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生产优势与企业出口动态参与：基于产品密度的视角

包 群 郝 腾

(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近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与国际贸易摩擦不断的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紧张的国际经济环境使得中国企业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市场环境与深层次贸易风险，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存活延续问题日益突出。出口不确定性加剧了出口市场的波动性与出口规模的萎缩，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要通过建设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来开拓合作共赢的新局面，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实施对外开放，以有效防御外部市场风险冲击。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也指出，“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这意味着稳定外贸成为当下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深入研究外贸稳定对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显得尤为关键。

不同于已有文献大多基于出口市场的生存分析企业出口持续性，本文基于当前中国出口贸易发展面临的新挑战，重点考察中国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动态参与行为。显然，国际市场不确定性的加剧与外部市场环境的动荡，导致了出口企业难以长期稳定地持续其出口行为，而更多地表现为频繁进入、短暂退出、再重新进入的动态特征。近年来，企业在出口市场上的动态参与问题已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相关文献主要聚焦于产品市场的存活(李永 等，2013；
Dai et al.，2020)与退出(Blum et al.，2013；
Choquette，2019)等，对企业退出出口后再次参与的研究很少。由于再出口现象已经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因此有必要对再出口行为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深入理解出口市场动荡性加剧形势下的企业出口动态参与决策。

尽管部分文献从多个维度研究了企业的出口动态，但总体而言已有研究主要强调出口企业自身特征或者是外部市场需求的作用。企业再出口行为固然与出口企业自身国际竞争力和外部市场需求密切相关，但是同样也依赖于国内生产环境与区域比较优势，遗憾的是后者的作用在已有研究中还未能得到充分重视。

产品空间理论认为，一个地区生产某种产品的能力与该地区其他相关产品的比较优势密切相关。本地区相关产品的比较优势越明显，生产该产品的禀赋和能力越突出，这种产品在未来成为该地区比较优势产品的概率也就越大。这一理论强调，在现代价值链分工的复杂体系下，一种产品生产过程本身包含了本地区的劳动、资本与技术等基本禀赋信息，因而每种产品都体现了包括要素投入、投入品供应能力与配套产业在内的一整套系统性生产能力，形成了全部生产条件的集合(Hidalgo et al.，2007；
Hidalgo et al.，2009)，一种产品的生产能力通常体现了该区域在要素投入、配套产业与供应能力方面的综合优势。在产品空间中，如果某种产品邻近的优势产品越多，产品周边可达的优势产品在产品空间占比越高，那么该国相应产品的密度就越大(马海燕 等，2018)。与传统区域比较优势观点相比，产品空间理论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复杂分工体系下的区域比较优势。

产品空间理论强调区域比较优势与邻近优势产品在企业出口决策中的重要性，这一想法充分体现了“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新指导思想。党中央和国务院于2020年5月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即“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2022年4月又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文件，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显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互联互通，以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双循环”发展思想意味着，企业出口的动态参与不仅需要关注国际市场环境演变，而且也要求为企业出口竞争提供必要的内部资源支撑与配套条件，充分发挥本地生产优势与邻近优势产品的关联作用，从而在产品空间层面构建动态比较优势。产品空间理论所强调的比较优势动态演化，意味着某种产品周围具有更多比较优势的产品，那么累积的生产能力禀赋(即产品密度)越高，内部循环的动力也就越强(Hausmann et al.，2006；
Coniglio et al.，2021)。注重“内循环为主体”，必然需要企业的生产与当地的禀赋结构吻合，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

产品密度的上升能够引领产业升级、减少产品转换的风险并加快落后产品的退出，产品密度与产品机会的交互作用总体上有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刘林青 等，2019)。企业平均产品密度的提高能够依靠产品的转换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有利于产品竞争力的升级(胡贝贝 等，2019)。产品密度的提高不仅是畅通国内生产体系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化解产能过剩与实现有效供给进而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途径。产品密度是影响国际市场供需平衡和循环的重要因素，在依赖本地的优势供应链和产业链增强自我循环能力的同时，为企业继续利用国际市场奠定基础。

