“有义田以供粢盛，有义廪以供假贷，有义塾以教子弟”(48)《南团祠堂记》，《南团曾氏十修族谱》，无页码。。村中至今依旧留存着不少明清以来建起的深宅大院，诉说着这里曾经有过的繁华与富庶。村民非常自豪地说：“我们祖上有经商做生意的，有做官的，也有读书的。”南团有几个颇有号召力的豪绅，村中老者回忆，“以前这里都是有钱人说话算数”(49)2022年1月17日在南团与村民曾存兴的访谈。曾存兴，出生于1938年，1965年后长期担任该村支部书记。。土地革命前，南团村被称为“万户”的有钱人是曾执尧、曾廷三、曾焰辉、曾春全等人。(50)宋华樑、叶敬煜、杜铮奎整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南团地区的调查资料》，《宁都县东韶、横江、陂头、洛口、永村、石上等乡苏地区人民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斗争史的调查材料和大事年表》，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100/254。其中一个豪绅曾焰辉有100来亩田地、100来亩山林，还在当地开了一个赌场。(51)2022年1月17日在南团与曾焰辉之孙曾子斌访谈所得。汉口最大的地主是曾既富，据当地村民回忆，“他读过一些书，有文化，是这里的粮户(注：指有钱人)，解放以前这里的田、山基本上是他家的。他是我们这里的话事人”(52)2022年7月4日在汉口村与陈绍芳访谈所得。陈绍芳，汉口村人，出生于1933年。。曾既富为人颇为和善与圆滑，“他是地主，但不是恶霸，白军来了就听白军的，红军来了就听红军的，两边都不得罪”(53)2022年7月4日在汉口村与村书记刘建辉访谈所得。。

由此可知，南团—汉口是一个环境相对封闭、宗族控制力与豪绅统治力较为强大的区域，是一个地方控制力颇强的熟人社会。在此区域，没有内生出承担起在当地宣传和发动革命之责的本土知识分子。进入该区域发动革命的是一个叫胡竹笙的外县人。(54)胡竹笙，江西南丰人。1930年10月，其当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赣东办事处主任。见陈立明、邵天柱、罗惠兰主编：《中国苏区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一个陌生的外县人要进入南团—汉口区域宣传与发动革命，显然并非易事。他需要借助当地人的影响力，而豪绅曾既富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既是汉口的“话事人”，在汉口有强大的影响；
又与南团的曾姓是同宗同族，在南团亦有影响力。“不是恶霸”说明他为人比较和善，在普通民众中亦较有声望。他圆滑的处世风格，使他有可能站在革命的一方。

胡竹笙把曾既富拉进革命阵营，借曾既富之力在当地宣传与发动革命，其过程与借赖源泉之力颇为相似。胡竹笙在汉口“首先捉住了曾既富和他的老婆，把他夫妇捆绑在树上，要他交出谷子和钱财。后来赖沅泉(注：即赖源泉)出来调解，曾既富交出了一百多担谷子、银洋三百多元。曾既富和他的老婆被释放了，胡竹生(注：即胡竹笙)和曾既富就交结为朋友”。取得当地豪绅曾既富的支持后，“胡竹生在南团大祠堂内开群众大会，宣传打土豪，号召大家起来”(55)宋华樑、叶敬煜、杜铮奎整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南团地区的调查资料》，《宁都县东韶、横江、陂头、洛口、永村、石上等乡苏地区人民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斗争史的调查材料和大事年表》，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100/253—254。。之后，革命者在南团—汉口成立了农协会，进行抗租、抗债、打土豪、分田地等活动，苏维埃革命在该地逐步开展起来。

综上所述，尽管地处宁都北部山区的横坑经济较为落后，南团—汉口经济较为富裕，但两者在自然环境上都较为封闭，宗族控制力、豪绅统治力较强，且都没有内生出本土的革命知识分子。陌生的革命者要进入此类环境相对封闭、宗族控制力较为强大的“熟人社会”，离不开当地“话事人”的帮助。为了在此类乡村发起苏维埃革命，革命力量通过强制的方式——捉住当地有影响力的土豪，逼其就范，使其加入到革命阵营，利用其在当地的影响力发起革命，即革命是由外来的革命力量借当地土豪之力宣传与发动起来的。

