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献廷《广阳杂记》抄刻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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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敏秋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上海 200241）
清初学者刘献廷（1648—1695）著述极富，因其未曾出仕，以教书、行医为业，生平行事多隐而未显，鲜为人知；
其所著述，可考者凡二十种，亦多亡佚。全祖望广为搜求，所见仅一杂乱无序的《广阳杂记》而已，故全祖望为刘献廷撰传时，每每兴叹：“诸公著述皆流布海内，而继庄（刘献廷）之书独不甚传，因求之几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见其《广阳杂记》于杭之赵氏，盖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呜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将沦于狐貉之口，可不惧哉！”1全祖望：《刘继庄传》，《鲒埼亭集》卷二十八，《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23页。后人“欲研究刘氏的生平事迹与学术主张，莫不感到材料方面太枯窘，太贫乏”2杏邨：《刘继庄及其著述》，《和平日报》1948年11月6日，第5版。。
《广阳杂记》一书，自抄传以来，学术界对其评价集中在编纂体例和正文内容两方面。《广阳杂记》并非刘献廷亲笔手定之作，而是其弟子黄宗夏在老师病逝后，辑纂献廷遗书而成。因此，自清代学者赵烈文说其“体例不纯”，李慈铭评其“杂糅无序”3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711页。以来，学术界大多认为，此书的编纂存在体例芜杂、词目无序的问题。综观诸抄刻本，关于《广阳杂记》编纂体例的特点多受清代学者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渐成学术界共识，且至今少有异议。尽管如此，《广阳杂记》因是刘献廷不可多见的存世作品，且内容甚丰，广涉经、史、子、集、小学、朝章典制等领域，故长期以来为学者所重视，成为研究刘献廷生平事迹与学术主张的唯一依据。然而，《广阳杂记》在抄传的百馀年间，屡经删订，已非原本面目；
其辑录与传抄情况，长期以来亦不为人所知。至清末民初，随着社会的变迁，学者在抄传《广阳杂记》时，任意删削，无统一标准，导致《广阳杂记》在漫长的抄传过程中形成存目悬殊的不同版本；
而学者各秉其学术主张以评骘《广阳杂记》及其作者，由此产生种种误读误解，影响至今未替。本文拟解决两个问题：一者，根据《广阳杂记》十馀种抄刻本，从书籍史的角度梳理其抄传源流；
二者，通过比较几种重要抄刻本的词目删存情况，探求诸家的去取标准，同时探析《广阳杂记》对后世的影响。
（一）小山堂藏抄本
全祖望（1705—1755）在《刘继庄传》中，自陈搜求刘献廷著述近二十年，“近始得见其《广阳杂记》于杭之赵氏”。杭之赵氏，即是杭州藏书家赵昱。赵昱（1689—1747），字功千，号谷林，清代著名藏书家，藏书之所名“小山堂”。“其藏书之富，几埒秘省。与吴焯等人友善，互相传钞所藏，以三十年之力，爬梳书库，聚异书数万卷”1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五，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371页。，为浙江大藏书家。赵昱之子赵一清，“好藏书甚于其父，能昌其家学”，常借抄天一阁范氏、小玲珑馆马氏、绣谷亭吴氏所藏善本，“从学于全祖望，精鉴别，勤校勘，尤精舆地考据之学”2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五，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371页。。小山堂藏书，“得之江南储藏诸家者多”3全祖望：《小山堂祁氏遗书记》，《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4页。，且源流颇可考。叶昌炽《藏书纪事》卷五引《碧溪诗话》云：“谷林先生同时吴尺凫亦好藏书。每得一异书，彼此必钞存，互为校勘数过，识其卷首。小山书画印，牙章精篆，神采可爱。先生卒后，悉载归广陵马氏。比部鱼亭与先生为僚婿，尽借其善本，录副以藏。”吴焯（1676—1733），字尺凫，号绣谷，钱塘人，“喜聚书，凡宋雕元椠与旧家善本，若饥渴之于饮食，求必获而后已”，与同郡赵昱为挚交，每得一书，彼此抄存。赵昱曾经追忆道：“绣谷藏书颇矜惜，不轻借人，独许予钞。予所藏多绣谷亭本。予偶得善册，先生见之亦必取以勘定。”4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五，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366～367页。比部鱼亭，即汪宪（1721—1771），字千陂，号鱼亭，浙江杭州人，性耽蓄书，亦为清代著名藏书家。全祖望与晚明遗老多有交往，并不遗馀力向他们搜访刘献廷的著述，“渔猎于范氏天一阁、赵氏小山堂、马氏丛书楼者殆遍”5李于锴：《全谢山传》，《李于锴遗稿辑存》，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几二十年而不得，盖因刘氏遗书以抄本流传，多藏于私家之手，外人不易知见。其忽然获睹《广阳杂记》于赵氏小山堂，颇疑小山堂藏本录自吴焯抄藏本。惜赵氏后因家业中落，所有藏书早已散失，莫可稽考，且《小山堂书目》《小山堂藏书目录备览》亦皆亡佚，其所藏《广阳杂记》抄本，情况未详，下落不明，以致后来所见抄本，多未能详其出自何处。然赵昱小山堂藏本为目前所知最早抄本，后来抄传之本殆源出于此。
（二）杨凤苞抄本
杨凤苞所藏《广阳杂记》抄本，详情未悉。据周星诒自称，其《广阳杂记》抄本乃同治四年（1865）借戴望所藏本抄录，而戴望“原本得之其乡先生杨传九”6刘献廷：《广阳杂记》（周星诒钞本），《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一一七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36页。。是戴望所藏五卷足本，为杨传九旧藏，参下戴望藏足本。杨传九即杨凤苞（1754—1816），“先生名凤苞，字传九，号秋室，又号萸沜，自称小玲珑山樵，晚号西圃老人。归安学廪生，世家乌程之南浔镇，早工词章，以西湖秋柳词知名，后务为证经榷史之学，尤留心明季遗事。……先生之文，多记明季遗事及乡里掌故，其源出于史家者流，博不及全谢山，而精过之。其诗囊括唐宋，沉博高卓，求之近人，可与彭千亭氏抗衡。徒以终老一衿，足迹不出家巷，同时交游，既或攘刻其诗，考证诸文，又半为门下士所干没，致令一时绝学不能与镇洋、鄞县齐名，良可慨也”1陆心源：《杨秋室先生集叙》，《秋室集》，清光绪十一年（1885）湖州陆氏刻本，第1～2页。。著有《秋室集》传世。刘献廷以明遗民自处，其《广阳杂记》多记晚明遗事，杨凤苞晚年留心明季遗事2谢国桢《关于全祖望鲒埼亭集之题跋·杨秋室校本鲒埼亭跋》云，全祖望《鲒埼亭集》有杨凤苞评校本。参见氏著：《明清笔记谈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2～316页。，故甫一见及，辄为之抄藏。其旧抄流出后，为戴望所得。