产品密度在区域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已有研究的支持。部分文献关注了产品密度对升级路径选择、新产品引入、产业政策评估的影响。马海燕等(2017)使用141个国家784种产品的贸易数据发现，中印两国的产品密度总体上呈增长的态势，金砖国家的产品密度直接关系着产品转型跳跃幅度，产品密度越大可供选择的升级方向越多。Turco et al.(2016)使用土耳其制造业企业的数据研究表明，产品密度对新产品的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呈现出很强的路径依赖和地域依赖特征。Gourdon et al.(2019)构建了某地区生产的产品与本地区其他优势产品关联性的产品密度指标，结果表明出口退税政策的效果明显受到当地产品密度的约束。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从产品密度的视角考察了本地生产优势与邻近优势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影响。某一产品在特定区域的邻近产品比较优势越突出，意味着该区域越有能力为生产该产品提供所需要的综合生产条件与配套能力，并促进该地区企业在出口市场的动态参与。正如《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所强调的，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在于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显然，国内要素市场的优化配置能够提升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效率，促进区域邻近产品比较优势的整体优化，最终有助于出口企业在复杂分工格局下的国际竞争。

基于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重要性，首先，本文在Halpern et al.(2015)模型中引入邻近产品优势参数，考察了区域生产优势对出口企业动态决策的影响机制。其次，本文重点使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CEPII-BACI数据关于国家、城市层面交易数据的详细信息，通过改变不同阈值的设定和使用多种产品邻近性的度量方法测算了产品密度指标，综合运用Kaplan-Meier非参方法和离散的Clogclog生存分析方法考察了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存活时间、存活规模以及存活类型的影响，并探讨了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恢复程度与恢复速度的影响。最后，在借助Xiang(2014)的方法识别出中国企业中新产品和旧产品的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剖析了企业-产品的出口动态参与是否因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存在差异。

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首先，在对企业出口动态行为的研究方面，本文基于区域邻近优势产品密度这一新颖的视角进行了考察，丰富了对企业出口退出与再进入行为的理论理解。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动态参与不仅取决于企业自身微观特征，更是与所在区域的邻近优势产品密度这一重要因素密切相关，因而需要关注包括要素禀赋、供应能力与配套产业等在内的综合生产能力。产品密度体现了随着当前生产分工格局变得日益复杂化与多元化，不同产品的生产工序与组织方式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反映了一个地区整体生产条件与供应能力的综合优势(Hausmann et al.，2006；
Turco et al.，2016；
Gourdon et al.，2019；
Coniglio et al.，2021)。从这一意义而言，不能将单一产品的出口动态参与与邻近产品简单分割，而是应该将系列相关产品的区域比较优势视为有机的整体，全面地反映某一地区在邻近产品的空间优势。其次，本文通过长时期内企业的再出口行为来考察出口动态参与，较好地补充了已有文献关于出口行为动态变化的理解(Hornok et al.,2015；
Chen et al.，2019；
Albornoz et al.，2021)。已有研究重点关注持续性出口企业，而在当前国际市场不确定性与出口环境动荡加剧下，相当多的出口企业面临着不断退出与重新进入出口市场的身份转换，本文从区域比较优势与邻近优势产品的视角考察出口动态参与，为我们理解出口市场中的反复进入与退出行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最后，本文将区域产品空间与出口动态参与相结合，不仅对企业出口动态文献做出了研究改进，而且对国内国际大循环格局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启示。面对当前出口市场的动荡加剧，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外部市场环境变化，更要积极构建与提升内部综合比较优势，从产品空间与配套产业角度为企业参与出口竞争提供内部支持，从而真正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有效链接。

产品密度能够影响制造业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中间投入品利用效率，产品密度的提高可以降低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生产投入成本，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竞争力和参与程度。本文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出口动态的模型，从理论上考察产品密度对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后再次进入的影响，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一)消费者需求

借鉴Melitz(2003)的设定，代表性消费者对差异化产品的偏好为CES形式：

(1)

其中：x(ω)为代表性消费者购买商品ω的数量，Ω为消费者的可行商品集，σ为不同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且σ>1,σ越大表明产品的替代性越高。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为：

(2)

通过效用最大化条件能够解得消费者对产品ω的需求函数为：

x(ω)=IPσ-1p(ω)-σ

(3)

式(3)中的价格指数P为：

(4)

(二)生产者与技术

与Melitz(2003)的设定不同，我们借鉴Halpern et al.(2015)的研究，假定企业生产需要使用劳动(L)、资本(K)和中间品(Z)三种生产要素，因而设定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y=γLαKβZμ

(5)

