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生态环境质量——来自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经验证据

张荣博，钟昌标

(上海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4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何做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已经成为新时代的新命题。随着全球迈进以数字经济为主体的科技产业革命时代，“十四五”时期已经成为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20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明确指出，着力发挥信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与数字经济释放的普惠效应，全面推动落实数字乡村建设，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数字赋能空间与发展机遇，数字信息技术将会成为美丽乡村与脱贫振兴的持续动能与关键引擎，是高质量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内在路径。数字化开启了经济新常态发展新阶段，打通了“两山”转化的技术通道，为破解“去能耗化”、“去污染化”和“价值转化”等难题创造了新机遇。数字乡村建设在产业绿色转型、公众低碳消费与社会治理监督等领域均表现出强大推动力，逐渐成为引领绿色环保、低碳生产和持续发展的新路径。因此，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县域在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兼顾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显得至关重要。

(一)政策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建立现代化网络化农村市场体系，助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财政部、商务部与国务院扶贫办决定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政策实施任务重点在于：一是助力脱贫攻坚。政策指出聚焦精准落实，进一步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深入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将电子商务纳入扶贫开发工作体系，提升贫困户运用电子商务创业增收的能力，增加群众就业和增收渠道，更好地服务精准扶贫。就全国层面整体样本而言，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大约能提升当地农民人均收入3个百分点，网点建设和品牌培育是该政策发挥农民增收效应的重要传导机制[1]。县域每增加1个村级网络代购点，家庭人均网络消费平均提高41%，约占家庭人均网络消费量均值的37%[2]。贫困户参与网络销售对贫困户家庭收入具有明显提振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贫困户参与网络销售能够使贫困户家庭收入上升27%[3]。政策实施可以增加农户参与市场比例和出售农产品数量促进农户链接市场，不断减少农村地区及贫困农村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约束，提高农业商品化率，增加贫困农户收入[4]。二是产业转型升级。政策要求示范县商贸流通企业依托电商实现转型升级，立足优势特色产业，培育一批区域性多元化农村电子商务市场主体，实现农村电子商务与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耦合发展，释放电子商务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作用。研究发现，政策实施能够降低县域经济中第一产业占比，大幅增进非农产业结构，可以优化服务业占比，促使县域经济向第三产业转型[5]。三是服务提质增效。在硬环境方面，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宽带普及，以建制村通硬化路为重点加快农村公路建设，鼓励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点、助农取款服务点相互依托建设，加强县域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在软环境方面，加强政策扶持，加强人才培养，支持开展农村电商普及与技能培训，培养农村电商人才，营造有序市场环境、公平营商环境和放心消费环境[6]。

(二)文献综述

在数字化建设与生态环境方面的文献中，总结发现，数字化建设对能源消耗主要有增长效应与抑制效应两种观点[7]。数字生态可以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可循环的乡村环境，有效规避在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环境破坏问题[8]。互联网覆盖率的提升能够明显降低生态环境污染指数，减少其生态破坏水平，降低区域空气污染的浓度[9]，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优化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程度，进而改善与重塑生态环境治理格局[10]。通信技术的发展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减少厂商对实体场地的工作需求，降低企业的能源强度[11]。数字经济能够对生产端与消费端、供给端与需求端进行信息资源整合，提升企业产品生产效率，促使资源浪费下降[12]。互联网平台优势则有益于企业谋求产品创新，发展清洁生产方式，加快环保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环保产业经济结构调整[13]。相反，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通信技术外观性能的优化改善往往耗费大量资源，增加了能源消费与需求，存在间接的能源掠夺效应[14]。当前，我国数字经济技术水平较低，硬件设施与软环境发展不完善，行业发展空间仍有待提升，从而很难在生产领域实现能源效率的提高[15]。绿色政策措施不仅可能加速化石燃料的开发，还会导致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16]。数字经济短期内能够有利于我国经济绿色化，但在长期来看反而会加剧能源消耗，数字资本的规模式扩张不仅没有实现要素创新与能源需求的有效替代，还固化既有的能源消费模式，加剧能源回弹效应[17]。

