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呼吸、神游：昌耀诗学的还魂演示,——观马钧《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

郭建强

似曾相识燕归来

——宋·晏殊

这颗心既是探索者，又是它应该探索的混沌的国度，而它使尽全身解数都无济于事。探索吗？又不仅仅是探索，还得创造。

——法·普鲁斯特《寻找失去的时间》

对于我，命运仅仅是一卷书。

……在惯于以“据说”设疑从而提出判断的人那里，事实或许可以被轻率地抹去，但是“昌耀还活着”也确乎荒诞不经，几可看作对于命运的嘲弄。

——昌耀《命运之书》自序·1992

尼采定义：诗人乃是对于一个神的古老想象。

尼采为什么会这样定义？我们能看到、并且可能认可的是——诗人是通灵的言说者，其言语中蕴藏关于记忆、时间、整体等等生命秘符；
其次，诗人具有在言辞中让万物万灵重获灿烂的能力；
还有，诗人是人在现世的发声器和一种标刻，他们倾吐天问离骚、爱恨情仇，让人的欢喜、叹息、愤怒世代回响，并在不同的胸腔喉嗓化作碰触魂灵的吟唱。关于诗之能量，古希腊诗人品达简明道白：“神为能死者造化一切，独把美植入诗歌。”

在汉语中，“诗”这个字具有以言语通联天地、表达心意的意思。无论从形还是从义看，“诗”这个字都天然地带着汉字特有的规则之美和韵律之美。《礼记》中于诗有“诗怀之”“诗负之”的说法，这意味着诗之奉纳、抱负的使命。诗要奉纳、抱负什么？《礼仪》的表述，首先是一种遵从天道的要求。而在《吕氏春秋·慎大》中这样记载：“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两则古辞，一则实中有虚，一则以虚承实，恰恰显示出诗的多棱与深邃。

诗如此，诗人当然有别于他者。诗人如半神、如谪仙，却以常人的形神行迹于世。其间咏叹，自然混合神音与人语；
又因人语生动而使稀罕的神音也泛动光彩。

因此，如果尼采之“诗人乃是对于一个神的想象”的说法成立，我们对于诗人想象，则如描摹世间的半神。这些描摹形态各异，留下了许多足资激动人心的作品。至二十世纪的文学，既有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样恢宏的心灵交响，也有纳博科夫《微暗的火》那样别出心杼的画像和装置。长篇小说《微暗的火》虚构了一位叫谢德的诗人，叙述人（更为荒诞的虚构）则是一名倾尽心力靠近（疏远）、解析（歪曲）、宣扬（遮蔽）诗人的狂热诗评者。全书由虚构的前言、谢德的长诗（为纳博科夫创作，其诗受到英语诗坛高度评价），评注和索引构成。本体和方法、整体与局部、控制和脱轨、现实和心理、文本和本文、作者和叙述人、作者与叙述人和虚构的诗人、作者与叙述人以及虚构的诗人和读者……在这部小说中达成了探索诗与真的奇妙的间距和互换，成为了阐释的复杂互义的艺术标高。

从这个角度看，所有的诗、所有的艺术品，无不是处在一种等待之中。正是在形形色色的读者（眼睛、耳朵、灵魂）中，它们才得以一遍遍复活——尽管多数情况下，其复活是残损的，甚至扭曲的——即便如此，我们也不时被某种艺术和美的转世所惊愕：那些优秀的读者（评论者）恰如布罗茨基诗中所呼唤的：“它欲寻一位骑手，在我们中间”。他们驭使诗之黑马，在无限驰骋中完成了角色的互嵌和互置。

自认为“一爿被岁月孕育的琴键”的诗人昌耀，其身离世已经二十多年，其诗就像片片张合的肺叶等待被不同的呼吸复活。2000 年1 月，诗人于生命末期为《昌耀诗文总集》匆匆着笔的后记，读来格外沉痛：“可叹我一生追求‘完美’，而我之所能仅此而已。那么就请读者将本书看作一个爱美者的心路历程好了。此书的编讫或已预示了与朋友们的永别？我已心躁如焚——愿仁慈的上帝不要将我遗弃！”

