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报》若干史实的考辨及其宣传思想的分析

张宝丽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32）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施滉①施滉，云南洱源人，1927年3月加入美国共产党，并组建美共中央中国局，曾任第一任书记，与徐永煐等人创办《先锋报》。1930年回国参加革命斗争，1933年因叛徒出卖被捕，1934年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徐永煐②关于此名，目前有三种写法：“徐永煐”“徐永英”“徐永瑛”。徐永煐，1916年夏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25年赴美留学，1927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参与组建美共中央中国局，曾任美共中央中国局书记，多次以“徐永英”“化发”名义在《先锋报》上发表文章。根据徐永煐赴美前和回国后均使用“徐永煐”一名，本文统一使用此名，下文如有引文与此不符，当尊重原文。、张报③张报，原名莫国史，1921年春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揭露清华校政腐败被开除学籍。后改名莫震旦，先后考入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1926年秋加入“中山学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8年2月初威斯康辛大学共产党支部介绍其加入美国共产党，后任美共中央中国局书记。1932年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后由美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并留苏工作，1956年返回祖国。等留美进步学生加入美国共产党，成为美国共产党中的第一批中国籍党员，随后组建美共中央中国局及其外围组织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创办美洲华侨社会第一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革命报纸——《先锋报》，并将其作为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的机关报。该报试办于1928年初，正式创刊于1930年4月下旬。

目前，学界关于《先锋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先锋报》创办者与服务对象两个方面。关于该报的创办者问题，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从办报人的政治身份角度，认为创办者是国民党左派与美国共产党员，或是中国共产党员。美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麦礼谦认为：“广州起义失败后，一些国民党左派党员（有些也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如施滉、徐永瑛、石佐等……创办油印刊物《先锋报》（The Chinese Vanguard），支持中国革命及揭发国民党政府的反民主措施。”［1］他认为，该报的创办者是国民党左派与美国共产党员。潮龙起将该报定性为亲共报纸。［2］王美芝认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外先后创办了两份报纸：《先锋报》《救国时报》。”［3］徐新平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党（中国共产党——引者注）在对外宣传方面有几件事是值得称道的。一是《先锋报》和《救国时报》的创办……”［4］第二种观点是从办报人的华侨身份角度，认为创办者是华侨。黄小坚等学者认为：“各地华侨报刊如美国的《商报》《先锋报》……”［5］曾瑞炎认为该报由纽约的华侨抗日团体创办。［6］关于该报的服务对象问题，学界普遍认为该报是美洲贫苦华侨的喉舌。此外，龙鸿祥考证了《先锋报》是第一份报道长征的海外报纸。［7］

在对已有成果进行梳理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关于《先锋报》的研究存在三个问题：《先锋报》由谁创办？发行周期如何？是否改组改名？本文根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族裔研究系图书馆收藏的《先锋报》资料，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考证，并对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影响的《先锋报》，在不同阶段的宣传思想特征作尝试性分析，以图深化对华文报刊史以及党史相关问题的研究。

《先锋报》之所以命名为“先锋”，是因为该报一改当时美洲华侨报纸作为海外国民党、华侨宗派势力等喉舌的风气，勇于揭露国民党腐败卖国，华侨宗派势力盘剥、压榨贫苦侨众的真相，成为美洲华侨社会组织群众斗争的先锋报纸。《先锋报》一方面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发挥报纸作为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与组织者的作用；
［8］另一方面深入美洲华侨社会，想侨众之所想：“华侨群众心目中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反日，一个是怎样能有饭吃（失业）”，［9］在指导侨胞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与华侨宗派势力作斗争的基础上，维护贫苦华侨的切身利益，传播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因此，对于这样一份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华侨报纸进行考辨，显得尤为重要。

（一）关于《先锋报》的创办者问题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先锋报》是由施滉、徐永煐等共产党员创办的，并由此界定《先锋报》是早期中国共产党指导并创办的海外革命刊物。鉴于其对特定历史背景以及当时党员组织关系等问题的忽视，这个结论是有失偏颇的。

