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遗产重组与海洋社会重构——基于福建海族舞的案例分析

张云鹤，张先清

（1.浙江工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2.厦门大学 社会与人类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目前，人类学在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特点时，主要形成了两种分析模式，即以华北为代表的水利社会模式和以东南为代表的宗族社会模式。在对华北区域社会结构的研究中，魏特夫（Karl Wittfogel）、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分别提出了 “治水社会说”[1]（1）“权力的文化网络”[2]（13）等概念，以此分析区域社会结构的生成逻辑和运作机制。在对东南社会的考察中，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提出以地方宗族模式[3]（3）来理解此类社会的区域性特征；
林耀华在《义序的宗族研究》及之后的研究中也非常明显地以宗族作为分析东南社会结构及适应现代性进程的基本单位[4]，深化了中国东南社会结构的研究。除上述研究外，人类学家通过长时段田野调查，逐渐认识到宗教信仰在整合社会结构方面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例如：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从民间宗教角度对地方性的仪式和崇拜与政府及正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结构化分析[5]（3），表现出对区域社会的重视；
华琛（James Watson）在对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文献研究和田野考察时同样发现民间信仰的国家化及宗教化过程，提出了神明 “标准化”[6]（122）和仪式 “正统行为” 理论[7]，以此揭示地方社会的结构特征。

不可否认，宗教信仰模式在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结构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模式弥补了以往水利社会模式、宗族社会模式对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多元性方面的不足，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整体特征。但必须指出的是，在探讨民间信仰和地域社会结构特点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其发展模式也会因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社会结构。这一点在目前较薄弱的海洋型社区研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中国东南海洋地带的民间信仰发展模式，因其植根于海洋环境而呈现出不同于江河平原一带的差异化特征[8]。由此可见，对海洋型社会民间信俗遗产发展脉络进行深入研究，有益于增进对上述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结构多样性关系的认知。本文借用拉图尔（Bruno Latour）的重组[9]（1～9）概念，通过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沃村流行的一种十分独特的信俗遗产——海族舞展开深度田野考察，探讨海洋社区中行动者与信俗遗产资源的关系，以及其在传说创造、仪式展演方面与族群边界之间的动态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海族舞在整合海洋社会文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深化对中国海洋型社会形成特点的认识。

大沃村位于福建省福清市西南部海滨，西与江口平原相邻，东临兴化湾畔（见图1），是一个典型的以捕捞为主要生计的海洋聚落。20世纪80年代，大沃村的渔业经济发展至顶峰，而村中最具特色的信俗遗产活动——海族舞就与该村的海洋捕捞生产体系密切相关。

图1：大沃村地理位置图

作为一个由移民群体组成的海洋社区，大沃村是一个杂姓聚落，其主体姓氏陈氏在南宋时期移居大沃村，在村落发展过程中，陆续有王、许、林、吴等姓氏迁入，形成了 “七组十三角”①在大沃村，角既是一种基层行政区分，同时也代表一种血缘亲属关系。据当地人讲，角是当地人在 “山上住旧房屋” 时，依据 “一姓一角落” 的原则划分而来的。但也存在特殊情况，如村里的陈姓依据迁移时间分为前、后两批，虽系同一祖先，却分别成角；
又如许氏族人在过去分为上许、下许，本应独立成角，但囿于分割会削弱宗族势力，遂合并成一角；
再如吴、林两姓由于迁至大沃村时间最晚，在旧社会遭受大族欺压，所以他们便选择挂靠在许氏大族，以形成更强大的联盟力量，因而没有单独成角。的聚落形态。在大沃村广泛流传着一则关于聚落归属权的故事。

历史上，莆田和福清因地界相邻而关系密切，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像舅舅和外甥一样。莆田县范围广大，由舅舅占据，福清县则由其外甥分管。而在划分两县交界处的村落归属权时，两者却产生了分歧，大沃村本应属兴化府莆田县管辖，因为大沃村与江口平原一江之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深受 “九里洋” 江口平原社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莆田相似的文化系统，但为了保持两地之间的势力平衡，舅舅最终决定以江为界，一分为二，将大沃村划入福清领地。②被访人：CCJ，男，1927年出生，老人会乡老。访谈时间：2021年2月25日。访谈地点：大沃村老人会。

这则故事实际揭示了大沃村所处农耕与海洋交界地带的特点。从地理空间结构来看，兴化湾一带的海洋族群与江口平原的农耕群体居住在同一区域，但由于双方占据明显不同的社群 “生态位” （ecological niche）[10]，从而导致他们在交融过程中呈现出一种边界政治。据记载，699 年，大沃村（古称鳌中境）归属于万安县[11]（福清县前身）。目前，大沃村在神庙祭典中沿用的 “万安乡光贤里鳌中境福兴社界” 就证明了以江为界划分村落归属权的传说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也符合当地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同时，这种族群边界问题较为清晰地表现在当地的信俗遗产体系中。