互联网经济影响环境质量可以从环境监测动态化、政府环境监管信息化、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深度化及环保产业智能化四个维度来解释[18]。数字经济发展可以优化日常运行流程，改善资源配置结构，减少无谓损失与资源浪费，最终提升生产资源利用率[19]。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可以重塑其信息流、时间流与服务流程，打造多维度、立体式与智能化的生态环境全要素综合体系[20]。互联网还通过促进环境监管、治理和服务的智能化和精准化，弥补以往环境治理的不足[21]。数字经济扩散所诱致的产权制度变革与创新可以通过约束与激励机制减少制造费用，降低生产负外部性，进而保护生态资源与自然环境[22]。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数字化能够通过强化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度、提高公众参与、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等三条机制赋能来改善环境治理绩效[23]。数字经济的兴起促使大数据技术迭代式创新与发展，从而可以提高社会资源整合、环境监测、深度分析与科学决策能力，为企业绿色生产、民众绿色生活与社会绿色发展提供平台支撑与技术保障[24]。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公众用户的数字素养水平，居民可以依托数字科技技术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形成海量环境治理信息堆积，便于实时监测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推动污染数据的信息共享，而忽视这种人力资本赋能则会加重传统资源产业的路径依赖[25]。利用数字技术可从不同角度激发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内在积极性，影响其参与环境治理的态度与行为[26]。数字产业发展可以通过产业创新、关联与融合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改善要素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27]。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和技术，将信息通信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加速赋能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是环保领域面临的新挑战[28]。

(三)理论机制

进入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容和形式发生显著变化，在行业火爆发展与快速扩张的背景下，其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也不容小觑。据人民网报道①，电商和数字化商业在环保层面还处于浅绿的层级，产品能耗的80%都在生产环节，201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为313.5亿件，这些快递背后所用的瓦楞纸箱原纸多达4 600万吨，需要砍伐7 200万棵树木，相当于消耗46.3个小兴安岭的林业规模。与此同时，快递纸箱回收率不到20%，包括塑料袋在内的包装物大部分进入垃圾场填埋或者焚烧，严重加深区域环境破坏程度。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区域生态环境绩效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1.结构转型

产业“服务化”发展有益于节能减排与生态环保，被誉为区域发展的“污染控制器”与“资源转化器”，县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依赖于持续的结构演进。一方面，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发展给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但数字经济的发展不能一蹴而就。当前县域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乏力，发展质效有待提升，“粗放式”生产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乡村网络、通讯、物流等设施薄弱，智力资源存在数量短缺与质量不高的问题，对新技术、新业态、新体制与新概念的把握能力仍然不够，缺乏向高尖端高附加值产业链拓展的能力，创新能力总体不强，产业支撑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无法适应新兴经济快速发展的内在要求，导致数字产业增值利用效果发挥不完全不充分，出现产业优化转型与生态环境保护相脱节，绿色发展建设工作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政府通过基础设施、税收优惠与配套服务等方式大量招商引资，致使空间结构不合理，集聚效应不明显，产业关联不紧密，市场需求不匹配，无法进行科学有效的统筹管理，小而散、小而低与小而弱问题突出，难以与当地资源禀赋条件相适应，造成县域环境资源的浪费与生态效率下降。

2.政府财政

在有限的财政权力之下，地方政府在区域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财政支出方面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依旧是“环境问题导向”的应急式投资和支出，从而产生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损害区域生态环境效益。政府官员在面临“政治晋升”与“官员考核”等锦标赛的压力下，往往追求“短平快”的经济增长形式，放松环境准入门槛与规制标准，忽略对当地经济发展质量的长期持续影响，隐瞒生态环境污染的真实现状，这种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短期高速增长，恶化当地的资源环境状况，降低区域生态经济的活力与效率。