一方面是因着身形的告别，一方面是生怕被遗弃的灵魂祈愿。斯人远行，其诗留驻。回到中国现代诗歌的语境中，昌耀的创作和他的经历、形象、生死，无疑已经成为打破既有概念和认识的“事件”；
昌耀卓异的汉语诗体，无疑也从独一性、异质性、审美生成等方面构成了“事件诗学”。昌耀多种色谱的语言构图、多种材质的语言雕塑、多种声息和声部的哦吟与喟叹，在政治时代、历史社会、民族风俗、自然地理、精神心理、艺术宗教等等层面光彩交错、腔调多织。这样的诗和这样的诗人，就像是一块引力强大的磁石，吸引着才智和耐心过人的“解人”。

马钧的《时间的雕像——昌耀诗学对话》（以下简称《时间的雕像》）就是以十几年的时光，投入昌耀“事件诗学”的一次漫长的聆听、观想、运思、动神的深度阐发，一次邀请昌耀诗灵借助“马氏文通”得以返青的文学实践。“大功告成，如丧考妣。”马钧在此书后记开笔写下这炸雷突响于阒寂般的警语。这是马钧之于成书的感受，也是对于昌耀诗学意犹未尽、有待新发的感触；
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阐释的无尽和作品的无限。在中国古代，文化人的文化生命就是通过“我注六经”，从而达到“六经注我”的复活；
马钧的这次昌耀文雕，同样是一种面向无穷、自由、蓬勃的生命审美的潜泳。

生命的过程，世界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对话的过程。对话意味着诞生，繁衍，变化；
甚至独白，也包含着对话，或者也是一种对话……譬如，神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
譬如，乾元，享，利，贞……古老经文里的追述和阐释，同时含具对话和独白的言语。之后，人类的历史很像著名的青海彩陶上的人形舞蹈——在这些远古的陶盆内壁上，十数人环臂而舞，仰天、观地、顿足、胡旋，尤其是回望和躜行，恰似基于此在、而对话于过去和将来的生动演示。陶盆的形制、色彩、人物历数千年而与今人相视，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摄人心魂。

推演深广，世间万物莫不如此。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随着社会和内心的复杂深化，人类对话的对象、内容、形式等等，趋于多元多象。可以说，语言的诞生，来自对话愿望的推送，世界迭变起自对话的塑造。诗作为语言的结晶，称得上是生命金丝银线的极致对话。

马钧深谙语言学家和哲学家“语言本身预设了对话关系”的逻辑，洞悉不同的对话形式和旨向所营造的不同的过程和结果。于是，他在这部与昌耀和昌耀诗，乃至古今诗学传统和诗人倾心一谈的谈艺录，果决地选择了文体上起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尤其是路吉阿诺斯（毓善）等古希腊古罗马诸先贤所青睐的方式——对话。这种极具生命能量和审美层级的解读方式，往往一击数鸣，牵发动身，剥茧抽丝，复照青苔，文本就是诗性智慧的演示和呈现。所谓雕塑，是指在一片空茫或者纷繁万象中，选择材料捏塑、削删、熔铸出倾注着灵魂底色的形象。这是置身空间的艺术劳作，更是面对时间的长久揣摩和对话。马钧依借昌耀诗上天入海，簙越于语言、文化和生命的沉积和新发，神话思维嘹亮通明，古风羌俗奥秘天真，周易老庄出没卷册，拉伯雷惠特曼波德莱尔通感于万物与自我……在呼风唤雨，天花乱坠的阐释、辩论和沉浸于审美的高峰体验的过程中，马钧目迎神接昌耀的诗和健朗灿烂的诗学传统，一次次对既定学院话语程式发动活泼的反驳和刷新。全书从内里到形式都是对于学术驯化、论述霸权、话语唯一的撬动、调笑和修正。这是研究昌耀诗歌的重要收获，也是一尊勇毅地指向时间的 “雕塑”。

显而易见，这样调动感官和心灵，经验和认识，直觉和理性的“雕塑”，势必要求“身、口、意”全然投入。对于昌耀诗艺和人格的推尊，流布于全书：“随着阅历的深厚、展宽、体验的深化，从前单一的感觉印象，已经无法承载昌耀夯砣一般沉重的多重体验了。”（第四章）“昌耀在镕铸古今词语方面，可谓独步诗坛。”（第七章）马钧将”活化“万物的诗性智慧，目为昌耀诗学的”定盘星。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昌耀以他毕生的心智和才情，衔接、壮大了这种古今中外相通的诗性智慧。他与其他诗人迥然有别的地方，就在于一般的诗人只会在自己诗歌创作中局部的、零散的、偶然的、技术地闪现一下这种‘活化’万物的诗性智慧，而在昌耀这里，这种诗性的智慧，远远地超出了修辞术的层面，而径直成为他的思维方式，他生命的直觉形式，他诗歌的官能，无微不至地弥漫着这种‘活化’万物的诗性智慧。”（第九章）