（三）陶樑藏抄本
陶樑（1772—1857），字凫芗、凫香，长洲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咸丰初年，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少壮之日，即以文章名天下，尤精于词”3潘曾绶：《红豆树馆书画记序》，《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一〇八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所著《红豆树馆词》，名播词坛。陶氏富藏书画，精于鉴赏，尝自陈道：“服官中外垂三十年，公务之暇，留心翰墨，先后收藏唐、宋、元、明及国朝诸名家书画真迹，不下三百馀种。”4陶梁：《红豆树馆书画记自序》，《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一〇八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所辑《国朝畿辅诗传》，收入刘献廷诗十二首，录自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而删其评语。5陶梁辑：《国朝畿辅诗传》卷十六，清道光十九年（1839）红豆树馆刻本，。陶樑与潘曾绶（1810—1883）曾同在直隶为官，两家交往甚好。潘祖荫《广阳杂记跋》云：“余旧有一本，得于陶凫香丈，咸丰庚申失之矣。”6潘祖荫：《广阳杂记跋》，《广阳杂记》，清光绪十年（1884）吴县潘氏刻本，第41页。是陶樑以所藏抄本赠潘祖荫，惜于咸丰十年（1860）年亡佚。
（四）戴望所藏足本
戴望（1837—1873），字子高，德清人。少从乌程程可大治朴学，生平“学凡三变，始好为辞章，继读博野颜氏元之书，则求颜氏学，最后至苏州谒陈先生奂，而请业焉。通知声音训诂经师家法，复从宋先生翔凤授公羊春秋，遂揅精覃思，嫥志治经。君之学几有成矣，而庚申之乱作。君乃奉母避城南东林山，久之大困，无所得食。有至戚官闽中，母数命君往，不获已。以辛酉入闽”7戴望：《谪麐堂遗集》卷首《戴君墓表》，清宣统三年（1911）邓氏风雨楼铅印本，第1页。，同治壬戌（1862）自闽归。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延之入金陵书局校书，十二年（1873）病卒。戴望晚年，“喜诵姜斋、亭林遗书，以发扬幽潜为己任。于明儒书刊禁目者，博采旁收，只字片言，珍若拱璧（如《广阳杂记》《熊经略奏疏》之类），谓睹其遗物，辄悠然有故国之思。尤留心明末野史，获书数十种，拟网罗散失，辑为《续明史》一书，惜有志未逮”。8戴望：《谪麐堂遗集》卷首《传》，清宣统三年（1911）邓氏风雨楼铅印本，第4页。戴望对乡贤杨凤苞的道德学问极为佩服，杨氏《秋室集》由陆心源纂刻后，戴望又广为传播。9《谭献日记·补录》卷一（同治元年十月廿五日）载：“子高言湖州杨秋室最高，惜予未得读其遗书。” 谭献撰，范旭仑、牟晓鹏整理：《谭献日记·补录》卷一，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8页。戴望所藏《广阳杂记》抄本，为杨凤苞旧藏，潘祖荫云：“德清戴子高藏有足本，书仍五卷。”10潘祖荫：《广阳杂记跋》，《广阳杂记》，清光绪十年（1884）吴县潘氏刻本，第41页。周星诒亦云：“子高原本，得之其乡先生杨传九。”戴震校书金陵书局期间，欲将《广阳杂记》刊行传世，惜事未成而卒。然此后诸抄本，皆以戴望藏本为祖本。据上海图书馆藏抄本凌伯叟校语，伯叟乃据戴氏所藏“原本”校勘。然按其校语，知戴氏所藏足本，文字已有漶漫，而校勘未精，故讹误不少。11按，兹举卷三凌伯叟校语二则为例。词目一七六“《二十字全书》”，长留阁钞本作“字”，校者正之作“子”。周星诒钞本作“字”；
上海图书馆藏钞本同，伯叟墨笔校语曰：“‘字’字疑‘子’字之菉误。戴本亦未校正。”词目一八九“时提督马融驻柳州”。周星诒钞本、长留阁钞本、上海图书馆钞本皆作“马融”，伯叟朱笔校语曰：“‘融’字似讹，即下文‘雄’字，文义可见。〇原本已讹。”他如卷三（八十一、八十九）、卷四（三十七、一四六）、卷五（十九、一七一）六目，伯叟校语皆云“原本讹”。稽考周星诒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抄本，皆有周学汝（1809—1861）、姚谌（1835—1864）校语，当抄自戴望藏本，以此知戴氏足本尝经周、姚二人校勘1按：姚谌“曾请益于同郡周学汝、程大可，又从长洲陈奂、宋翔凤问汉师家法，远知端绪。……咸丰丙辰（1856），始识戴先生，略后于程贞。交垂十年，所学不同，戴极服其博闻强记。”钱仲联编：《广清碑传集》卷一五《德清戴望传》，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0～1011页。戴望、姚谌二人，皆从周、程、陈、宋诸儒问学，相交最挚。戴氏藏足本何以有周学汝、姚谌二人校语，其事虽不可究，然后者当在1856-1864年间，即姚谌识戴望之后、三十而卒之前。。其后抄传之本，虽经精校，讹误渐少，然任意删削，以致戴氏所藏足本反而湮没不传。
（五）周星诒抄本
戴望于道光辛酉（1861）入闽，同治壬戌（1862）自闽归。寓闽期间，戴望寓居周星诒家2周星诒，字季贶，一作季况，号窳村，河南祥符人。清代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藏书甚富。叶昌炽曰：“季贶少藉华朊，收藏甚富。精于目录之学，四部甲乙，如别黑白……虽无宋元旧椠，甄择甚精，皆秘册也，尤多前贤手录之本及名家校本，朱黄烂然，各有题跋。”叶昌炽：《藏书纪事》卷七，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537～538页。（1833-1904），论学议政，相得甚欢。俞樾《五周先生集序》载：“季贶太守宦游闽中，余有表侄戴子高茂才，主其家，极相得。与余书屡言，季贶负才名，有奇气，所为诗词，高出侪辈；
又喜收藏金石书籍字画，手自校阅，精审绝伦。子高落落少许可，而心折季贶如此。”3俞樾：《五周先生集序》，《五周先生集》，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如皋冒氏刻本，第2页。据周星诒校记，其《广阳杂记》抄本二册，“同治乙丑（1865）正月，借戴子高藏本录”4刘献廷：《广阳杂记》（周星诒钞本），《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一一七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36页。。王源《刘处士墓表》居首，全祖望《刘继庄传》次之，后为正文五卷。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刘继庄传》文末及各卷卷末皆有周氏校语，记其校刊事状与起迄时间。封面书名篆书“广阳襍记”，书名左侧有莫棠5莫棠，字楚孙、楚生，贵州独山人，著名藏书家莫祥芝三子、莫友芝侄。早年游宦两广，晚年寓居苏州，藏书丰富，精通目录版本之学。历来学者皆不知题跋之“棠”为何人，据卷五题名下“独山莫氏铜井文房藏书印”（第649页），则其为莫棠无疑。周星诒钞本流归莫棠，惜其殁后，藏书流散，陈乃乾辑录莫棠书跋时，未能见及。参见莫棠：《铜井文房书跋》，《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二十六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1865—1929）跋语八行，略云：“《广阳杂记》皆写本，流传亦不甚多。光绪甲申，潘文勤始刊于功顺堂，颇有舛讹。