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在中央苏区初步形成探析——基于自我革命视角的分析
时间：2023-04-09 16:30: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黄敬荣，张师平
（1.古田干部学院、中共龙岩市委党校，福建 龙岩 364000；
2.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8）
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何以风华正茂、朝气蓬勃？坚持自我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百年奋斗历史深刻总结得出的一条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1]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品格，也是提升党的作风和形象的重要路径。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党的作风和形象的集中体现。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虽未明确提出“三大优良作风”，但是为其初步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本文试从自我革命的视角，理清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是如何在中央苏区初步形成，以期对新时代如何在守正创新中坚持自我革命，坚持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供历史鉴戒。
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中央苏区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具体革命实际结合，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及时总结革命经验、自我修正错误，这是勇于自我革命，永葆党的先进性的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亦随之初步形成。
（一）不避讳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彰显不惧挑战的勇气
中央苏区在创建过程中曾出现过理论脱离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以不惧挑战的勇气，直面以下这些问题。一是机械的教条主义。有些党员干部教条地、机械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主义”，忽视同具体革命实际、工作实践结合。二是狭隘的经验主义。有些同志将局部经验运用到普遍的实际中，未考虑到事物是发展的，以主观而非以客观为依据。如江西苏区有的干部就存在“一切工作皆借着狭窄经验，将机会主义观点来判断是非。”[2]三是主观工作，不做实际调查就作结论。有的同志“不审查实际情形轻于发言或作结论”[3]，不作调查的主观分析，容易导致作出脱离实际的错误决策，“立三路线”和“左”倾错误是典型表现，盲目提出“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全线出击”等口号，使中国革命严重受挫。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人强调通过调查研究来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方法反遭讥讽，被认为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遭到错误批判和打击。
（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将“中国化”的理论联系实际
面对中央苏区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既敢于坚持真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又敢于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及时纠正错误。具体而言：一是坚持真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中央苏区注重结合实际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通过报刊等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1933年中央苏区成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掀起学习、研究马列理论的热潮，特别是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革命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批评了“开口闭口‘拿本本来’”[4]111的“唯书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叙事体系、表达方式，用“中国化”的理论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独特、具体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种种概念中最突出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5]二是敢于斗争，修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同“立三路线”和“左”倾教条主义等脱离实际的路线作斗争，其中在解决土地问题上的斗争最为典型。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1928年颁布的《井冈山土地法》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1929年4月制定了《兴国土地法》，不久后又确立符合实际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三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实现认识的新发展。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按照革命工作的实际和特点，让学员到前线、地方参加实践锻炼，实现“前方”和“后方”的结合。当时苏维埃大学在政治课程上，设计了苏维埃工作的理论、实际问题和实习，为的是使理论和现实结合。正因为在实践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指导了实践，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4]111。
（三）通过求真务实、调查研究实现理论和实际的有机“联系”
如何了解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以更好地制定正确的策略，这中间的重要桥梁就是调查研究。中央苏区创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是强调调查研究就是为了解决问题。面对中央苏区革命中出现的问题，一些干部并没有认识到要调查或者不肯去调查。毛泽东认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4]110-111，并在中央苏区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为弄清楚土地问题，进行了兴国调查；
为了解寻乌商业、社会等情况，进行了寻乌调查；
为回答战争环境能否发展经济问题，进行了才溪乡调查，等等。二是强调求真务实地作调查研究。苏区干部秉着求真务实的精神，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眼睛向下”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毛泽东为了解实情，向农民、干部、裁缝、秀才等“可敬爱的先生”请教学习。同时，又注重求真务实的方法，“脚步向下”作正确的调查，苏区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通过开调查会、实地调查等方法获得真实情况，这也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工作作风的体现。三是领导干部带头作调查研究。毛泽东、刘少奇等带头深入田间地头、工厂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在领导干部的带动下，苏区干部们为解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成为一种风气，红四军将调查研究作为通常工作，政治部专门制定调查表，规定要对当地土地分配情况、群众斗争情形、反动派状况等进行调查。红四军重视调查工作的做法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局部执政中，深刻认识到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在践行群众路线过程中，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正视出现的脱离群众的危险，做到刀刃向内，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贪污腐败等问题，永葆党的人民性，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在中央苏区初步形成。