说诗、解诗，从来都是难事、尴尬事。至于中国现代诗歌，评价的迟钝与不及，从诞生之日延续至今。留在记忆中的诗评，大都出于诗人之手。对此，袁可嘉于1948年《新诗戏剧化》一文中所批评的现象至今存在：“现代诗的批评者由于学养得不够，只能由这一改革的来源加以分析说明，还无法明确地指出它与传统诗的关系，因此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印象，以为现代化即为西洋化。”——岂止是学养不够，很多论者缺乏诗性的艺术直觉和审美能力，更糟糕的是，粗陋到说不出中国现代诗的生成动因和发展流变。这样的路人甲一般的评论者所炮制的诗评，生生地将活人涂抹成怪物、甚至裁锯成僵尸，诗歌在他们笔下不过是标本。

昌耀以其奇崛古奥深邃的诗歌品质显著于世，然而有能力执灯烛照深处的“寻美者”却是寥寥。马钧发现：“昌耀的大脑里，有一个审美转换器……由于这个经过审美转换器处理过的语言系统的精度更高，词语和句子里的意义的密度，就不再像适宜听说的语言系统那样纯、易于识别，也不再像口语那样只需听者的瞬间的理解，就会生成意义，而是需要读者反复玩味、涵咏之后，才能萃取出文词之间的旨趣和精义。”

以上种种言说，足见马钧的诗眼和诗心，足见他“不仅是在自身中的旅行”（克里斯蒂娃语），更是在多种文学、现实、历史语境中的摘叶飞花。作为对话的言说主体，马钧顺势将自我一分为二，“憨敦敦”和“涧底松”两个各具诗思、视角的对话者博杂铺呈、纵横源流，直取诗核，在相互补充、辩驳、引申中，交映和聚焦出于不同光线之下的昌耀诗歌美质和特质，展示出既依偎独立的、活泼的学术姿态，又力求破除“以确定编码”为核心的诗性言说。这种彻底开放、并且不断延展的论述方式，极大地得益于“对话”的丰饶和活力。

马钧深知对话性不止于文学内部，而是无所不在。文统诗学，出于不同时空的作者作品交缠杂生，更是牵动人与世界全部层面互动的结果。昌耀诗文交流不同的话语，扭拧多种存在感受和价值表述；
诗人不同时段的创作形成交叉，和当下及更深远的语义互文互嵌，形成了意义的多声部。如何聆听和浴身于昌耀诗歌的交响？马钧使出十八般武艺，努力让昌耀诗歌和昌耀回到那一个个根植于现实、历史、文化和语言深处的语言现场，回到肉身的感觉和表达，剜刻出诗人身体和灵魂的震颤。“憨敦敦”和“涧底松”像是福尔摩斯和华生，试图深潜昌耀的童年记忆和梦境幻觉，在种种诗歌的作业过程中，寻找出诗人的无意识（前语言）的蛛丝马迹。

《时间的雕像》以十七篇正文，两种附录和自序后记，构筑了马钧关于昌耀诗学对话的梁柱、走廊和视窗。在整个论述过程中，既有直切肯綮的爽利，也有山重水复的观照，还有加浓深美快感的“延拓”，和引而不发的新题设置。其对话在探讨、沉吟、印证、茅塞顿开、各执己见中，让纷至沓来的各种“他文体”穿梭于昌耀诗歌，形成诗歌个美和共美的华彩。“憨敦敦”和“涧底松”的语势、语调、语质，在流动的诗学运思中，完成着一次次审美的高台跳水。

现在，让我们列举出一些“对话”的相近词，以感受那种既独立又复生的生命的诗意状态。比如：弹琴——这是手姿和声音向隐藏着的眼睛和耳朵开放，雕镂着空气的震颤；
比如：手谈——在落子的微响和长久的寂静中，共同描画着时间的草图；
比如：双人舞——在形体、动作、姿态、呼吸中，时时闪影重叠或者差异化的构象。

