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泛娱乐化的对抗：解密推理类综艺正当性的把握与回归
时间：2023-04-09 14:4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尹悦
近年来，剧本杀、密室逃脱、狼人杀等解密推理类游戏成为风靡年轻一代的娱乐方式，开启了年轻人的“智商社交”。与此同时，各大网络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纷纷推出解密推理类真人秀，以满足此类游戏爱好者的观看与互动需求。其中，湖南广电新媒体端芒果TV在2016年率先推出沉浸式推理真人秀节目《明星大侦探》并收获良好口碑，后续又推出实景解密类节目《密室大逃脱》，以及各自的衍生节目《明星大侦探之名侦探学院》与《密室大逃脱大神版》，还推出首档网综反哺卫视节目《我是大侦探》，延续垂直赛道的潜力挖掘。此后，爱奇艺同样捕捉到线下火热的剧本杀消费动向，相继推出《萌探探探案》《奇异剧本鲨》和《最后的赢家》三档“迷综季”系列节目，以风格化的内容偏向和推理元素解锁年轻人的不同观看需求。当前，解密推理类真人秀仍属于国内台网综艺的创新样态①，不过多数节目已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稳定发展之势，并自2018年起引发学者关注。
相关研究多以目前相对成熟的《明星大侦探》为分析样本，聚焦于节目的嘉宾构成、场景设置、品牌打造等表层实践，在结论方面存在同质化倾向。此外，有部分研究论及该节目的价值引导方式和效果②，将节目所依托的剧本杀模式与社会价值相挂钩，为《明星大侦探》广受好评的原因提供了另一维度的解释，同时也给本文以启迪。得益于文本导向、实景搭建、嘉宾演绎、线索还原等诸多要素的相互配合，依托于剧本杀、密室逃脱模式制作的沉浸式解密推理类综艺在故事呈现上表现出其他节目难以匹敌的优势，同时“推理”“解密”元素所承载的智性风貌也对节目观众提出了要求。因此，该类节目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传播方式，在节目主题相关的议题上拓展形成公共话语空间，发挥节目的社会价值。然而，到目前为止，《明星大侦探》依旧是鲜有的成功案例。推理元素与综艺效果的失衡、内容本位与明星效应的矛盾广泛存在于其他同类别节目中，而当观众失去了应有的思考契机时，该类型综艺的价值引导作用便无从谈起。本文以此为着眼点，聚焦于解密推理类真人秀，在双重视域下探讨其值得肯定与应当批判之处。
学者时统宇曾提出，电视批评不应当是一种“纯粹理性批判”，必须考察电视传播、文化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共谋关系。③这同样适用于网络综艺，三者的配合度带来行业的参差，同时使得节目发展脉络有迹可循。如前所述，实景解密推理类综艺因其节目模式的先天优势，可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开拓公共话语空间，这恰恰反映了节目制作方对三要素的考量。为使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重合，观众成为节目制作的重要突破口。优质的解密推理类节目通过娱乐性与严肃性的平衡，实现对观众需求的满足以及对其的定向驯化与培养。
（一）故事性与话题搭建
一般来说，综艺节目的主题选择是自由的，但主题表达的完成度常常受到节目模式的局限，而无法实现对主题相关人物、场景和文本的兼顾，如此条件下讲述的故事并不完整。然而，沉浸式解密推理类综艺提供了这样一个讲述完整故事的机会。例如，《明星大侦探》的节目本质为角色扮演，但嘉宾需在扮演过程中通过实地取证推进剧情；
《密室大逃脱》的节目本质为闯关解密，但解密过程仍与剧情发展同驱。两种节目看似有着不同的内容偏向，但都在总体上实现了人物、场景和文本的有机统一，即节目嘉宾始终置身于虚拟文本和现实场景之中，直至故事结束。节目方同样关注到了此类节目形式的优势所在，多次以网络暴力、校园暴力、职场暴力等社会热点话题为主题，进行剧情设置。一方面，它的确是现实的反映，这些暴力可能出现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对此类问题的关注存在节目方针对观众群体需求的考量。另一方面，它也在试图改变现实，即作为一档娱乐节目依然不失社会性导向和服务社会的品格。借助于内容与内涵、故事与启迪的合一，节目方力求将观众对节目本身的关注转化为对每期节目主诉话题的关注，进一步引发社会上对于这些议题的更大范围的讨论，从而实现公共话语空间的再建与拓展，借娱乐之由达公共之意。