此本乃吾友周季贶太守同治初所抄校，眉端朱笔及每册后题记，皆其手迹也。太守宦闽以公罢官，其坐系累岁不解，藏书数万卷，悉归吴县蒋香生铁花馆。蒋死，遂分散吴越间。是书偶有墨笔，‘藻案’云云即其人也。……庚申（1920）四月，见此于秣陵，重是亡友故物，亟买入行箧。棠。”6刘献廷：《广阳杂记》（周星诒钞本），《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一一七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533页。光绪二年（187按：蒋凤藻，字香生，一作芗生，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家世经商，纳赀为郎，曾任福建福宁府知府。著有《心矩斋尺牍》。叶昌炽与蒋氏为同乡，又为铁华馆校刻两丛书，相交甚久，其称蒋氏曰：“君虽起自素封，未尝学问，而雅好觚翰，嗜好成癖，在闽纳交周季贶司马，尽传其目录之学，又与仁和魏稼孙锡曾谈金石甚契，颇得其绪论。闽垣未经兵燹，前明许徐兴公、谢在杭及近时带经堂陈氏遗书流落人间者，君留心搜访，多归插架，季贶絓误遣戍，君资以三千金，季贶尽以其所藏精本归之，遂蔚成大国。”叶昌炽：《藏书纪事》卷六，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532页。6），周氏被弹劾革职，系狱论斩。友人蒋凤藻7按：蒋凤藻，字香生，一作芗生，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家世经商，纳赀为郎，曾任福建福宁府知府。著有《心矩斋尺牍》。叶昌炽与蒋氏为同乡，又为铁华馆校刻两丛书，相交甚久，其称蒋氏曰：“君虽起自素封，未尝学问，而雅好觚翰，嗜好成癖，在闽纳交周季贶司马，尽传其目录之学，又与仁和魏稼孙锡曾谈金石甚契，颇得其绪论。闽垣未经兵燹，前明许徐兴公、谢在杭及近时带经堂陈氏遗书流落人间者，君留心搜访，多归插架，季贶絓误遣戍，君资以三千金，季贶尽以其所藏精本归之，遂蔚成大国。”叶昌炽：《藏书纪事》卷六，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532页。（1845—1908）时为福宁知府，以三千金资助，周氏得以发遣军台，免于死罪。其后，周氏以所藏书籍，尽售蒋氏铁华馆，《广阳杂记》抄本赫然在列。周氏家抄本，乃据戴望旧藏足本抄校，目前所知诸抄本，以此最接近足本。8按：卷三末周星诒校语曰：“此卷元本用草书写，甚草畧，故录者多误，亦未能尽校正，当再觅善本改之。”元本，即戴望所藏足本。又卷一（44）周星诒按语云：“此目上脱写一页。”则戴望所藏足本无阙页，而周氏钞本阙录一页，其他诸本皆脱录而无说明。是抄有周学汝、姚谌、周星诒、蒋凤藻校语。因足本文字颇漶漫，卷三又为草书，识别颇难，故周氏抄本亦有未能校正者。据所钤“诒印”“祥符周氏瑞瓜堂图书”“周星诒印”“齐燕铭玺”“南京图书馆藏”诸印与莫棠跋、印，知蒋凤藻藏书散出后，为莫棠所得，复又归齐燕铭所有。书经多手9按：周星诒钞本尚有数枚篆印，字迹漶满不可辨。俟他日亲往南京图书馆查阅原稿，再作详考。，今藏南京图书馆。《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收录。
（六）长留阁抄本
五卷，四册，德清戴氏长留阁抄本。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单栏，版心白口，下记“长留阁正本 德清戴氏”。首王源《刘处士墓表》，次全祖望《刘继庄传》，次为《广阳杂记》正文。正文避清讳，奕、玄、止、弘、历、宁诸字均缺笔或改字。首页《刘处士墓表》、卷二、卷三、卷四右上角均钤有“天放楼”朱文方篆印，正文卷一、卷二、卷三、卷五末均钤有“阳湖赵烈文字惠父号能静侨于海虞筑天放楼收庪文翰之记”朱文长方印。卷二末有戴望篆书题识一则：“戊辰（1868）三月，命史抄成此册。望记于秣陵客舍。”卷一前页有张瑛题记一则：“曩在金陵书局，德清戴子高以此书赠余，属为刊行。惭负诺责，因循未果，今子高已殁，不胜宿草之感。其中朱圈者，系与吴门丁泳之同参订。无圈拟删。光绪六年岁在庚辰（1880）九月既望，常熟张瑛识。”题名“刘处士墓表”右侧，有赵烈文题识两行：“此孤本也，后人珍之。光绪七年（1881）七月，得此于友人张纯卿瑛。四本。天放楼记。”卷五末复有赵氏题识一则：“光绪己卯（1879），借观于虞椒张纯卿处。辛巳（1881）孟秋，为售友人某君不果，因自得之。消暑黛语楼重读一过，书虽体例不纯，而遇事必书，不愧好学多闻之君子，惜其无成书可见，仅存随笔一种，犹若存若没，于绝续之间，可悲也已。能静并记。”题识所说与赵氏《能静居日记》所载吻合1赵氏日记光绪五年（1879）正月三十日：“访张纯卿久坐，借得《广阳杂记》。”光绪七年（1881）七月十四日：“得钞本《广阳杂记》于张纯卿，直银五两。”赵烈文撰，廖成良整理：《能静居日记》（四），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908、2034页。。观此可知，长留阁抄本乃戴望于1868年三月命抄胥据足本抄录而成，非原本。校书金陵书局时，张瑛尝借戴望所藏足本付丹亭抄录，参上海图书馆藏抄本。长留阁抄本既成，戴望转赠张瑛2按：张瑛，字符卿，又字纯卿、仁卿、润卿、顺卿，号退斋，江苏常熟人。曾任阳湖训导，供职江苏书局，预修《苏州府志》，著有《知退斋文集》《韩文补注》《通鉴校勘记》等。（1823—1907），嘱为刊行。张瑛邀友人丁士涵（1828—1894）共同参订，拟分词目为朱圈与无圈二类，朱圈者存，无圈者删。校订既毕，未能刊刻。1881年，张瑛迫于生计，欲因赵烈文而售此本于友人，其事不果。赵烈文3按：赵烈文，字惠甫，一作惠父，晚号能静居士，江苏阳湖（今常州）人，入曾国藩、曾国荃幕府，著有《天放楼集》《能静居日记》。（1832—1893）“访求此书不下二三十年，今始见之”4赵烈文撰，廖成良整理：《能静居日记》（四），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909页。，乃自得之。
（七）上海图书馆藏抄本
五卷，五册。卷一、卷二、卷四、卷五，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楷书。卷三半页十行，行二十四字，行楷。校语分朱、墨两色，俱出赵伯叟之手。卷一、卷二为墨笔；
卷三、卷四、卷五兼杂朱墨，考其顺序，似乎墨笔在前，朱笔在后。若然，则伯叟似先校以墨笔，复据戴望所藏足本朱校。5据赵伯叟墨、朱二校，如：卷三（八十二）“碧栏银沼醉氤氲”，长留阁钞本阙“醉”字，空一字格。墨笔校语曰：“此字疑。艹书醉字如此，而于句不稳。”其下复有朱笔校语曰：“五月十三日为竹醉日，则此字未为不稳也。”同卷（一四八）“盖褒、鄂云公皆从葬昭陵。”墨笔校语：“‘云’字疑‘二’字之讹。”朱笔校语：“‘二’字无疑。”同卷（一六六）：“封嘉义伯。”伯叟以方形圈起“嘉”字，墨笔校语：“此字疑。”朱笔校语：“原本是慕字。”可推知墨笔在先，朱笔在后。又周学汝、姚谌之墨笔校语，应是伯叟自戴望所藏足本过录。是抄卷三、四、五均有伯叟朱笔校记。第三册卷三扉页校记曰：“元卿从子高假《广阳杂记》，付丹亭抄。抄未半，子高索去，元卿亦返越台。此其所抄之弟三卷，于敝簏中检出。度元卿归，必重假子高本续成。为缀次如左，因得展观，眼福良不浅也。戊辰四月望（1868），伯叟记。”6凌伯叟其他校记为：“戊辰九月廿二日，校于西天古剎之恒吉羊室，伯叟记。”（第三册卷三末）“此卷讹字较少，以原本正书故也。戊辰年九月廿九日，校于升州西天古剎中。上元凌伯叟记。”（第四册卷四末）“戊辰十月十三日校。新寒砭骨，键户终朝。蛇蚓连绵，扪卷而读。伯叟记。”（第五册卷五末）元卿即张瑛，丹亭未详何人。据此可知，上海图书馆抄本乃张瑛分次借戴望藏足本交丹亭抄录，复经凌伯叟据戴氏原本纂校、增补而成1按：上图原钞本卷三原无而为凌伯叟增补于天头之词目，凡十三则（四十四、六十、一二五、一二六、一三四、一三五、一三六、一四〇、一四一、一四二、一四三、一五四、一七一）。，自戊辰四月十六至十月十三日校毕。戊辰为同治七年（1868），则其抄录当在同治四年（1865）戴望入金陵书局校书之后、同治七年四月之前。若将伯叟校语与前述长留阁抄本戴望、张瑛题识合观，其人其时其地皆若合符节，则上海图书馆藏抄本乃据戴望藏足本抄录，由赵伯叟校勘后，复经张瑛、丁士涵校订删存，遂成长留阁抄本。
