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影响研究

宋宁静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青岛 266100)

我国是海洋大国,广袤的海洋蕴含着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资源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海洋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海洋资源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强,海洋资源特别是海洋生物、海洋矿物和海洋化学资源的消耗急剧增加。根据《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15年我国原油产量5 416.35万t,较2007年原油产量增长70%;同年海洋天然气产量1 472 400万m3,较2006年增长96.68%;2014年海洋化工产品产量2 271.71 万t,较2011 年增长108.6%。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各类海洋资源产量较前几年虽有小幅下降,但鉴于我国经济体量巨大,对海洋资源的需求仍旧保持高位状态,人均资源不足,为破解保护与发展的突出矛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合理范围内加大对海洋资源开发力度的同时,必须注重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提高其利用效率,做到“开源”和“节流”两手抓。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强调“十四五”时期,要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全面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人民群众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意识。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是关乎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海洋环境保护与实现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两者是方式与目的关系。环境规制是政府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是缓解我国人均资源不足,调节保护与发展突出矛盾,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本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提高成本,组织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缩减生产成本,其中就包括降低资源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此外在政府大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的现实背景下,企业出于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目的,也会提高对各类资源的利用率。李雨梦等[1]认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环境规制的真正目的。周清香等[2]发现环境规制会促使企业推进技术创新,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Cheng等[3]研究认为环境规制能够提高技术效率和设备利用率。结合以上研究证据,本研究认为海洋环境规制会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产生一定影响。

相关学者针对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以及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展开大量研究。就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的关系:现有文献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早期经济学家认为,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会挤占技术创新资金投入,因此环境规制会抑制技术创新[4]。与之相反,“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存在双向促进关系,短期来看环境规制确实提高了企业成本,但企业出于长远考虑,会通过加大技术创新的方式提高对原材料的利用效率以及自身生产能力,以弥补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支出[5]。杜军等[6]基于DEA-Malmquist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科技创新的关系,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促进作用。就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结构升级:杨林等[7]实证分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海洋环境规制工具对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宁凌等[8]利用动态面板GMM 估计发现海洋环境规制、海洋金融支持均能够影响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也有研究指出环境规制会影响水资源利用效率。郭炳南等[9]认为环境规制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李德山等[10]以我国西部地区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发现环境规制会抑制水资源利用效率。通过梳理文献发现,鲜有涉及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资源消耗的影响研究。从我国人均海洋资源短缺的国情看,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提高其利用效率对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以上思考,本研究将两种海洋环境规制工具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是否存在差异化影响,同时借助门槛回归检验了两种环境规制工具对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单方面非线性影响以及交互影响。考虑到我国三大海洋经济圈在海洋资源禀赋、海洋环境规制工具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分样本研究了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区域异质性影响,最后检验了产业结构在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之间的中介效应。本研究基于海洋环境规制工具选择视角,为决策部门选择适当环境规制工具以实现海洋资源有效利用提供一定参考。

2.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旨在分析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影响,相关变量具体含义与测算方法如下。

(1)被解释变量,海洋资源消耗强度(xh)。即单位海洋生产总值的海洋资源消耗量,是衡量海洋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海洋资源主要包括:海洋矿物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海洋化学资源以及海洋动力资源4项,其中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矿物资源和海洋化学资源是经济活动中消耗较多的资源,参考Wang等[11]、王泽宇等[12]及我国海洋资源产量现状,本研究取海水养殖产量、海洋捕捞产量、远洋渔业产量、海洋原油产量、海洋天然气产量、海盐产量、海洋矿业产量、海洋化工产品产量作为海洋资源总消耗量,由此实现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测算。

(2)核心解释变量,两类海洋环境规制工具。即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h1)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h2)。参考杨林等[7]和钱薇雯等[13],本研究以“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海洋产业占比/海洋生产总值”表征命令型环境规制强度,以“单位确权海域面积海域使用金征收额”作为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代理变量。

(3)控制变量,海洋科技创新(kj)。参考屈莉莉等[14],本研究以海洋科研机构数量、海洋科研从业人员数、海洋科研活动人员数、海洋科研机构课题数、海洋科技活动高级职称人员数量作为指标测算海洋科技创新水平。

(4)中介变量,海洋产业结构(jg)。以海洋第三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表征海洋产业结构。

变量具体说明与测算方法见表1。本研究对象是中国11 个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2006—2019年相关面板数据,数据来源:历年的《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对于部分年份缺失数据(2018 年、2019 年海洋科技活动高级职称人员数,2019 年海洋原油、天然气、矿业、化工产品产量),本研究假定其变化率与上年保持一致,以此方式进行推算补齐,同时对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处理以克服异方差问题。

表1 变量说明与测算方法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measurement method

2.2 熵值法计算

考虑到综合指标评价方法比单一指标更具有说服力,且利用熵值法赋权可以避免主观因素干扰,使回归结果更为稳健。本研究利用熵值法构建各省份海洋科技创新变量的多指标评价体系,具体过程如下:令m表示年份,n表示指标个数,Xij表示第i个年度,第j项指标的原始数值,maxXij和minXij表示指标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定义ln0=0。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中正向指标计算公式为:yij=,负向指标计算公式为:yij=,根据标准化的数据计算指标占比:;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ej=;计算指标对应权重:;计算最终得分数值:

3.1 我国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动态分析

为直观地描述我国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动态变化情况,下文基于2006—2019年三大海洋经济圈各年度均值数据绘制图1。需要说明的是海洋资源消耗强度是负向指标,数值越小说明单位海洋生产总值海洋资源消耗量越小。

由图1可见:①2006—2019年我国海洋资源消耗强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可能是因为在“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指引下,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积极推进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相关改革措施取得显著成效,海洋资源价值得到充分发挥,海洋经济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②北部海洋资源消耗强度较东部和南部偏高。可能是因为北部海洋经济圈依托自身基础优势,着力推进制造业发展,对海洋资源的需求量较高,而东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旨在打造现代海洋服务业体系,对海洋生物、海洋化工等资源的依赖性较弱;③从下降幅度看,东部海洋经济圈下降幅度最大,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值从2006 年0.920 万t/亿元下降到2019年0.083万t/亿元。近年来,东部海洋经济圈致力于提高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海洋产业结构转型,积极推进海洋资源保护与开发,完善海洋管理体制机制,海洋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图1 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动态变化情况Fig.1 Dynamic change of consumption intensity of marine resources in the three major marine economic circles

3.2 基准回归分析

为研究两种不同类型海洋环境规制工具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影响,本研究构建模型:

式中:i为地区;t为时间;μi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差异;εit为随机扰动项。

在基准回归之前,对处理后的面板数据进行LLC和ADF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的时间序列均不存在单位根,具备建模分析条件。接下来对式(1)分别进行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通过F检验和豪斯曼检验发现在1%(P=0.000)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因此本研究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

表2 基准回归估计结果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estimation results

由表2可见:①不同类型海洋环境规制工具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②命令型环境规制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影响系数为0.263,通过1%显著性水平,表明在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下,命令型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1%,会使单位海洋生产总值消耗资源量增加0.263%,即增加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原因可能是命令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强制性措施迫使企业进行节能减排,难以激发企业在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方面的主动性;③市场型环境规制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影响系数为-0.093,说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排除其他因素干扰,增加市场型环境规制力度会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相比较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市场型环境规制可以充分发挥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两方面作用,通过增加企业生产成本的方式,激发企业主动采取有利于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行动,积极降低对海洋资源的消耗强度,可见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更有利于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④科技创新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影响系数为-0.165,通过1%显著性水平,说明科技创新每提高1%,单位海洋生产总值资源消耗量降低0.165%,即科技创新有利于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近年来,有关部门积极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通过改进生产设备、创新海洋资源开发方式等一系列举措,一方面旨在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另一方面助力提升海域资源高效利用。

3.3 门槛回归分析

3.3.1 单类型海洋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分析

为考察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本研究分别以命令型环境规制、市场型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构造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在分析命令型环境规制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非线性影响时,将市场型环境规制视为控制变量,具体模型见式(2),同理在分析市场型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时,将命令型环境规制视为控制变量,具体见式(3)。

式中:I(·)为示性函数;γ1、γ2分别为命令型环境规制、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应门槛值。

首先结合式(2),依次进行三门槛、两门槛和单门槛回归,结果发现仅有单门槛回归检验F值通过10%(P=0.076)显著性水平,结果见表3。

表3 命令型环境规制门槛回归结果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command-based environmental regression thresholds

由表3 可见:①当命令型环境规制强度低于1.74时,回归系数通过1%显著性水平,对应参数值为0.302,说明命令型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会提高海洋资源消耗强度;②当命令型环境规制强度高于单门槛估计值时,其强度每提高1%,单位海洋生产总值消耗资源量降低0.251%,说明高强度命令型环境规制能够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但是这种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方式存在一定弊端,一方面企业长期处于高压政治环境下,不利于其生态保护主动性的发挥;另一方面政府对命令型环境规制的强度把握存在一定难度。综合考虑,有关部门以高强度命令型环境规制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做法有待商榷。

当以市场型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时,单门槛回归结果在10%(P=0.084)水平下显著,结果见表4。

表4 市场型环境规制门槛回归结果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market-based environmental regression thresholds

由表4可见:①在10%显著性水平下,当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低于2.534时,其数值每提高1%,单位海洋生产总值消耗资源量降低0.05%;②当强度值高于单门槛估计值时,回归系数为-0.097,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市场型环境规制对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存在非线性影响,且力度越大越有利于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市场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向企业施加成本压力的方式正向促进企业节约利用海洋资源,企业出于节约生产成本和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的目的,会积极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价值。

综上所述,考虑到市场型环境规制对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方面存在边际递增规律,相比较命令型环境规制,不存在对工具强度的把握问题,因此建议有关部门为实现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目标,应在合理范围内适度提高市场型环境规制力度。

3.3.2 两类环境规制工具的相互影响分析

从现实情况看,两种海洋环境规制工具通常搭配使用,因此不同类型的海洋环境规制工具可能存在交互影响,一种规制工具的强度可能对另一种规制工具政策作用的发挥产生影响,基于这一考虑,本研究构建式(4)和式(5),其中式(4)是以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为门槛变量,旨在分析命令型环境规制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基于市场型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式(5)同理。