其中：γ表示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α、β和μ分别表示劳动、资本与中间品三种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α+β+μ=1。中间品数量Z由国内中间品H的数量(ZH)和国外中间品F的数量(ZF)两部分组成，即:

(6)

(7)

由式(7)可知，∂Pz/

∂λ<0，即产品密度越高其与周围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关联性越强，在邻近优势产品之间的技术外溢与信息共享机会越大(Poncet et al.，2015；
郭琪 等，2020)，从周边企业汲取生产所需资源与技术的成本也越小，从而有效提高了企业中间投入的利用效率。设定企业的工资报酬为w，资本的价格为r，在既定目标产量的情况下，企业能够选取资本、雇佣劳动力、国内中间品以及国外进口中间品的各种组合来获得成本最小化。据此，均衡状态下的边际成本可以表示为：

(8)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出口除了需要支付进入国际市场的出口固定成本f，还需要支付运输过程中的“冰山成本”τ。因此，出口企业的收入和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

(9)

(10)

(三)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

由于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往往面临着进入、退出与再次进入的抉择，因此，企业的出口决策不仅与当期和过去的盈利水平相关，还取决于对未来出口利润的预期。具体而言，假设未来各期利润折现到进入出口市场时，折现率为δ，那么企业获得的长期出口利润为：

(11)

如果企业退出后再次返回出口市场，令RE=1，未返回出口市场则RE=0。因此，企业返回国际市场时的概率为Pr(RE=1)=Pr(ξ≤πe)=F(πe)(随机变量ξ为正态分布且最小取值为0)。那么产品密度与企业再次进入出口市场的关系为：

(12)

综上，本文提出：

假说1：本地生产优势越明显，区域产品密度越大，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与产品密度较低的产品相比，产品密度较高的产品在竞争激烈的出口市场上有较低的生产成本优势，国际市场的生产率进入门槛γ也相应较低，减少了企业的出口退出率。同时，产品密度高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与邻近优势产品之间的产业关联吸收更多的生产技术知识，减少信息搜寻成本并增强规避风险的能力，从而提高了出口的稳定性，即存在∂2F(πe)/∂λ2>0。此外，已有研究表明，某一产品的地区质量声誉越好，该产品的出口表现就越优(叶迪 等，2017；
刘洪铎 等，2018)。密度较高的产品易于形成良好的地区声誉，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预期更高，这种相对稳定的出口声誉也会延长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换言之，密度越大的产品与当地生产专业化内在关联越高，越容易利用所需的资源和能力生产高密度的产品。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的产品再出口不但受到产品密度的影响，还受到技术动态或产品生命周期的制约。产品生命周期不仅关乎国际产业的生产转移，更伴随着国际经济互动下的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He et al.，2018)。产品的生命周期大致有新产品、成熟与标准化阶段，随着生产技术的日益成熟，新产品逐渐由少数垄断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Vernon，1992)。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情况下，新产品的开发往往经历创意的产生与选择、商业分析、技术开发等环节，因而容易持续地进入市场(Pham et al.，2016)。如果生产的产品与潜在比较优势相契合且位于产品生命周期的上游，即使因经营不善或信息不完全退出出口市场，仍然有可能凭借竞争优势或价格策略调整重新返回国际市场。反之，如果生产的产品位于产品生命周期的下游，严峻的市场竞争也会使其很难在出口市场存活下来。

由此，本文提出：

假说2：产品密度会提高出口动态参与的持续时间与规模，且这种效应对于产品生命周期上游的新产品更明显。

(一)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13)

(二)变量说明

1.产品密度(densitycg)

产品空间理论认为，一个地区生产某种产品的能力与该地区其他相关产品的比较优势有关。本地区相关产品的比较优势越明显，那么生产该产品的禀赋和能力就越突出，这种产品在未来成为该地区比较优势产品的概率也就越大。具体衡量用产品密度(densitycg)来表示：

(14)

(15)

(16)

densitycg刻画了专业化产生的溢出效应强度，该指标越大表示越容易受到技术相关外部性的影响，与c城市g产品紧密相关的产品也越具有比较优势，因而当地的生产结构越有可能提供必要的能力和资源来支持c城市g产品的生产和出口，g产品周边累积的生产能力禀赋相应也越高。

2．出口动态参与(Rigt)