首先，《先锋报》的办报人施滉、徐永煐、张报等［10］在负责编辑该报时是美国共产党员。据张报回忆，施混、徐永煐、张报等人分别在1927年、1928年加入美国共产党（以下简称“美共”），在美共中央领导下于旧金山成立中国局，施滉任美共中央中国局第一任书记，随后创办《先锋报》。［11］当时，各国共产党均受共产国际领导，中共与美共是共产国际的两个独立支部，美共中央中国局与中共联系一般要通过共产国际，跨国调动组织关系也需经共产国际转接，如1933年中共党员唐明照赴美学习，组织关系就是经共产国际由中共转入美共，成为美共中央中国局的一员。［12］作为美国共产党中的中国籍党员，施滉等人在旅美华侨与中国留学生中积极开展吸收党员的工作，通过《先锋报》，一方面向华侨群众阐明“参加就地工人阶级反饥饿、反战、反法西斯的斗争，不但能援助中国民族革命和中华苏维埃之进展，并且有效的（地）抵抗就地华侨资封阶级与美帝国主义者的联合压迫，保卫侨众目前的切身利益，和推进为实现苏维埃美国的斗争”，另一方面“号召美国华侨革命分子加入本党（美国共产党——引者注），来扩大华侨解放运动中最坚决的分子——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队伍！”［13］

其次，《先锋报》是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的机关报。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总干部在该报出版五周年之际郑重声明：《先锋报》“由本大同盟主持出版……在组织系统上，先锋属于大同盟”。［14］《〈先锋〉组织纲领》第一条规定：“《先锋》为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大同盟）之机关报，但大同盟之根本任务为反帝，而《先锋》因其历史上之地位，应作美洲华侨一切革命运动之指导者与组织者。故在组织上，《先锋》隶属于大同盟，而在革命功用上，广于大同盟亦高于大同盟。因此，大同盟对于《先锋》之关系，应在组织系统与革命作用两方面更为灵活的配合，而不能拘泥于任何方面。此为本纲领所依据之原则。”［15］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是“（美共）中央中国局领导下人数较多的外围组织”，“各行各业的华侨、各党各派的留学生都可加入”。当时，美共活动是公开的，但美共中的中国籍党员“为避免美国当局、国民党反动派及其特务的注意和迫害”，“中国局也就经常用大同盟的名义在华侨及留学生中进行各种公开活动”，很多华侨和留学生为了加入共产党，就先加入大同盟接受共产党的栽培与考验。同时，该同盟历届负责人与美共中央中国局历届书记、《先锋报》的办报人为同一批共产党员，即施滉、徐永煐、张报、李道煊、何植芬、余光生等。［16］

由此可见，《先锋报》同时受美共中央中国局和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的领导，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共产党员特殊的组织关系，《先锋报》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报纸，而是美共中央中国局的外围组织——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的机关报。

（二）关于《先锋报》的发行周期问题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先锋报》在迁往纽约之前是不定期报纸，但对迁往纽约之后是改为周报还是半月刊存在争议。王美芝、王士谷、郑保卫、陈日浓等认为，《先锋报》迁到纽约后正式创刊，出版铅印周刊。［17］而麦礼谦认为：“大同盟的喉舌《先锋报》亦在一九三〇年迁移到纽约出版铅印半月刊，后来改为周刊。”①见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第218页。此处引文有误，1937年4月28日《先锋报》没有出版。徐永煐在《先锋报》五周年纪念特刊中写道：“一年以来，《先锋》最大的进展是恢复周报，五年前《先锋》在纽约开始出版时即是周报，继续到一年之久，此后因维持不住，始改为半月刊，一直到去年十月为止。”［18］据此推断，《先锋报》迁至纽约后正式出版周报，而非半月刊，只是周报大约持续至1931年4月。笔者认为，该报主要因经济拮据，致使出版历程曲折不断。1934年9月15日的《先锋报》称：“《先锋》现在决定恢复周报了！本期是半月报的最后一期。周报第一期定于十月七日出版。以后出版期都定为星期日。”［19］结合该报每期报头可知，从1934年10月7日至1938年7月28日，《先锋报》基本上都是以周报形式出版。偶有例外。如1936年1月11日第193期与1936年2月1日第194期之间曾出现延期。此前，《先锋报》针对第110期延期发表过声明：一是“《先锋》各同志忙于筹备纪念广暴及庆祝全苏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俱乐会工作”；
二是“经济方面的危机”。［20］此时临近一二八周年纪念，第194期延期出版的主要原因应是《先锋报》工作人员筹备一二八纪念活动。