这些关涉双生重影的词语，沉淀于社会政治深处，折射于哲学表达，则于哈贝马斯意指相近。哈贝马斯提倡的“话语伦理学”，也被汉译为“商谈伦理学”。他认为，在这种谈话规则中，所有参与者都有机会阐发自己的见解。“话语伦理学”的贡献在于，以对话和商谈的形式改变之前康德们独自解决哲学问题的方式，矫正了康德的“类命令”，或者更为迫人呼吸的“命令”式断语。哲学从独白走向对话和商谈，诗歌和艺术何尝不是如此？马钧的对话也是这样，甚至更为复杂——因为昌耀多肢节、多形体、多面貌的诗歌，以及充满记忆的文化和文学织锦，给对话预设了丰富的材质，而马钧自我灵性的开合，与前者或呼应，或辩难，或组构新鲜的语言丛林，极大地显示了巴赫金所谓“多义性是对话性的特征”，实现着论语的“双值性”。

骑青牛而欲归隐的老子，在灵宝函谷受关令尹喜之请，停下步履，持笔而书，《道德经》汨汨而出，成为汉文化的母泉之一。这则传说，似可看作文化传递的寓言，也是文化执烛者的使命。

生于湘水楚山的昌耀，经过“风雨雷电合乎逻辑的选择”，而在青藏高原陡然成为一座诗峰，其状若可表述为时代扮演了关吏的角色，邀请他濡化心墨，留下汉语的黄金诗篇。昌耀诗篇美如雪山雪湖，绝非雨露均沾的程式旅游就可感获，其光泽和秘符吸引并挑选着有缘有情有志的慧心人。

《时间的雕像》深入诗歌内里——也就是说，其披坚执锐、放马纵横、秉烛夜游，全部依托于作品本身——马钧从诗歌文本入手，启用生命灵觉，张目运思，搜读诗学传脉和诗歌现场作用于昌耀诗歌的种种迸溅，张证生活、社会种种象兆在昌耀“审美转换器”熔融锻制下，如何成为诗歌的金箔；
继而，趣味盎然地潜探诗人思维的特质、童年和潜意识深远的浪动，然后胸有成竹地指点作品的殊胜洵美。这当真是应了那句老话，论者原本是诗家！马钧之于昌耀的深度理解和妙发，如昆石玉珠流布全文。他观察到昌耀的自我推进和反驳（正是对话的另一种形式）：“你可能已经发现，昌耀在每一时期或每一时段，都会有新的探索体现在他的诗篇里。如此，他的诗歌才会迸发出岩浆般的热力。熔融积蓄已久的各种感觉、思绪、思想，那种混杂的思维成分，斑驳的精神元素，最终像冷凝后的熔岩，奇崛地焊接在天地之间。”

（第十章）他注意到昌耀的“迟暮风格”（马钧关于“晚期风格”的校正）和中国文化传统中衰年变法的对接应和，准确地指出，这些作品的品质在于“能量综合与变化无穷的境界”，在于“优质的混血”。马钧从文字学、名物考证、文化书写的传召，就“文”“织”等字源词根，引出了盘根错节的知识考古，从而令人信服地解说昌耀“混纺诗句”的肌理纹路和状态精神。马钧的昌耀诗学对话，基伫于昌耀和昌耀诗歌，却驱驾读诗印诗的飞燕和神骏，穿梭于时空之浩渺与幽微，品咂古今文典之脉流与嬗变，触动灵魂记忆和现实境遇的多重体验。马钧探究昌耀“烘烤体验”的生成和表现，显示出综合多种学科的人类学式的综观和细察的能力。在诗人“烘烤啊，烘烤啊，永怀内热如同地火”的呼叫中，马钧指出“燔祭”的大火的原意，听到了诗人之于献祭的两种表达：“一边是歌颂的声调，另一边是遭受酷刑的战栗声调，完成是一种复调的表述。”

马钧的只眼观照，复生着人类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经验，其由燔祭引申出的军队经历和时代特质作用于昌耀审美表达的两件东西——群体美感和秩序感，则如魔镜，映现多种意味的形态和构象，恰与昌耀迟暮风格浓深的作品，构成了意味深长的对话。

在诗歌美学的领域里，严正来讲，昌耀的群体美感和秩序感，未免在某些方面走风漏气。显然，这并不相同于歌德的认识，即——只有通过两种方法才能实现宏伟的目标：一是使用强力，二是恪守顺序。歌德所谓恪守顺序，是指具有市民精神的人们的成功之道，就是恪守顺序，始终不渝，持之以恒。昌耀“列阵的雄牛”“移动的城堡”“烈性冲刺”，出自内心焦虑、时代感愤和修整现实而不能的艺术幻化。因此，诗人交错着领航者、追赶者、落伍者等等身份，在不同的语境营造着群体、秩序、端肃的美学特征和力量。此间的矛盾和歧义，端在上世纪70 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新的现代化建设进程。这个进程既包含一种“崛起了渴望啸吟的笋尖”的变革的力量和希望，同时，也在植发和递进中隐含着危险和杀机。这种危险犹如快速更新迭代的菌群，可能以各种方式导致既有文化秩序和心理建构的崩塌。昌耀的诗歌贴切地留下了时代和现实之变在内心和精神的烙痕，他的咏叹是对“噩的结构”的留影和反抗。昌耀与之抗衡的是一种包含民族理想，混合着唐吉诃德与浮士德式的生命冲动。这样一种使命感急迫地贯穿于昌耀作品，在经受无数次燃烧和冷却之后，留下了一堆堆面朝空茫的“叹息的废墟”和意念中“未可抵达的暖房”。

