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重修金县志》研究
时间：2023-04-08 19:10: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孙 佳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宁夏银川 750021）
目前，对于《重修金县志》的研究，主要有目录著录、校注整理两方面。《陇右方志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中国古籍总目·史部》［2］《甘肃省藏古代地方志总目提要》［3］等都有著录，著录内容包括书名、卷数、纂修者、成书时间、馆藏等信息。《陇右方志录·县志》著录：“清道光二十二年，知县满洲恩福修。”［4］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应为开修时间，而非成书时间。校注整理成果有《金县志集校》，由榆中县地方志办公室、榆中县档案馆校注，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年11 月出版。论著方面非常欠缺，亦无专篇论文研究。鉴于上述研究现状，有必要对《重修金县志》进行深入研究。
《重修金县志》十三卷，首一卷，修成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由时任知县恩福主持纂修。恩福，满洲镶黄旗举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到任。《重修金县志》只载《〈金县志〉原序》《〈金县志〉原跋》，未见自序及时人序、跋之类，且卷九《官师志》只言恩福“现任”。因而，没有明确记载恩福到任时间的文献。但卷十二《艺文志》收录恩福所作《恭纪万寿宫诗五首》，文末落款“道光岁次壬寅，长白恩福谨撰。”“壬寅”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由此推断，恩福到任的时间应为道光二十二年。另有，志中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资料，尤为翔实，可佐证以上推断。恩福到任后，披阅旧志，即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金县志》。他有感于旧志的简略、粗陋、残缺。因而，致力于重修县志。《重修金县志》卷首《凡例》：“旧志创修于康熙二十六年，因陋就简，粗略残缺殊多。今广搜详核，逐一更正。”
在知县恩福牵头下，组建起一支以本地官员、学生为主的修志团队。恩福任“总理”，之下分“协理”1 人、“参正”1 人、“编辑”1 人、“趋事”1 人、“采访兼校对”5 人。“协理”“参正”“编辑”等主修工作由县署官员担任，“趋事”“采访兼校对”等辅修工作多由当地知识水平较高的生员负责。比对《金县志》的纂修者及其分工情况，《重修金县志》的纂修者人数较多，学识水平更高，分工明确，主辅清晰。这正是《重修金县志》的纂修质量高于《金县志》的主要原因（见表1）。
表1 《金县志》与《重修金县志》纂修衔名对比表
方志纂修发展到宋代，体例臻于完备。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5］。此后，方志纂修十分重视体例传承。随着时代变迁和观念演进，方志的体例会因方志内容增删以及方志纂修者修志思想的调整或创新而发生变化。《重修金县志》的体例沿革，是在革新《金县志》体例和沿袭《兰州府志》体例的过程中完成的。《金县志》采用平目体，不合理的分类及排列，削弱了志书的可读性，制约着方志功用的发挥。《金县志》暴露出的弊端，引发知县恩福反思：采用何种体例组织材料，能够使志书内容更加丰富且有序，他在《兰州府志》中找到了答案：纲目体。