本文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库中的产品出口状况定义出口动态参与(Rigt)，具体而言，企业生产的产品停止出口后再次参与出口时Rigt取1，否则取0。如式(17)所示，其中xigt表示i企业在t时期g产品的出口值。

(17)

3．控制变量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有：(1)企业规模(size)，采用企业雇佣人数的对数来衡量；
(2)企业生产率(tfp)，由于企业的部分年份缺少中间投入与增加值数据，因此用企业人均销售产值的对数来反映企业生产率的变动；
(3)国有企业虚拟变量(state)，按照注册类型，若为国有企业，则赋值为1，反之为0；
(4)资本密集度(ktensity)，采用固定资产合计与从业人数比值的对数来表示；
(5)经营状况(opration)，采用企业营业利润与销售额之比来表示。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有：(1)城市人均GDP(citygdp),采用全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单位：元)来表示；
(2)城市平均工资(wage)，用全市的在岗职工工资总额与在岗职工人数的比值(单位：元)来表示；
(3)人口规模(pop)，用全市的年末总人口数(单位：万人)来表示。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均取对数表示。

(三)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使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数据库、CEPII-BACI贸易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中国海关数据库详细报告了出口企业名称、产品种类以及金额等信息，本文将产品定义在HS6层面上，按照联合国网站上的HS6转换码进行调整统一。同时，根据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具体信息，对企业层面的特征进行控制。囿于两个数据库的编码系统不一致，借鉴Yu(2015)的方法，按照两个数据库的企业名称匹配，然后通过邮编和电话号码后七位进行匹配得到本文的数据集。CEPII-BACI贸易数据库提供了国家层面的交易数据，可以计算产品之间的邻近性。城市层面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00—2013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四)出口动态参与的特征性事实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统计企业出口中断以后再次参与到出口市场的情况。表1的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在所有发生出口动态参与行为的样本中，企业在出口间断后重新返回国际市场一次的比例为83.84%，返回国际市场两次的比例为13.92%，返回国际市场三次及以上的企业-产品数占比不足5%，表明为数众多的企业都会发生频繁、反复地退出与进入出口市场的现象。同时，根据企业再次参与到出口市场的产品种类和金额可以发现，大多数企业的出口再参与行为主要集中在前两次，企业会基于过往的已有出口实践判断产品在国际市场的适宜性，不断调整自身对目的地市场需求的认知。

表1 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特征事实

图1 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变动情况

图1呈现了企业-产品层面的出口动态参与变动状况。可以看出，企业再次参与出口市场的产品种类中位数从2002年的11种增加到2006年的30种，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急剧下降到21种，之后逐渐恢复。同时，企业-产品出口金额的中位数从2002年的8000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1.3万美元，在金融危机期间经历短暂的下滑以后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这表明企业会根据自身情况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调整出口产品的种类与规模，放弃生产劣势或外部需求疲软的产品出口，强化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参与。

(一)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影响

表2给出了基本的回归结果。列(1)OLS的估计结果表明，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产品密度明显促进了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和出口参与程度，密度高的产品容易获得上下游产业的配套支持，满足产品升级所需的生产和技术条件，从而导致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考虑到被解释变量为二值虚拟变量，OLS的估计结果会存在偏误，因此使用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重新进行了估计，相关结果分别呈现在列(2)、(4)，density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依然显著为正。通过列(3)、(5)的边际效应结果可以看出，产品密度提高1%，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概率上升约0.51%，这表明产品密度的确对企业的出口动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区域产品密度越大，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可能性越高，假说1得到证实。

就控制变量而言，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概率越高，缺乏创新动力的小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抵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退出出口市场后往往不再进入。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能够弥补前期的出口收入损失，通过积累的出口经验降低固定成本从而易于再次出口。国有企业降低了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概率，虽然国有企业在资金获取、土地供给等方面更容易受到政府的支持，但囿于传统管理理念，国有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内生动力不足。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能够拥有更多的研发投入和营销支出，因而提高了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可能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平均工资与人口规模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平均工资越高，人口规模越大，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概率越大。

表2 基本回归结果

(二)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存活分析

图2 产品密度与企业出口动态参与时间

为了考察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存续时间的影响，本文使用Kaplan-Meier非参方法估计不同企业-产品出口动态参与的累积生存概率，按所在城市产品密度的三分位数将样本分为低产品密度组和高产品密度组。从图2可以发现，低产品密度的生存曲线位于最下方，初步说明产品密度的提高有利于延长企业再次参与出口市场的生存时间。同时，考虑到贸易持续时间的结点问题(tied duration time)可能会导致估计系数有偏，本文还使用离散时间Cloglog模型进行了估计，建立如式(18)所示的生存分析模型：

ln[hv(t,M)]=γt+ψM+μ

(18)