如此错杂、凌厉、峻切的诗歌语境，如此鲜明的矛盾律和悖论思辨的运用，使得昌耀诗歌的心理和精神经验，多维多层多质地成为了这个时代不断颠覆重组的话语义符。

马钧于此用力甚勤，进而在各种上下文中显示昌耀的文学母题乃在于公平正义。昌耀的排泄幻象也好，诗学脱敏也罢；
无论攀登上升的姿态和窘迫，或者坠落下降的晕眩和快感，无不是追求历史价值和意义、追求灵魂生动和饱满的片段，无不是这样一位诗人的雕像。诗人的语言拼贴复调混响，“诸根互通”的修辞术，莫不是昌耀借神话、地理、民族、现实的种种材质，再次提出那个关涉人类发展的永恒问题，并以诗的方式深化这种思考。在时风多变的今天，昌耀的倔强和执着，不啻稀缺的精神资源。在马钧的凝视中，昌耀便属于这么一个“依然故我者群”——“从他的人格气节和诗歌追求看，即使他受到时代的挤压，但他的脊梁没有严重弯曲，同时，由于他生性孤傲、性格倔强，倒有可能在强大压力之下，在内部加倍地反弹起一种不妥协的力量。”昌耀重要作品《一天》的诗题是帕斯卡尔的名言：“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这引言印证着马钧视角中的昌耀，这是一尊形象和精神同样生动的雕像。

文果载心，余心有序。（《文心雕龙·序志》）刘勰的言说，将读者（评者）与作者（作品）的投契程度，推入了情感关系的极致。马钧在摭取屈平庄子李贺张岱阿城木心等等文学半神的穗果，神游毓善本雅明巴赫金钱锺书卡尔维诺诸多大家的建筑工艺和编织术之后，将昌耀确定为倾力阐读的对象实非偶然。马钧在昌耀诗文中找到了很多与自我近似的精神元素和审美标尺，《时间的雕像》对于二者都是“命运之书”。

重要的是，昌耀诗文的“织体”，具有在阅读过程中不断生成和转化的性质。这种发生在优秀文学文本的现象，可以用符号学的观点加以说明：“符号的意义不是先验存在的，而是在文本书写过程中生成的。文本提供空间，使更多的他文体在自然中作用，转化，符号的意义在这样的互动、交织中浮现。”（西川直子《克里斯蒂娃》）昌耀作品中翻涌着种种“他文体”（包括文学的和超文学的，以及各种自我的和非我的）——如此，昌耀其实是指他的各种分身和转化的总和：昌耀同时是服膺某种声唤的阵中士和游弋于郊野的行吟人；
既是现实中拙于表白的口吃者，也是直面空茫的雄辩家；
既是涌动民族文化精神的大德者，也是踽踽于自我苦梦的独行僧；
既是精于词语炼金术的诗人，也是深知那精致和精确不过是“噩的结构”的祛魅萨满。昌耀后期的“诗散文”（借西川语），荒诞悖论丛出，噪音迭出迭现，与写生“青藏高原形体”的那个诗人，几成反向，构成张力。这样的昌耀本身就是“多声部”，本身就具有“杂语性”“互文性”“对话性”“双值性”……我们知道，这种其形质和意义总是处于活跃状态，并且在意想不到之处触发读者情感思维的作品，恰恰是一位诗人优秀与否的证明。同样，这种作品以密度、强度、能量生成一个个密码，对于很多读者是种难度。马钧致力于探找昌耀诗的生成原因和成分，在对话和互文中标写昌耀诗的特质，精心研读昌耀诗的符义，最后在时代和诗人的精神内里寻找核心的触点。