康熙十一年（1672 年），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奏请纂修《大清一统志》，康熙皇帝采纳其建议，诏令全国各省、府、州、县修辑志书，为纂修《大清一统志》准备资料。但不久，爆发“三藩”叛乱，倡修活动被迫告停。至康熙二十年（1681 年），平定“三藩”之乱，清廷统治恢复稳固。次年，诏令各地接续修志。从朝廷到地方，从省府到州县，自上而下逐级执行。由州县成志而修府志，由府志修成而修通志，自下而上逐级纂修。全国各地掀起修志高潮，成果集中在康熙二十二年、二十三年［6］。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朝廷成立《一统志》馆，正式启动《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工作。在这一背景下，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金县知县耿喻主持纂修《金县志》，“我皇上车书一统，海内称治，颁示各省、府、州、县纂辑志书”［7］。在《金县志》修成之前，金县有志，但志稿因遭“兵燹”而亡佚。康熙《金县志·跋》：“旧有抄稿，从未刊板，经寇氛而失序。”在无前志可资借鉴的情况下，“访之父老，采之通儒”，创修县志。“奉修”之志，有创修之功，但因筹备仓促，在较短时间内既无法进行广泛的资料搜集与调查，又无法组织专人精心打磨、细细审读，致使志书粗糙。体例上，略分上下卷，平铺列目，分类不合理，逻辑性、系统性较弱。
表2 显示：《金县志》为平目体，暴露出类目归并不合理、分散杂乱等问题。通过比对目录与正文，可以发现：目录列目与正文类目，不是一一对应的。如卷上《建置沿革》《洞谷原泉》《桥梁》、卷下《流寓》《隐逸》《功德》《补遗》等类目，正文中有，但目录中未见；
《目录》中一级类目与二级类目并列，层次不合理。如祭器、祭品、乐器都是祭祀礼仪中的必需品，是“礼制”的组成部分，应为《礼制》一级类目之下的二级类目。又如《疆界》与《属里》《属镇》《属堡》《属铺》，《田赋》与《学田》《丁徭》《岁贡》等类目同理。个别类目，有待合理归并，如《城郭》《公署》《学社》《仓院》可以归并为《建置》；
《土产》和《食货》，可以归并为一类目；
《兵器》和《火器》，亦可归为一类目；
有的类目出现得很突兀，可以见出全书体例缺乏系统性、逻辑性，如《义塚》一目排列在《学社》与《仓院》之间，《典籍》一目排列在《乐器》与《兵器》之间，《人物》一目排列在《官师》与《宦迹》之间等。以上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因“纂修是急”，修志太过仓促，以致无暇细细锤炼；
另一方面，资料分散杂乱地排布，见出纂修者的学识水平不高。再有，文稿的校正工作方面，做得不够细致，见出“应付”的修志态度。
表2 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金县志》目录
表3 道光二十四年（1685 年）《重修金县志》目录
与《金县志》相比，《重修金县志》采用纲目体，能够有效避免平目体存在的诸多问题。恩福对《金县志》的认识非常深入，评价道：“因陋就简，粗略残缺殊多。”［8］其中“因陋就简”言体例，“粗略残缺”言资料。基于如此认识，改进体例，广泛搜集资料，更加科学合理地选用、排布资料。《重修金县志》的纂修，主要从《兰州府志》《皋兰县志》中汲取养分。既效仿《兰州府志》的纲目体，又做出适于金县情况的调整；
既从中摘录资料，又对资料进行考证，以及补充新资料。
体例方面，《重修金县志》主要沿袭《兰州府志》体例。首先，在志书前依次列出《〈金县志〉原序》《〈金县志〉原跋》《纂修金县旧志衔名》《重修金县志衔名》。原跋之后应该有自序或时人序，未撰写序的可能性不大，最有可能是志书流传过程中写序的页散佚了。《重修金县志衔名》中记载的分 工 有 “ 总 理 ”“ 协 理 ”“ 参 正 ”“ 编 辑 ”“ 趋 事 ”“ 采 访兼校对”，《新修兰州府志衔名》中记载的分工有“总理”“协理”“编辑”“采访”“校对兼缮写”，二者如出一辙。
《金县志》无《凡例》《图考》，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纂修是急”，没有足够时间去测绘；