（八）丁士涵抄本
丁士涵（1828—18942按：丁士涵之生年，因有丁氏续纂《丁氏宗谱》，故无异议；
至其卒年，学者颇有争议。今从柳向春说。详见柳向春：《〈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读后》，《古艳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9页。），字泳之，江苏元和人。同治九年（1870）举人，师从陈奂，精通小学。陈奂《师友渊源记》载，丁士涵父月波先生，“喜名人墨宝，不惜重资，必购得焉；
而永之独嗜经籍，藏书亦富”3陈奂：《师友渊源记》，清光绪十二年（1886）钱塘汪氏函雅堂刻本，第33页。。张瑛曾邀丁士涵共同参订长留阁抄本，丁士涵抄本正是此时传录。功顺堂本尝以丁氏抄本参校，叶昌炽《甲申日记》载：“早晨到馆，致丁泳之丈书，借《广阳杂记》两册，较赵本多删节处，非足本也。惟有王昆绳所撰《墓表》一篇可补。”4叶昌炽：《甲申日记》，《缘督庐日记》卷三，第397页。赵本，指赵之谦据戴望藏足本所传抄本，参下文。潘祖荫《广阳杂记跋》说：“刘继庄氏《广阳杂记》，旧题门人黄曰瑚辑者，皆删本。德清戴子高藏有足本，书仍五卷，视删本多十之四，节次颇不尽同。书中亦间有曰瑚按语。”5潘祖荫：《广阳杂记跋》，《广阳杂记》，清光绪十年（1884）吴县潘氏刻本，第41页。所谓删节本，即指丁氏抄本。潘氏又说：“然亦有删本有之，而足本转不载者。又删本录医方极多，而足本仅寥寥数则，殊不可解，岂足本又经人删节耶？”然邓实将其据丁抄传录之本与潘刻本比较后指出，丁士涵抄本与潘刻本“节次相同，惟字句间偶有一二稍异而已”6邓实：《广阳杂记跋》，《国粹学报》1908年第二卷第二期，第2页。，并无潘氏所谓“删本有之而足本转不载者”的情况。是丁士涵抄本乃据长留阁本抄录，且补入王源《刘处士墓表》。
（九）赵之谦抄本
（十）华东师大藏抄本
半页十行，行二十四字。今存五册。册一凡一百二十一则，自卷三（九十九）“母家，今去矣”至卷四（二十四）“采石几有然犀亭……非好学深思”；
册二凡八十三则，上接卷四（二十四），至卷四（一〇七）；
册三凡八一则，自卷四（一〇八）至卷五（九）；
册四凡一二七则，卷五（十）至（一三六）；
册五凡八十八则，卷五（一三七）至（二二四）。朱笔校语，或字上朱点，旁书朱文；
或径书于天头；
涉及文字校勘、词目区隔、避讳格式改易诸端，则贴以浮签说明。华东师大抄本，因阙卷三（九十九）以前内容，无收藏、抄校者姓名、钤印，未审出于何人之手。稽考卷五词目上戳印校语，作“疑耀卷”几、“卷”几、“删”者，皆为张萱《疑耀》原文。据潘祖荫跋语“其掇拾《疑耀》一卷，疑门人误羼入者，则删之”，与叶昌炽所“校《广阳杂记》样本，其第五卷多袭《疑耀》语”1叶昌炽：《甲申日记》，《缘督庐日记》卷三，第401页。，可断定功顺堂本实据华东师大抄本校正删订后刊刻，其校语当出自叶昌炽之手。统计卷三、卷四、卷五今存词目数量，皆与周星诒抄本相同（见表二），知其是据戴望所藏足本传录无疑。因此，华东师大藏抄本当是叶昌炽所校之样本，功顺堂本实据此校正删订。
表二 《广阳杂记》诸抄刻本存录词目数量表
（十一）功顺堂丛书本
五卷，四册。清光绪十年（1884）吴县潘氏刻本。封面书名两侧，钤有“昌炽”“颂鲁”“鞠裳手校”三枚篆印。首《刘处士墓表》，次《刘继庄传》，次正文，潘祖荫跋殿后。正文避清讳，如“弘”字作“宏”，“玄”作“元”；
每逢“上”字，另行书写，“本朝”“朝廷” “清”“旨”诸字，前空二字格。半页九行，行二十二字。单鱼尾、黑口、四周单边，上下粗线。叶昌炽曰：“《广阳杂记》，刘献廷继庄撰，抄本，两巨册，十四万字有奇……赵叔传录本。”潘祖荫跋亦曰：“此本乃赵叔所诒得之子高者，属叶鞠常先生以丁泳之本校之，增墓志一篇，其掇拾《疑耀》一卷，疑门人误羼入者，则删之。”2潘祖荫：《广阳杂记跋》，《广阳杂记》，清光绪十年（1884）吴县潘氏刻本，第41页。是潘刻本《广阳杂记》，乃以赵之谦所赠据戴望旧藏传录本为底本、丁泳之抄本为参校本。任校勘之役者为叶昌炽3按：叶昌炽，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原籍浙江绍兴，后籍江苏长川。清末著名金石学家、藏书家、学者。叶昌炽与张瑛、赵之谦、丁士涵、蒋凤藻、潘祖荫素善，所闻见秘籍甚衆，故潘氏属其刻《广阳杂记》，并任校勘之役。（1849—1931），《缘督庐日记》甲申（1884）闰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廿八日载其事4叶昌炽：《甲申日记》，《缘督庐日记》卷三，第396～407页。。潘氏以卷五掇拾抄录《疑耀》之词目，为门人误羼入者，故删去。实则《功顺堂丛书》本卷一、卷五皆有删节，而罗正钧误读潘跋，乃有“近吴县潘氏刻《杂记》足本，校以丁泳之本”5罗正钧纂：《船山师友记》，第190页。之说。
功顺堂本印行，《广阳杂记》自此始有刻本。定州王氏谦德堂《畿辅丛书》据之收录6按：王灏（1823—1888）在张之洞、黄彭年等支持下，广收畿辅先哲遗著，藏弆日富，因招黄国瑾、钱恂为之校定。先有《采访畿辅先哲遗书目》之刻，后设局保定开雕，由王树枏、胡景桂主持其事。书未刻完而王氏病殁。光绪丙午（1906），京师琉璃厂书贾就已刊者集资汇印，另刊总目，武进陶湘重为编订印行。《畿辅丛书未刻书目》中著录有刘献廷《广阳杂记》。详见王灏：《畿辅丛书目录（未定稿）》，华东师范大学古籍部藏本，第20页。。钱玄同说：“惟独刘氏，自王昆绳与全谢山以后，除戴子高、赵叔、潘伯寅三数人外，未必有什么人知道他了。”7钱玄同：《以西历一六四八年岁在戊子为国语纪元议（与黎锦熙罗常培书）》，《国语周刊》1933年3月18日，第七十七期。其说虽然可商，然于王、全、潘三人之外，提出戴、赵二氏，则为他人所未曾言及。民国初期，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以功顺堂本在前，故据以排印；
上海进步书局《笔记小说大观》、上海文明书局《清代笔记丛刊》亦据功顺堂本石印。
（十二）国粹丛编社本
五卷，上下二册，光绪戊申（1908）十月国学保存会印行，国粹丛编社发行。是本以邓实录自丁士涵的抄本为底本，经黄节以功顺堂本参校后，付梓刊行。邓实曰：“此本予丙午秋（1906），钞之杭州丁氏，以视潘刻本，节次相同，惟字句间偶有一二稍异而已。丁未春（1907），以示予友黄君晦闻，为手校刊之，并附潘跋于后。潘刻本在《功顺堂丛书》中，购者颇不便。此单行本，流传较易，继庄之学，当日昌也。”1邓实：《广阳杂记跋》，《国粹学报》1908年第2卷第二期，第2页。《广阳杂记》自此始有单行本。然先连载于《国粹丛编》，后刊行单行本，较潘刻本多邓实跋。
表一 《国粹丛编》分期连载《广阳杂记》表
综观诸抄刻本，自清初黄宗夏辑录刘献廷遗著成书后，至清末民初诸抄本、刻本纷出，《广阳杂记》原本详情已不可知。赵昱小山堂藏本为目前所知最早抄本。杨凤苞藏抄本为戴望所得后，诸抄本皆以戴望藏本为祖本。长留阁抄本、周星诒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抄本、赵之谦抄本，均据戴望所藏本抄校。长留阁抄本为戴望写样待刻稿，由赵伯叟校对后，复经张瑛、丁士涵二人校订，朱圈者存，无圈者删；