根据以上分析，《先锋报》的“周报旅程”颇为曲折：1930年4月至1931年4月，为周报；
1931年4月至1934年9月15日，为半月刊；
1934年10月7日至1938年7月28日，为周报。

（三）关于《先锋报》的改组与改名问题

关于《先锋报》是否经历过改组，有学者认为《先锋报》是由《国民日报》改组而来。［21］虽然施滉等人在加入美共前曾加入旧金山国民党支部，并联合国民党左派创办了《国民日报》，但因此断定《先锋报》是由《国民日报》改组而来，则值得商榷。1932年国民党海外党务组审查美洲华文报纸，显示《国民日报》为拥蒋报纸，《先锋报》为反动报纸。［22］同时，《先锋报》也多处提及《国民日报》，如“在‘九一八’纪念中，华侨各报纸，除了蒋汪的《民气报》《国民日报》等外，都有一致抗日讨蒋之论调”；
［23］“三藩市的《少年报》拥蒋时代，并不与向蒋介石投降的《国民日报》融合”，［24］旧金山“《国民日报》自方振武将军抵埠提倡抗日救国、组织抗日会以来，该报力为蓝衣社卖力，大事（肆）攻击抗日运动，激起侨界之愤怒”［25］等。张报也回忆道：“那时候，在美国出版的国民党和堂会的中文报纸不少。如在三藩市有《国民日报》《金山时报》《少年中国》《世界日报》等……”。［26］以上材料皆证明，《先锋报》与《国民日报》为两份独立报纸。麦礼谦认为：“广州起义之后，一九二八年一月，徐永瑛等进步留学生在《国民日报》再也不能立足了。”［27］由此可见，《先锋报》是施滉、徐永煐等人离开美国旧金山国民党支部和《国民日报》后独立创办的革命报刊。

关于《先锋报》是否曾改过报名这一点，有学者认为，“《先锋报》的影响扩大到大半个世界。这张《先锋报》后来改名为《华侨日报》，直至今天，在旅美华侨中仍然是很有影响的报纸”。［28］另有学者认为，“施滉到纽约后，又将《先锋报》改名为《美洲华侨日报》。这份报纸直至今天，仍是旅美华侨中一份很有影响的进步报纸”。［29］据《先锋报》报头显示，第109期和第110期报头均为中文“先锋”二字，第129期（即周报第一期）报头改为THE CHINESE VANGUARD，后增加中文报头“先锋报”三字，英文报头也改为The Chinese Vanguard，此后固定为此种样式。从报头变化来看，该报中文名称有“先锋”“先锋报”，英文名称除了大小写之别，样式基本固定，并且无论是在改为周报之前还是之后，该报其他卷的报眉处都印有“先锋报”字样，因此，统称该报为《先锋报》是合理的。

《先锋报》诞生于美国旧金山，发展壮大于纽约，影响力传播至世界各地。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先锋报》有别于当时美洲华侨社会的其他华文报纸，同时也是它艰难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创办背景