二是纂修者当中缺乏善长绘图之人才。《重修金县志》增补卷首《凡例》、卷一《图考》。《重修金县志》卷一《图考》包括《星野图》《疆域全图》《金川里图》《丰和里图》《广积里图》《长乐里图》《泰康里图》《临化里图》《城池图》《栖云山图》《兴隆山图》。《兰州府志》卷首《图考》包括《府境全图》《府城图》，《皋兰县志》卷一《图》包括《星野图》《疆域图》《城池图》《府文庙图》《县文庙图》《庆祝宫图》《城隍庙图》《贡院图》《书院图》《督署图》《经费局图》《藩署图》《臬署图》《道署图》《府署图》《县署图》《河桥图》《五泉图》《莲池图》。很明显，《重修金县志》卷一《图考》的编纂思路来源于《兰州府志》卷首《图考》，“先宏观疆域，后微观城池”由面及点的思路，同时借鉴《皋兰县志》卷一《图》的具体编纂方法，先列《星野图》，传承“分野”观念，后由面及点地依次排列疆域、城池、景观等图。
卷二《天文志》设《星野》（附《祥异》），沿袭《皋兰县志》体例。《兰州府志》卷十二《杂记》列《祥异》，不列《星野》。陈培德认为不是因为没有相关资料，而是出于“妖祥不系乎此”的考虑［9］。这种观点，在当时是有见地的、先进的。《祥异》中所载“地震 ”“ 陨 霜 ”“ 水 溢 ”“ 雨 雹 ”“ 黄 河 清 ”“ 产 瑞 麦 ”“ 大旱”“泉涌”等，皆为自然现象。以星野之说来解释自然灾害的发生，有悖科学，不足采信。
卷三《地理志》、卷四《建置志》、卷五《祠祀志》、卷六《田赋志》、卷八《武备志》、卷九《官师志》、卷十《人物志》、卷十一《选举志》、卷十三《杂记》等志目，与《兰州府志》全同，但“沿”中有“革”。
第一，《重修金县志》增设卷七《食货志》、卷十二《艺文志》。卷七《食货志》载金县物产，《兰州府志》卷五《田赋志·物产》将物产内容置于田赋之下。这说明此二志的纂修者对物产的认识不同。前者非常重视物产，物产乃民之衣食，反映出基层官员对县情、民情的体察甚深；
后者的视野更为宏观，强调物产的经济价值、资治功能。《重修金县志》把物产内容从《田赋志》中抽出单列《食货志》，符合县一级行政单位的实际情况。卷十二《艺文志》参考《皋兰县志》类目而设置，收录了纂修者从碑记中辑录出的有关金县的诗文，包括文4 篇，诗25首。
第二，相同志目之中的调整。卷三《地理志》分设《沿革表》《沿革说》《沿革》，《沿革表》《沿革说》即《兰州府志》卷一《地理志》之《沿革表》《沿革说》“金县”部分；
《沿革》为《重修金县志》新增类目，从历代史书《地理志》《郡国志》《地形志》、类书《玉海》、志书《皋兰县志》等文献中辑录相关资料，详细阐释金县自秦汉至清朝的沿革过程。《金县志》卷上《建置沿革》只用一小段话大概勾勒金县沿革的过程，较为粗陋，不足采录。卷四《建置志》与《兰州府志》卷三《建置志》在《邮驿》一目的归属上出现分歧，《重修金县志》借鉴《皋兰县志》例，将《邮驿》置于卷八《武备志》，《府志》邮驿载入《建置志》，而铺兵缺如，今从《皋兰县志》将邮驿、铺兵载入《武备志》［10］。如此安排，意在强调“定远驿”和“清水驿”在军事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此外，《重修金县志》中正文资料之后的“按”语较多，或表述作者见解，或对志书所载史实发表议论，或补充若干资料入志。附“按”之例，亦同《兰州府志》。
内容方面，《重修金县志》的基础资料来源有二：一是《金县志》，《重修金县志》中称“旧志”。二是《兰州府志》，《兰州府志》卷一、二《地理志》之《沿革》《疆域》《形胜》《山》《川》《古迹》、卷三《建置志》之《公署》《学校》《邮驿》《津梁》《仓储》、卷四《祠祀志》、卷五《田赋志》、卷六《武备志》、卷七《官师志上》、卷十《人物志下》之《列女》等卷帙中均有“金县”专条，说明《兰州府志》是《重修金县志》基础资料的来源。《金县志》及《兰州府志》中的“金县”资料往往简略，所以《重修金县志》对这些资料并不简单照搬，而是在其基础上，或旁征博引，考证成说，纠正谬误；
或实地观察、测绘、采访，补充新资料，更新记载。