丁士涵抄本复据长留阁抄本传录。周星诒抄本，复据功顺堂刻本校勘，蒋凤藻为之校正亦不少。功顺堂刻本，以赵之谦抄本为底本，以丁士涵抄本参校，任校勘之役者为叶昌炽，其校订之稿，即华东师大藏抄本。功顺堂本实据华东师大抄本校正删订后刊刻。国粹丛编社本则抄自丁士涵本，复校以功顺堂刻本。《广阳杂记》屡经删削，惟周星诒抄本最接近戴望所藏足本，其馀诸本或残缺不全，或任意删节，皆非足本。为便览之故，试将《广阳杂记》二百馀年之传抄源流，图示如下：
刘献廷《广阳杂记》传抄源流图
《广阳杂记》诸抄本，因传抄者任意删削，故词目存录数量各自不同。比较诸本词目的删存，可知其去取的标准。戴望所藏足本湮没不传，赵之谦抄本亦不知所踪，要了解诸本存目情况，惟有周星诒抄本、上海图书馆抄本、长留阁抄本、华东师大抄本与功顺堂本五种。
（一）《广阳杂记》诸抄本存录的词目
据统计，周星诒抄本存录词目最多，共计一千一百零五则，其中卷一计三百三十五则，卷二计一百七十二则，卷三计一百九十五则，卷四计一百七十九则，卷五计二百二十四则。上海图书馆抄本，存目共九百七十六则，卷一计二百九十八则，合并者七则；
卷二计一百六十五则，卷三计一百九十一则，合并者四则；
卷四计一百七十六则，合并者三则，一分为二者一则；
卷五计一百四十六则；
合并者一则。长留阁抄本，词目共存九百六十四则，无圈拟删者凡四百零五则，卷一计一百九十一则，卷二计五十七则，卷三计六十则，卷四计四十六则，卷五计五十一则；
朱圈拟存者凡五百五十九则，卷一计一百零一则，卷二计九十九则，卷三计一百二十九则，卷四计一百三十三则，卷五计九十七则。华东师大抄本，今存词目凡五百则，其中卷三计九十七则，卷四计一百七十九则，卷五计二百二十四则。功顺堂本，存录词目凡九百六十则，其中卷一计三百一十一则，合并者二则；
卷二计一百七十三则，合并者一则；
卷三计一百九十一则，合并者四则；
卷四计一百七十一则，合并者八则；
卷五计一百一十四则，合并者一则。表示如下：
若以周星诒抄本为参照，则长留阁抄本、华东师大抄本、功顺堂本均存在阙录、拟存、拟删三种情况。以卷五为例，长留阁抄本阙目七十六则中，华东师大抄本拟存、功顺堂本存者二十则；
华师大本朱点拟存、功顺堂本删者二十三则；
华师大本拟删、功顺堂本删者三十三则，卷五，功顺堂本较长留阁多二十则。长留阁抄本拟存者九十七则中，华东师大本拟删、功顺堂本卒删者四十则，华东师大抄本拟存而功顺堂卒删者二则。功顺堂本收录长留阁拟存词目仅五十五则。长留阁抄本卷五拟删者五十一则中，华东师大抄本拟存、功顺堂本卒存者三十八则。按：长留阁抄本卷五有十一则未收入功顺堂本。周星诒抄本、上图抄本、长留阁抄本、华东师大抄本，皆同出戴望藏足本，而诸本的词目存录，相差竟如此悬殊。据华东师大抄本删订而成的功顺堂本，卷五词目共九十三则，较之长留阁抄本一百四十八则已少五十五则，而与周星诒抄本相差几近一倍。由此，近代诸家抄本对词目的删存去取，是何种情形呢？笔者参阅相关史料，试析如下。
（二）诸抄刻本的去取标准
潘祖荫最先提出，《广阳杂记》有足本与删节本两种类型。其内容皆为五卷，“然亦有删本有之，而足本转不载者。又删本录医方极多，而足本仅寥寥数则，殊不可解。岂足本又经人删节耶？”其说见前。置此勿论，则罗常培据潘祖荫说而提出《广阳杂记》流传至今不知经过几度删削的说法1尹耕（罗常培）：《刘继庄的生平及其学术概要》，《齐大学刊》1933年第二期，第58页。，并非无理。
潘氏推测其因说，“盖继庄此书，初亦随手札记，未有定本，后人传写，或详或略”，绝无标准，“遂多同异”，故“悉心求之，当以足本为善”。然其刊刻功顺堂本时，却未遵守“以足本为善”的标准，删削词目甚多。至于凡“其掇拾《疑耀》一卷，疑门人误羼入者，则删之”的作法，似乎亦有取舍的标准。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其一，刘献廷行医为生，于医术自然精通，故所录医方极多，而去取者从其学术取向和致用观点出发去取，亦为常理；
其二，《广阳杂记》为门人所辑，疑门人误羼入者，则删之，去取者欲使其更为精当，故删去其认为的不实之目。
张瑛与丁士涵校订戴望的长留阁抄本时，虽分存录与拟删两类，但并未明确提出其有删存的标准。细考张、丁二氏拟删的词目，或认为刘献廷游记见闻有悖乎常情者，或认为考证未能翔实精密。乾嘉以降，尤尚考据，治经考史，主张精密，迥乎前人，去取原由及标准与此关联甚大。
诸抄刻本中，明确提出删削标准的是周星诒。周氏抄本《广阳杂记》卷五末跋语曰：“此卷考证，故讹舛极多，可删也。”周星诒指出，刘献廷本卷涉及考据的词目，考证未精，讹舛极多，宜刊落不录。同时的李慈铭亦说：“《广阳杂记》……糅杂无序。偶一考古，大率浅谬。”2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11页。赵烈文认为，《广阳杂记》“……虽甚奇异可喜，尚觉其芜杂。盖后人为之结集，非其手稿，故不能精当也。”3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四），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909页。所论认为非其手稿，为后人结集，故不精当，此说亦符常理。
潘祖荫功顺堂本，拟将抄录张萱《疑耀》的词目悉数刊落，盖以其非出自刘献廷之手。然刘氏著作多亡佚，《广阳杂记》乃弟子辑录刘氏遗文而成，其文字皆刘氏遗著中本有，并非为门人误羼入者。故司马朝军驳斥其说，曰：“卷五有周季贶跋，云：‘此卷考证，故讹舛极多，可删也。’今考，掇拾《疑耀》数十条，或注明，或不注明，颇起后人之疑窦。潘祖荫以为门人误羼入，概予删之。门人辑录先生遗著，岂敢如此作伪？潘氏未免过于武断，似不足为凭。”本来所辨已有引据，然其又说：“况且献廷为清初之人，又不以考据名家，晚年随意漫录，特别青睐张萱之书，亦未可知。”1司马朝军：《续修四库全书杂家类提要》，商务印书馆2013版，第388～389页。前后不一，且为拟测之辞，亦非探本之论。且依潘氏的去取标准，卷五（五十五）《天王天皇考》，本为刘氏节录之文，与原文略有出入而已。长留阁抄本此目无圈，拟删不录；
华东师大藏抄本未言删去，而功顺堂本存之。如非刘氏之文宜悉数删去，则此目亦应刊落。此类词目，亦不在少数。
至于叶昌炽的评论，虽与潘、周、李诸人相近，观点却截然不同。叶氏《甲申日记》曰：“校《广阳杂记》样本，其第五卷多袭《疑耀》语，《疑耀》为明博罗张萱著，同时为李卓吾盗刻七卷，今献庄复袭之。此书并非奇作，吾不解诸君何以喜之也。”2叶昌炽著，王季烈编：《缘督庐日记钞》卷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401页。《疑耀》一书，为张萱所著，李贽曾冠以己名，付梓刊行3《浙江省第十一次呈送书目》载：“《疑耀》七卷，旧题明李贽著。案四库考为张萱撰。”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34页。。后世学者，多视为剽窃之举。明末清初，顾炎武著《日知录》，秉持“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理念，凡古人先我而有之文，悉数删落，学术风气焕然一新。。
惜原著者与抄录者皆已作古，且所辑所编所抄均出于后人之手，能有善本存世，说明当时的学者就以为此书有抄存的价值，殊为不易。如“周星诒每云，国初人撰述甚苦，凡此别子、别史之属，乾隆未编《提要》以前，求之甚难，故史学亦今人成书易于前人云”4蒋凤藻：《心矩斋尺牍》，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1941年铅印本，第12页。。据周氏之说，不仅可以释叶昌炽之疑惑，而且可以证诸家任意删节之非；
并进而涉及《广阳杂记》一书的性质问题。
综观近代诸抄刻本，其删节理由虽然不一，但或多或少受乾嘉以来的治学观念和方法影响，亦受传抄者个人的学术取向和术业专攻等影响。因此，不同的传抄者都有自已删存去取的衡量标准。咸丰以前，《广阳杂记》的抄传情况未详，但尚有足本流传，而未闻有删节本；
同治以降，《广阳杂记》诸抄刻本，反多删削，而足本竟湮没不传。
（三）《广阳杂记》及其经世实学观