式(18)中，hv(t,M)为控制协变量M影响后企业-产品再出口的风险率，即再次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在t-1期存活但在t期停止出口的条件概率，μ=ln(v),且μ～N(0,σ2)，v表示企业-产品的不可观测异质性。表3列(1)表示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列(2)进一步排除了出口额小于1000美元的产品，density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提高产品密度的确延长了企业再次参与出口市场的生存时间。同时,产品密度对企业再次参与出口市场的贸易规模(取对数)进行固定效应估计后，列(3)density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企业能够根据已往出口经验更好地把握出口时机(周定根 等，2016)，利用产品密度的成本优势不断扩大出口规模。此外，我们根据Xiang(2014)的做法，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将产品区分成新产品与旧产品，如果产品属于旧产品，那么虚拟变量old取值为1，反之为0。列(4)交互项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处于生命周期衰退期的旧产品即使具有较高的产品密度，随着产品的日渐成熟，企业重新参与出口的可能性也会不断降低。因此，产品密度会提高企业动态参与的持续时间与规模，如果产品属于新产品，即位于产品生命周期的上游，那么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效应会更明显，验证了本文假说2。

表3 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存活分析

(三)产品密度对出口动态恢复的影响分析

在前文的分析中，较高的产品密度可以提高企业的出口韧性，使企业从退出中恢复并再次参与出口。然而，产品密度对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前后的出口额和出口数量恢复是否也存在促进作用？对于企业的恢复速度和反弹有着怎样的影响？具体而言，如果企业再次参与出口的时间段中出口金额(或数量)的最小值与出口中断前一年数值的比值大于1，意味着企业在出口市场的再次参与实现了反弹和扩张，此时令虚拟变量recov_s(或recov_q)取值为1，反之为0。表4列(1)、(2)中density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产品密度越大，出口金额或数量越容易实现反弹。此外，本文用从出口中断到再次出口所需年数的倒数(speed)来衡量企业-产品再次参与出口的恢复速度，数值越大意味着恢复所需时间越短。列(3)中density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较高的产品密度能让企业快速走出谷底，再次参与出口。

表4 产品密度与出口动态参与的恢复性分析

(四)内生性分析

(19)

为了证明工具变量选择的有效性，本文进行了工具变量的不可识别检验(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和弱工具变量检验(Kleibergen-Paap Wald rk F统计量)。表5列(1)、(3)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与“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因此所选的省内平均产品密度(density_p)与外生构造的产品密度(density_w)为合适的工具变量。列(2)、(4)第二阶段的回归系数显示，在考虑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后，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影响依然显著。

表5 内生性分析的估计结果

(一)改变产品密度的计算方法

考虑到产品密度的测算误差可能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对产品密度的指标进行敏感性分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选取RCA的不同阈值作为出口竞争力的设定标准，得到产品密度的替代指标。如表6所示，我们将基本回归结果中RCA>1的临界值水平分别扩展到RCA>0.5、RCA>0.8、RCA>1.3、RCA>1.5，表6列(1)～(4)中density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与基准结果类似。

表6 产品密度测量方法的稳健性分析

(20)

(21)

(22)

表6列(5)为采用相关系数邻接矩阵计算产品密度的估计结果，density的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同理，采用余弦相似度邻近性与最小值邻近性来计算产品密度的实证估计结果分别呈现在列(6)、(7)，主要结论与前文均保持一致。

(二)重新选择估计样本

为了考察本文估计结果是否受到特定分析样本选择的影响，我们还尝试了以下估计样本的重新设定。第一，仅保留制造业产品样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商品目录》，选择剔除农产品、武器弹药及收藏品等的样本进行经验分析。第二，考虑到中国的一些经济区容易受到行政审批、财政补贴以及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企业的产品更容易实现再次出口，故参考Poncet et al.(2015)的做法，剔除企业所在地为经济特区、经济和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与出口加工区的样本。第三，考虑到正常的外贸订单周期，企业的产品在出口停止一年、二年后再次参与出口时，贸易关系可能并未崩溃，因此，分别剔除间隔一年与两年的企业-产品样本。结果如表7所示，在剔除可能影响结论的样本以后，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意味着本文的结论是比较可靠的。