卷一《图考》收录《星野图》《疆域全图》《金川里图》《丰和里图》《广积里图》《长乐里图》《泰康里图》《临化里图》《城池图》《栖云山图》《兴隆山图》，均为手工绘制。除《星野图》外，《疆域全图》等10 幅地图集中呈现出清代金县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山川分布、城池形制，为研究金县地理沿革提供一手资料。《金县志》及其他相关志书中均不见载录。
卷二《天文志》所附《祥异》中元代以前的资料，以地震资料为主，地震范围波及整个“陇西”。文末不注资料出处，经笔者查证，多出自历代史书和甘肃地方志（见表4）。元代至清代的资料，反映出的地域范围更加准确，即兰州、金州（金县）范围内；
祥异类型更加丰富，既有“黄河清”“水兽出”“产瑞麦”等吉兆，又有“雨雹”“大旱”“暴雨”“水涨”“泉涌”“烈风”等灾异。其中，清道光五年至二十四年的资料及“嘉庆十三年闰五月二十四日”条，为新补充金县本地资料，是研究清代西北地区自然灾害不可或缺的一手资料。
表4 《重修金县志》卷二《天文志·祥异》资料出处表
卷三《地理志》，《兰州府志》卷一、卷二《地理志》“金县”条可供《重修金县志》沿袭的资料很少，所以《重修金县志》注重旁征博引，考核更正，以及取“见闻所及”之材。《沿革表》《沿革说》资料出自《兰州府志》卷一《地理志·沿革》“金县”条，《沿革》为《重修金县志》另立之目，征引更加丰富的资料，详细考证金县自秦汉至清朝的沿革过程。所征引文献有《汉书·韩安国传》《史记·蒙恬列传》《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后汉书·光武帝纪》《晋书·地理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唐书·地理志》《唐书·吐蕃传》《玉海》《宋书·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皋兰县志》。《疆域》依据实测数据，对《兰州府志》所载金县疆域资料进行更正、补充，从而形成自己的内容。资料价值较高。列表对比如下（见表5）。
表5 《兰州府志》与《重修金县志》中金县疆域资料对比表
《形胜》中，评价《金县志》和《兰州府志》所载金县形胜资料，曰“近来志形胜者摭拾浮词”，并提出要知金县形胜在于“两驿”“四径”“七十二营堡”的观点。《里》《堡》资料主要出自《金县志》卷上《属里》《属镇》《属堡》。《里》附“按”考证古之“十二里”演变为今之“五里”的过程。《堡》载营、堡共42 处，且将各营、堡分为三类：“微圮而尚存者”“倾圮过半者”和“全行倾废者”。由此可见，纂修者亲历其地，实地观测。除“定远镇”“清水镇”“老庙堡”“上年堡”4 处，其余38 处均为《金县志》所未载。既体现出地名古今演变的客观规律，又突出资料的重要价值。《山》《川》资料主要出自《金县志》卷上《山川》。两相比较，《重修金县志》的体量更大、描述详细且附“按”考证。新增山岭21 处，河流12 条。《泉》记载泉眼9 处，其中“温泉”“簧眼泉”“万眼泉”摘录自《兰州府志》卷二《地理志·川》，其余为新增资料。《沟》新增沟壑14 处。《古迹》载古迹共40 处，其中“龛谷废县”“定远废县”“勇士废县”“苑川城”“平地城”“三角城”“东古城”“一条城”出自《甘肃通志》卷二十二《古迹·金县》；
“凤凰阁”至“何铭坊”26 处古迹分别出自《金县志》卷上《公署》《学社》《仓院》《庙祠》《寺观》《牌坊》。新增“质孤堡”“墩湾”“石崖碑”“神树”“鼓楼”5 条资料。《八景》完全摘录自《金县志》卷上《景物》。《风俗》资料主要出自《金县志》卷上《风俗》，又从各书中辑录金县风俗资料，包括《明一统志》卷三十六《临洮府》、《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陕西》、康熙《临洮府志》卷四《风俗考》、《皋兰县志》卷八《风俗》、《兰州府志》卷二《地理志·风俗》。