3.比较优势

基于以上分析，可能的创新点在于：一是依托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区政策，借助政策效应回归模型来探讨政策实施对试点县域生态环境绩效的净影响，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走出一条县域实现智能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二是立足新时代农情，将研究对象拓展为县级样本，使用县级层面生态环境数据进行分析，构建数字乡村建设影响生态环境质量县级层面的理论框架，并对机制路径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为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有效实施贡献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助力全面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三是借助异质性分析进行政策实施绩效评价，对其他地区转型发展、环境保护和乡村治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方法与变量

DID模型(双重差分模型)。双重差分法是一种政策评估方法，该方法将试点县域作为处理组，没有试点的县域作为控制组。相对于控制组而言，在满足事前平行趋势的前提条件下，通过比较试点县域在受到政策冲击后产生的影响大小视为政策的作用效果，即模型中的估计系数β。因此，基于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试点县域名单，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Yit=κ+βDIdit+ΨXit+νi+ζt+δit

其中，i表示县域，t表示年份；
Y表示被解释变量；
DId表示核心解释变量；
X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关键解释变量DId前的估计系数β表示，政策实施对试点县域生态环境绩效产生的影响。模型控制个体固定效应νi和时间固定效应ζt，增加随机误差项δit并使用县级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估计。

Staggered-DID模型。该方法是指处理组个体接受处理时间不一致(Variation in Treatment Timing)。根据DID分解定理(Goodman-Bacon)，所有个体可以分为R+1组，其中一组没有经过处理，其余R组在处理时点上互不相同。则R组与没有经过政策干预的组别之间可以形成R种基本DID比较，R组之间可以形成R(R+1)种基本DID比较，其中，一般以较晚政策实施干预为控制组，另一半以较早政策实行冲击为控制组。最终的估计量是R×R个基本的DID估计量的加权平均。

被解释变量：生态环境绩效(Ecoenp)。生态环境绩效则是对生态环境质量与效率、经济社会生产生活清洁度与绿色发展增长潜力的全面反映[30]。借鉴申伟宁等[31]文章思路，选取雾霾污染(PM2.5)和县域造林面积通过熵值法计算而得。PM2.5数据来源于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Atmospheric Composition Analysis Group)。数据具体介绍为，MAX和MIN分别指的是区域内栅格PM2.5最大或最小值。MEAN指的是PM2.5区域年度均值。造林面积来源于《中国林业统计年鉴》中的分县造林数据。

核心解释变量：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县的政策哑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DId。该变量是时间虚拟变量(试点年份)与个体虚拟变量(试点县域)的交互项。

控制变量：投资水平(Oinvest)，用县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县域实际GDP比值来表示；
经济发展(lnpergdp)，用县域实际GDP与县域人口数比值取对数来衡量；
市场需求(Mardem)，用县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县域内部距离的比值来代理；
金融信贷(Ocredit)，用县域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和县域实际GDP比值来衡量；
通讯设施(Telecom)，用县域固定电话与移动电话用户数量在县域人口中的比例来表示。人力资本(Oeduc)，用县域普通中小学及以上在校学生数量与县域人口之比代理。

(二)样本与数据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名单数据来源于国家乡村振兴局官方网站。相关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和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若存在数据缺失问题，则使用CSMAR数据库与EPS数据库进行补齐。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一)回归分析

文章考虑的问题在于，试点县域在政策实施后对其生态环境绩效产生的影响与作用。具体结果列于表2。表2基准回归估计结果显示，在没有进行聚类稳健标准误的情况下，模型(1)～(3)的估计系数为负数，且通过1%的统计意义检验，初步表明政策实施对试点县域生态环境质量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正向影响，却显著抑制地区的生态发展效率和效益，生态保护与环境污染治理工作仍旧任重而道远。表2模型(4)～(6)则表明，无论是否增添控制变量，无论是否在县级(地级市)聚类，核心解释变量DId的负向显著性仍旧保持成立。依旧表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对生态环境绩效存在消极作用，带来环境污染的负外在性，试点县域通过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相关生产要素的大幅投入超过社会环境的承载容量范围阈值，从而对区域生态环境水平带来严重负向影响。从经济意义上来讲，相较于控制组(未实行该政策的县)而言，政策实施会使处理组样本(试点县域)的生态环境绩效发展程度减少0.079～0.082。