《先锋报》五周年纪念大会上，编辑陈其瑗讲述办报背景：“海外同志在武汉政府崩溃时主张的坚定，与动摇变节的分子斗争，继续领导爱国侨胞作彻底反帝抗日救国工作，《先锋》周报就是那时的产物，由不变节的革命同志①“不变节的革命同志”是指《先锋报》创办人施滉、徐永煐等进步留学生。他们于1926年加入美国旧金山国民党支部并创办《国民日报》，徐永煐担任主笔，发表反蒋反帝言论。随着国内武汉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合流，已经分裂为左右两派的美洲国民党开始联合清党，施滉、徐永煐等人离开《国民日报》，1927年先后加入美国共产党，组建美共中央中国局并创办《先锋报》，继续反蒋反帝斗争。所创办”。［30］国内国民党内部斗争引发美洲国民党清党行动是施滉、徐永煐等人离开旧金山国民党支部的导火索，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世界法西斯运动第二次浪潮的掀起、共产国际领导各国共产党进行的阶级斗争和反法西斯斗争、国内大革命的失败等历史背景，是促使施滉、徐永煐等中国留美学生加入美国共产党以继续抗日反帝斗争，并创办美洲华侨社会第一份革命报刊《先锋报》的时代因素。

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暴发后，美洲经济不景气，失业率不断上升，社会矛盾持续激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崛起，代表美国无产阶级利益的美国共产党进入鼎盛时期。当时的华侨绝大多数处于社会底层，从事收入不高、维持温饱的服务行业，如洗衣、餐馆、渔业等。受经济危机影响，大量华侨失业，一方面遭受居住国排华暴行摧残，生存处境极其艰难；
另一方面因身处异邦而与祖国联系较少。施滉、徐永煐、张报等留学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通过《先锋报》组织领导美洲贫苦华侨进行阶级斗争。在经济危机的席卷下，德、意、日法西斯势力逐渐兴起，日本帝国主义趁英美忙于应付经济危机、蒋介石大规模“剿共”之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欲夺取我国东北以图称霸世界，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共产国际指导各国共产党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号召“建立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人民中所有其他劳动的和民主的人士组成的伟大的反法西斯人民的阵线”，［31］《先锋报》自此走上“为了党的与苏维埃政府的中心任务而坚决斗争”［32］的抗日救国道路，号召“全世界工人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①《先锋报》第133期报头增印“全世界工人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至第286期，该口号不再出现。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以维护世界和平。这是《先锋报》发展的时代背景。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美洲的革命宣传近似空白。此时党处在幼年时期，对外宣传力量薄弱，“这个时期的中共对外宣传活动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更称不上事业，缺乏规范性和持续性”，并且当时的对外宣传主要集中在欧洲，“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传播较为广泛，中国也有大批的进步青年在欧洲求学”。［33］在美洲，仅有创刊于巴黎的《少年》杂志在加拿大设立“加拿大华人工会”代售处。［34］而同时，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在对外宣传方面则具有先天优势，并形成一整套党报管理制度。国民党本就肇始于海外，与华侨关系极为密切。1927年4月以蒋介石集团为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将海外党务与侨务工作相结合，设立中执委宣传部、中执委海外部、中执委组织部等机构，制定一系列海外党报管理政策，运用党务系统对海外党报进行周密而严格的管控。［35］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的宣传策略是对内压制、对外鼓动。在国内实行不抵抗政策，压制民众抗日运动，防止共产党影响其统治，而在海外则进行民族主义宣传，鼓动华侨积极抗日。［36］当时国民党海外部在美洲控制或经营的报纸，有美国的《少年中国晨报》《国民日报》《三民晨报》《自由新报》以及秘鲁的《民醒日报》等。此外，华侨社会中致公堂、宪政党等不同政治党派或团体也创办了各种宣传刊物。其间，日本为了美化自身国际形象、粉饰其侵略行径，在对美宣传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使美国严守中立以达到孤立中国的目的，为其侵华行径找到“合理”依据。［37］《先锋报》冲破层层舆论封锁，作美洲华侨社会反帝反蒋的“先锋”，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舆论势力裹挟中应运而生。这是《先锋报》艰难发展的政治背景。

《先锋报》受共产国际影响直接且深刻，在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甚至对其没有影响，如长征时期中共一度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但这并不妨碍《先锋报》成为一份“革命的报纸”“工农民主专政的报纸”“无产阶级斗争的有力的武器”，［38］不妨碍它成为“为民族争生存”［39］、号召世界无产阶级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优秀华文报纸。