从革命发动者的角度来看，豪绅赖源泉、曾既富在当地有身份、有人脉、有影响力，熟悉当地的人文和地理环境，所以借助了他们的资源在当地发起了苏维埃革命。在苏维埃革命的浪潮中，赖源泉、曾既富从土豪转变为革命发动者，其动机已不可考。我们只能揣测，其中既有保全身家性命的考量，也有革命可能带来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权衡，从而把自己的命运与苏维埃革命融合在一起。

在聚族而居的农村社会，如果成功地动员起该区域“话事人”加入到革命阵营，往往意味着动员起当地的绝大部分人口。这种革命动员方法与效应不仅发生在宁都，不少地方都如此。曾任赣南东河行委书记的黎日晖报告1929年至1930年赣南东河片革命发动情况时提及，革命的发起者往往依靠富农甚至豪绅地主，“说富农甚至认为豪绅地主他们下面有群众，拉拢了某一个，某区、某乡就不成问题了。尤以兴国、于都、信丰、崇义、兴万赣特区县委、区委以至多数同志表现得更明显”(56)《黎日晖关于赣南工作的综合报告》(1931年10月6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内部发行，1988年版，第162页。。

在宁都县苏维埃革命的两个中心——城关区和黄陂的苏维埃革命源起中，本地知识分子在革命的宣传与发动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横坑和南团—汉口区域的苏维埃革命源起中，外来的革命力量借助了当地豪绅之影响力宣传和发动革命。回到苏维埃革命的历史现场，是否存在此类区域，既没有本土的先进知识分子承担宣传和发起革命之重任，也没有豪绅可资外来革命者联手发动革命？答案是肯定的。地处宁都县南部的里迳村就是此类区域。在此类区域，革命是如何发动起来的？谁最早起来响应革命？

里迳村是一个高度边缘化的村落。其边缘化特征首先体现在交通不便与经济落后上。里迳属宁都县对坊乡管辖，村庄坐落在丛山间的一条长坑垄里，周围都是山，“其海拔均在300米以上”(57)《江西省宁都县地名志》，第348页。。里迳通往村外有两条路可走，东北通往宁都县对坊乡所在地，西南可达瑞金县瑞林镇。出入里迳的两条路都是弯曲、陡峭、狭窄的山间小路，现在的交通状况尚且如此，土地革命前交通之闭塞更可想而知了。当地村民介绍本村历史时非常简洁地说，“以前我们这里很山(注：处在群山中，偏僻)很穷”(58)2022年1月16日在里迳村与村民的访谈。。

其次，里迳在行政管辖上属边缘化地带。此地处于宁都与瑞金交界处，里迳虽属宁都县对坊乡，但与瑞金县瑞林镇的距离较对坊乡近，因此，村民都习惯到瑞林赶集，不少人与瑞林镇人联姻。(59)2022年1月16日在里迳村与村民的访谈。在行政管辖上，里迳属宁都县管辖，在清末民初行政组织欠严密的政治环境中，宁都县对这里的行政管辖只是常规的征兵征税征粮，并没有严密的组织与控制。正因如此，1958年底，村民回忆起土地革命前里迳民众所受的苦难时，重点诉诸来自瑞金的压力，“流氓赌棍从瑞金下来讹诈小姓，没有借钱硬说你借了他的钱”(60)《里迳乡人民革命斗争史》，《宁都县苏区(长胜县所属)黄石、瑞林、产田、渡头、田头、里迳等人民革命斗争史调查材料》，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095/159。。