（二）互动性与价值引导
互动性建立在故事性的基础之上。观众在体验剧情、推理互动的过程中会不自知地在情感和价值层面与节目发生互动，这带来了观众正视节目主诉话题的可能。优质的解密推理类综艺以“高能”为特征，节目推进的节奏较快，线索密集，展示的信息多需要观众做二次处理。因此，节目观众为与嘉宾保持同节奏，或者为了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以推出自己的“最终解”，往往能够全神贯注地投入或代入节目中，而不只是将其作为“下饭综艺”。在此条件下，沉浸式的情景设置、合理的剧情推进以及嘉宾不时的情感流露，成为引发观众共情心理的利器。当故事随着线索的不断披露和互相串联而逐渐清晰时，观众也在叙事的留白中反复把握人物本质和故事主线。剧情的牵引最终导向的不是文字层面冷冰冰的谜底，而是观众的真情实感，即对剧情故事的共鸣。正是这种从互动中而来的共鸣，使得观众有足够的情感基础来面对节目的主诉话题，并加深其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理解，为其提供警醒或帮助。从这一意义上来讲，节目剧情不再是为了引出某一议题，其本身便是对这一议题的讨论。因此，节目自身便在扮演着公共话语空间的角色，借嘉宾之口言大众之语。
（三）观众层面：智性的提升
公共话语空间的有效作用非节目单方的努力，作为参与者的节目迷群同样是推动话语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为了获得能够有效助力的观众伙伴，解密推理类综艺“培养”了一批相对独特的观众群体。换言之，此类综艺为其观众带来智性的提升。这不仅体现在观众对于节目主诉话题的感知与表达上，还表现在节目迷群开始在“追星”这一议题下拓展出更多认知维度上。在解密推理类综艺中，造梗和玩梗能力、个人流量不再是节目方选择嘉宾的主导取向，相应地，与此类节目相匹配的推理、解密等被传统综艺市场忽视的能力成为指向标，同时也成为观众评价节目及嘉宾表现的关键维度，而这背后的评价体系显然是解密推理类节目所特有的。此外，《明星大侦探》引入的素人助理向观众展现了其他领域内的“明星”。他们往往有着名校背景，情商与智商兼具，尤其是衍生节目《明星大侦探之名侦探学院》和《密室大逃脱大神版》完全以素人为嘉宾，为观众呈现了更为直接有效的“智商收割”，塑造了身边的榜样。总而言之，此类节目对于智慧的崇尚和强调使得明星市场出现了新的价值取向，也使得观众对于“追什么样的星”以及“如何提升自己”衍生出新的认知和要求。
基于新颖的节目模式，加之对社会问题的关照和对观众需求的考量，解密推理类综艺节目超脱于同质化的内容创作，为娱乐综艺注入新的血液。事实上，正是这种寓教于乐、寓学于趣的效果为其提供了娱乐的正当性。不过，伴随着同类节目的推陈出新，这种内容的正当性出现了被滥用的征兆，部分节目将剧本杀、密室逃脱等模式当作流量密码，按照传统制作思路对其进行改编，逐渐走向低劣化、泛娱乐化，也有部分节目虽然总体评价尚佳，但在具体实践中依然存在可发展空间。
（一）迎合市场带来节目质量下滑
爱奇艺自制节目《萌探探探案》是解密推理类综艺从垂直市场走向大众市场的尝试，其以IP沉浸式推理真人秀为节目定位，对经典IP进行改编，从而运用当下流行的怀旧策略，并在嘉宾方面注重对各个年龄阶层的覆盖，以提升节目的国民度。然而，从节目效果与口碑来看，该节目未能在实景剧本杀的节目架构与满足大众喜好的节目导向之间取得平衡。二者的融合过程存在着诸多不适，主要有三种脱离表现。一是节目内容与推理元素的脱离。节目为给嘉宾提供线索而增加了游戏环节，在一定意义上脱离了剧本杀模式，强化了嘉宾的搞笑标签和制造笑料对于节目的重要性，而弱化了体验中的推理元素。二是嘉宾状态与剧本身份的脱离。沉浸化场景与耳熟能详的人物角色并未使节目嘉宾找到应有的状态，嘉宾们无法在自己的角色中推理行事，同时缺乏严肃的探案精神，因此也无法带给观众沉浸感。三是经典IP与高质量剧本的脱离。对IP的改编实为节目剧本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然而这种基础并未在剧本质量方面得以展现，而是被节目方用作渲染怀旧氛围、制造“回忆杀”的工具，与推理真人秀的节目定位相悖。总而言之，《萌探探探案》作为一档推理类综艺，剥离了标志性的推理益智元素，而再次成为以游戏和搞笑为主导的崇尚名人效应、一味迎合市场的低智化节目，观众无法在观看过程中进行互动和思考，以笑点为亮点的创作方针使得观众的观看行为沦为纯粹的玩乐劳动。
