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叙事治疗的本土化路径分析

付应岑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新疆 和田 848000）

叙事治疗（Narrative Therapy）又称叙事心理治疗，源于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的麦克·怀特（Michael White）和新西兰的大卫·爱普斯顿（David Epston）在家庭领域的治疗工作，其在合著的《故事、知识、权力——叙事治疗的力量》（Narrativ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一书中系统论述了叙事治疗的相关理论并将叙事治疗的理论和技巧引入了心理治疗和社会工作领域。叙事心理治疗是治疗师通过认真倾听来访者的故事,找出故事中被来访者忽略的积极片段，采取适当的方法给予引导，使问题外化，以达到故事重建的目的[1]。叙事治疗模式虽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是由于其与我国的文化理念有诸多契合之处，因此其已经被广泛应用到了心理治疗和社会工作的诸多领域，应用效果的初显足以窥见其在我国的巨大发展潜力和本土化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优势。但是，起源于西方国家背景下的叙事治疗在舶来过程中也有与我国文化理念存在许多冲突的地方。对于契合之处进行放大发展，对于不协调之处努力去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或者寻求平衡点，消除或减少其在我国本土化发展过程中的阻力，使其更好的发挥效用。

叙事治疗起源于后现代主义但是又没有局限于后现代主义思想中，而是博众疗法之长，呈现出一种吸收精华，发展自我的理念，这使得其具有强大的文化适应能力，正如何雪松教授所说的那样，“一开始只是一个宏大背景之中的微弱声音，但如今已经成为颇为流行的社会工作实践新范式”[2]。自从90年代叙事治疗的相关理论被引入中国香港并逐步传入到内地后，叙事治疗的理念为国内相关学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众多学者对叙事治疗进行了分析研究。代表学者如魏源（2004）、杨广学（2005）、何雪松、吴熙涓（2006）、岑颖颖、何芸、卫小将（2007）、刘宁（2009）、陈红莉（2011）、李昀鋆（2014）、尹新 瑞（2019）等，他们分别从对叙事治疗的相关理论介绍到实践应用进行了代表性论述。

并且近几年来，国内对于叙事治疗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比如包括：老年社会工作、留守中学生厌学、儿童情绪障碍、网瘾、肿瘤患者、吸毒、精神疾病患者康复、服刑人员的干预、地震灾后心理重建等领域。从上述国内对于叙事治疗的理论和实践应用的研究可以看出，叙事治疗在国内越来越流行，研究和应用领域越来越广，为社会工作介入不同群体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流行趋势也可以看出，叙事治疗强大的生命力和文化适应性使其在我国本土化发展过程中有很大优势，在文化价值方面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在我国社会工作的实践应用中将大有可为。

源于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治疗强调去 “中心化”、去“专家化”，不推崇一成不变的治疗模式与技巧，是一种追求“人性化”、“个性化”、“多样性”的治疗模式，因此体现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在我国已经颇为流行，在诸多领域也验证了其成效。根据其主要理论和技巧可总结出其在我国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具有以下优势:

（一）平等的咨访关系——契合“以人为本”理念

在叙事治疗中，始终坚持来访者自己是自己问题的专家，咨询师在叙事过程中则扮演的是辅助者的角色，来访者与咨询者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区别于传统治疗中咨访双方的主客体关系，挑战了治疗师的权威地位。在叙事治疗中，双方在身份地位平等的前提下更容易发现被来访者忽视的积极事件，引导其进行积极的体验，实现自我发展。我国始终强调以人为本，维护人民利益。因此，叙事治疗中平等的咨访关系符合我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理念，也符合中国人在专业咨询、治疗中除了有冰冷的权威知识外，更重要的是有激发自我力量以达到自我改变的心理预期。平等的身份、地位实现了咨询师权威姿态转变的倾向，这更容易使案主因感到尊重而接纳叙事治疗这一模式，也易于接纳治疗师，使其更快获得全面故事的真实面貌。无疑，叙事治疗中平等的咨访关系是其本土化发展进程中的一大优势，也是中国人接受叙事治疗的前提。