再次，与多数乡村不同，里迳的地方控制力——宗族控制力、豪绅力量很弱。赣南的多数乡村，即便行政组织不严密、力量不够强大，但通常是聚族而居，宗族以及宗族中的“话事人”控制着乡村政治。而里迳的宗族力量很弱，这里是一个多姓村，据当地村民介绍，“里迳村有一百来户，有五六百人，这里有很多姓，杨、黄、王、李、严、罗等姓都有，每个姓都没多少人”。尽管他们从老家迁到里迳居住已历经几代人，但各姓人的族谱也是“回老家修”。在里迳，找不到象征着宗族力量的祠堂，村民说：“这里从来都没有祠堂，我们的祠堂都在老家。”(61)2022年1月16日在里迳村与村民的访谈。里迳也缺少具有影响力的豪绅。土地革命前，里迳的土地大多属于一个姓郭的地主所有，但这是一个不在村地主，只是定期来收租谷，“地主来收租谷时，向佃户要吃要喝，吃喝不好就要大发脾气，连桌子也给打掉”；
除此外，该地主在里迳并无其他影响力。(62)《里迳乡人民革命斗争史》，《宁都县苏区(长胜县所属)黄石、瑞林、产田、渡头、田头、里迳等人民革命斗争史调查材料》，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095/159。综合而言，里迳交通较为不便，经济较为落后，行政管辖力度较弱，地方控制力不集中，是一个边缘化程度较高的乡村。

在边缘化程度较高的里迳村，既没有内生出本土的革命知识分子，也没有有影响力的豪绅可供外来的革命力量联手。因此，尽管于都桥头朱学九率领的游击队于1929年正月打土豪经过里迳，其他几支游击队也经过里迳进行活动，有时甚至会在此地住上一两天，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但里迳的苏维埃革命并没有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但如果说革命的影响在此波澜不惊，那也不符合史实。打土豪、分田地的宣传，打动了一些贫苦群众寻求改变处境的心，他们开始寻思派出代表到其他已建立起苏维埃政府的地方去“接头”，取得其支持后在本地“起政府”，并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为此，一些贫苦群众“常到雇农严锡振家里，要他去接上头来”；
有的甚至用起了激将法，对严锡振说：“你要是怕，我送你去！”最早，他们想派代表到宁都县对坊乡已经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葛藤坳去“接头”，但又“认为葛藤坳的武装力量没有瑞林四乡政府强大，四乡政府游击队有洋枪”，因此，在1929年“三月(栽禾边)，刘积才、罗福祥、严锡振、曾炳辉四人到四乡政府接头，带回一张字据，内容是：准许里迳起政府，有困难互相解决，有事情会来援助等。字据上盖有四乡政府的印子。接头后每人带回一只红袖子，上面写有接头人的名字”。四月初，瑞金瑞林四乡政府派了20多人到里迳，帮助里迳“起政府”，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63)《里迳乡人民革命斗争史》，《宁都县苏区(长胜县所属)黄石、瑞林、产田、渡头、田头、里迳等人民革命斗争史调查材料》，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095/159—161。

综上所述，里迳在地理环境上相对封闭，交通不便，经济落后，行政管辖力、宗族控制力、豪绅统治力都较弱，是一个典型的边缘区域。在教育不普及的清末民初，培养知识分子需要一定的经济能力作后盾。在经济落后的边缘区域，内生出主动承担起宣传与发动革命之责的知识分子的概率较小。在多姓村落中，宗族控制力不集中，没有掌握地方话语权的土豪可供外来革命者籍以联手发动革命。因此，当周边区域兴起苏维埃革命时，在里迳这个边缘区域中，主动响应并积极寻求革命的是一批贫苦群众。贫苦群众曾被绅士称为“痞子”(64)《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去掉其贬义色彩，这些人在乡村社会事务中没有话语权，是乡村社会的“边缘群体”。