（二）艰难发展

《先锋报》坚持革命斗争十余年，对于远离祖国而力量单薄的美国共产党中的中国籍党员来说，殊为不易；
对于一份被法西斯主义、国民党反动当局、封建帮派势力以及当地排华势力包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报纸来说，极为艰难。徐永煐说：“《先锋》有比较长久的历史，包含了大埠、古巴、纽约、费城、云哥华许多斗争经验，浸染了黄淘白②黄淘白，原名黄培威，广东中山人，时为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致力于组织古巴华侨衣馆工会和领导古巴无产阶级运动。1930年春被捕，同年8月12日牺牲。、施滉的赤血……吸取了许多坐监、被拨的同志的壮志。只有《先锋报》是华侨社会中最大的炬光，独照民众解放和劳苦群众斗争胜利前途！”［40］《先锋报》的艰难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办报主体力量薄弱。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洲中国留学生以及共产党员人数不多，办报力量非常有限。当时，创办美共中央中国局、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以及《先锋报》的主要力量为施滉、徐永煐、张报、李道煊等人。根据《先锋报》报道来看，徐永煐亦是该报主笔，并且施滉、徐永煐是第一批加入美共的留美学生，李道煊、张报等人陆续加入其中。施琦生回忆道：“在美共党内斗争方面，父亲除参加美共党内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外，还曾代表中国局26名党员签名反对洛夫斯顿，拥护以福斯特为首的美共党内少数派的主张。”［41］据张报回忆，30年代初在美国共产党中的中国籍党员约50人。［42］由此可见，《先锋报》总体办报力量极为薄弱。

二是报纸阅读对象有限。正如《先锋报》的一篇文章所分析的那样，“华侨社会之所以缺乏独立经营的报纸，其原因之一是华侨社会不甚大，营业不独甚难经常获利，而且难持成本”。［43］《先锋报》即是依托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并取得美国共产党与美共中央中国局的支持。此外，《先锋报》在美洲的代销处和零售处颇少，当时，纽约是美国华侨较为集中的城市，仅有一个代售处和两个零售处，美京和费城各一个代售处。［44］由此可见，美洲华侨社会规模本就不大，可售卖报纸的地域更是有限。另外，国民党和封建帮派的反动思想影响了部分侨众，还有部分华侨对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革命不感兴趣或持怀疑态度，因此读者规模一再萎缩。

三是办报经费捉襟见肘。《先锋报》的经费主要有团体经费和特别募捐。如临时捐和维持捐，登报募捐也是方法之一，《先锋报》刊登的相关募捐信息有66条之多。另外有订报、零售、告白、游艺会等收入。但受各种因素影响，募捐效果并不理想，除却《先锋报》流通范围有限外，部分侨众或受反动思想影响，或受生计所累无心革命，或因教育水平所限无法阅读报纸等，极大地影响了该报的发行量。该报读者皆来自美洲底层劳动者，他们多在温饱线上挣扎，面对募捐除了尽力而为，也无法贡献更多力量。如，1935年1月1日至3月31日，《先锋报》通过募捐、订报、零售等方式筹得经费436.02元，加上上一年结余的406.87元，共计842.89元，除去邮费、印刷、房租及水电等费用796.83元，结余46.06元。［45］可见《先锋报》经费经常处于阶段性充裕或匮乏状态，在油印与铅印、半月刊与周报、印刷和手写、准时出版与延期出版之间艰难生存。

四是行业竞争激烈，生存环境险恶。《先锋报》不仅要与海外国民党报纸作斗争，还要规避国民党海外部的报刊审查和野蛮打压。国民党如何打压革命报纸可从同类报纸遭遇得知一二。《纽约商报》因指责纽约中华公所不派人参加市参议会抗例活动，纽约中华公所就收买斧头仔，围堵报社大门，到处截抢卖报人，勒令商户不要在该报刊登广告，禁止华埠买卖该报。《纽约商报》具有小资产阶级报刊性质，并无鲜明的党派倾向，其宣传政策随读者要求而转移，连这类报纸都遭围堵打压报复，何况是革命立场鲜明的《先锋报》！国民党政府亦惧怕《先锋报》的革命影响力，1936年，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就呈请广州市党部要求查禁海外《先锋报》，理由是该报污蔑西南领袖。［46］