（一）警惕脱离群众危险，认清自我革命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对中央苏区可能脱离群众的危险保持着高度警惕和深刻认识。具体而言：一是认识到官僚主义作风带来的疏远群众的危险。中央苏区有的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高高在上”，未能贴近群众，平时就是一副官老爷形象，爱摆“官架子”；
有的“敷衍塞责”，漠视群众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无视群众困难，“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4]137；
有的存在“命令主义”，侵害群众利益，为了完成任务简单粗暴强迫群众加入合作社，以威胁命令动员扩红、以强迫命令摊派公债，“粗暴对待农民（‘命令主义’），此类问题困扰着苏区。”[6]这样的工作方式和作风侵害群众利益，引发群众不满。二是认识到形式主义作风带来工作不实问题。有的工作人员存在乱发文件问题，把发文件作为唯一工作，不管是否有必要发，只知“发得越多越好，越普遍越妥当”[7]3167。有的工作空洞，不求实效，工作计划要么是空想写出来的，要么内容空洞无物。三是认识到浪费贪污腐化带来动摇执政之基的危险。既认识到出现的享乐奢靡之风，如有的干部用打土豪的钱大肆开销，“手上金手表、金戒指样样都有”[7]2548。同时，也认识到出现的浪费严重、贪污腐化问题，如有的干部浪费从艰苦革命斗争中节省下来的费用；
有的干部出现了以权谋私，冒领、吞没、贪污公款等问题，并互相包庇、互相隐瞒等。
（二）争取群众，积极践行群众路线
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正视出现的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问题，进行刮骨疗毒，努力克服问题和缺点。一是刀刃向内治顽症，争取群众。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官僚主义会带来脱离群众的危险，要把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不良作风“抛到粪缸里去”[4]124。为此，中国共产党对官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一批干部因为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被撤职，有效地防止了官僚主义的蔓延。对于反腐败问题，严肃查处了谢步升、左祥云、熊仙璧等贪污腐化分子，取得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1933年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严厉惩治腐败问题。这些都很好地树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一心为民、清正廉洁的形象，深得群众拥护。二是心中有民，关心群众生产生活。中央苏区为打破经济封锁、争取群众，大力发展经济，努力纠正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大力发展合作社经济，解决生产问题、劳动力问题；
从群众最关心的生活问题着手，为群众排忧解难，解决柴米油盐问题等。同时大力发展与白区的贸易，将紧缺的布匹、医药、洋油等物资运到中央苏区。正因为心中装着群众，关心群众冷暖，才得以“唤起工农千百万”参战支前，支持革命事业。三是依靠群众，进行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党的战斗力、生命力根植于依靠群众，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指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经过群众去执行”[8]371。同时，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将群众组织起来支援革命，铸就真正的“铜墙铁壁”。广大党员干部注意工作方法，深入群众了解诉求，以革命的工作动员群众，以革命的教育说服群众，运用标语口号、红色歌谣、组织宣传队等形式进行群众教育，激发广大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认同以及投身革命的热情。
（三）接受人民监督，实现自我完善
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的勇气，依靠人民群众监督，揭发了不少贪污腐化分子，实现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的结合，“使苏维埃真正成为工农民主政权。”[7]2558同时，中国共产党重视为群众进行监督创造条件，方便群众对党员干部开展及时有效的监督。中央苏区设立控告局、组建突击队、设立轻骑队等，设立贫农团、赤色工会、赤卫队等群众性社团组织，以便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中央政府创办了机关报《红色中华》，接收群众来信来稿，开辟“突击队”“黑板”等专栏发布群众检举批评等，《青年实话》《斗争》等也开辟相关专栏，为的是对党员干部起到警醒、防微杜渐作用，改进工作作风，实现自我完善。这些措施在实践中效果明显，广大干部能够自觉接受监督，实现自我教育。中央苏区创造了“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7]3912的佳话。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要“经常自己批判自己”[9]。中国共产党在苏区革命中注重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利器，对中央苏区存在的不良作风进行自我革命、自我扬弃，实现自我教育、激浊扬清，党的优良作风、政治生态呈现出螺旋式上升态势。党内所提倡的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效果显著，它不仅通过自我革新实现自我完善，而且成为统一思想、解决矛盾、实现党的团结的重要途径，还有利于推动党的优良作风的形成，提升了党的形象。中央苏区则成为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初步形成的重要发源地。
（一）直面党内批评存在的问题，彰显自我净化的勇气
中央苏区创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在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利器时存在的问题，彰显自我净化的勇气。直面的问题具体而言：一是不明白批评的重要性。有的党员对批评的目的认识模糊，导致在党内开展批评的过程中，未能充分认识到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惩前毖后”，进而增强党的战斗力，相反，把党内批评庸俗化，当作报复他人的手段，其结果是党内批评偏离了正确方向，不是改进了工作，而是削弱了工作的开展。二是不懂开展正确党内批评的方法、场合。有的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胡乱批评；
有的党员开展党内批评不讲组织原则，按照主观臆断进行猜忌，批评时不讲证据；
有的未认识到要指出同志存在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反而关心小的缺点，有的对生产生活中的缺点进行自我批评，易导致“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8]374。如何通过党内批评，达到党内团结，进而解决实际问题成为面临的难题。三是斗争精神不足，批评与自我批评效果不佳。有的党员在开展党内批评时不敢斗争，自己思想蒙上灰尘，却不敢深入剖析自己，进行自我批评实现自我净化、自我进步，也不善于虚心接受他人批评，改进工作。