边缘区域中的“边缘群体”成为当地最早响应革命的群体，这种苏维埃革命的源起模式并非里迳村所独有，地处宁都县西部的坎田村苏维埃革命源起亦相似。坎田“四面环山，高山峻岭，树大茂盛，交通不太便利，只有通宁都之路较便利”，这里“是大山区，生活较苦”。(65)《青圹区苏区革命材料综合》(1959年1月)，《宁都县城关镇、城郊、大沽、令[会]同、青塘等乡苏人民革命斗争史调查材料及大事年表》，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099/114。这里同样是一个多姓村，一共有30个姓氏。1929年初，当宁都黄陂乌磜人谢昌孺借助熟人关系进入坎田村发动革命时，(66)《坎田的综合材料》，《于都、博生、胜利县老苏区革命同志叙述革命斗争经过的材料》，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102/25。最早起来响应革命的，“是流氓、地痞、光棍、烟痞、劣者”，“多是不务正业的流浪汉”(67)《青圹区苏区革命材料综合》(1959年1月)，《宁都县城关镇、城郊、大沽、令[会]同、青塘等乡苏人民革命斗争史调查材料及大事年表》，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099/114。。之后，革命动员范围逐渐扩大，但依然是“由串连的办法，认为谁坚决又穷、敢革命的就约定时间来开会”。革命队伍逐渐壮大后，在坎田公开成立了农民协会。(68)《青圹区苏区革命材料综合》(1959年1月)，《宁都县城关镇、城郊、大沽、令[会]同、青塘等乡苏人民革命斗争史调查材料及大事年表》，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099/115。

有学者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时提出：“革命的修辞吸引了法国的边缘地区，以及居住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落后地区的人们。然而，这些人却站在了参与和归属的前沿阵地上，相信政治能改变日常生活并随之改变人类的品性。”(69)[美]林恩·亨特著，汪珍珠译：《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54页。在苏维埃革命的源起中，革命的修辞——打土豪、分田地，的确吸引了不少边缘区域中的“边缘群体”，让他们有了阶级归属感，并看到通过革命改变自身政治、经济处境的希望。无疑地，革命的扩大乃至最后形成风起云涌之势，离不开乡村社会中“边缘群体”的参与和践行。

上述三种革命源起模式中，无论是思想觉悟较早的革命知识分子，还是在当地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土豪，抑或乡村中的“边缘群体”，他们或是出于实现改变社会现状之理想，或是迫于一定的压力，或是为了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选择了站在革命的前浪上。在现实政治中，是否有这样的区域，区域内的民众对汹涌而至的革命浪潮采取了压倒性的抗拒态度，区域内的知识分子、豪绅、“边缘群体”都未能承担起在当地宣传和发动革命之责任，革命完全是由外来的武装——红军的强势介入而兴起的呢？答案是肯定的。宁都县的东龙村即是一个典型区域。在此类区域，苏维埃革命源起模式为何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

东龙村是一个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富庶、宗族势力异常强大的区域。首先，该村自然条件优越，地处宁都县东部(现归田埠乡管辖)，东与石城县小松镇交界，古时是陆上赣西通往赣东、连接闽西至泉州通道的重要节点。四面群山环绕，中间是一大片平坦的盆地，东龙村即坐落在盆地中。生活于明末清初、有“易堂九子”之称、被誉为“东龙古村文化名人”的李腾蛟在《里居志》中如是描述东龙村：“广二里，长三里……其形势高峰，四面攒簇，中成村落，面临池塘数十区。”(70)《里居志》，《东龙李氏十修族谱》第1卷，1995年修，第59页。村中土地平坦肥沃，水源充足，商业繁荣，经济富庶。李氏族人充分利用地理位置的优越性，积极向外拓展商业活动；
东龙村俨然一商业中心，直至土地革命前夕，该村依然“朝朝早市”，而不是如周边圩场那样每旬仅两个或三个“当街日”。(71)《赤水县马头区革命斗争史资料》，《宁都县苏区(长胜县所属)黄石、瑞林、产田、渡头、田头、里迳等人民革命斗争史调查材料》，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095/236。自明代始，东龙以富庶闻名遐迩，村民开始大兴土木，建造祠宇、寺庙、民居等建筑。李腾蛟在《里居志》中记录了明清时代东龙村的富庶、繁华景象：“东有古隘，有将军庙；
西北有凌霄阁；
西有兴龙桥，有妙觉庵；
南有永东寺；
西南有二大土围。村之中则有大小宗祠，有龙城会馆，田塘绣错，户口云连。”(72)《里居志》，《东龙李氏十修族谱》第1卷，第59页。直到现在，村中仍有不少保存完好、气势恢宏的祠堂、庙宇、民宅等古建筑，向世人诉说着当年经济的富裕与宗族力量的强盛。东龙的富豪们利用积聚起来的财富广置地产，他们购置的田产达10万余亩，不仅遍布宁都各地，而且远及周边的石城、瑞金、广昌、宁化和长汀等县。(73)江西省宁都县田埠乡东龙村志编纂委员会编：《东龙村志》，方志出版社2018年版，第6—7页。