式中:I(·)为示性函数;γ3、γ4分别为市场型环境规制、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应门槛值。

实证结果发现,当以市场型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时,在10%(P=0.092)显著性水平下,命令型环境规制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影响存在基于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单门槛效应,对应门槛值为2.178,具体结果见表5。当以命令型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P=0.242),说明市场型环境规制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影响不存在基于命令型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

表5 门槛效应估计结果Table 5 Threshold effect estimation results

由表5可见: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存在对命令型海洋环境规制在海洋资源消耗强度方面作用的发挥产生影响,具体来看,当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低于2.178时,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应系数值为正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说明其对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产生抑制作用,当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门槛值时,此时命令型环境规制系数值仍然为正,对应数值为0.327,大于0.171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说明在高强度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下,命令型环境规制对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抑制作用加强。对此有关部门需要不断探索尝试,寻找两种环境规制工具在降低海洋资源消耗方面的最佳强度组合。从本文实证研究结果看,加大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同时减少甚至放弃命令型环境规制有助于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

3.4 区域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我国三大海洋经济圈在海洋资源禀赋、海洋环境规制强度以及海洋科技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可能会导致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分样本进行区域差异性分析,面板估计结果见表6。

表6 三大海洋经济圈面板回归结果Table 6 Panel regression results for the three major marine economic circles

由表6可见:①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②就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而言,其对三大海洋经济圈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其中南部和东部明显大于北部地区,可能是因为南部和东部海洋经济圈致力于发展现代海洋服务业,整体而言对海洋环境污染程度较低,导致相关部门放松监管,对排污企业执法力度不严,命令型环境规制未能引起有关企业重视;③就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而言,其力度的增加有利于降低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海洋资源消耗强度,但对北部地区而言,作用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北部海洋经济圈着眼于在资源密集型产业上发力,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多以命令型海洋环境规制工具为主,其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因此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影响不显著。而东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由于市场机制更加完善,在海洋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上主要依赖市场信号,通过增加税费、征收海域使用金等方式正向促进企业减少排污行为,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④就海洋科技创新而言,三大海洋经济圈均表现出科技创新对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积极促进作用,其中南部海洋经济圈的促进作用较弱,可能是因为南部圈依托海洋资源丰富的南海,科技创新的目标致力于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其“开源”作用强于“节流”。近年来,在海洋强国、科技强国等战略部署下,三大海洋经济圈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助力提升海域资源价值。

3.5 机制检验

海洋环境规制可能会对高耗能组织施加成本或政策压力,迫使组织进行结构升级,从而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产生间接影响作用。基于此,本文重点研究产业结构在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之间的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公式为:

以命令型环境规制为例,具体检验过程如下:①通过式(1)估计回归参数α11;②通过式(6)估计回归参数α12;③通过式(7)估计回归参数α13、θ1。如果4个回归参数均显著,表明产业结构对命令型环境规制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当α11、α12、θ1显著而α13不显著时,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当α12和θ1至少有一个不显著时,需要通过Sobel检验判断中介效应是否存在以及中介效应的占比情况,机制检验回归结果见表7,其中模型一对应式(1)回归结果,模型二对应式(6),模型三对应式(7)。

表7 中介效应估计结果Table 7 Estimated results of intermediary effects

由表7 可见:①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应参数在3个模型中均通过5%显著性水平,且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在模型三中通过1%显著性水平,故产业结构对于市场型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具有部分中介作用;②命令型海洋环境规制对应参数在模型三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α11、α12、θ1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说明产业结构在命令型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回归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以上结果表明,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影响存在基于海洋产业结构的影响路径,即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使组织完成产业结构升级、降低对海洋资源的粗放式滥用,从而提高海洋资源利用率。

本研究基于2006—2019 年我国沿海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首先构建面板模型考察不同类型海洋环境规制工具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影响,其次利用门槛回归检验两种环境规制工具对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单方面以及交互非线性影响,再次以分样本形式进行了区域异质性分析,最后结合中介效应检验其内在影响机制。实证研究结果发现:①不同类型的海洋环境规制工具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作用方向不同,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有利于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而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会提高海洋资源消耗强度;②当命令型环境规制强度低于门槛值时,其对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产生抑制作用,而高强度命令型环境规制能够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市场型环境规制对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存在边际递增规律,命令型环境规制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影响随着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而变化;③海洋科技创新能够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④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会提高三大经济圈海洋资源消耗强度,而市场型环境规制能够降低东部和南部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对北部海洋经济圈作用不显著;⑤产业结构对于命令型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而在市场型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回归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对策建议:①为鼓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加强对海洋资源的管理,大力推进海洋强省建设工作进程,国家有关部门可建立省级海洋资源消耗强度指标评价体系,激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价值;②加大海洋科技创新投入,发挥科技创新在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的“开源节流”作用;③为有效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有关部门必须合理控制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强度,以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为主,构建两种环境规制工具在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方面的良性协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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