卷四《建置志》在内容上，对《金县志》的沿袭明显。《城池》沿自《金县志》卷上《城郭》，实际记载的是道光时期金县城的形制，只在梳理金县城发展过程中，引用《金县志》的相应资料。《公署》沿自《金县志》卷上《公署》，沿袭康熙九年之前县署的修建情况，增补康熙九年（1607 年）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重修、添建的资料。《学校》沿自《金县志》卷上《学社》《典籍》《学田》，实际记载的是道光时期金县学校的情况，遇有二志皆载者，说明该学社留存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则辨明其古今演变的过程。比如，“明伦堂”“博文斋”“约礼斋”“敬一亭”。《学校》还记载了县学存贮书籍54 种，比《金县志》所载7 种典籍多48 种。此外，二志对书籍排列有别，反映出不同教学理念。《重修金县志》中史书排前，经书排后，且史书与经书的数量相当；
《金县志》中经书排前，史书排后，且经书5种，史书1 种，经书数量高于史书。说明金县在康熙、道光两个时期，实施的教育理念不同：康熙时期，教材以经书为主，倡导经学教育。道光年间，教材中史书大幅增加，经学和史学两条腿走路，打破经学独尊的格局。《书院》《社学》附在《学校》之后，载书院2 所，社学6 所。其中“增秀书院”明崇祯七年由知县张星创建，《金县志》《兰州府志》均载，但仅仅略有提及。《重修金县志》连缀资料，梳理“增秀书院”从明崇祯七年创建到清初“仅存旧址”到乾隆十三年移建再到道光年间的变迁过程。“青城书院”及6 所社学皆为道光年间修建，前志无有记载，是反映金县书院及社学情况的一手资料。《津梁》沿自《金县志》卷上《桥梁》，记载桥梁5 处、渡口5 处。其中“浩亹桥”“神济桥”摘录自《金县志》，并增补二桥在光绪二十四年的重修、补建情况。5处渡口“俱系本处居民自行修理”，是突出地方特色的一手资料。《仓储》载仓5 处，都是当时正在运作的粮仓，资料为一手资料。只在“按”语中提及《金县志》卷上《仓院》所载“预备仓”。
卷五《祠祀志》设《坛庙》（附《冢墓》），载坛、庙、祠、寺、宫、殿、阁、楼 28 处，冢墓 4 处。《坛庙》的各条目主要沿自《金县志》卷上《坛遗》《庙祠》《寺观》，但实际是一种“名存实亡”的沿袭。坛、庙等的名称大体相同，但相应的描述内容却不尽相同，原因在于从康熙二十六年到道光二十四年，在157 年的漫长历程中，难免发生兴衰、流变。比如“文昌宫”，《金县志》载“在玉皇庙左。康熙二十五年，典史洪大乾重修。”《兰州府志》载“文昌祠，在城西隅。”《重修金县志》载“旧在玉皇庙左。康熙二十五年，典史洪大乾重修。嘉庆三年，知县耿光文移建于北郭外书院左头门。内立碑二，墙嵌碑二。”不难发现，《兰州府志》的记载非常简略，大体方位与金县二志一致。一方面，金县是兰州府的属县，在《兰州府志》中金县内容是次要的。另一方面，《兰州府志》中金县坛庙资料来自前志，并非实地观测所得，仅将康熙《金县志》的描述内容作笼统化处理。《重修金县志》纂修者实地观测的结果与康熙《金县志》的记载不完全一致，因而相应描述也就不完全相同，反映出同一坛庙在不同时期的名称演变、方位变化、增修情况等。
卷六《田赋志》主要从《兰州府志》卷五《田赋志》“金县”条摘录资料。《户口》“道光十年”的金县户口资料，《额征正赋》的全部资料，《杂税》“课程额银”至“契税畜税”间的10 条资料，《蠲赈》的全部资料，《恤政》的“养济院”资料。其余资料一部分出自《金县志》，标明出处；
一部分为增补的新资料，如“道光二十二年”的金县户口资料，“道光二十三年”的金县义冢资料。
卷七《食货志》将金县物产分为12 类，这种分类的做法借鉴自《皋兰县志》卷八《土产》。记载的各类物产，均系金县实际出产。与《金县志》卷上《土产》《食货》相比，所载数量增多，涉及种类全面。
卷八《武备志》分《营制》《营场》《塘汛》《铺兵》《邮驿》，借鉴《皋兰县志》卷十一《武卫》的分类。末附《历代兵事》，则是对《兰州府志》卷六《武备志》的沿袭。从“今倾废过半”“今存将台一座”“为平时训练之所”以及大量准确的表距离的数据，可知所载资料多为纂修者亲见亲测所得。《历代兵事》所载资料都注明出处，“以上府志”“府志”“见府志”表示资料出自《兰州府志》，另有《皋兰县志》《汉书·赵充国传》《宋史·吐蕃传》《西夏列传》（即《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范育列传》等。