东龙村李姓宗族势力异常强大。东龙建村始于唐代，原为曾、刘两姓住地；
北宋乾德五年(967)李姓迁入。至明代，东龙成为李姓的聚居之地。鼎盛时期，村中有千户居民聚居，人口超过5000人，全是李姓宗族之人。对内，李姓宗族的凝聚力很强，例如，在教育上，东龙村几乎每个有钱的地主家都设立私塾，既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也让家里的长工子女在私塾里读书。从中可以看出，族人之间的内聚力较强，阶级之间的对立并不突显。对外，李姓宗族建立起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地处交通要道、经济富庶的东龙村不免被外面的土匪垂涎，为了保护村落，李姓宗族自古就有尚武之风，大户人家通常招兵买马建立起自己的私人武装——护院。自明末清初始，李姓便举全村之力，在8条进村的道路上建了8处隘口以防范外来势力的入侵，又在四周险峰上兴建4个寨堡以供危难时族人避险之用。(74)2022年1月16日与东龙村支书李方华的访谈。村落武装颇有战斗力和威慑力，据《东龙李氏十修族谱》记载，1913年，民国初建，政权不稳，周边匪徒趁机蠢动，相邻的石城琴江形势尤其动荡；
族人挑选各房年轻力壮之人组成乡团，延请武师加以训练，“匪徒侦悉不敢前，族中得保无虞”(75)《族叔小桃先生传》，《东龙李氏十修族谱》第1卷，第143—145页。。

当打土豪、分田地之风气在宁都及周边县兴起时，拥有广袤田产、经济富庶的东龙村成为革命对象，其利益无疑是要受到巨大损害的。“就革命的发生来说，被革命者(如地主与布尔乔亚阶级)通常会因既得利益的受损，而反对和拒绝革命”(76)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6页。，李姓举全族之力对抗苏维埃革命。明清以来就拥有武装力量的李氏宗族，在当地土豪李镇东、李进余、李首邻等人组织下，与邻县广昌驿前的大刀会取得联系，在当地组织了大刀会。加入大刀会的有“土豪、富农、流氓、烟鬼、赌徒、惯匪”，还有“落后的群众”，几乎整个宗族的人都加入到大刀会组织中。(77)《赤水县马头区革命斗争史资料》，《宁都县苏区(长胜县所属)黄石、瑞林、产田、渡头、田头、里迳等人民革命斗争史调查材料》，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095/241。正因如此，尽管这里一向重视教育不乏知识分子，宗族力量强大不乏掌握话语权的土豪，村中也有穷苦的贫雇农，但因为历史上形成的强大内聚力，这里既没有内生出革命知识分子和供外来革命者资以借力的土豪，也没有“边缘群体”主动外出“接头”寻求革命。当周边区域的革命风起云涌之时，东龙村却是革命力量所无法进入之区域。

直到1930年农历六月十二，红军一连人从石城县小松来到东龙，住了几天，捉住了万户土豪李鲁善之妻(后被赎回)和信耶稣教的土豪李学传(后被处决)，还在东龙建立起乡苏维埃政府，担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是当地的武秀才李敬堂。但这次建立起的乡苏维埃政府，显然是李姓族人一致对外的一个权宜之计——“东龙乡苏维埃政府只有几天子，没有做什么工作”，当红军离开东龙前往小松后，李敬堂就把乡苏维埃政府解散了。(78)《赤水县马头区革命斗争史资料》，《宁都县苏区(长胜县所属)黄石、瑞林、产田、渡头、田头、里迳等人民革命斗争史调查材料》，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095/237。