（二）问题外化——符合维护面子、维护自尊的心理特点

传统的咨询治疗都是将问题做一种内化的理解，把问题归咎于个体本身，而叙事治疗的核心技巧就是将问题外化，对案主的体验进行积极解释。简单来说，就是问题是问题，人是人，二者并不能混为一谈。把问题独立外化为一个客观实体，视为个体人生中的一个不速之客或入侵者，而关注的重点是如何驱逐问题，而不是探求问题的成因和针对问题本身。在我国，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保留着一个独有的“国粹”——面子问题。不管是主动求助还是被动接受帮助，中国人都会从心底里反感一而再再而三的追究问题的成因和应对问题时的失败做法，觉得这种针对问题的行为无疑与“揭伤疤”相同。而叙事治疗将问题与人进行了分隔处理，通过问题外化的方式一方面维护了求助者的自尊和面子，另一方面外化处理可以增强求助者的信心，减少自我污名化和责难，增强改变的动机与自我的控制权。可见，叙事治疗的问题外化技巧契合中国文化中大多数人不愿意过多提起陈年失败往事的性格特点，维护了面子观，也为其本土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支撑。

（三）由薄到厚——积累储蓄积极力量

人的内心就像中国传统的太极图，在黑暗的背景中隐藏着白点[3]，白点犹如个人的成功辉煌时刻，只有将白点不断扩散，才会逐步压缩黑暗部分直至消失。

而叙事治疗创建新故事的技巧之一就是使用由薄到厚的技巧，具体指的是治疗师通过“解构式”倾听发现来访者故事中例外的、充满积极力量的事件，将此事件既作为新故事的开端也作为后续不断整合加入积极事件的基础，而这个不断在新故事中整合加入新的积极事件的过程，就是将那些充满积极力量的、被遗漏的故事进行挖掘整合实现由薄到厚的过程。叙事治疗的创始人怀特也认为在叙事治疗中“最有力的治疗过程就是对故事情节的丰富发展”[4]，故事情节无法丰富将会严重影响叙事治疗的效果。因此，通过由薄到厚的技巧，使来访者的新故事与过去相连，并且指向未来，使其新构建的故事情节不断丰富，力量如滚雪球一般不断增大，最终问题故事被新故事取代，使来访者达到自省，实现人生经验的整合。这种由薄到厚的技巧是在咨询师的引导下求助者自我不断储蓄积极经验的过程，这种储蓄叠加的习惯也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特点，与资金储蓄、人脉积攒以实现厚积薄发颇有相似之处。

（四）寻找例外——满足被肯定和表扬的心理需求

叙事治疗中的例外事件指的是在主流故事的影响下那些被遗漏的但是却充满积极力量和成功经验的事件。由于受到固定叙事结构的影响，那些不符合主流叙事的例外事件常常被我们忽略，但是在叙事治疗中这些独特的例外事件是新故事的切入点，新故事就从这些“例外”开始。以故事诉说为基础的叙事治疗过程中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故事：由悲观事件构成的支配性故事，由乐观事件构成的挖掘故事以及内化了乐观事件的新建故事[5]，寻找例外就是聚焦于待挖掘的乐观故事，通过挖掘那些被求助者忽视的故事来扩大案主的闪光点，增强改变的动机和可能。叙事治疗中寻找例外事件也非常符合中国人被肯定和表扬的心理需求，我们在人生每一个获得成就的阶段都会有相应的肯定和奖励，如学生时期因考试成绩好而获得的肯定鼓励和其他物质性奖励；
工作中，工作出色或业绩好，也会获得领导肯定以及得到业绩奖励、地位提升等。获得肯定和奖励的时刻在人的一生中虽然不多，但是却足以铭记一生，就好比叙事治疗中所说的例外事件和时刻，通过这些“例外”，便能唤起求助者的信心来应对当前问题，也可以看出叙事治疗中寻找例外的技巧与我国文化背景下人们乐于接受肯定和表扬的心理需求相符。

（五）灵活的操作技巧——强大的文化适应性

叙事治疗最大的特点就是治疗的 “法无定法”，强调有多少案主就有多少故事，就有多少种故事诉说的方式。诚然，灵活的操作技巧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更具优势，具有强大的文化适应性，治疗者可以带着地域本土化特征有针对性的引导故事的诉说。其中文本的使用和引入仪式让重要他人见证求助者的改变无疑是灵活操作技巧中最切合中国本土文化的。文本的使用指的是在专业关系之外给求助者写一封信、发一份电子邮件、一段录音、一段视频等。在社会工作中多重关系的伦理困境一直制约着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而叙事治疗引入文本治疗模式，很好的解决了这个困境而且巩固增强了治疗的效果，达到治疗时间之外的自我疗愈。因而文本的使用非常符合我国关系取向的人情社会，其让冷冰冰的专业关系变得具有人情味，能够迅速拉近双方的关系，了解案主问题的本质。另外，叙事治疗引入见证仪式，让与求助者有关的重要他人来见证其进步和变化，肯定了重要关系对案主的影响。正如费孝通所说我国是以宗法为核心形成的关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基于亲密关系向外不断扩散的网络关系。因此，来自案主重要网络关系中的见证人对于案主改变的见证高度契合中国人对重要他人和重要关系的重视，见证不仅让案主的改变更加真实，深深植根于其真实生活之中，还是叙事治疗本土化进程的重要助力因素。