《先锋报》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华侨宗派势力这三股力量的夹击下艰难生存，领导美洲华侨进行救国保侨运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形象传播至美洲乃至世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一条规定：“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已经证明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工作。”［47］《先锋报》十余载的艰难发展历程恰恰证明，在美国共产党中的第一批中国籍党员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先锋报》是第一份在美洲华侨社会中进行真正意义的共产主义宣传的革命报刊。

当时的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实行高度集中领导的组织原则，“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48］作为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的机关报，《先锋报》从创办之初就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共产国际的指导，随着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它的宣传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同时，《先锋报》能结合美洲华侨社会具体实际，利用在地化优势团结世界无产阶级与爱好和平的人士，指导美洲华侨进行就地革命斗争。

（一）共产国际七大前以阶级斗争为主

共产国际在七大召开前，领导各国共产党进行无产阶级斗争。《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一条规定：“在报纸上，在群众集会上，在工会、合作社中，总之，在第三国际拥护者所能利用的一切场合，不仅要不断地、无情地斥责资产阶级，而且还要斥责资产阶级的帮手即各式各样的改良主义者。”［49］《先锋报》称呼当时的美洲国民党为“刮党”“刮民党”，称呼该党党员为“刮党员”“国民党匪”，一个“刮”字形象地向美洲华侨展现了国民党及其相关机构的贪污腐化形象，如《打倒向日帝投降的刮民党政府，扩大民族革命战争的联合战线》《不应捐款给刮党军阀》《国民党匪李连图强占人衣馆底之败露》《牛兰夫妇绝食反抗国民党虐待》《国民党领事侵吞死者存款》等；
称呼当时美洲华侨社会里极具影响力的中华公所（会馆）、堂会等团体中欺压华侨的人员为“豪绅”“劣绅”，如《华侨豪绅献媚美资本家》《中华公所之敲诈剥削又多两个证据》《古巴中华总商会职员对豪绅助理侨民登记深致不满》《联成公所豪绅再弄“开幕”骗财把戏》等；
称呼对华侨极尽残酷压迫的国民党特务机构蓝衣社，为“蓝衣党徒”“日本奴”“华侨公敌”“凶徒”“蓝衣匪”，如《群众要求逼使云丹当局照会蓝衣社走狗蒋赐福离埠》《蓝衣社走狗自讨没趣》《蓝衣匪张发奎鼓吹以恐怖对待爱国华侨》《斥古巴〈民声报〉蓝衣社徒颜任侠》等；
称呼华侨中作反动势力帮凶的侨民为“侨蠹”，如在《为纽约华埠时局感言》《古巴刮党领事勾结中华会馆助政府拨返穷苦华侨》《刮党领事与中华公所互哄》等文中都有抨击。

《先锋报》将国民党官僚及封建地主阶级的黑暗面展现在美洲侨众面前，毫不留情地批判反革命分子的卖国残民行径，引导美洲贫苦华侨就地参加救国保侨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先锋报》指出：“本报自成立以来，不断的（地）暴露资本阶级的罪恶。中华会馆是纽约华侨资封阶级欺骗和压迫劳苦侨胞的主要工具，所以，本报打破华侨报纸一向对中华会馆阿谀奉承的前例，做了进攻中华公所的‘先锋’，打破了劳苦侨胞对于中华及一切封建社团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观念，因此开开（开辟）了群众自己的斗争的组织的新道路。这样，才有不顾中华公所以及堂号的威势的纽约衣馆联合会的发动。”［50］