《时间的雕像》是关于昌耀诗学的美学散步，更是时代和诗人的心理精神的分析。马钧所观想的昌耀诗学，也必然归投于心理学的起始问题：也就是探讨灵魂的起源，灵魂和肉体的关系，灵魂际遇和状态。在这个意义上，马钧讨论的内省经验和内感官，也即记忆、想象、梦、幻觉之于昌耀诗的作用，超越了修辞层面，而指向了诗的本质。这样的解读，既是生发于马钧的个体感受，同时也构成了昌耀话语的一个部分，成为了活态文学的又一个例证。

知者创物，巧者叙之。

以此对照“文学本体”和“批评文体”，首先要求创物（作品）在宽泛意义上能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而巧者（批评）也相应具有“酌乎纬，变乎骚”，熔裁附会、剖情析采，执正驭奇的能力。两者相契，才能弦有知解，音有生发。论文才能从容指点“文学与……”的关联互映，述笔才能深潜作品肌质内理烛照“文学与……”种种灿烂和奥美。实际情况是，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二者恰切地互舞并不多见。能够经受时间淘洗的作品固然不多，“解人难索，为之兴叹”则是常态。作品和批评共美、同为艺术创作的事例，寥寥无几。

马钧选择昌耀作为诗学对话的主体，暗合刘勰“选文以定篇”“释名以章义”的批评姿态和做法。这是马钧三、四十年的文化准备和创作经验双触发的结果，是他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寄托于一次浩广的诗学漫步的实验。也就是说，这次自语和对话，极大地调取了马钧的生命体验和文学经验，他借助于昌耀诗而连通自我的审美灵觉；
同时，通过自我的“诸根的互通”，而让昌耀在诗歌中又一次复活。为了保证在诗歌的触摸、凝视和呼吸中，复活诗人的运思、铸词、精神的手模和诗歌根系的文化团块，马钧有意远离当今“学院论文”那种削足适履、貌似严谨的目录分类式的体例，而侧身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以及支流的探索热情、英美“新批评”的细密辨析和法国“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风吹水流；
尤其是承接于中国古典诗论诗话的传统，而让整部书在深邃而宽阔的洞察中，时时露透着“游于艺”的轻松、自然和兴味盎然。整部书大体将语态设置于轴心时代中西大贤所共同青睐的“对话”语境；
然而对话的内容、质地和形态，既非单一的问答式、也非纯粹的辩经辩难式，而是将启发、洞见、感受、共情同铸，不断在感、知、识、觉的各个层面绽放诗华。马钧将钱锺书、本雅明、巴赫金们的慧眼，接续于欧阳修《六一诗话》那种围炉说话的氛围里，惟意所欲，文尽可能，将论者的阅读过程、唤起过程、对照过程，与文本世界、文学脉流、诗人的现实境遇和精神状态形成互嵌式夹角，从而消弥了“说什么”与“怎么说”的语界，指向了文论即创作，即是文学作品之一种的审美样态。

马钧极擅从细微处入手、铺陈、联通，在他设置的任何一小片试镜中，我们可领略昌耀诗歌语体奇崛的凝结物如何像昆仑玉石般展示出宇宙和心灵的那种经脉。在第十二章中，涧底松就“嘘”“壁”“密西西比河”等字和词入手，给憨墩墩调试出了一尊尊文化的浮雕，进而在中西贯穿的诗歌时空中，多姿多相地复活了诗歌《斯人》，也复活了诗人昌耀。马钧的诗歌考古和诗歌语义绘影的功夫深厚，他关于“叹息”与“叹嘘”的区分，对于“嘘”的音、形和姿态所作出的知识和诗美的探索，既具有学理的说服力，还带着一种随笔的开阔之美。

