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服务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的面板数据经验分析
时间：2023-04-09 09:25: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付向东，郑肖萌
(1.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南京 210037；
2.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管理学院，南京210038)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现阶段，农业产业已经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农林牧渔业单一发展格局，呈现出精细加工的第二产业与销售流通的第三产业不断融合发展的趋势。以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为代表的新型经营主体既是社会化服务提供的重要主体，也是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重要抓手。
关于影响农业产业融合因素的研究众多。外部影响因素中，研究认为外部服务支持体系建设与金融保障措施将成为影响当前农业产业融合的主要因素[1]，通过政府项目资助方式，实现地区产业与组织的重构将有助于融合的实现[2]。内部影响因素中，有学者认为提高小农户参与新型经营主体的积极性与意愿才是关键[3]，积极发展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以服务驱动小农利益与现代农业相结合才是农业产业融合的的核心要义[4]。此外，还有学者主张内外部相关要素整合[5]。
广义上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指社会经济组织或个人为农业提供的贯穿于整个农业生产前、中、后的综合配套服务[6]。在产业融合的初级阶段，小农户参与新型经营主体并获得其提供的社会化服务实现了生产成本的降低、要素投入的减少、种植收益的提高。因此，有学者指出社会化服务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重要载体[7]。另外，也有学者指出社会化服务为新型经营主体制定了科学的生产方式、降低了生产成本，弥补了其在劳动力、机械等方面的短板，实现了新型经营组织间的融合[8]。
新型经营主体在产前、产中、产后为小农户提供统一种植、耕收、加工、储存与销售等社会化服务，实现了小农户增收，同时也推动了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9]。但是现有研究多是指出新型经营组织间的融合实现了产业融合的有效推动，围绕农业经营主体组织间融合与产业融合的衔接研究相对欠缺，尤其是缺乏新型经营主体自我进化与实现融合进化的实证研究。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本文认为社会化服务可得性与农村产业融合可能会存在正向关联，但是其中间的演化逻辑和量化分析却存在逻辑断点。主要表现为社会化服务在农业增效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明显但缺乏相应的量化研究，社会化服务与组织融合、农村产业融合之间的过程分析有待进一步明晰。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对于实现社会化服务影响产业融合的路径畅通、更好地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在推进农村产业融合的主体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的研究内容如下：首先，利用2015—2018年全国30个省(区、市)的宏观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试图判断社会化服务水平对产业融合水平的影响；
其次，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组织融合在社会化服务影响产业融合之间的关系；
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2.1 模型设定
2.1.1 社会化服务对产业融合的影响
为了分析社会化服务对产业融合的影响，本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Industryi,t=β0+β1Servicei,t+∑mβmControlsi,t+λt+ui+εi,t
(1)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
industryit表示i地区t期的产业融合水平；
serviceit为社会化服务水平，是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
controls表示影响产业融合的控制变量，λt又称“时间固定效应”为第t期对解释变量的效应，ui表示影响产业融合水平的不可观测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误差项。
2.1.2 组织融合在社会化服务影响产业融合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参考温忠麟的逐步回归检验法[10]，构建社会化服务、组织融合、产业融合的中介效应模型：
Industryi,t=θ1+cServicei,t+∑mβmControlsi,t+λt+ui+εit
(2)
Organizationi,t=θ2+aServicei,t+∑mβmControlsi,t+λt+vi+εit
(3)
Industryi,t=θ3+c"Servicei,t+bOrganizationi,t+∑mβmControlsi,t+λt+ui+εit
(4)
式(2)～(4)式为逐步回归的中介效应模型，本文主要考察社会化服务的水平是否能够促进组织融合进而促进产业融合的水平，自变量为社会化服务的水平、中介变量为组织融合的水平，因变量为产业融合的水平，Controls是所有的控制变量，θ表示截距项，ε表示随机误差项。
2.2 变量定义
2.2.1 产业融合水平(Industry)
本文借鉴已有学者[11]的做法，从产业融合路径、产业融合效应两个角度测度产业融合的水平。其中产业融合路径又可以分为产业链延伸型、服务业引领型、多功能拓展型，产业融合效应又可以分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繁荣。另外，本文采用熵值法[12]来测度产业融合及水平，其基本思想是先采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赋予权重最后算出各指标得分。
2.2.2 农村组织融合水平(Organization)
在上文分析到，产业融合的初级阶段主要是吸收小农户参与新型经营组织，实现“吸附式”融合。本文主要选取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的数量、带动农户的占比以及生产销售农产品的产值占比来量化农村组织的融合水平，指标的测算同样使用熵值法。
2.2.3 社会化服务水平(Service)
广义上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指社会经济组织或个人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提供的综合配套服务，贯穿于整个农业生产链条。
参照已有学者的做法[13]，从公益性社会化服务和营利性社会化服务的角度选取学者公认的指标，同时利用熵值法来测度社会化服务的水平。
2.2.4 控制变量