表7 剔除样本的估计结果

(三)反事实模拟分析

为进一步证明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通过以下三种方法进行了蒙特卡洛反事实模拟估计。(1)用本年除本城市以外其他城市的对应产品密度指标随机替换该指标。(2)随机生成一组随机变量来替代产品密度指标,这一随机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与样本所在城市相同。(3)用本年样本的产品密度指标随机替换该指标。为了保证有效性和随机性，分别对以上三种方法随机模拟500次，结果如图3所示。由图3可以看出，产品密度的估计系数集中于0附近，并且大部分p值在0.1以上，这就意味着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促进作用并非偶然性因素造成的，因此本文的结论相对比较可靠。

(a) (b) (c)

(四)基于产业政策调整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再次参与除了取决于产品密度，也与所在城市的产业政策密切相关，忽略了产业政策的调整与转变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鉴于此，本文根据中央及省级政府五年规划提供的有关产业政策的信息来考察本文研究结论是否会因产业政策的转变而不同。如果提及的产业涉及“壮大规模”“加速发展”“先导产业”等词汇，则归类为鼓励产业；
如果提及的产业涉及“合理发展”“规范发展”“改造提升”等词汇，则归类为中性产业；
如果提及的产业涉及“淘汰”“压缩规模”“限制发展”等词汇，则归类为抑制产业，数据来自CNRDS数据库(1)由于数据库中省级产业政策的起始年份为2006年，故本文在此部分的样本区间为2006—2013年。。具体地，根据“十二五”规划，本文将二分位行业分为三类：产业政策未改变的行业、加强鼓励的行业(政策态度由抑制、中性转为鼓励)、减少鼓励的行业(政策态度由鼓励转为抑制、中性)。对于产业政策未发生改变的行业，本文进一步细分了产业政策始终为中性的样本，对于产业政策态度发生改变的行业，以2011年为临界点(2)2011年为“十二五”规划的起始年份。，考察产业政策态度变化前后的影响，即2011年及以后的年份dt=1，在这之前dt=0。

表8列(1)呈现的是产业政策始终为中性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产品密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影响在不受产业政策干扰的情况下依然普遍存在。列(2)中的产业虽然在样本期间一直受到鼓励或抑制，但产品密度系数的符号也与基本结论保持一致。当行业受到加强鼓励的政策时，产品密度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与预期相符。当行业受到减少鼓励的政策时，产品密度与时间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而产品密度的单独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即使政府支持力度减弱，该产业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作用依然稳健。

表8 基于产业政策调整的估计结果

(五)排除学习效应的影响

1.排除出口学习的干扰

考虑到样本期间有相关产品并未完全退出海外市场，企业仍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上不断模仿与学习国外同行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压力下被动提升自身出口质量，进而干扰结果的可靠性，我们进一步选取企业所有产品均完全退出出口市场后再次参与出口市场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2.排除本地学习效应的干扰

就企业所在区域而言，出口企业中往往存在“出口先锋”或龙头企业，周围实力较弱的企业通常观望龙头企业后才做出是否再次出口的决策，这意味着可能会高估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作用，所以进一步仅选取所在城市的龙头企业为研究对象。具体而言，选取样本期间本城市该产品出口额最大的企业作为龙头企业，并分析产品密度对龙头企业产品的出口动态参与影响。

表9给出了排除学习效应时，产品密度对企业-产品出口动态参与的影响，分别包括了排除出口学习和本地学习的估计结果。各列核心解释变量density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无论采用是OLS还是二元选择模型进行估计，在排除企业的学习效应之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

表9 排除学习效应的影响分析

(一)企业异质性

1.融资约束

融资约束使企业难以支付高昂的固定资产投资，限制海外销售网络等活动的开展，也必然影响企业在出口市场的再次参与。根据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可知，如果流动比率大于均值，那么令cons取值为1,反之为0。表10列(1)交互项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融资约束程度较轻的企业，能够充分利用本地产品的技术邻近优势，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改善产品性能，因此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2.竞争程度

用资产总计表示的赫芬达尔指数来反映市场竞争程度。如果低于均值，那么令hhi为1，反之为0。表10列(2)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提升作用更明显。这可能是因为竞争程度高的企业对市场反映更为敏感，学习和应用新技术的激励和压力更大。