在信俗遗产体系层面，大沃村的神圣信仰系统处于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目前，由该村主姓陈氏控制的新永宫①新永宫位于聚落的中心地带，殿内主祀神为齐天大圣，当地人尊称其为 “员主” ，指阖境共同信奉的等级最高的神明。是大沃村最重要的信仰空间。作为大沃村的中心庙宇，新永宫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集团运作组织，即宫庙董事会②宫庙董事会下设董事长、副董事长、秘书长、出纳、会计、保管等职务，负责管理庙宇及操持社区内各级神祗的祭典仪式。，其突出作用是在维系族群情感方面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本文所研究的海族舞就离不开宫庙董事会的创造。因此，新永宫可视为一个社区权力中心，是维系地方秩序和族群认同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当地人的观念中，新永宫是 “公家” 的，这一本土称谓不仅体现了其在地方信仰体系中的绝对权威位置，更强化了其作为一种隐形社区组织[12]的重要性。与分灵自福州齐天大圣信仰系统的新永宫相比，明夏祠的兴衰发展史与来自莆田江口平原的王姓移民有着密切关系。历史上，明夏祠是江口平原一带盛行的民俗活动 “弄九鲤” 的展演场域和三一教信仰的中心。但随着诸姓杂居和聚落分化，王姓在社区竞争中逐渐衰落，由王姓控制的三一教信仰在地方宗教体系中日益退出社区信仰核心，明夏祠的地位随之下降，失去了作为社区公共性神庙的色彩，所以在当地人的表述中，现在的明夏祠是 “私人” 庙宇。

新永宫与明夏祠在社区信俗遗产体系中的地位变化揭示的是大沃村族群格局的演变。原本作为社区信仰核心的明夏祠是由来自莆田一带的王姓人控制，所以奉祀的是江口平原一带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三一教教主林兆恩，在其主导社区节庆的年代里，其所展演的也是源自江口平原农耕系统的 “弄九鲤” 民俗祭典。其后，由于社区格局发生变化，来自福州且以海洋捕捞为主业的陈姓逐渐成长为大沃村的主要控制力量，相应地，其所支配的新永宫被塑造成社区新的信仰中心。为了与明夏祠所代表的具有浓厚莆田江口平原农耕色彩的 “弄九鲤” 区分开来，陈姓以新永宫为核心，发展出新的适应海洋生计发展的社区信俗活动，海族舞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被重组出来的。

关于海族舞的起源，当地人一般都会提及 “海豚灵性” 的传说。其大致内容如下：

南宋时期，大沃村的一位渔民捕到一条海豚。这个消息传到私塾先生陈宣那里，他深知海豚乃吉祥之物，便前去劝渔民将其放生。可当他到达时，渔民已将海豚杀死，陈宣便要求渔民将海豚皮送给他。回家之后，他将稻草填充在海豚肚子里，制成海豚鱼样，挂在墙上膜拜。当年秋季的一个夜间，刮西北风，吹得海豚鱼样嘘嘘作响，陈宣把 “嘘嘘” 听成了 “去去” ，于是便叫孙子陈以宁出海捕鱼。陈以宁到达港口，发现大海还在退潮，但也只好下网，结果却收获颇丰。

此后，陈以宁每天起早出海捕鱼，惊奇的是他每天都丰收而归。后来，这个秘密被传开，渔民们便都学着制作鱼样，祈求丰收。有些鱼皮不好剥，渔民们索性用纸糊出鱼样挂在门前，结果各家也都丰收了。后来陈以宁又用竹篾、麻布等材料扎成更为美观精致的新鱼样，装上柄，涂上颜料，在内部点上蜡烛。每年春节、元宵节期间，渔民们就点起篝火，擎着鱼样跑火圈，以此祈求渔业丰收，阖境平安。当时制作的鱼样有海豚、黄瓜鱼、鲈鱼、马鲛鱼、鲳鱼、春鲤、墨鱼、鲷鱼、鳓鱼共九种，因此，早先的名字叫 “弄九鲤”①被访人：WJS，男，1954年出生，新永宫会计。访谈时间：2021年2月25日。访谈地点：新永宫。。