刘献廷为清初著名学者，学兼汉宋，主张经世致用。他说：“为学先须开拓其心胸，务令识见广阔为第一义。次则于古今兴废、沿革、礼乐、兵农之故，一一淹贯，心知其事，庶不愧于读书。若夫寻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谓雕虫之技，壮夫耻为者也。”5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一二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2页。“学者识古今之成败是非，以开拓其心胸，为他日经济天下之具也。乃以此等粪秽瓦砾填塞心胸，牢不可破，求其磊落轩天地者，又胡可得邪！”6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八十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8～199页。其鉴于明末那些空疏的学风，主张明体达用，不专治章句之学，而力倡经世实学，与颜李学派同调，为明清之际经世主张的代表学者之一。《广阳杂记》所载，博涉多端，尤多经世实学的内容，故历来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多重其书。
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一反乾嘉时期饾饤琐碎的考据学，倡导经世致用，力主与时变革，故道咸之际，经世实学渐为世所重。同光时期，周星诒、蒋凤藻适逢其会，任官施政，崇尚实学，与清初刘献廷之学极易产生共鸣。戴望倾慕颜李学说，又治常州今文经学，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晚年好读《广阳杂记》，引刘献廷为知己，故谋刻《广阳杂记》不遗馀力。《广阳杂记》卷四（一七九）载述以胆矾冶炼精铜之法，时在福建办理洋务的蒋凤藻读后，不禁大为惊喜：“近余办理东冲厘差，询据船户，云：‘天下所用之矾，莫不运自福宁之砂埕一处海口。’盖砂埕山土，以器煮之，即成矾，天地生成之利云。今见此书，矾有化铜之法，然则福宁一郡，不仅产铁且亦产铜处矣。所惜者，不得采取善法以富斯民为可恨耳。”1刘献廷：《广阳杂记》周星诒钞本，卷四末蒋凤藻案语，《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一一七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648页。可见刘献廷著述在清代同光时期逐渐为世所重。
“今之学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纵使博极群书，亦只算半个学者。然知今之学甚难也。农政一事，今日所最当讲求者，然举世无其人矣。即专家之书，今日甚少。”2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三十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页。与此偏于考古的学风不同，刘献廷既已博览群籍，“于是慨然欲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博采轶事，以益广其见闻，而质证其所学”3王源：《刘处士墓表》，刘献廷：《广阳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在参与编修《明史》《一统志》期间，“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归而以其所历，告之万（斯同）先生，万先生亦以其所读书证之，语毕复出”4全祖望：《刘继庄传》，《鲒埼亭集》卷二十八，《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27页。。刘献廷注重人事的同时，致力于探寻“天地之故”，研求自然规律。如因纬度殊异，导致“诸方之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岭南之梅十月已开，桃李腊月已开……而吴下梅开于惊蛰，桃李放于清明”5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一二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1页。，“长沙府二月初间，已桃李盛开，绿杨如线，较吴下气候约差三四十日，较燕都约差五六十日”6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二十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页。。但清初历书仍沿袭古代文献《月令》的记载，与实际节气与物候不符。刘献廷主张对“南北诸方，细考其气候，取其确者”，重新制定节气物候表；
倘能“以诸方之北极出地为主，定简平仪之度，制为正切线表”，即根据北极星的高度和地平线的交角，求得各地纬度，再画出各地经纬线，则“节气之后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验，皆可推求”7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一二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0～151页。。关于《广阳杂记》的记载和主张，现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以为颇具现代科学精神8竺可桢：《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科学》1926年第十一卷第六期，第803～804页。。现代地理学家侯仁之则认为，《广阳杂记》所说是“一种科学的见解”；
刘献廷跳出“传统的窠臼而开始预见到一个地理学的新方向”，是历史上“第一个为地理学明确规定了探讨自然规律的新任务”的学者。9侯仁之：《刘继庄的地理思想》，《步芳集》，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58～59、63页。刘献廷因“悟风水相逆而成雨”的道理，主张调查“诸方山之向背，水之分合，支流何向”“则风土之背正刚柔暨阴晴燥湿之征，又可次第而求之”10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一二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1页。，以便于各地因地制宜，有利耕种农业生产。鉴于粮食生产不足容易导致荒年的问题，又建议推广高产量作物番薯的种植：“闽中有番薯，似山药，而肥白过之。种沙地中，易生而极蕃衍，饥馑之岁，民多赖以全活。此物北方亦可种也。”11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五（一三八），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1页。兴修水利，治理西北旱灾，尤为刘献廷所重：
西北非无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为民利，乃为民害，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漂没民居，无地可潴，而无道可行，人固无如水何，水亦无如人何矣。元虞奎章奋然言之，郭大史毅然修之，未几亦废。有明三百年，更无过而问之者矣。予谓有圣人出，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兴而后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兴矣。12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八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7页。