（二）共产国际七大后以抗日救国为主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七大，号召各国共产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具体有三个层次：工人阶级统一战线、人民阵线和殖民地国家反帝统一战线，［51］《先锋报》宣传思想由此发生转变。“宣传思想分水岭”的标志是1935年8月31日刊发的《本报在联合战线中的错误》一文，开篇即写道：“我们虽认共产党、苏维埃和红军是抗日的彻底地（的）中坚力量，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力量，因此，我们对于一切抗日的分子，不问其是否同意于我们的根本观察，我们都恳切的（地）与他们联合，进行大家所能同意的抗日工作。同时，在推进工作的时候，我们根据抗日的立场对于联合战线中的各党各派，事实上阻碍抗日运动的主张，必定要尽力的（地）贡献正确的意见”。［52］此时的《先锋报》依然强调共产党要用武力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集团做斗争，但“各党各派”这一说法已经是在向美洲华侨社会各党派（除国民党）、堂会、群众团体等释放联合抗日的信号。1935年10月12日，该报全文刊登《八一宣言》，题为《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12月7日，《先锋报》首次提到“国共合作”：“共产党不独自己爱国，而且要联合一切与他的意见分歧的政党来爱国，这是国共合作的一个根本动机，共产党与国民党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53］1935年12月14日，《先锋报》与美洲日侨工人阶级报纸《劳动新闻》及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发表拥护中国抗日运动的联合宣言。《宣言》称：“我们认清在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统治阶级冲突之时，中日两国国民绝无互相仇视之意。我们以为中日两国国民之福利，在共同打倒日帝的武力”，同时“要求美国政府撤退驻中国的军队，取消美国在华的一切特别利益”。［54］《先锋报》在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指导下号召更大范围的联合，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向美洲国民党内爱国分子伸出橄榄枝，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向海外蓝衣社喊话：“蓝衣社中不乏（有）爱国爱侨的天良分子，无论对于救国保侨的意见有何不同，应当绝对约束你们之中的败类不得有假借外力摧残同胞之举。海内外的民众早感觉到不分党派、一致御辱的需要，不但不会拒绝，而且鼓励欢迎诚心爱国的蓝衣社成员参加救国阵线”。［55］

《先锋报》在号召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过程中逐渐形成系统的就地联合斗争理念，如《抗日救国的最低纲领》：“（一）武装抗日；
（二）扫除汉奸；
（三）不分党派联合；
（四）促成国防政府”。［56］所谓“最低纲领”，即《先锋报》根据美洲华侨社会各地的斗争经验，在确保能够容纳全体爱国侨胞意见、不引起任何反日派别反感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团结大众一致行动。《纲领》全文仅20字，却全面概括了该报联合美洲华侨社会各党各派各团体的指导思想、斗争手段和斗争目标。1933年，徐永煐曾指出《先锋报》有“关门主义”之嫌，本应深入侨众，却走到了侨众之外。［57］数年来，《先锋报》以此为戒，始终关注美洲华侨的实际斗争需要，当美洲华侨社会对统一战线出现悲观和怀疑的声音时，《先锋报》系统阐述美洲华侨社会内部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如共产党、国民党、致公堂之间的党派成见，华侨社会中新旧势力冲突以及劳资关系，留美学生群体中的个体差异性，《先锋报》建议通过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法来吸收他们参加抗日救国运动，［58］在民族存亡之际争取尽数消弭党派之见、阶级之别。此外，《先锋报》围绕五卅运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广州公社、五一劳动节、七七事变等周年纪念进行宣传，使游离异邦的美洲华侨明白中国发生了什么，亲人同胞经历了什么，国民党与共产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各做了什么，不断激发华侨群众不做亡国奴、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爱国热情。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浪潮再度掀起，共产国际领导着各国共产党开展阶级斗争与反法西斯斗争。《先锋报》发展十余载，偏居美洲一隅，始终肩负“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历史使命，最早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形象传播至美洲和全世界，将中国革命具体情形展现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面前。《先锋报》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遥相呼应，与早期国内抗日战争相伴而行，始终将美洲华侨社会的抗日救国运动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结合起来，使美洲华侨社会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同时，《先锋报》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施滉、徐永煐、张报、冀朝鼎等人无论身处美洲还是陆续回到祖国，也无论他们是美国共产党员还是中国共产党员，都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注释］

［1］［27］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第217页。

［2］［22］［36］［37］潮龙起：《美洲华侨与抗日战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1、75、217页。