《时间的雕像》专设一章讨谈昌耀诗中的量词活用。憨敦敦注意到：“很多人说动词是语言的骨头，那么在我看来，作为形容词的量词，就是显示身骨的飘飘衣袂。古代画工和雕塑家的身手，有一条就是看他们对衣服褶皱纹理的处理技巧。昌耀在语言上有一个精深的手艺，特别擅用量词。”马钧借此凿孔拓荒，引出一种衡量诗艺的高低刻度，那就是诗人“有所准备”的程度的厚薄。在赏析昌耀一系列施用于不同语境的量词活用的诗例后，马钧指出昌耀语言的一个特质，“不是改变词性，他是采取超常搭配。”这样的艺术手法的使用，破除了有些诗人念念叨叨的大词小词、实词虚词的魔障，实现了在遣词锤字方面，其实各词平等、得失全在匠心的规律。马钧称道“一滴夕露自古榆的树冠悄声/沉落”，“马的鞍背之上正升起一盏下弦月”等等神丰肌满的诗句，用写作文本、阅读感受和外部文本三者搭建起了充满“动感和活力”的诗学空间。马钧透过量词进而指出，“昌耀特别擅长用缺省表述来增大语言的凝练度和含蕴的张力。”在这里，“缺省”正是完足的“存在”，正是立足人类整个生活文化的历史图景的咏叹。马钧神游于昌耀诗歌凹凸明暗厚薄冷暖交错的语义城堞，继而在量词背后摸取出种种关涉潜思维、关涉地方文化模型，关涉人类共有经验和记忆的鳞片碎甲，镶嵌于当下的美学拼图，打磨于正在进行的诗学雕像。如此，量词活用也好，炼字铸词也罢，在诗学实践中恰是古今诗人沥尽心血磨制的“腰铁”和“诗眼”，是“破除习惯思维的惰性和惯性”，“追求鲜活而富有生气的高质量表达。”

所谓高质量的表达，在诗歌创作中契符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的要诀，呈现出“不以法脱，不以法缚”的通透。马钧深观细察昌耀的字法、句法、语法、手法、身法，在种种看上去属于“术”，属于“技”的层面革故鼎新，荡漾出结合中国古代美学“游于艺”的感悟方式与“西方辩于理”的逻辑方式的新型文论风格。他在昌耀诗歌世界的蹀躞、观想、神游，不时会发现或营造出一个包含多重因素的文峰碑。此间论述很像是打开了一帧涵裹多彩多味多声部的立体卷轴画，给予读者多方面的启发和感悟。众所周知，昌耀大身量大密度的诗歌行垒，是其诗歌体貌品貌神貌的重要标识。诗人晚期消弥诗与散文界线的“诗散文”，踩踏着庄周、李贽、尼采、波德莱尔、鲁迅的神思鼓点，命中注定般地杂然纷呈，成为昌耀诗体变动的重要表征。《时间的雕像》专列一章，讨论跨越式分行。马钧在古今诗林左右摘取，辨读昌耀诗核纹理，令人信服地从凝视（空间）、句型（结构）、速度（思维的暂停和接续）几个层面，说明“诗歌的语义流当中引入短暂混沌”所造成的视觉和心理的美学效果。审美经验是内在的，这要求它最大限度地调动审美对象不可约缩的主体性。于此，审美经验是一种翻译和呈现，更是一种层层瓣瓣绽开的对话。这种对话，在实现过程中，是呼唤与回答的关系；
并转化成为可以分享的生命体验。

在《时间的雕像》中，马钧如同河西走廊出土的标志文物——马踏飞燕，在时空迭变霞蒸云蔚的编织中，与昌耀诗互文，纵驰诗泉文林的乐趣。他的解读义明而词净，韦事圆而音泽，既属于个体的感受和认识，同时也构成昌耀话语的一个部分，并且是活态文学的一个显示。马钧关于昌耀诗学在语文、修辞、审美上的还魂演示，也是自己吐故纳新的一次形意神的深度描画。

我手边有一本藏族古代文艺经典《诗镜》，藏汉英三种文字，就像是文化生命传播、转型的直观演示。在十六世纪，藏族学者索喀瓦洛·卓杰布论及这部从印度文库引进、对藏语诗文写作发挥了巨大影响的论著时，就内容、体裁、修饰三者之间的关系，准确地选用了生命意象喻以澄明：

以人的躯体、生命、装饰为例证，

总括为四大事的诸内容好比生命。

韵文、散文，合体等体裁就像躯体，

意义、字音、隐语等修辞则如装饰。

《时间的雕像》着力于昌耀诗体文格、修辞造境的生成、变化和效果，终归是指向根本——也就是作品生命能量的描述和判断。这意味着马钧于昌耀诗的镂彩摛声，每一次赏读、品味，每一个章节、细部，都是窥孔整体的结果。换句话说，马钧之于昌耀的对话，可以理解为在他的心目中，昌耀诗正像以上喻比一样是活着的生命，是活色生香的，并且仍在生长和变化着。

《时间的雕像》所演示的诗学对话、互文记忆和蘖生、语言符义的展现和内掘，立身于文法、修辞和审美，同时指向生命本身的状态——这是更深层面的文学的特质决定的：既是记忆的，又是遗忘的——于是，全书从对话——互文——辨识，自然而然地指向深层心理和精神分析。马钧透过字词的镜体，透过镜面呈映的社会、历史、民族的重重云彩，而将更大的热情投向了心理学和文学发生学的起点问题：灵魂（文学）的起源，灵魂（文学）和肉体（诗人）的相互作用。