起源于西方背景下，以故事叙说为基础、以案主个人主义为价值遵循的叙事治疗与我国人们普遍不善表达、强调集体主义、关系取向等特点存在矛盾之处，是叙事治疗在我国本土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阻力。

（一）含蓄性格的挑战——故事情节无法丰富

叙事治疗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新故事的创建，把案主从具有宰制性的主流叙事下解放出来，调整对生命的态度，重新开始生活。新的故事构建要求对自己以往的叙事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通过对例外事件的不断挖掘，将其整合成对自己有益的积极故事。然而不管是哪种故事创建方式，叙事治疗核心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在咨询师的引导下案主进行故事的自我诉说，将新故事的情节不断丰富。但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尤其是农村人普遍比较腼腆、不善表达，导致语言无法准确详实的描述事件，最终新创建的故事情节无法丰富，可能面临新故事唤起案主的自信不足、改变的动机不强，严重制约了治疗效果。

（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挑战——个体与集体的冲突

叙事治疗主要是受到后现代主义或者社会建构主义的影响，强调真理、知识不是绝对的，是因为权利主体掌握了较大权利而建构了有利于权利主体的话语霸权，而此种话语霸权会排斥或者边缘化弱势群体，叙事治疗就是要打破这种话语霸权并揭示其后面隐藏的权利压制关系。叙事治疗的核心技巧“解构”也是主张与案主一起挑战并且打破压制其个体意愿的主流话语体系，这是叙事治疗本土化进程中最大的挑战。西方国家倡导的是个人主义，所以帮助案主个人来挑战对抗主流叙事，自我治愈和发展是可行的。但是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强调集体主义，这使得案主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周围的环境和主流的价值理念，因此在中国大环境下叙事治疗的发展面临着宏观的挑战。

（三）主流文化的挑战——思维的钝化

主流文化在社会范围内倡导某些标准和价值，并将这些标准和价值看作是唯一的、合理的，久而久之，我们便接受了这些主流价值观，而在主流文化的影响下，个体的体验则显得微不足道。主流文化就像一个过滤器，我们所说的都是被主流文化过滤后的表达。所以叙事治疗认为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我们都深陷于主流文化构建的直线思维和惯性逻辑的局限中。在我国，受主流文化的影响更为严重，一方面中国人很喜欢随波逐流，很顺从主流文化。另一方面，在社会大环境下大家的目光和评价也限制了我们的表达。处在熟人社会当中，我们总怕自己的问题被别人知道，“家丑不可外扬”正是对这种心态的表达，因此导致叙事浅显，无法深入，制约着叙事治疗的效果。另外，长时间把经由我们自身建构出来的标准看作是外在的客观存在，当自己与主流文化产生冲突时，忽视个体的体验就会进行自我批判。长期受到主流文化的“浸染”，便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使得我们追求改变的思维钝化，安于现状。

（四）法律、政策的挑战——缺乏底线保障

法律政策的不完善一方面给叙事治疗创造了介入空间，但是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叙事治疗。法律和政策既是对案主的权威维护，也是底线保障。在我国，由于法律政策并不是很细化或者实施效果有限，使得叙事治疗的效果显得微不足道。比如退休后被返聘却不给发放工资又不受《劳动法》保障人员面临的问题、网络时代网红带货乱象造成的问题、留学生代购造成的税务问题等。对于这些法律政策方面的空白问题，一味的劝说问题不是你们自己造成的，应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外化问题，创建新故事等叙事治疗技巧所达到治疗效果显然是微乎其微的。只有在法律政策完善的前提下，叙事治疗才能有效发挥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出，缺乏细化的法律政策底线保障不但影响着叙事治疗的效果，也从权威层面制约着叙事治疗的本土化发展。

（一）发展多样化的叙事治疗形式——提高接受程度和治疗效果

叙事心理治疗在发展过程中是在借鉴了文学、哲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神学、伦理学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较综合具体的心理治疗方法[6]，因此叙事治疗的形式也应该呈现多样化、形象化的特点。一方面让叙事治疗更加为大家所接受，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因为含蓄性格而使故事情节无法丰富造成的治疗效果不佳的情况。针对不同的群体发展不同的叙事治疗形式，如针对受过教育的群体，可以倡导评价标准的多元化，打破单一外在的成功评价标准，强调自我心理感受的重要性。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群，叙事治疗可以通过形象化、艺术化的表达让其更加直观真切的感受到叙事治疗的疗效，比如借助图画、表格等形式来进行叙事治疗，让其更加清晰的感受到问题外化及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换一种故事讲述方式带来的积极变化。