［3］王美芝：《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报刊活动——〈先锋报〉和〈救国时报〉的宣传》，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64页。

［4］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7页。

［5］黄小坚、赵红英、丛月芬：《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第118页。

［6］曾瑞炎：《华侨与抗日战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4~75页。

［7］龙鸿祥：《〈先锋报〉与长征的早期海外传播》，《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8］《列宁同志论报纸的功用》，《先锋报》1935年5月11日。

［9］［57］《冲破华侨群众斗争发展上的难关》，《先锋报》1933年2月22日。

［10］［16］［26］［42］张报：《二三十年代在美国的中国共产党人》，《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7辑。

［11］《施滉烈士的革命事迹——访问张报同志记录》，见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施滉》（《中共云南党史研究资料》第三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221~231页。

［12］［41］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编：《雨花英烈近亲属口述史》，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年，第86页。

［13］《美共中央祝词》，《先锋报》1935年5月11日。

［14］《大同盟干部祝词》，《先锋报》1935年5月11日。

［15］《〈先锋〉组织纲领》，《先锋报》1935年9月14日。

［17］王美芝：《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报刊活动——〈先锋报〉和〈救国时报〉的宣传》，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1996年，第565页；
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
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7页；
陈日浓：《中国对外传播史略》，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年，第59页。

［18］《〈先锋〉五周年纪念所需要的礼物》，《先锋报》1935年5月11日。

［19］《十月起恢复〈先锋〉周报》，《先锋报》1934年9月15日。

［20］《延期声明》，《先锋报》1933年12月21日。

［21］杨遵道、赵履谦：《施滉》，见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施滉》（《中共云南党史研究资料》第三辑），第63页；
陈祖英：《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云南俊杰》，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0页；
蒋亚林：《栽种一棵碧桃：施滉烈士传》，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68页。

［23］《检阅九一八纪念工作与以后推进抗日救国运动之步骤》，《先锋报》1934年10月20日。

［24］［40］［43］《美洲华侨报纸的分析》，《先锋报》1935年5月11日。

［25］《〈国民日报〉阻挠抗日受侨界抵制》，《先锋报》1936年5月2日。

［28］杨遵道、赵履谦：《施滉》，见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施滉》（《中共云南党史研究资料》第三辑），第63页。

［29］中国共产党史人物研究汇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5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5~138页。

［30］《〈先锋〉五周年纪念大会纪事》，《先锋报》1935年4月27日。

［31］威廉·福斯特著，梅豪世译：《美国共产党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344~345页。

［32］［38］张闻天：《关于我们的报纸》，《斗争》1933年第38期。

［33］陈世华、刘晶：《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对外宣传活动述论》，《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34］唐荣堂：《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对外宣传活动述论（1921—1927）》，《新闻界》2020年第10期。

［35］王继先：《国民党海外党报管理政策论述（1927—1945年）》，《国民档案》2012年第2期。

［39］《〈先锋〉报社为民族争生存》，《先锋报》1935年9月14日。

［44］《美国及各地〈先锋〉零售推销处》，《先锋报》1936年2月22日。

［45］《〈先锋〉三个月收支报告》，《先锋报》1935年6月15日。

［46］《训令各县府转饬查禁美洲〈先锋报〉等刊物以杜流传》，《广西省政府公报》1936年第125期。

［47］［48］［49］《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1~254页。

［50］《纽约衣联会与共产党》，《先锋报》1934年5月15日。

［51］房广顺：《列宁与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5期。

［52］《本报在联合战线中的错误》，《先锋报》1935年8月31日。

［53］《伟大抗日力量的胚胎》，《先锋报》1935年12月7日。

［54］《中日美三国工人言论机关拥护中国抗日运动联合宣言》，《先锋报》1935年12月14日。

［55］《忠告蓝衣社分子》，《先锋报》1936年10月24日。

［56］《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总干部全会决定推广侨众救国联合方针》，《先锋报》1936年2月22日。

［58］《答复对华侨统一战线前途抱悲观态度和怀疑的态度者》，《先锋报》1937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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