更有甚者，刘献廷“欲取天下水道，依《水经注》体例为一书，以川水为经，支水为注，分合起止，悉以见在者为据”“贯串百川”，并标上全国陆路、驿站、关塞、物产、“古今沿革、城池、里至、堤防等”，绘制全国水道陆路关塞物产一体图，1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一百六十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0、123页。使人无须远足即可知天下形势，进而“斡旋气运”“利济天下后世”2王源：《刘处士墓表》，《广阳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无怪乎梁启超将其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并称为“清初五先生”，且“以为以继庄学顾、黄、王易，以顾、黄、王学继庄难”3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1904年第三卷第五期，第56页。。
晚清以来，《广阳杂记》日益得到学者们的重视。如刘献廷对内陆各地井盐的记载，包括陕甘交界的灰盐堡，秦州盐井，云南崐阳琅井、姚州白盐井、楚雄黑盐井，川北盐、川东盐等，都详细考察其产地及开采情况，并比较其品质的高下，4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三二七至三三〇），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51页。颇利于社会调查与经济资源开发。至于甘肃凉州一带，“夏五六月间常有暴风起，黄云自山来，风亦黄色，必有冰雹，大者如拳，小者如栗，坏人田亩。……土人见黄云起，则鸣金鼓，以枪炮向之施放，即散去”。虽语涉不经，但却启发了现代科学家探索人工消雹方法并获成功，故而刘献廷的记载被誉为世界上关于“人工消雹方法”的最早记录5北京大学物理系《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大事记》编写小组编著：《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大事记》，人民教育出版社1977年版，第124～125页。。
甲午战争之后，维新变法呼声渐高。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非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当时主张制新字者，有宋衡、谭嗣同、梁启超诸人。言论鼓吹，渐成事实，于是有沈学、蔡毅若、卢戆章、邢岛、王照诸人各制音标，以期代用汉字。”6钱玄同：《钱玄同文集》（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切音主张随之勃兴。刘献廷晚年著《新韵谱》一书，提出改良反切、统一语言的观点，并计划以其新制字母调查各地方言。其书虽已亡佚，而梗概之法载于《广阳杂记》中：“宇宙音韵之变迁，无不可纪。其法即用余《新韵谱》，以诸方土音填之，各郡自为一本，逢人即可印证。以此法授诸门人子弟，随地可谱，不三四年，九州之音毕矣。”7刘献廷：《广阳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0页。全祖望撰文立传绍述在前，梁启超连续作文赞扬在后，刘献廷创制拼音以统一各地语言的主张，遂广为人知。梁启超还把刘献廷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合称为“清初五先生”8按：梁启超先后撰文表彰刘献廷，最早为《沈氏音书序》（《时务报》1896年第四期），影响最大者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1904年第三卷第五期）与《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至此，刘献廷以《新韵谱》提倡各地语言统一、方言调查而闻名。章太炎、刘师培，亦从刘献廷、龚自珍的著述中获得启发，致力于汉语方言研究。章氏撰成《新方言》一书，从而拓展了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新领域。邓实以潘刻《广阳杂记》收于《功顺堂丛书》，卷帙浩繁，不便读者，遂刊印单行本，读者由此益众。殆至民初，钱玄同、罗常培等人相继撰文，称赞刘献廷以《新韵谱》为语言统一、方言调查的设想，尊其为语言统一和方言调查的开先河者。嗣后，学者纷纷撰文研究刘献廷之生平与学术，《广阳杂记》亦随之洛阳纸贵。嗣后，则是刻本蜂出。
至此可见，至清代道、咸、同、光以来，学者在抄传《广阳杂记》时，任意删削，无统一标准，但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导致《广阳杂记》在漫长的抄传过程中形成存目悬殊的不同版本，俨然形成考据与经世两种不同的评价体系。
刘献廷将生平著述与藏书悉赠黄宗夏，宗夏于献廷病殁后，整理老师遗著，至今可考者有《离骚经讲录》《广阳杂记》《广阳诗集》9参见周敏秋：《刘献廷〈左传快评〉新探》，《贵州文史丛刊》2022年第三期。。三者之中，最富条理者为《离骚经讲录》，其次为《广阳诗集》，惟《广阳杂记》最无条理，为后世所诟病。宗夏长期随刘献廷问学，既为献廷高弟，又博览群书，才气过人，且尽得献廷遗书，其整理的《离骚经讲录》与《广阳诗集》富有条理，何以《广阳杂记》反而芜杂无序？其中是否别有寓意，因文献不足，惟有多闻阙疑。然而，后世学者往往据抄刻之删节本来论定《广阳杂记》一书的体裁，提出语录说、札记说（随笔漫录）、日记说、小品文说四种。
（一）语录说
杨宾《刘继庄传》称：“其弟子杂录其语若干卷，名曰《广阳杂记》。”1杨宾：《刘继庄传》，《杨宾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杨宾为刘献廷好友，黄宗夏亦与杨宾交往频繁，其撰《传》时是否亲见宗夏辑纂的原稿，不得而知，但其意似以《广阳杂记》为献廷语录。《杂记》载有献廷语录，如卷一记录献廷与宗夏论《易》《老子》《诗》语（一八〇、一八一、一八二）；
卷二与宗夏论“重瞳”（三十五）；
卷三与宗夏论隐居（六）；
卷四与宗夏论世风（八十九），论城市兴衰（九十一），述生平主张（九十五），论地理（一〇一），论西周分封制（一〇八）。然此种词目，数量极少，且不类语录体，反近日记体。
（二）札记说
全祖望叹刘继庄为“薛季宣、王道甫一流”，盖慨其著书等身，而流传者稀，仅馀杂著《广阳杂记》传世耳。赵烈文则以《广阳杂记》为“遇事必书”的“随笔”，且是“后人为之结集，非其手稿”，故“体例不纯”“不能精当”。潘祖荫与赵烈文看法相同：“盖继庄此书，初亦随手札记，未有定本。”梁启超、罗常培从潘说，皆以《广阳杂记》为“涉笔漫录之作”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八），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38页。杏邨《刘继庄及其著述》发挥前人之说：“《广阳杂记》……全书虽然只有数卷，但内容方面，关于天文、地理、六书、音韵、战记、医药、方技等，都兼收并载，无所不包，足够当得上‘杂记’两字的称谓。” 杏邨：《刘继庄及其著述》，《和平日报》1948年11月6日，第五版。司马朝军亦认为《广阳杂记》是刘献廷“晚年随意漫录”之作。参见司马朝军：《续修四库全书杂家类提要》，商务印书馆2013版，第388页。；