表2 基准回归结果：DID模型估计

据表2可知，投资水平和市场规模显著抑制试点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经济发展、金融信贷与人力资本却有益于区域污染程度的下降，增加县域植被覆盖面积与绿色森林密度，大幅改善与提升生态环境优劣等级。数字互联网和电商产业的兴起可以大幅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流通效能与消费交易环境，但却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据光明网报道②，2018年全国快递业消耗编织袋约53亿个，塑料袋约245亿个，封套57亿个，包装箱约143亿个，胶带约430亿米，国内使用的包装胶带一年可以缠绕地球1 077圈。这表明政府应该构建绿色化、减量化与可循环的消费体系，促进区域消费升级，积极引导居民形成健康、低碳与环保的消费模式，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

政策实施试点县域历史遗留包袱沉重，解决成本居高不下，转型发展并不是“轻装上阵”，体制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错综复杂，让区域生态环境质量陷入僵局。随着政策实行进程的加快，原有的经济发展粗放模式逐渐被打破，逐步构建起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比较优势产业体系，促进区域自身禀赋资源长处转化为经济、社会与产业优势，实现生态环境的协调共赢，走绿色、持续、和谐与共享的经济发展之路。

(二)稳健性检验

1.遗漏变量检验

为了解决县域层面的遗漏变量偏误，借鉴“根据可观测变量的选择性推测不可观测变量的选择性”思想，构建selectionratio指标。第一步是被解释变量对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做回归，第二步是被解释变量对控制变量做回归，得到拟合值和残差的方差，第三步是核心解释变量对第二步中的拟合值做回归，第四步是核心解释变量对控制变量做回归，得到残差的方差。经过相应计算得到selectionratio的值大于1。

2.更换变量检验

一是将所有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再进行实证估计。为排除极端值的干扰，将被解释变量进行1%的缩尾处理。二是改变核心解释变量的赋值再次进行估计。三是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回归估计中加入所属地级市的移动电话用户数与互联网使用数量等变量，用以排除可能是与手机/互联网应用有关的其他变量的影响。相关估计结果如表3模型(1)～(3)所示。

表3 稳健性检验分析③

3.基准变量检验

一是试点样本在选取的时候可能会受到“老少边穷”地区的影响，因此在模型中加入是否是北方地区县、是否为革命老区县、是否为少数民族自治县(区)、是否为国家级贫困县、是否为行政区划变更县(在样本时间范围内发生撤县设区、撤县设市和撤区设市的样本)、是否为省际(市际)边界县与是否为重要城市下辖县等特征变量与时间线性趋势和与时间线性趋势平方项的交互项，在一定意义上再次缓解因组别选择而引致的估计偏差。二是在模型中加入时间趋势项与市级、县级虚拟变量的联合固定效应，综上发现检验结果并没有改变前文所得结论，无疑结果是高度稳健的。基准变量检验的具体估计结果见表3模型(4)和模型(5)。

4.工具变量检验

为了避免实证回归结果中存在内生性问题，文章使用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检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代表该地区的电商发展活力与创新创业程度，缓解县域电商面临的资金约束问题，释放大量的商业机会，促进电子商务经济的发展。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生态环境质量不存在相关关系。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发展程度对县域电子商务示范政策显著统计为正数，估计系数为0.068。外生性检验表明通过检验，其P值为0.458，故接受原假设，认为所选的工具变量具有外生性，与扰动项不相关。Kleibergen-PaaprkLMstatistic为44.990，强烈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不可识别检验显示，Kleibergen-PaaprkWaldFstatistic为22.486，P值为0.000，强烈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工具变量检验发现，其估计系数为0.302，在1%显著性水平上具有负向显著性，仍旧表明文章结论的准确性。