（二）沉迷解密带来故事意义断裂
关于线索与意义，学者卜彦芳和李秋霖提到，《明星大侦探》中的人物形象和信息必须透过冷冰冰的证据和道具获取、拼凑而来，这稀释了对人物行为动机的批判性思考④，由此反映了解密推理类综艺在践行公共话语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表达不充分问题。这一问题主要表现为部分综艺因节目定位差异，聚焦于展现嘉宾的智力和喜剧能力，而忽视了剧本故事在节目中的角色。例如，《密室大逃脱大神版》的素人嘉宾思维更为活跃，但由于缺少了明星光环，每期节目的时长远少于明星版。而在此情况下，节目方将注意力更多地放置于嘉宾解密闯关的过程，出现的画面皆是以解密为导向的考量。这导致节目成为高能时刻的堆砌和单纯物理机关线索的串联，其所承载的意义发生了断裂，节目内容也随之出现“机械化”倾向。类似情况还出现在《明星大侦探之名侦探学院》节目中，每个嘉宾仅能通过手中的线索还原剧情。节目涉及动物保护、追星等热点话题，但嘉宾忙碌于对实体线索展开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剧情，导致剧本意义缺失，剧情中设置的“引爆点”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上两档节目均以素人为嘉宾，原本有提高普通人在综艺节目中的可见度之意⑤，然而解密推理与故事剧情的断裂，却使其失去了更好地打动观众的能力，可谓违背节目方本意。
（三）明星光环带来粉圈文化隐忧
既往研究常常对节目嘉宾的作用有所提及，在多数文献中，明星嘉宾对节目效果助力良多。然而，解密推理类综艺同样面临着传统明星真人秀的固有问题，即节目方与多方粉丝群体之间的矛盾，目前以《明星大侦探》最为凸显。自2016年发展至今，《明星大侦探》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节目迷群，多数粉丝有着固定的心仪嘉宾组合。这对节目的发展来说是优势，但同时也是一种隐忧。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当节目在观众心中等同于某个固定的嘉宾组合，其在某种层面已然“变质”，它不再是一档崇尚智性的推理综艺，而成为在特定明星之间进行的游戏，节目的魅力不再来源于自身架构和优质剧本，而成为嘉宾组合独特的化学反应。从这一角度来看，《明星大侦探》失去了一些客观的评价视角，同时也失去了一部分以节目为核心的忠实粉丝。其二，综N代常常需要一些创新展现新风貌，多数综艺会在嘉宾阵容中引入新血液。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老粉丝的不满，从而影响新一季节目的口碑走向。有接收到“唱衰”信息的其他观众可能将注意力分散到新嘉宾与既往嘉宾的比较上，并形成负面的心理暗示，而忽视节目的整体表现。
解密推理类综艺的正当性本质为娱乐正当性，而娱乐正当性在当下越发表现出多元化的结构，大致可分为以政府规制为主体的传统来源和社会多元压力群体的非传统来源两大类。⑥面对当前部分节目正当性的缺失或滥用，本文将前两者分别概括为系统正当性和现实正当性，对此的探析将有助于解密推理类综艺把握自身合法性基础和娱乐化程度，从而实现健康稳固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发展。
（一）拥抱主流话语资源