3.单产品与多产品企业

如果属于单产品企业，那么变量single取值为1，否则为0。列(3)交互项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与单产品企业相比，多产品企业的不同生产线之间具有范围经济，容易在不同产品之间实现知识的迁移，故产品密度对多产品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二)城市异质性

1.城市规模

不同规模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往往存在差异，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也会受此影响。本文根据城市总人口来定义城市规模。如果城市总人口在50万～100万、100万～500万以及超过500万，那么分别令虚拟变量scales、scalem、scalel取值为1，反之则取0。列(4)中denstiy与scales、scalem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而与scalel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作用受到城市规模的约束，适度的城市规模有利于集聚效应与竞争效应的发挥，但城市规模过大带来的交通拥挤、成本高企等各种“大城市病”，不利于企业再次进入国际市场。

2.城市中心性

为了对城市的中心性进行比较，我们按所在城市交通枢纽的性质进行衡量。具体而言，如果城市属于交通枢纽，那么令cent=1,反之为0。表10列(5)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产品密度对城市中心性高的产品出口促进作用大于中心性低的城市，可能是因为城市中心性越高，汇聚各类资源和高级要素的能力越强，能够生产复杂度更高的产品进而再次参与出口市场。

(三)产品异质性

高耗能、高污染与资源型(“两高一资”)产品容易受到出口退税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干扰，从而对本文的研究结论造成影响。因此，我们参考2007年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如果属于高耗能、高污染与资源型产品，那么令pollu=1,反之为0。表10列(6)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与其他产品相比，即使“两高一资”行业拥有较高的产品密度，企业再次参与出口市场的概率也会降低。

表10 异质性分析

针对本地生产优势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重要影响，本文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CEPII-BACI贸易数据库以及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了某一地区的产品与所在地区其他优势产品关联性大小的产品密度指标，检验了产品密度与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关系，得到主要结论如下：(1)本地生产优势通过提高国内中间投入品使用效率，促进了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动态参与。(2)产品密度对企业的出口动态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提高了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存活时间与规模，且位于产品生命周期上游的新产品的效应更明显。(3)产品密度能够提高企业再次参与国际市场的出口额或数量的恢复程度，并且缩短了恢复所需要的时间。(4)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的作用还受到融资约束、市场竞争程度、城市异质性以及产品异质性等因素的影响。(5)使用RCA的不同临界值水平、产品邻近性的各种表示方法重新计算产品密度以及采用工具变量方法重新进行估计以后，以上结论依然非常稳健。

总体而言，本文不仅为客观评估本地生产优势、邻近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动态参与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证据，而且具有有益的政策启示：(1)为了维系与促进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动态参与，不仅需要关注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与经营绩效，更要注重本地生产优势与邻近产品密度在企业出口竞争中的重要性，将出口优势牢固构筑在本地生产优势，从而实现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国际竞争优势。(2)具体而言，企业需要密切重视与本地区关联性高的产品生产和出口竞争，充分利用周边上下游企业的产业配套与互补效应，发挥本地区的资源和信息优势，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和出口竞争力。(3)出口企业一方面需要不断改进自身的技术研发与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更要将自身生产组织有机嵌入本地生产体系中，立足于本地生产优势与邻近优势产品，真正将企业出口竞争力根植于地域竞争优势。(4)企业在发挥本地生产优势的同时，应重视新产品的研发投入，通过研发创新来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的动态竞争。(5)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在培育与构筑本地生产优势的重要作用。本地生产优势所表现出的整体出口竞争实力，决定了企业出口动态表现不仅事关企业自身竞争能力，而且也与区域整体市场环境和配套政策引导密切相关。地方政府应该基于本地要素禀赋与区位优势，努力增进企业间市场信息和技术知识的共享，营造与提升企业间尤其是邻近优势产品的相互学习和有效交流软环境，巩固本地生产分工的整体区位优势。

总之，中国出口企业所面临的复杂多变国际市场环境，要求企业出口动态参与密切根植于本地生产优势，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来构筑中国企业参与出口竞争的整体优势，这也是习总书记所强调的，“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将本国企业的外部市场竞争真正建立在国内市场优势尤其是本地生产优势之上，这无疑对于中国出口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深远而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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