5.其他检验

一是反向因果检验。为了排除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来说明。反向因果检验结果详见图1左图。理论上来讲，根据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工作方案的基本要求，试点县域的选取不以该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与污染水平为依据，也不是着重考虑的关键因素，这为文章排除反向因果偏误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据图1左图可知，事件研究法检验实证结果发现，在政策实施之前，其估计系数的置信区间上下限基本包括0，表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在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不存在系统性的显著化差异，也未有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满足共同趋势假定。试点样本在政策实行后依旧对区域生态环境绩效产生显著负向作用，从而表明结论不存在其他随机性因素干扰，反推县域在实行政策后对处理组样本生态环境质量产生的影响作用是真实可靠的。此外，通过构建风险回归模型同样检验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存在组别选择的不随机导致估计偏误。二是交错型DID检验。交错型DID检验结果如图1右图和表3模型(6)所示。检验所得结果仍旧没有改变试点地区在政策实行后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负向作用的论断[32]。三是PSM-DID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模型(7)和模型(8)。检验结果仍然可以排除政策实施产生的生态环境效应是来源于其他未知因素的可能性。综上总结得出，由实证结果检验分析所得到的结论与前文一致。

图1 平行趋势检验与交错型DID检验 注：左图为平行趋势检验，“-4”表示政策实施之前的第四年，“4”表示政策实施之后的第四年。右图为交错型DID检验，图中深色横线所对应纵坐标轴的数值是使用交错型DID模型得到的估计系数。

(一)异质性分析

由于县域在地理位置、行政等级、分位层级、社会属性、外在环境与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从而政策实施对试点县域生态环境绩效产生的影响作用也会有所差别。故在地理位置上将试点县域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在行政等级上分为市、县与区三类行政单元，在分位层级上按照不同分位点进行估计，在社会属性上分为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在外在环境上分为高、中、低活跃潜力区域，在基础设施上分为通高铁县与无高铁县。

1.地理位置

据表4模型(1)～(2)可知，相较于东部地区而言，政策实施对中西部地区试点样本生态环境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降低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原因在于一方面中西部区域产业空间集聚效能低下，企业项目市场准入门槛较低，生产设备设施与生产工艺更新换代较慢，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滞后，有效的市场协作机制没有建立，存在快“输血”慢“造血”的急功近利短期“经济理性”。另一方面中西部试点县域较为缺乏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服务业尤其是现代化与低碳型服务业的培育与发展缓慢，数字经济发展“土壤”缺乏，造成产业粗放管理模式并未得到根本性转变，可持续发展的后续动力不足，从而对其生态环境绩效产生抑制作用。因此政府应该明确自身实际功能定位，发挥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强化环保意识与环保观念，实现企业差异化、多层次与过滤性精准承接。提升智能化、绿色化与服务化的技术改造，推进“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与过剩产能，积极鼓励与支持绿色低碳清洁型环保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延伸延长与衔接配套产业链条，打破阻碍其合理发展的限制因素与外部环境，寻求合理的成长路径，再造数字经济产业竞争新优势。

2.行政等级

相较于县级市和县两类行政单元，市辖区行政单元试点区域对其生态环境绩效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最大。检验结果见表4模型(3)。市辖区一般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消费结构趋于绿色化，产业结构呈现高级化，能源结构逼近清洁化，经营管理更具精细化。随着人口与产业在市辖区的集中，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步伐呈现出不一致性，容易忽视对区域生态环境的规划保护与生态空间的约束管制，降低地区生态植被的覆盖程度，生态环境保护的挑战难度增大，环境保持治理的工作任务严重。加之，无序增量扩张型生产生活方式大幅逼近生态保护红线，导致绿色开敞空间的性能降低。