卷九《官师志》资料主要沿自《金县志》卷下《官师》《宦迹》、《兰州府志》卷七《官师志》，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增补。以官员等级为纬线，以朝代先后为经线，经纬纵横，排列资料。“知州”“知县”等类资料方面，以知县耿喻为界，宋代至清代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资料抄撮自《金县志》和《兰州府志》；
从知县刘廷柱至恩福，康熙四十三年（1729年）到道光二十四年（1685 年）资料为增补资料。其中，元代至治时金州知州“张承直”原作“承直”，有脱文，据《金县志》卷下《官师》“张承直”条补。“教谕”资料方面，明代“张大伸”至“高自立”5 条资料为增补资料，其余抄撮自《金县志》。“训导”资料方面，明代“宋锦”至“白琯”4 条资料，以及清代“南尔辅”至“林映川”38 条资料，均系增补资料，其余抄撮自《金县志》。“典史”资料方面，明代“李伯栋”至清代“马应璧”5 条资料，以及“白采”至“冒蕖”37 条资料，均系增补资料，其余抄撮自《金县志》。增补“定远驿驿丞”“清水驿驿丞”“金县营把总”“金县营经制外委”等资料。《宦迹》中“高子孺”至“王之鲸”7条资料，抄撮自《金县志》和《兰州府志》，末增补“李锦芳”条资料。
卷十《人物志》资料主要沿自《金县志》卷下《人物》《行谊》《顺孙》《义士》《流寓》《节烈》《隐逸》《补遗》和《兰州府志》卷九、十《人物志》，增补资料较多，并按时间顺序梳理资料。《先达》全部资料、《孝友》“朱祚长”条、《行谊》“刘樻”至“刘涣然”7 条资料、《流寓》全部资料，皆抄撮自《金县志》和《兰州府志》。《先达》《孝友》《行谊》《流寓》中其余资料为增补资料。另外，《重修金县志》卷十三《杂记·行谊》补“监生王朝荣”“武生汉兆龙”“监生魏登阙”3条行谊资料。《列女》中“金鳌妻汉氏”至“生员吴之奇妻李氏”5 条资料及“周宏祚妻安氏”条分别摘录自《甘肃通志》卷四十二《列女》、《金县志》卷下《节烈》、《兰州府志》卷十《人物志》，此外增补列女资料多达42 条。笔者逐条查对列女资料时，发现《重修金县志》遗漏了2 条资料，辑补如下：“生员王显猷妻陈氏，金县人。年二十一。夫亡无子。氏抚夫弟显谟子为后，矢志守节。越数载，嗣子又殇，复以显谟次子承继，抚育长成。”“金氏，生员金国统女。适贡生郭珍子名嘉石者从嫁。六年而丧夫，遗子一岁。氏坚贞守节，贫苦自甘，常持古节妇传，质父讲解，细听其义。发散不栉，目昏不医，邻女笑之，氏曰：封发董氏女，剔目玄龄妻，我何情焉？守节三十六载，历经艰难，毫无怨尤。今已耄年，抚子成人。其贞节罕有，惜未旌表”。另外，《重修金县志》卷十三《杂记·列女》补“王氏”“柴文林之妻王氏”“周勋之妻陆氏”“叶进禄之母吕氏”4 条列女资料。
与《金县志》以时统类的做法不同，《重修金县志》卷十一《选举志》借鉴《兰州府志》卷十一《选举志》体式，以类统时，组织排列资料。资料主要沿自《金县志》卷下《人物》《兰州府志》卷十一《选举志》，并在此基础上考证年代、补充资料。《进士》《举人》《拔贡》《副贡》大部分资料来自《兰州府志》。《进士》包括“顾铭”“张兆熊”2 条资料，均出自《兰州府志》。明代举人资料摘录自《金县志》，清代举人“杨景运”至“张兆熊”13 条资料摘录自《兰州府志》，增补“高鸿儒”“刘芮”2 条资料。“杨景运，雍正癸卯科”，《兰州府志》载“康熙二年癸卯科”，《重修金县志》抄录误。《拔贡》中“张四友”至“刘挺三”8 条资料摘录自《兰州府志》，增补“高鸿儒”条。《副贡》包括“张兆熊”“魏昌”2 条资料，均出自《兰州府志》。明代恩岁贡资料全部出自《金县志》卷下《人物》及《补遗》，并对诸贡生年科作了考证，按年科先后排列资料。无法确考者，注明“无考”，集中排列。清代恩岁贡“魏联芳”至“魏一楫”23 条资料摘录自《金县志》，增补“邹喻”至“王征槐”86 条资料。《武举》“白瑁然”条出自《金县志》，增补“窦光祖”至“金耀鼎”69 条资料。