过了5个多月，1930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500多名红军进入田埠、东龙等地区。听闻红军大队人马将至，东龙的土豪们“把自己的家财埋的埋，藏的藏，而土豪及其家属也躲藏起来”。红军到来后，到处做宣传、写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苏维埃”。有了前车之鉴的红军，“并没有马上开走，而是留有一部分住在这一带。其他一部分开往石城去，待乡、区苏维埃成立后才开走”(79)《赤水县马头区革命斗争史资料》，《宁都县苏区(长胜县所属)黄石、瑞林、产田、渡头、田头、里迳等人民革命斗争史调查材料》，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095/237。。在红军的强势支持下，东龙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1931年八九月间，乡苏维埃政府开始登记调查土地、人口；
1932年上半年，乡苏维埃政府分配了土地，“东龙乡每人分得了3—5担谷田”(80)《赤水县马头区革命斗争史资料》，《宁都县苏区(长胜县所属)黄石、瑞林、产田、渡头、田头、里迳等人民革命斗争史调查材料》，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095/241。。

即便如此，苏维埃政权在东龙村的统治并不稳固。表面上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热闹景象，当时，“土豪虽跑了，打不到，可是对他们的家产，我们是分给群众了”；
但实际上，“当时有少数落后群众不敢来分土豪的财产，有少数落后的群众，明分暗送回给土豪”。(81)《赤水县马头区革命斗争史资料》，《宁都县苏区(长胜县所属)黄石、瑞林、产田、渡头、田头、里迳等人民革命斗争史调查材料》，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095/238。苏维埃政权的统治不仅受到“落后群众”的暗中抵制，还遭到外逃土豪们的武装对抗。苏区时期，东龙乡归马头区管辖。1932年12月，马头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感到东龙房子好，又想扩大游击队”，因此把区苏维埃政府迁到东龙。但1个多月后，东龙村外逃土豪李镇东、李进余率领三四十个大刀会成员，在一个黎明时分杀进了村中，杀死非东龙籍的2名游击队员，缴走放在区苏维埃政府的绝大多数枪支。据事后调查，在区苏维埃政府工作的东龙李姓族人在此次事件中向外逃土豪通风报信。此事后，马头区苏维埃政府不得不搬离东龙，迁回马头；
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对东龙大刀会的力量颇为忌惮，“我区苏转回马头后，即做工事，并把木门板钉上铁皮，同进加强戒备”。之后，大刀会果然于1933年3月再次攻打马头区苏维埃政府。(82)《赤水县马头区革命斗争史资料》，《宁都县苏区(长胜县所属)黄石、瑞林、产田、渡头、田头、里迳等人民革命斗争史调查材料》，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095/243。

1942年，东龙李氏宗族中颇有声望的李调元(83)李调元，东龙村人，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陆军测量九队少将队长。见宁都县史志办编：《宁都人物志》，清华同方光盘电子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为《东龙李氏九修族谱》作序时，为本宗族在土地革命中的组织严密、一致对外颇感自豪：“当民国庚午年(1930)，吾邑人民受异说之蛊惑，子弑其父，弟弑其兄，屠杀数年，几无焦类。吾族独能组织严密，抵抗外力之侵袭，全族得以完好无恙，此盖由于吾族尊敬宗和宗族之观念深入人心，而我祖之遗训族规，其感化力之伟大，俾吾族子孙有以克绍于勿替继自今。”(84)《九修谱序》，《东龙李氏十修族谱》第1卷，第30页。摈弃其中对苏维埃革命的恶意描述，可以复原出在苏维埃革命中东龙李氏举全族之力与革命较量时体现的强大内聚力。

总之，土地革命时期，地理环境优越、经济富庶、内聚力强大的东龙没有内生出宣传和发起革命的知识分子、豪绅、“边缘群体”，是革命势力难以进入的区域。革命力量最后之所以能进入该区域开展活动，依靠的是红军强大的武装力量。即便是在红军强势介入、兴起革命后，这里的革命政权依然不稳固；
终其苏维埃时代，革命与反对革命的力量在此区域或明或暗反复较量，革命力量始终没有真正深度渗入。