系统正当性主要通过话语正当性指导内容生产，这要求节目方努力从主流媒体话语体系中寻找价值生产的融合点，从传统政治文化话语体系中汲取正当性资源。⑦因此，未来的发展应紧密围绕中央提出的价值取向——“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当下再度兴起的单元剧可为此提供借鉴。事实上，解密推理类综艺与传统的悬疑推理类单元剧共享着相似的架构模式，这使得其从当下反映时代的主旋律单元剧中获得启示成为可能。以《在一起》《石头开花》为代表的单元剧的系统正当性直接来源于政策扶持，并表现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时代意义的主题内容，最终作用于多层面观众的情感共鸣。对该类剧集选题思路的挖掘将有助于解密推理类节目在主题设置上融入更多现实主义元素，更好地发挥其价值引导作用。本文认为，这将是解密推理类综艺从分众认可走向大众喜闻乐见的关键。
另外，符合道德规范是娱乐性重要的正当性来源。有学者将其视为非传统的压力来源，本文则持将道德正当性归属于系统正当性的主张，因其与主流话语具有同样的社会性和相对稳定性特征。对于解密推理类综艺来说，道德正当性主要体现在节目内容是否符合社会伦理道德，以及节目内部运作是否符合职业道德规范两方面。相较于前文的话语，这两点对提升节目上限的作用有限，但对维持已有的节目效应和市场效益意义重大。
（二）回归解密推理本位
系统正当性强调的是节目的塑身之基，现实正当性强调的则是节目的立身之本。解密推理类节目发展至今，使其区别于其他真人秀节目的解密推理标签功不可没。从文字、荧屏中具有现实距离感的“实践”到当代年轻群体所亲近的社交娱乐方式，解密推理主题在成就同主题节目的同时，也获得了适应当下传播规律的实体面貌，并为观众所接受和喜爱。这一潮流发展至今已然生出其坚实的经济文化根基，并构成了解密推理类综艺现实正当性的主要来源。因此，节目应回归到其解密推理本位上来。具体来说，节目方首先应关注的是建立在逻辑推理基础上的优质剧本，其次为提供沉浸式的解密推理场景，最终剪辑成片时需注意剧情发展的顺畅性、伏笔设置的合理性和隐蔽性，以及嘉宾推理过程呈现的完整性和逻辑性。这三点是节目观众的主要需求所在，同时也是可能触及节目根本的评价维度。
此外，解密推理的垂直标签不仅对节目制作的专业性和高质量提出要求，还影响着节目自身气质和品牌风格的形成，这一独特的属性及其既有的市场同样构成了节目的现实正当性。基于此，节目方在选取嘉宾和赞助商以及进行品牌运营操作时，需以节目气质和品牌风格为考量，最大程度地向市场的专业化想象靠近，且应避免脱离“人设”，以综艺的初始属性示人。
总之，系统正当性与现实正当性之间存在补充与竞争的双重关系。节目方应把握二者的协调与对立，以适度的娱乐性、解密推理的垂直标签吸引观众参与到以节目为承载的公共话语空间中去。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曾说，“期望电视承担教育功能是对电视的误用，但若能带来一点点思考就已经是胜利。”优质的解密推理类综艺在满足观众需求的同时，还带来了公共议题的讨论空间，引发观众的思考，提供价值引导，这应当被视为胜利。虽然目前这一类别综艺的发展良莠不齐，但这是当前广泛存在的泛娱乐化取向下的意料之中，也是节目从以小众文化为依托随后走向大众的必然经历。而对于目前存在的缺憾，节目还是要回归到解密推理本位以及娱乐性与公共性的平衡上来，牢牢把握住节目自身的系统正当性和现实正当性，为节目的长久发展提供指导。在此过程中，也应牢记正能量的价值输出与引导应是始终如一的创作目标。
注释：
①王韵,童欣悦.2021年我国台网综艺节目创作分析[J].当代电视,2022(01):33-38.
②史炎荣.网络综艺的价值引领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20.
③时统宇.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电视批评理论的西方思想资源再析[J].现代传播,2002(04):10-16.
④卜彦芳,李秋霖.网络综艺的价值引导方式及效果分析——以《明星大侦探》为例[J].新闻爱好者,2019(03):11-15.
⑤吴宇迪.沉浸式网络综艺社会议题表达中的伦理问题研究——以《密室大逃脱》为例[J].科技传播,2021(13):173-175.
⑥周逵,黄典林.娱乐的正当性：当代中国大陆电视综艺节目的观念与实践流变[J].国际新闻界,2021(07):59-79.
⑦周逵.反向融合：中国大陆媒体融合逻辑的另一种诠释[J].新闻记者,2019(03):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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