3.分位层级

借助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对核心解释变量DId进行检验发现，以生态环境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关键估计系数随着分位点的增加表现出先波动下降后波动上升的“U”型趋势，间接印证YANG等[33]文章的结论，即在高分位层级上，互联网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会越来越强。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整体说明，在较低分位点上，政策实施可以增进试点区域生态环境绩效，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去产能、调结构与转方式工作正在得到有效推进和优化改善，注重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以数字经济助推经济结构调整与新旧动能转换，实现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从而对区域生态环境效益带来正向作用。随着分位点的不断增加，在较高分位点上，试点县域在政策实施后仍然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内的生态环境绩效。处于高分位点上的试点样本正在大力发展数字产业化，强化核心先进产业基础和高端软件供给能力，推动地区企业数字化、网络化升级，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打造信息产业发展新高地，创新数字经济治理路径模式与生态体系，真正实现县域数字经济新阶段的绿色发展。

图2 不同分位点估计系数

4.社会属性

表4模型(4)实证估计结果发现，与贫困县相比，非贫困县试点样本在政策实施后对生态环境绩效产生负向作用，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性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对贫困地区来说，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贫困县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同时，依托资源禀赋优势，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导向提升生态宜居水平，加快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支持与培育发展特色生态产业，着力夯实生态本底，守住环境质量底线，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引导贫困地区发展无污染绿色化产业，维护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实现生态保护与减贫脱贫双赢。举例来讲，沙棘产业在阿合奇县的脱贫“摘帽”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不但可以吸引规模企业投资入园，形成产业关联集聚，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改善居民的服务质量，还可以做到涵养水源、防风防尘与减少环境污染，有效治理水土流失，提升区域植被覆盖率[34]。

5.外在环境

根据清华大学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评价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指数”，将区域分为高、中、低三类活跃潜力区域。该指数不仅关注电子商务的既有规模与保障能力，还特别重视电子商务的发展潜力水平。其中高活跃潜力区域包括先导省份与优势省份，中活跃潜力区域包括中坚省份，低活跃潜力区域包括潜力省份。表4模型(5)检验结果发现，政策实施显著降低中活跃潜力区域的生态环境效益，原因在于区域对电子商务等数字产业发展增长点培育不足，协同体系建设落后，发展的软环境与优势亟需改善，在制约电子商务等数字型产业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绩效产生损害。高活跃潜力区域具有良好的电子商务发展环境，凭借其优势资源，农村电商、数字信息和乡村网络已经成为其绿色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6.基础设施

表4模型(6)实证结果表明，相较于没有开通高铁的县域，开通高铁的试点县域在政策实施后能够对其生态环境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引领”作用。原因在于，高铁开通改变县域产业经济空间结构分布格局，加速淘汰落后产能与退出低效产业，打破信息技术、知识溢出、创新思想在各区域间传播的局限性与行政壁垒，加速其他区域资本、人才与知识等生产要素资源充分集聚流动。企业也会重新选择地址或纷纷驻地设厂，设立清洁主题的工业园区与物流基地，盘活周边区域土地，改善数字电商创新创业的活动氛围与外在环境。这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信息成本与沟通费用，缓解生产要素价格扭曲行为，提升企业的绿色投入与市场获得水平，在单位面积上的经济活动程度大幅增加的同时，也会增进其生态环境质量的发展程度。

表4 异质性分析

(二)机制路径分析

1.结构转型

现有大多数文献基本参照曾昉等[35]文章的思路，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率、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增加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或者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来衡量，用以反映出产业结构变迁的“服务化”发展方向。因研究对象自身情况的特殊性，故采用以上方法来衡量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显得有失偏颇。综上，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用县域第一产业(0.322)、第二产业(0.338)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0.340)通过熵值法进行客观赋值后得到。

据表5模型(1)～(2)所示，政策实施显著促进试点县域产业“服务化”程度的提升，但损害其生态环境效益，中介效应在5%的置信水平上保持成立。县域地理位置的相对集中放大环境负外在性，扭曲生产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加剧区域环境污染程度。区域空间进一步的扩张再次使得资源出现短缺，可用的新型基础设施不可能在当期就能迅速扩建，政府集中处理污染物的能力不及时，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外在条件和环境受限，进而引起区域范围内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逐步偏离发展轨道。政府应该注重构建以主导产业为基础，适度培养具有前后关联的配套产业，在引导产业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效率和环境效益的双提升。