马钧的诗学探索极具身体感、肉身感，他在昌耀诗歌的每一个节拍、吐气和啸吟中，感受到的是混同于屈陶李杜等等古往今来的大诗人们穿过人间，接受附载于时间的一切压力和催发，而留在汉字的义、形、声的带有血迹泪痕体温掌模的灵魂知觉和记忆。因此，《时间的雕像》细细地揣摩昌耀诗歌建筑的构型、气质、神韵，抚摩那些石头的、金属的、木质的材料，复盘那些构思和窥意象为运斤的过程，打捞在时间的长河中各种叠印的光彩气息，旨在以自我的心象展现昌耀诗如同飞鸟在天空的光影中波写的美妙线索，和风动云移的美的构图。这注定是一场以诗心擦亮诗心，以得意呈现得意，以灵魂唤醒灵魂的过程。这个感觉类似于恋爱，过程却因为美的魅力而指向无限。如此，这个过程中千山映水，时更序换，滋味非同一般。

昌耀诗歌《一天》以其“可感的时间”而滋味复杂，具有时代社会背景、地域民风色彩、狂欢戏谑语调混响诗行，饱满地滚动着普鲁斯特那般充盈各种感觉的时间的颗粒。在语言构制的皮肤上，密密麻麻的诗眼灵动地突起，嗅觉、触觉、味觉荡漾期间……诸根互通，直抵心理深层，直通万古幽思，使得诗歌具有了立于当下而迎面于亘古的姿态。马钧关于这首诗的深读细解，称得上是关于还魂昌耀诗学的直接演示。这篇以附属形式置设于十七篇对话体正文之后的文论，仍然葆有强烈的对话色彩。和《时间的雕像》中所有篇章一样，在质感多汁的语流中，交织着观察、评论、述往、随想、类比、注解、诗人自道，在跨越时间和学科界限的神游中，马钧就昌耀的文学自觉、时空压缩术等等美学特质和效果从容指认，一一点数。马钧敏锐地注意到钱锺书所谓“倩女离魂法”，在昌耀诗中是沟联多重生命感知的基本手段，并且成为了诗学美质的一部分。马钧不期然地又一次涉入生命和创作共有的源头动力，那就是快乐原则与死亡欲动之间的冲突、融合与并置。正是在这种土壤中，外在的材质方以各种情景落地生根，结出各具灵魂色彩的果实。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或许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解释诗歌、艺术，是因为她们奠定人类共同生活的根基。”“诗歌和艺术虽有时空、文化、形材的不同，但是总归是人类经验的高度浓缩，是包含着记忆和未来的密码，是人关于美的呈现。其状无论在生活中、在心理精神中，可以用晏殊的名句‘似曾相识燕归来’”概述。一次次冲击视觉、内心，唤起深层记忆、鼓舞我们创造的燕子，在街角屋檐树梢河山，在想象和记忆里，以其燕翼的弧线、翔姿和鸣叫，给予我们深邃复杂的生命感受。

马钧选择昌耀和昌耀诗复演生命的形态、表达生命的能量，他的诗学对话的方法和目的，“是从一个作家的身体官能抵达他的精神领地，他的想象世界。”马钧知道，这种研究越是贴近作家和文本，就越接近事物的本质，就越靠谱，可信，越有意想不到的发现。诚哉斯言，回到肉身，回到现场实境，回到生命的种种状态和行动，诗歌和其他艺术品才能在阅读者、感受者、承接者那里复活。这种复活不仅仅是阅读者生命和记忆的刷新，也不仅仅是艺术品和艺术家的复活，而是整体的照亮，显现的是我们所能感知的世界的一个个本体。马钧对话昌耀、对话显影以及隐迹的种种贤人儒者，不是为了重构一个寻常事实，也不是仅仅指出昌耀诗学种种明暗的流迹，而是呈现“六根互通”的灵息如何流奔于诗歌，如何吹拂我们知觉，并帮助我们恢复生命的自主性和原始而丰富的感受能力。

和某些注定无法结尾的文学作品一样，《时间的雕像》也是一部敞开的、等待续写的作品。这与生命的、时空的性质仿佛就是处在一种独白和对话的状态中。棋逢对手、赏心悦目的存在，不啻是灵魂的相互对应。马钧的诗歌对话或许也是这样，它遵从了这样一种逻辑：真正的对话就是爱与美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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