卷十二《艺文志》收录的诗文，出自金县境内碑记、案卷。因地处偏远，文化不兴，所以留存的作品种类单一，数量较少。《凡例》曰：“金邑僻壤，艺文无多。”具体包括文4 篇，诗25 首，除《城隍庙辩》一文辑自《皋兰县志》卷十八《碑记》，其余诗文均为首次搜集的一手资料。
卷十三《杂记》分《宦迹》《行谊》《列女》《方外》四目，前三者分别补充卷九《官师志·宦迹》、卷十《人物志·行谊》《列女》。详见上文。《方外》内容的地方特色很突出。记载“龛谷老人”“田道人”“刘一明”“唐来绣”“王本贤”5 人问道求仙的故事，《金县志》《兰州府志》《皋兰县志》《甘肃通志》均未见载，又据“居小龛谷”“常居新营镇”“啸吟于兴隆山中”“板存栖云山自在窝”“居禅寺沟孤魂堂”“居南郭外玉皇庙”“居小龛谷之三官殿”等语，可知5 人的确在金县境内得道，毫无附会内容。资料精当至此，非实地寻访不可得。
《重修金县志》上续《金县志》，下启光绪《金县新志》，具有承上启下、破旧立新的意义。从地方志纂修历史的角度看，在金县修志史上，《重修金县志》第一次反映出完整的修志规程，组织纂修团队，制定修志《凡例》，吸收他志优长，革新志书体例，使金县地方志纂修水平上升到一个新层次。作为甘肃金县现存第一部纲目体地方志，与《金县志》的平目体相比，《重修金县志》的体例优势明显。纲目体使得《重修金县志》能够容纳更多的资料，并且提升资料组织的逻辑性、系统性。大量增补金县当地资料，是《重修金县志》的突出特点，亦是其文献价值所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补充大量资料，这些资料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在金县境内新近获得的一手资料。一手资料的内容涉及地理疆域、自然环境、学校教育、桥梁建筑、户口、里数、官员、科举、文学等诸多方面，详见上文分析。为研究清代金县地理、历史、社会、文化提供原始资料，是甘肃乃至西北地区地理与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从其他相关文献中辑出的金县资料。从他书辑录的资料，虽不及一手资料的研究价值高，但有汇辑、补足之功。对于《金县志》《兰州府志》提供的基础资料，《重修金县志》通过辑录方式进行补充，使金县内容更加充实、完备，解决了金县资料简略、残缺且零散的问题。
第二，注重文献考证，主要以两种形式开展考证。一是“按”语考证。在《重修金县志》中有多处“按”语，作为志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补充资料、纠正谬误、表达异议的作用。补充资料，如卷三《地理志·里》“按”语补充“近今之五里”资料，与原载“明初设十二里”形成对比，并阐明二者间的演变关系；
纠正谬误，如卷三《地理志·沿革说》“按”语，认为“元至元七年，并县入州”的记载有误，以《金史》《元史》考之，得出“是至元二年，非七年也”的结论；
只存异，不辨误，如卷三《地理志·山》“马啣山”条下“按”存“以马啣为空同”和“欲以马啣当之，似属臆附”两说。二是专篇考证，如卷三《地理志·沿革》、卷八《武备志·历代兵事》。从多种文献中引用资料，辨明金县政区历代沿革过程，梳理历代涉及金县的军事战争资料。
《重修金县志》在《金县志》的基础上纂修而成。纂修初衷在于通过“广搜详核”来解决《金县志》存在的体例简陋、资料粗略残缺等问题。体例上借鉴《兰州府志》的纲目体；
内容上沿袭《金县志》《兰州府志》“金县”条，同时大量增补新资料，包括细化简略内容，考证沿袭资料中存在的问题，补充新近实地获得的一手资料，以及从其他相关文献中辑录金县资料。体例上的改进和资料上的增补，保障了《重修金县志》的纂修质量。同时，《重修金县志》也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金县新志》的纂修开了个好头。体例上，沿用《重修金县志》的纲目体，亦分13 个门类。《金县新志·凡例》曰：“旧志分十三门，今仍其旧。”内容上，“新志之采访，自道光末叶起至光绪三十四年止”［22］。“道光末叶”具体指“道光己酉”，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