参照相关学者的做法[14]，本文将地区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地区生产人均总值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构建了社会化服务、组织融合、产业融合3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9个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其中，指标大多选取比率值或人均值，以保证度量社会化服务完整度、组织融合、产业融合的水平，避免因地区农业经济体量差异过大导致的影响。
表1 社会化服务、农村组织融合、产业融合指标评价体系
表2 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3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完整性与科学性，本文选取2015—2018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区)历年统计年鉴，缺失数据主要通过各省(市、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年报进行补充。个别缺失数据通过插值法、均值法等方法补齐。
3.1 基准回归
表3报告了采用不同的方法对社会化服务影响产业融合水平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表3中第(1)、(2)列汇报的分别是混合效应回归结果、随机效应回归结果。LM检验的结果表明，随机效应回归优于混合回归(Breusch等，1980)[15]。F检验的结果表明，固定效应回归优于混合回归。Hausman[16]检验结果表明，P值小于0.01，拒绝选用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固定效应回归(FE)更适合本文的模型估计。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每个省份的“省情”不同，可能存在不随时间而变的遗漏变量。
对所有年度虚拟变量联合显著性的检验结果显示，P值小于0.01，所以强烈拒绝“无时间效应”的原假设，认为模型存在时间效应也即仍要考虑不随个体而变但随时间而变的遗漏变量问题。所以最后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即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又考虑时间效应，并使用聚类稳健的标准误，以消除异方差对模型的影响，即表4第(3)(4)列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得，社会化服务系数显著为正也即社会化服务显著促进了农业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水平。
表3 面板回归结果
3.2 社会化服务影响产业融合的机制检验
方程的回归结果表明，c=0.38，b=0.20，a=0.27(见表4)。从方程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系数a、b、c都是显著的，可以说明中介效应显著。接下来，用Sobel test检验对中介效应进行分解，直接效应为0.44，间接效应即中介效应为0.16，且间接效应的贡献率为26.7%，中介效应显著。进一步使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样本量选择 5 000，在99%置信区间下，发现中介效应为0.15，且中介检验的置信区间未包含0，上下限分别为0.01、0.10，表明组织融合的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显著存在，说明Sobel方法与逐步回归法的结果稳健(见表5)。也即社会化服务的水平促进了农村的新型经营组织融合，组织融合水平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产业融合水平的提高。
表4 中介效应方程回归结果
表5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3.3 稳健性检验
上文的实证结果已经证明了本文研究逻辑的合理性，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需要进一步做稳健性检验。参照相关学者的做法[17]，去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直辖市的数据，进一步逐步回归。在剔除四个直辖市的数据后，逐步回归后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说明组织融合在社会化服务影响产业融合过程中的部分中介效应确实存在。
本文基于2015—2018年全国30个省市(不包含西藏)的面板数据，从不同维度构建了社会化服务、组织融合、产业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了其发展水平，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社会化服务、组织融合对农村三产融合的动态影响，得出以下结论与政策建议：
①社会化服务的有效供给显著促进了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耕种、收割、加工、仓储、销售、流通等一系列社会化服务的有效供给有助于满足小农户、新型经营主体进行科学化、高效化农业生产的需求。社会化服务的有效供给有助于农业产业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农林牧渔业单一发展格局，向精细加工的第二产业与销售流通的第三产业不断融合发展。因此，政府要推动形成政府扶持与市场引导相结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覆盖种养、加工、销售、烘干、仓储、科技、金融等各环节多元化的经营性社会化服务组织，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定向委托等新机制，引导各类服务组织在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中发挥更大作用。
②新型经营组织间的融合在社会化服务影响农村产业融合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在社会化服务有效供给的背景下，新型经营组织(企业、专业合作社、规模户、家庭农场)既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又带动了小农户，实现了“新型经营组织+小农户”的融合发展。因此，政府要支持农业服务公司、农民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供销合作社等发展生产托管服务，开展订单农业、加工物流、产品营销等，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益。同时，新型经营组织应定位为社会化服务的承载中枢，既要承接政府的社会化服务项目，又要为参与的小农户提供针对性的社会化服务，形成“家庭农场+农户”“合作社+农户”“企业+农户”等多种社会化服务的供给模式，进而实现农业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③政府要持续关注新型经营主体在生产中遇到的资金周转、技术壁垒等困难，为新型经营主体提供稳定的政策法律、科技创新与服务、金融支持与信息应用等环境。同时发挥示范性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的榜样带头作用，及时淘汰“空壳”合作社等名存实亡的新型经营组织。
另外，新型经营主体在提升技术与加强管理的同时要善于结合。在专业生产的基础上，向产前、产后延伸，如加工储藏、休闲观光、餐饮住宿、农事体验、认养定制等，充分激发小农户成员的创造活力，实现农业的三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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