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守护人
时间：2023-04-20 12:10: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呼东方
敦煌，河西走廊中的绿洲，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孕育出了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
大漠铺开，千佛洞千年不语；
三危山下，数十载弹指而逝。这里曾历经波折，幸而，一批批“敦煌人”用生命的坚守，成就了这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
一代人故去，又一代人老去，后来者仍在前赴后继……丝路漫漫，“敦煌人”沐月当歌、踏沙而行，守护着他们心中最为珍贵的敦煌。
1935年秋，青年画家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的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翻到伯希和编著的《敦煌图录》。书中的壁画和石像给当时仅有31岁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神秘的艺术世界，而这个世界正是来自他的祖国——万里之外的中国敦煌。最让常书鸿耿耿于怀的是，自己竟然不知祖国有如此高超的艺术宝库，顿感自己“数典忘祖、惭愧至极”。
1936年，常书鸿放弃国外安定的生活和创作环境，回到面临战乱的祖国。
1943年3月，常书鸿从重庆出发，艰难跋涉数月后抵达敦煌。出现在常书鸿面前的，是一座座静穆地坐立在满目黄沙中的石窟群，与世隔绝，孤独又惨淡。一层的洞窟基本被流沙掩埋，满窟的塑像倾倒垮塌，大量壁画严重空鼓、大片脱落。
常书鸿决定留下来守护敦煌。莫高窟近500年无人管理的历史从常书鸿开始得以终结。
从敦煌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1944年到1949年这段时期，可以被称作“看守式保护”。作为第一代敦煌保护群体的主导者，常书鸿如苦行僧一般执着，使这座巨大的文化遗产再没有受到更多的破坏。
1943年，在敦煌临摹了两年多壁画的张大千在临走时，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
张大千说得没错。20世纪40年代地处西北一隅、近500年无人管理的莫高窟不仅仅是破败不堪，更多的是自然环境恶劣、风沙肆虐、荒凉寂寞、无电无水、无交通工具、信息闭塞。当时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办公室就在一座破庙中，宿舍是原来的马厩。
常书鸿面临的第一困难就是缺人，他不断给远方的友人和学生写信发出邀请。很快，董希文、潘絜兹等年轻艺术家陆续来到敦煌。常书鸿和一帮年轻人用双手清除了数百年堆积在300多个洞窟内的积沙，修建了1000多米的土围墙，在周边种树，为洞窟测绘、照相、编号，全面调查洞窟内容和供养人题记。当时，因为交通条件的制约，在敦煌临摹壁画所用的纸、笔、颜料都非常短缺。实在没有办法时，他们就用窗户纸来裱褙，画笔自己修，反复使用，连颜料也是自制的。这是以常书鸿为代表的第一代敦煌保护人对石窟进行保护、修复和研究的开始。
1954年，常书鸿（中）在莫高窟峭壁上指导工作人员维修栈道
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担任所长。敦煌不再是以往的粗放式看守，科研人员修建栈道、加固崖壁，保护工作像模像样地开展了起来。
敦煌研究与保护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说常书鸿挽救了敦煌，那段文杰则令全世界对敦煌刮目相看！
段文杰是谁？
他是继常书鸿之后守护敦煌的第二任掌门人。他与敦煌的结缘与常书鸿也非常相似，据段文杰的儿子段兼善回忆：“1944年，父亲还是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一名学生。张大千敦煌临摹作品在重庆展出，他专门赶了几十里路，参观了张大千敦煌临摹展览。他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毕业以后要到敦煌去一趟，就像其他艺术家一样去临摹一批壁画。”
翌年，段文杰毕业了，他遵循心中的宏愿到了敦煌。段文杰在回忆录中描述了最初临摹壁画的情景：1946年秋天，我们经过一段时间对洞窟的考察，做好了壁画临摹的准备工作。常书鸿让我担任考古组代组长，主要负责临摹和石窟编号、内容调查、石窟测量等工作。段文杰觉得不能采用以往画家的方法，在墙壁上隔着一层纸画来画去，对古代的壁画会有影响。他决定采用写生式的方法对洞窟的壁画进行临摹，这样就开辟了一种新的临摹方法。
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
1951年，段文杰和同事们开始对285窟整个壁画的临摹；
1953年，285窟整窟原大原色作品在北京、上海、东京等地展出，引发了持久的敦煌潮；
1955年国庆节，敦煌壁画临品在北京故宫展出，以285窟原大临本模型、大量巨幅临本、精美的图案为亮点，引起轰动。
同事这样评价段文杰：在敦煌壁画临摹史上创立了多个第一，是我们敦煌壁画临摹工作当之无愧的领路人。
1984年，国家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第一任院长。在全国敦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外国”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
樊锦诗曾这样描述敦煌的守护者：“没有可以永久保存的东西，莫高窟的最终结局就是不断毁损，我们这些人用毕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更长久一些！”
60岁是大多数人退休的年纪，而樊锦诗却在60岁这年，从段文杰手中接过保护研究敦煌的重任，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
作为第三代保护群体的领头人，考古出身的樊锦诗清楚地意识到，莫高窟的壁画、彩塑迟早要消亡。如何给后人留下石窟资料？她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概念。
“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病害。”樊锦诗从踏上敦煌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敦煌近60年的工作当中，保护成了樊锦诗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正是在樊锦诗这一代人的手中，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2003年初，敦煌研究院筹建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让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2006年，敦煌研究院成立数字研究中心，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融汇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
樊锦诗用十几年时间构建的“数字敦煌”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也是从樊锦诗开始，这个在最炙热的青春年华放弃优越的生活来到人迹稀少的荒凉大漠里，让差点灰飞烟灭的“万佛之国”敦煌莫高窟“起死回生”的群体，开始引起世人的关注。
1991年农历正月十七，还在张掖地区水电处担任技术员的王旭东顶着鹅毛大雪，坐长途汽车来到敦煌。此时他并不知道，他的人生将就此转一个大弯。
因为是地质工程专业出身，王旭东到敦煌后开展的第一个课题是崖体稳定性研究。他发现，自己的专业知识完全可以用在石窟壁画的保护上。比如，第98窟和第85窟，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都修复过，但到了90年代，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大家都说这些洞窟是得了“癌症”。
“经过一整套调查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病因。原来，壁画颜料层的盐分含量太高，当相对湿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盐分就会溶解；
当湿度低的时候，盐分又会结晶。这样反复溶解和结晶，就导致壁画的表面产生病害。”王旭东和团队发现，如果继续按照传统的方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等环境条件一变，就又会出现问题。所以，要给壁画“治病”，首先要了解岩体的结构和其中的水盐运移规律。
敦煌莫高窟壁画与造像
“我觉得自己终于有了用武之地。”王旭东高兴地说。
2014年，王旭东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成为敦煌莫高窟第四代守护群体的领头人。如何让敦煌莫高窟这样的珍贵文物“活起来”，转化成民众能够接受的符合这个时代的文化作品或产品，在王旭东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在“数字敦煌”的道路上又跨越了一大步。
2020 年1月17日，中宣部授予甘肃省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时代楷模”称号。此时，赵声良刚接任敦煌研究院掌门人不久，成为第五代保护人的领头者。
有了前四代保护群体构架起来的保护体系，对于赵声良这一代保护人来说，就是如何继续将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敦煌学的研究更深入、细致、广泛地开展起来。
“敦煌是一座宝库，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赵声良看来，目前对敦煌的保护利用还远远不够，值得我们投入一辈子精力去为她作出牺牲。“莫高窟是伟大的、不朽的，我们个人，在这样一座宝库面前，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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