这段传说在当地广泛流行，每逢海族舞表演时节，当地人都要在演出过程中加以展示（见图2）。由此可见，该传说是当地社区建构海族舞的关键性内容，已被塑造成海族舞起源的一个集体记忆。从传说中提到的 “鱼样有九种，名为‘弄九鲤’” 可知，海族舞原本脱胎于一个名为 “弄九鲤” 的民间习俗，而此处提到的 “弄九鲤” ，其实是江口平原一带一种代表性的民俗遗产活动。目前，这一习俗在莆田黄石一带仍然盛行，当地人称其为九鲤灯舞②所谓九鲤，并非九条鲤鱼，而是一蛟八鱼，共九种水族，分别是蛟、鳌、鳜、鲈、鲡、鲤、鲫、花鱼、金鱼，它原是一种具有祈福驱邪色彩的民俗表演活动，后来发展成为江口平原的一种集体节庆活动。[13]。

虽然同样是以九种鱼样构成舞阵，但从 “弄九鲤” 到海族舞，名称的演变意味着其实质内容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从农耕习俗转变为海洋习俗。那么，大沃村的 “弄九鲤” 又是怎么演变成具有浓厚海洋色彩的海族舞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在海族舞重组方面起到关键作用的陈姓族人这样解释道：

海族舞是我们村的特色，之所以取名海族舞，是因为这个名称更适合我们村。

“海” ：大沃村靠海，祖祖辈辈都以海为生；

“族” ：我们缝制的鱼样均是海里的物种，每一种鱼的名字、习性、产卵规律都是我们渔民所熟悉的，现在海族舞的鱼样模型已经扩展到33 条，数量非常多，所以称为 “族” ；

“舞” 就是一种表演。此外，海族舞还有拯救濒临灭绝鱼类，保护海洋生态平衡的含义，所以镇政府也十分重视这个名字。③被访人：CGZ，男，1955年出生，新永宫董事长。访谈时间：2021年2月26日。访谈地点：新永宫。

从访谈可知，当地陈姓在 “弄九鲤” 向海族舞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上述海族舞起源传说中也有体现。首先，陈宣将死去的海豚制成鱼样加以崇拜，使之神圣化。其次，陈以宁通过海豚帮助其捕捞丰收的故事，并将这一崇拜扩大到当地社区。从《陈氏族谱》中可以找到陈宣及其孙陈以宁等人的相关记载， “宣公字弼教……为肇迁鳌中初祖。配黄氏，葬千佛庵后。生子一名‘佥’”④《大沃陈氏族谱》，1996年复印版。。由族谱资料可知，陈氏宗族在宋代时迁居大沃村，而始迁祖正是陈宣。巧合的是，海族舞的起源传说也与陈宣及大沃村主要姓氏陈氏的移居历史密切相关。由此可见，在这个由多元移民群体构成的海洋社会体系中，海族舞起源的传说离不开地方大族陈氏宗族的文化创造。海族舞的出现不仅反映了大沃村地方势力格局的演变，也折射出大沃村的海洋生计变迁。

此外，海族舞的献技仪式也体现着海洋社会的渔业崇拜和秩序结构。约傍晚6：00，随着宫庙董事长一声令下，聚集在新永宫外的车鼓队敲起锣鼓，渔民们擎起鱼样，在烟花与香火交织的祭祀场域按照固定的舞阵穿梭表演。渔民们模拟祖先传承的古老步伐，变幻出 “大团圆” “三才” “四将” “五梅” “双临” “蜈蚣爬”①据当地人解释，每一种舞步都有着特定的含义：
“大团圆” 的内涵是 “和” ，寓意阖家团聚、和谐美满，体现的是 “以和为贵” 的传统文化智慧；

“三才” 意味着 “天地人合一” 的生态学思想，但也有村民将其解读为招财、发财、进财之意；

“四将” 指的是庙门上画的四尊神像；

“五梅” 有五福临门之意；

“双临” 模仿的是江口平原一带的三一教道教法师作法时的步伐；

“蜈蚣爬” 形态优美，所以在退场时进行展演。等多种舞步（见图3），以此表达海洋族群祈求渔业丰收、阖境平安的愿望。

图2：20世纪80年代的 “弄九鲤” 表演（村民王金寿供图）

有研究者指出传统舞蹈代表着社会本身，通过舞蹈仪式的表演，人们实际上同时在与自己和社区 “交谈”[14]。在海族舞的展演中，舞步的编排其实隐喻着丰富的社区信息。一方面， “大团圆” “三才” “蜈蚣爬” 等表达着当地人对 “和” 的美好追求，一定程度上达到了 “隐喻型民俗”[15]（168）增强社区凝聚与团结的功能；
另一方面，江口平原一带的仪式化舞步被移植到大沃村的海洋信俗文化中，反映了兴化湾海洋族群与邻近的江口平原农耕群体互动的历史事实。