（二）辩证统一的思考——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协调

起源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治疗不管是在理念还是实践方面始终都充斥着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而我国集体主义始终是主旋律。因此基于西方文化中挑战主流话语体系的叙事治疗在我国本土化过程中如何保持文化敏感性，协调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冲突直接决定了其能不能扎根我国，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在中国环境下社会工作者不可能一味鼓励案主坚持自己的意愿，而是要和案主一起去探索，在自己的合理意愿与主流观念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既能适当地满足个人需要又不会影响来访者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从而实现来访者对自己生活满意和接纳的目标[7]。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看似无可调和，实则具有内在的一致性[8]。人是社会性和个体性的集合，忽视或者放大其中任一方面都会走向极端。尤其在我国进行价值观念衡量时，集体主义才是首要考量，唯有将个体置于集体之中进行辩证统一的分析考虑，方能协调二者之间的冲突。所以在我国运用叙事治疗帮助案主时，一方面要引导其看到自己是如何被自己建构的故事压迫的，明白这种压迫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联系，当有与主旋律不一致的体验时，不要急于谴责自己。另一方面要引导其在新故事建构过程中不能完全遵循个人主义，要时刻考虑到文化背景、周围关系，综合各方面因素寻找一个协调平衡点，把个人问题的解决和自我的实现归结到有利于更好实现其利益的集体之中去考量，既能反映求助者利益，也能与社会主流文化相符合。

（三）保持思维敏感——谨防“温水煮青蛙”效应

由于长时间受到主流叙事的影响，我们会形成一个固化的认同模式，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会依照已经固化的认同模式来选择符合认同的叙事，对于那些稍有差别的个人体验会自动筛除。久而久之，会让我们陷于一种“思维陷阱”中，即认为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做的，自己只有跟大家一样才是正常的，当遇有与主流叙事不协调时会进行自我责难，这也就扼杀了改变的动机。如此长时间发展就如同“温水煮青蛙”一般形成一种思维的钝化。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引导案主在日常生活中保持“问题意识”、保持“慎微意识”和“思维敏感”，这里的思维敏感并不是要挑战主流文化，打破现有的主流叙事，而是当有与主流叙事不一致的体验时，不要过分责难批判自己，要时刻进行自我反思，时刻保持变化、谨防“温水煮青蛙”效应导致的思维钝化，缺乏必要时改变、进步的动机与能力。

（四）学习、培训、应用——推动叙事治疗本土化深入发展

叙事治疗在我国虽说不管是在研究还是应用方面其范围和领域都在不断扩展，但是其本土化发展仍然属于起步阶段，治疗效果缺乏足够的本土化事实支撑，更缺乏追踪研究和大样本研究，使得本土化发展不深入。针对这种情况，不同主体应多方发力推动其在大陆的深入扎根式发展。比如学者、专家更广范围的积极了解学习叙事治疗的相关知识和应用技巧，不断进行研究论述，不断扩展其应用领域；
高校积极推进相关课程教育，邀请国外或者港澳台的知名学者举行相关讲座和专题活动，培育更多的掌握专业知识和技巧的专业学生；
社会工作机构、心理机构或者相关组织可以为员工提供再学习的机会，让他们进行在职学习叙事治疗的相关知识和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培养专职的叙事治疗工作人员。

叙事治疗虽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是很快就已经被心理治疗和社会工作应用到诸多领域，足以见得其强大的生命力。在我国社会工作情境下，叙事治疗的本土化，一方面为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灵活的操作技巧和嵌入式的文化适应性使其与我国的价值观念有高度的契合性，在本土化发展进程中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在我国社会工作情景下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由于其起源于后现代主义且独具个人主义的价值理念与我国集体主义、关系取向的价值观念存在不协调之处，因而在我国本土化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诸多的阻力。因此，叙事治疗只有保持文化敏感性和本土化倾向，与我国的文化环境、国情相结合，在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的实证研究、追踪研究的不断增加、干预方法的灵活多样、评价体系的科学化等条件具备的基础上，产生于西方背景下的叙事治疗在我国才会更有生机和活力，本土化进程才会更加深入，应用领域才会越来越广，更好的为我国相关治疗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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