表5 机制路径分析

2.政府财政

借鉴储德银等[36]文章的做法，使用县域财政纵向失衡度来表示当地政府的财政压力。由表5模型(3)和模型(4)的估计结果分析可知，政策实施显著增加试点县域政府的财政压力，存在较为严重的地域空间财政纵向失衡，加深事权财权不协调不匹配程度，增大损害生态环境绩效的发展动机，加剧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背向发展。随着政策实行的稳步推进，当地政府会加大力度进行招商引资，竭尽全力支持数字型产业落地，及时有效地提供财力保障，最大程度满足政策试点的目标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鼓励具有经济增长的产业项目支出与重点企业投资，而用于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的数量也会下降，产生污染治理上的“懒政”与审查监管不作为等问题，形成区域生态环境“恶性循环”状态。

3.比较优势

区位熵又称专门化率，用来表示县域产业的发展强度相对于全国同类产业的平均水平。如果县域产业专业化水平高于全国该产业在全国的平均水平，说明该产业是该县域的相对优势产业，产业的发展强度在全国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故选用县域产业区位熵指数来对其比较优势程度进行代理。若地区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做到产业结构与禀赋资源相适应，区域资本积累的速度将会达到最快，也就越有能力进行污染内部化，有效解决县域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37]。实证估计结果见表5模型(5)和模型(6)。结果显示县域比较优势的估计系数并没有通过中介机制检验，表明试点县域产业比较优势发挥尚存在欠缺，区域产业链条结构缺乏合理性，国际国内分工地位趋于固化，优势互补性能较差，以致对生态环境质量产生抑制作用。政府应该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坚持自然生态的理念，挖掘更多功能价值，聚焦升级优势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传统产业方面做强做优，在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上培育优化与谋篇布局，深化延链、补链、强链，加速区域市场有效对接，推动产业链条深度耦合发展，实现流程与优势再造，持续推动区域产业绿色化、高端化与智能化发展提升。

综上说明，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过程中，试点县域样本因存在产业“服务化”转型迟缓、县域政府财政失衡与压力凸显、区域比较优势程度不突出等问题，故对地区范围内生态环境绩效产生显著负向作用。政府应该加快产业“服务化”转型升级步伐，提升数字技术与服务业的融合程度，积极培育与完善数字化、网络化的现代服务产业新业态，打造信息产业新高地。深化财政分权体制改革，提升环保财政支出的份额，构建县级政府环境质量动态考核新机制，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高度重视产业战略规划，激发转型升级新动能，完善配套政策体系，根据自身实际、产业优势和种类规模，建立数字信息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三)生态环境绩效

文章再次收集2019年试点县域数据，包括县域造林面积、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油料作物产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等变量对试点县域的生态环境绩效进行拓展分析。生态环境绩效分析指标体系见表6。所用指标均能充分体现最新的国家政策与经济发展形势，方便与其他区域及横向对比，以便弄清现状，寻找差距，把握方向，为县级政府咨询决策提供准确依据。

表6 生态环境绩效分析Ⅰ

在满足因子分析方法的基本前提下，使用自然断裂法，最终得到试点县域的综合得分与等级。试点县域生态环境绩效状况的等级排名详见表7。

表7 生态环境绩效分析Ⅱ

如表7所述，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后，试点县域综合得分一般及以上(得分大于0分)等级个数占比约为43%，其中，中西部县域个数在优秀等级中约占65%，在良好等级中约占80%。说明中西部县域着力改善发展数字设施建设的外在环境，加快工艺改进和设施装备升级，强化产业配套发展的能力，提升县域参与“双循环”的内驱力与稳健性，构建安全、共享、绿色与高效的县域经济发展体系，促进地区生产生活生态协调持续发展。