图3：海族舞舞阵图（海族舞第九代传承人陈春发供图）

值得注意的是，整个舞阵队伍必须遵循 “以龙为首，鳌鱼为次” 的出场规则；
紧随其后的则是在兴化湾一带渔获量最为丰富的马鲛鱼、白力鱼及乌贼三大海洋物种；
海豚则担任 “填空” 角色，补救表演过程中的不融洽局面，使之更加和谐生动。当地广泛流传的一首民间谚歌形象地展示了海族舞的阵式图景。

谚歌②谚歌是海族舞展演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正如葛兰言所指出的，歌谣是一种传统的、集体的创作，它们是根据某些已经规定的主题在仪式舞蹈的过程中即兴创作出来的。（参见[法]葛兰言. 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M]. 赵丙祥，张宏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通过歌谣，可以进行节庆习俗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民间创造的风俗是如何运作的，海族舞谚歌所展示的不同海洋生物的出场次序不仅反映了当地人对于海洋生物分类、鱼群习性的认知，同时也是当地人营造社会秩序和结构的一种体现。

会族鱼虾龙为首，海豚儿性冲浪头。

马鲛白力随后跟，乌贼放泡吐黑烟。

松香喷起高潮掀，双珠舞动龙鳌抢。

鱼跃虾跳多好瞧，彩花鸣炮庆元宵。

在海族穿梭往来这一看似繁琐复杂的舞阵表象背后，隐喻着海洋社会的秩序和结构。

“以龙为首，鳌鱼次之” 的出场顺序体现出当地渔民对海洋等级世界的认知与建构，龙作为渔民想象的水上世界最高统治者的象征符号，在仪式展演中率先登场，处于最高等级；
而鳌处于海族中的第二等级，是大沃村身份的象征③据当地人解释，大沃村三鳌居中，谓之鳌中，古称鳌中境，因此，鳌理当排在龙之后。；
至于排在第三等级的其他鱼类，则是社区海洋捕捞中最重要的渔获物，是生计崇拜的核心对象。可以说，海族舞仪式中的海族等级秩序充分展现了大沃村海洋族群对海洋社会权力的想象及基于本地社区而创造的政治宇宙观，具有特定的文化隐喻。正如王斯福所指出的，民间宗教仪式不只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复制，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在这里，帝国权威的隐喻会逆转为民间社会对权力的再定义[5]（2～3）。大沃村所制定的海族出场规则影射了当地人对海洋权力及鱼群分类的认知，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文化，从而赋予社区一种新的秩序和结构。与此同时，这一仪式展演也为我们探讨海洋与农耕两种社会类型的边界互动过程提供了生动的田野案例。

在海族舞献技仪式之后，另一个重要表演是 “入渔户，闹大埕” ，其形式是绕境巡游。绕境游神路线从新永宫出发，沿着东澳白山、妈祖庙、龙王庙、报恩桥、沟尾、新永宫六处地界绕一圈，涵盖山脉、码头、村道等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在抵达妈祖庙时，海族舞民间文艺队需要再次表演，并向庙内各位神明做叩拜姿势。此举意味着妈祖作为东南沿海一带的海洋神灵得到礼敬，也是大沃村海洋社区性质的一种反映。随后，游神队伍继续前行，途经码头时，船老大们要在渔船上放炮迎接。在前五处地界，都有相应的负责人在地界小祠中放入供品，插上符标，然后点燃鞭炮，由道班人员用法鞭抽地三下，并念封尾咒语，将地界封住。五处地界封完之后，游神队伍要根据当年上缴 “拾柴金”①“拾柴” 是当地的一个习俗。每到正月初四迎神、正月十五元宵节时，大沃村村民便在家中 “拾柴” 过年，并按家户人口数量向宫庙缴纳 “拾柴金” ，以购买鞭炮、柴火等祭祀用品。的家户表挨家挨户去送神符和麦苗，得到麦苗者要将其插在头上，表示 “踏春” 之意。约晚上11：00，神明回宫。之后，由负责扛大旗、打鼓、打圈、挑平安灯，以及抬 “黑虎将军” “陈氏真人” “安善圣王” 神明轿的村民及道班人员组成的队伍到新永宫地界封最后一处地界。据当地人介绍，一定要等到最后才能去封口，目的是让停留在村里的野神从这个口出去。封完最后一处地界，道班人员要抬着 “黑虎将军” “陈氏真人” “安善圣王” 三尊神明轿倒走回宫，其象征含义是本境神明须紧盯自己的管辖领地，驱赶、威慑并防止野神进入本地界内。