蔚之嘉则以为，《广阳杂记》不过是“一种凌乱札记”3蔚之嘉：《二百年前大思想家刘献廷之生平与其学说》，《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935年第三卷第三期，第15～21页。。《广阳杂记》中摭拾明末清初佚事、官制，访求遗老，摘录前贤著作之目极多，均属札记性质。“上自朝章国故，下至奇闻琐事，无所不载，阅之令人忘倦。”4《商务印书馆七月份出版新书》（广阳杂记），《申报》1919年8月11日第16695号，第一版。惜其事出有因，未能以类编次，故翁长松在《清代版本叙录》中，视之为“随手记录之作”，称其“是一部随笔札记集”5翁长松：《刘献廷与〈广阳杂记〉功顺堂本》，《清代版本叙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年版，第303页。，不啻为替札记说下一断语。
（三）日记说
罗常培认为，“《广阳杂记》大部分是康熙庚午（1690）以后的日记”6心恬（罗常培）：《刘继庄的音韵学：统一国语，调查方音》，《国语周刊》1932年第三十三期。周有光《刘献廷和他的新韵谱》亦主日记说：“他的学生辑录他的残篇，主要是1690年以后的日记，编成《广阳杂记》，从其中可以窥见他的学说的一斑。” 北京市语言学会编：《语言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61页。，最早提出《广阳杂记》的写作时间和内容来源。王勤堉根据《广阳杂记》撰写刘献廷年谱，“辑录既竟，乃知先生《杂记》所及，多系康熙丁卯以后事，其时先生已四十矣”7王勤堉：《刘继庄先生年谱·后记》，《浙江图书馆馆刊》1935年第四卷第四、五号，第53页。，进一步证实罗氏的观点。《杂记》载刘献廷自述，“中年以来，苦多忘失，庚午孟夏（1690），始有日记”（卷四·一一三）；
与友人韩图麟论道教养生说时，“予因出壬申正月十八日《游南岳日记》，共读一过”（卷三·四十四）；
黄宗夏按语亦说“见先师日记”（卷三·一二〇）。凡此皆说明，《广阳杂记》部分内容确是从日记中辑录，且数量不在少数。
（四）小品文说
《广阳杂记》上海进步书局本某氏跋语曰：“先生鼎沧桑之后，吴云南、郑台湾行间遗事，目击耳闻，兼及二氏之学，音韵、诗词均能道所心得，措词亦繁简得宜，极似唐宋小品，非明人所能梦见。”1刘献廷，《广阳杂记》卷首，上海进步书局1919年版。其视《广阳杂记》与唐宋小品文为同一类型，与上述诸说相比，近于札记说；
但却由此延伸出《广阳杂记》归属类别的新问题。
揆诸上海进步书局跋语所说，似以归入子部小说家类为宜。事实上，晚清时期藏书家已有将《广阳杂记》归入子部小说家类者。周星诒的《周氏传忠堂书目》卷三“子部·小说家”中，《广阳杂记》赫然在目。2周星诒原辑，罗振常重编：《周氏传忠堂书目》，蟫隐庐1936年版，第25页。蒋汝藻《铁华馆藏书目》《蒋香生家藏书目》，《广阳杂记》入子部3详见《铁华馆藏书目》《蒋香生家藏书目》，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五十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272、408页。，其下并未细分类属，然蒋氏尽传周氏之学及其藏书，或宜同入小说家。与周星诒的分类不同，《清史稿·艺文志》将《广阳杂记》与顾炎武《亭林杂录》、王夫之《黄书》诸书列入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司马朝军《续修四库全书杂家类提要》从其说。
刘献廷晚年著述，除《新韵谱》《日记》《友谱》诸书外，尚著有《日知录》。《广阳杂记》卷三（三十五）载：“徐玄扈先生有《农政全书》，予求之十馀年，更不可得。紫庭在都时，于无意中得之，予始得稍稍翻阅。玄扈天人，其所著述，皆迥绝千古。然此书先生未竟之稿，而方国维、方岳贡重为编辑者也，故读之不能畅。人间或一引先生独得之言，则皆令人拍案叫绝。意欲摘其数十则，录于《日知录》内，而卒不暇也。”《日知录》与《日记》二者，正是《广阳杂记》的主要来源，故札记说和日记说二者，最能得《广阳杂记》性质之真。古人读书，喜作札记，清代学者成就尤钜。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尝论析道：
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不肯泐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在预备资料中者。又当时第一流学者所著书，恒不欲有一字馀于己所心得之外。著专书或专篇，其范围必较广泛，则不免于所心得外摭拾冗词以相凑附，此非诸师所乐，故宁以札记体存之而已。……由此观之，则札记实为治此学者所最必要，而欲知清儒治学次第及其得力处，固当于此求之……各家札记，精粗之程度不同，即同一书中，每条价值亦有差别。有纯属原料性质者对于一事项初下注意的观察者，有渐成为粗制品者胪列比较而附以自己意见者，有已成精制品者意见经反复引证后认为定说者，而原料与粗制品，皆足为后人精制所取资，此其所以可贵也。要之，当时学者喜用札记，实一种困知勉行工夫，其所以能绵密深入而有创获者，颇恃此，而今亡矣。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七），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91～93页。
梁氏所论极是，以之审视《广阳杂记》，最相吻合。无论是李慈铭批评《广阳杂记》“糅杂无序，偶一考古，大率浅谬”，还是翁长松称赞《广阳杂记》“大部分内容仍不失为考证之助，而且其识见甚新颖可喜，其厚今、求实之说为当时不可多得之高论”5翁长松：《刘献廷与〈广阳杂记〉功顺堂本》，第303页。，皆基于札记体的优劣处立论。
明季遗事，传闻之多，纷如乱絮，诸家各本一说，莫衷一是。刘献廷早年行踪遍及南北各地，留心稗闻野史；
晚年两度入京，阴抄史馆秘籍数千卷，欲承继司马迁之遗绪，著《明史》长编，藏诸名山，传之后世。惜年未五十而卒，纂述未就。稽考《广阳杂记》全书，既有读书时简略之考证、悉心之摘录、独至之心得，又有旅次中见闻之记载、景物之描绘，札记、日记特点皎然。可见，《广阳杂记》正是黄宗夏辑录刘献廷晚年著述《日记》《日知录》、读书札记而成。其辑纂虽显散漫，条理亦未经仔细疏理，然细析其史源，一为游览旅次之见闻，二为官书奏疏之记载，三为亲友耆旧之访谈，四为私家著述、稗官野史之抄撮。凡此数端，无不反映刘献廷留心史事、搜集史料之勤勉。戴名世与刘献廷同怀著史之志，寓京时目睹献廷为搜求史料左右奔走，尝感慨道：“继庄衣食不遑给，而奔走拮据，出金数百购求遗书，凡继庄之所为者，其力既已勤矣，而其志亦已苦矣！”1《送刘继庄还洞庭序》，戴名世撰，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卷五，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37页。周星诒深知“国初人撰述甚苦”，故其抄本中不敢任意妄删，而周氏抄本存录的若干条目，如卷一详细抄录二十一史总目（一百），又全文抄录康熙二十九年（1690）御史徐树谷《请修国史疏》（一百五十），显然是刘献廷为修史而抄录的材料，惜其他抄刻本皆刊落不载，后世读者不得而见，遂令刘献廷之不少著述湮没无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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