(一)结论

数字乡村建设与美丽乡村目标能否在县域双轮驱动与持续转型的过程中相辅相成与相得益彰，是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梳理政策背景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中国1 596个县(县、县级市和市辖区)作为研究样本，借助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使用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来探讨政策实施对县域生态环境绩效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得到如下结论：①整体来看，政策实施对试点县域的生态环境绩效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保持成立。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在试点地区推进可以降低其生态环境绩效大约0.079～0.082个单位，在政策实施后期，地方政府对生态保护治理的改善与努力程度呈现加强趋势，可以促进区域生态环境效益的提升。②政策实施对中西部地区、市辖区行政单元、非贫困县、中活跃潜力区域与没通高铁县的试点样本带来鲜明且负向的生态环境效应，不利于生态环境整治与保护，降低区域生态环境绩效。试点县域政策实施在分位点上呈现出“U”型变化趋势，可以增进较低分位点和较高分位点样本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③产业“服务化”转型升级落后、政府财政压力与失衡程度增大、产业比较优势不突显是导致试点县域在政策实行后降低生态环境绩效的重要传导路径。

④在试点县域政策转型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中，处于良好及以上等级县域个数约占总数的8.9%，中西部县域个数则约占其中的75%。达到一般及以上等级(综合得分0分及以上)县域个数约占43%，其中中西部县域占比高达80%。结合县域实际案例发现，政策实行能够为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动力，可以不断提升人民的舒适感与幸福感。

(二)政策启示

根据实证结果与结论分析，进而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县级政府应该坚持“两手共抓，两手都硬”的工作基调，破除长期形成的“重经济发展、轻环境治理”的思想。政府应该大力发展数字型产业，夯实数字经济的技术基础，在充分释放并巩固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红利优势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防范环境污染风险，加大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力度。全面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降低单位产出的能源资源消耗，大力推行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着力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二是优化制度体制机制，形成产业比较优势。面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新机遇，县级政府应该结合本地区互联网和数字化建设的实际，遵循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规律，找准产业功能区战略定位，因地制宜地发展数字化经济，合理制定数字化产业集群助推新兴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规划，建立以市场为主导、产学研合作的产业技术人才培养机制，拓宽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与路径渠道、增强绿色低碳产业耦合联动，促进县域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和经济智能化，加速增进地区产业长处与特色，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新格局。深化财政分权和官员考核体制改革，兼顾中央集权与地方活力，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使用权，明确财政支出绿色导向与责任激励，降低县域财政压力。对中西部地区、市辖区、处在分位点两端样本、非贫困县与无高铁县的区域而言，上级政府应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加速补短板、强弱项、促上行，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尤其是增加生态环境保护支出，避免职责交叉重叠，调动地方对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大对数字化产业经济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和应用示范的支持，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基础设施覆盖面，平衡好经济质量与环保效益间的关系，做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政策衔接。

三是持续政策试点工作，便于示范推广经验。政府应该将数字乡村建设融入信息化规划、数字化战略和乡村振兴重点工程，完善产业、财政、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配套政策措施，增加生态扶持与环保投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与国家级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推动金融和社会资本进入污染治理与环境保护领域，以支持数字乡村战略实施。充分利用媒体解读产业政策，宣传做法经验，提升县域的电子商务参与度，营造良好氛围。构建工作机制，及时总结前期综合示范工作实施成效，发现推广典型经验做法，加强地区间的交流与借鉴，为其他区域转型腾飞提供参照样本。

[注 释]

① 人民网-海外频道，新闻标题为《5 000万吨电商垃圾谁处理？》，2017年11月17日，网址：http://it.people.com.cn/n1/2017/1117/c1009-29651243.html。

② 光明网-时评频道，新闻标题为《电商成“限塑令”空白地带，亟需治理升级》，2019年12月24日，网址：https://guancha.gmw.cn/2019-12/24/content_33426862.htm。

③ 囿于篇幅原因，表格没有呈现加入特征变量与时间线性趋势平方项的交互项、时间趋势项与县级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先样条匹配后再进行DID估计、先1对1匹配后再进行DID估计等模型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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