（二）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实现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在中央苏区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直面问题，在如何运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实现自我完善、自我革新上进行了大量探索。一是认识到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实现内心世界与客观世界改造统一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党内批评的目的不是单纯为批评而批评，也不是报复他人的工具，而是为了及时纠正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不良作风，增强党的战斗力。因此，在开展党内批评过程中要防止其消极作用，扫除身上的“灰尘”，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健康”，正确开展党内批评也是党性的体现，彰显着如何将内心世界与客观世界改造统一。二是系统阐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1929年古田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认识到党内开展批评中要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要讲政治，“说话要有证据”，党内批评为的是指出存在的“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避免无原则带来的纷争和内耗。批评的场合要在党内批评，避免党外非组织的批评带来的不良影响。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进一步阐述了党内批评，强调要使自我批评成为“正确路线斗争的工具”[10]。三是丰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涵。面对工作中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要求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纠正错误。张闻天对自我批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认为自我批评和批评一样，是转变机关工作作风的武器。党员干部通过自我批评及时纠正问题，更好地改进工作方法和塑造良好形象，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革新，从而把自我批评的作风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结合起来，让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丰富，彰显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价值和作用。
（三）对党内批评进行政治化、制度化规定，实现自我提高
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强调党内批评要政治化。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强调，要“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8]374，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更好肃清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朱德在中央苏区时也认为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的精神”[11]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提高。1932年初，总政治部提出“要发展自我批评，改造党的思想斗争和工作”[12]。党内批评政治化，为的是激浊扬清，形成团结向上的作风，推动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实现自我提高，增强党的战斗力。强调党内批评要制度化。1929年，红四军编写了《党员训练大纲》，就支部建设中经常遇到的“怎样开会”“怎样批评同志”等问题作了回答和规定。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以决议的形式对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系列问题作了进一步规定，使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化。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也进行了组织生活制度化、规范化建设。1931年，《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关于支部工作的布置》明确支部是党的“生活的中心”“斗争的武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支部作用得以发挥的重要内容。1932年中央苏区还开展了“支部改造运动”，广泛发动支部党员对工作进行检查、对支部领导成员进行民主评议，从而整改问题、洗刷不称职分子、改选积极分子。这也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减少内耗，实现党员队伍纯洁性的重要内容。
从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在中央苏区初步形成的过程，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央苏区革命实践的波澜壮阔，又可以深切感受到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是在伟大的革命实践中，通过敢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得以初步形成的。新时代更需要坚持勇于自我革命，弘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以永远在路上的坚持和执着推进党的作风建设，从而更好地应对“四大考验”“四大危险”。
（一）要坚持问题导向，勇于自我革命
中央苏区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在中央苏区的初步形成，在于中国共产党敢于以自我革命的精神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实现自我扬弃、自我超越。面对新征程上面临的管党治党、作风建设问题，我们既要做到居安思危、直面问题，又要以问题为导向、切入口，敢于向自身存在的顽瘴痼疾、问题矛盾开刀，保持党自身肌体的健康。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两个结合”
在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伟大的成就，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指导作用，逐渐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新征程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更不能空谈理论，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之“的”，做到“两个结合”，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展理论，达到“中国化”，也就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目的。
（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践行群众路线
中央苏区干部在工作开展中注重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在极端艰难环境中仍不忘争取群众，同脱离群众的问题作斗争，中央苏区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发祥地，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此初步形成。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最大的底气、最大的政治优势来自于人民，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坚持自我革命，同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腐败问题等作斗争，在践行群众路线中永葆党的人民性。
（四）运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在中央苏区，为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利器进行自我革命，逐渐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新时代也要重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有力武器解决问题、实现团结，在自我修复、自我教育中实现思想统一、党内政治生态净化，永葆党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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