东龙的情况并非特例，在宁都县的石上、东山坝一带，情况亦颇为相似。以梅江为界，宁都分为河东、河西两片。河西片在1929年就兴起了革命，到1931年11月，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已经普遍开展。但在河东片的石上、东山坝一带，李姓宗族势力强大，宗族中的土豪掌握了宁都县靖卫团的武装力量，“石上、东山坝、湖岭咀、枧田是他们经常出来活动的停足点。他们在当地都有很大势力”，因此，革命与反对革命的力量在此地反复较量，其结果是“虽有过政权但很不稳固”，“河东地区是时红时白”。(85)省委赣东南党史调查队宁都分队第二小队整理：《宁都石上地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资料(草稿)》(1959年1月17日)，《宁都县东韶、横江、陂头、洛口、永村、石上等乡苏地区人民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斗争史的调查材料和大事年表》，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X014/1/100/275—276。

在苏维埃革命中，由红军“打天下”开辟出苏区，之后由红军、临时苏维埃政府自上而下地把田分到各家各户，这样的革命源起方式并非仅出现在宁都县的东龙和石上、东山坝，而是在江西苏区的发展过程中颇为普遍。(86)《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一、二、三、四月总报告)》(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444页；
《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案》(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469—470页。当然，并非每个由红军强势介入而兴起革命的地方，都像东龙一样拥有强大的与革命对抗的势力。

在苏维埃革命源起中，各地以何种方式、由何人发起和响应革命，与当时苏维埃革命的整体形势相关；
宁都县域内各地独特的地理环境、权力结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人际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当地苏维埃革命源起模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学校多、来自精英家庭的激进青年多，也是革命的有利条件”(87)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著，石岩译：《意外的圣地：陕甘革命的起源》，第208页。。在交通便利、经济相对富庶的城关区和黄陂，出身富裕家庭的知识青年温雪堂、赖奎轩等带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承担起了在本地宣传和发起革命之重任，使城关区、黄陂先后成为宁都县苏维埃革命的中心。在没有内生出本地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相对封闭且地方控制力较强的横坑和南团—汉口区域，陌生的外来革命者为了进入这个“熟人社会”，借助了当地豪绅赖源泉、曾既富之力，苏维埃革命得以兴起。在地理、行政、经济、地方权力结构上都较弱势的边缘区域里迳村，既没有内生出革命知识分子，也没有掌握地方话语权的土豪可供外来革命者联手，主动响应并积极外出“接头”寻求革命的是村中的“边缘群体”——贫苦群众。土地革命时期，地理环境优越、经济富庶、内聚力强大的东龙村没有内生出宣传和发起革命的知识分子、豪绅、“边缘群体”，是革命势力难以进入的一个区域；
革命得以兴起，凭借的是红军的强势介入，但革命与反对革命的力量在此或明或暗反复较量，东龙始终没有真正成为革命力量深度渗入的区域。

综上所述，在宁都县苏维埃革命源起中，出身富裕家庭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奉献与引领非常重要，少数豪绅发挥其在当地的影响力很重要，“边缘群体”的响应和参与很重要，红军强大的武装力量也很重要。知识分子、豪绅、贫苦农民等群体在革命的潮流中，依据自己的理想、利益，进行历史的抉择。为什么有的人会选择走上革命道路，有的人却从中逃逸甚至抗拒革命？这个问题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答案，“走向革命或拒绝革命，在不同的个人、团体或阶级身上，都有不同的理由和考量”(88)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第6页。。

各地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权力结构具有多样性，因此，革命在各地兴起的方式、主导和参与的群体也具有多样性。本文以宁都县为中心，对苏维埃革命源起模式的探讨，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解释。随着更多资料的发现和研究的进一步细化，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将更加深入。把革命的源起置于具体的历史场景中，有助于了解革命的全过程和全面貌，也有助于更完整地建构和理解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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