由上述游神仪式可知，游神活动的实质是大沃村村民通过海族舞等民间信俗活动，对其所处的海洋社区与江口平原农耕社区进行一种边界区分。实际上，在海族舞开始之前的其他仪式环节中，这种边界区分也有所体现。通常，海族舞之前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大沃村陈氏宗族组织的 “大元宵” 绕境巡游活动，这一过程分为迎请角落神、设坛作法驱邪仪式等，而这些环节彰显了当地社区的边界意识。例如，第一个环节是迎请角落神，这里的角落神代表社区边界的守护者，决定着社区的边界范围。驱邪仪式体现了社区边界意识的强化，此类驱邪活动类似特纳所说通过仪式中的阈限阶段，游荡于村落中的野神、妖魔、恶鬼是处于与正神 “不同类别的界限” 之中间地带事物，因而充满了 “危险性” 和 “污染性”[16]（109），所以，通过道士在神坛上将邪神驱赶到社区之外的驱邪仪式，大沃村村民有意识地重组社会环境，将在当地社会结构中找不到固定位置的 “他者” 驱逐出境，从而维护分类框架的边界，强化社会秩序，这是一个充满创造性的行动[17]（282）。在海族舞信俗活动所展示的强化社区边界背后，呈现的是一个社会事实，即大沃村所经历的社会结构重组。由于地处江口平原周围，历史上，大沃村不可能不受江口平原发达的农耕文明影响，以至于在社区文化体系中采取模仿、搬演农耕社区的方式。例如，与江口平原有着密切关系的王姓就曾将江口平原普遍流行的地方性民俗文化活动—— “弄九鲤” 嫁接到本地社会中，以明夏祠为中心来展演 “弄九鲤” ，从而获取社区支配权，因此，其社区结构一度呈现出农耕社会的特征。

然而，随着海洋生计的逐步发展，大沃村村民的海洋意识逐渐增强，他们逐渐意识到海洋才是其社区发展的真正动力，因此，力图从各个层面重新塑造本社区的海洋性。这种转向最终由具有浓厚海洋族群背景的陈姓宗族通过海族舞等一系列信俗遗产重组过程得以实现。他们将福州一带具有广泛影响的齐天大圣带入本社区，通过新永宫将其塑造为主祀神，从而取代社区原本以三一教教主林兆恩为主祀对象代表莆田江口平原的明夏祠，成为大沃村的信仰核心，这一社区信仰中心的更替过程实际上揭示的是社区的重构。

福建省福清市大沃村的海族舞虽然讲述的是一个海洋社区信俗遗产的重组过程，隐藏的却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多元发展模式。代表江口平原农耕社区的明夏祠被代表兴化湾海洋社区的新永宫所取代，与此相应的是，原来具有鲜明农耕色彩的 “弄九鲤” 被改造成具有海洋社区信仰特征的海族舞，成为当地的一种主体性祭祀活动。围绕这一社区神庙及其信俗祭典所发生的一系列文化更替无不体现当地社区结构特点的嬗变，即从原来深受江口平原影响的半农半渔社会逐渐转变成一个完全以渔业为主体的海洋社会。

正如郑振满等学者所指出的， “以庙宇为中心的仪式场合，更有利于观察者明了在平常的生活场景下不易显露的社会分化与权力支配关系”[18]（7）。通过新永宫与明夏祠在社区信仰体系中主次地位变化的观察，我们可以进一步解释地域关系对海洋社会生活的持久影响，陈姓凭借重组海族舞以及游神祭典中的封地界仪式，强化了其在社区的主导性地位，并且通过民间信俗的周期性活动不断深化了社区对这一权力变化的集体记忆。与此同时，借助信俗遗产重组活动，大沃村村民明晰了 “自我” 与江口平原其他文化系统的区分。通过一系列文化过程，海与陆的边界更加分明，而这种 “陆—海” 社区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社区信俗遗产的发展，即农耕色彩的式微和海洋主体性的出现，这种双重互动体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多元性。正如本文开头提出的，目前在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特点上，较有影响的华北水利社会模式、东南宗族模式，以及江南及华南一带的民间信仰模式虽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多元性，决定了其解释体系必然是多样的。本文的研究表明，在社会结构发展问题上，海洋社区并非以往所认为的，由于受到强大的农耕文明的影响，他们只能一味模仿农业社会，相反，海洋族群能有效地创造出适应当地社区特点的文化模式，表现出十分活跃的能动性。大沃村海族舞信俗遗产重组与当地海洋社会重构的互驱过程在理解中国社会结构与海洋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类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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