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国家重大战略的智慧情报服务：内涵界定、赋能机制与逻辑进路*

郑 荣 高志豪 魏明珠 王晓宇

（1.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5）

总体国家安全观、科技强国等国家战略的实施赋予了情报学更高的使命，促进情报学的发展和学科延伸向新时代、新目标、新任务和新路径迈进，在数智驱动的大背景下，智慧情报服务顺应时代发展需求而诞生，并在大变局的背景下被赋予了重要的时代使命——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为国家安全、科技发展、产业规划提供战略支持和情报数据支撑。但纵观当前的研究发现，智慧情报服务在情报产品研发与服务模式构建方面的研究还处于相对割裂的状态，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研究逻辑，这不仅不利于理论的进阶，也阻碍了现实价值的有效发挥，探究数智驱动下智慧情报服务并构建相同目标导向的研究进路便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将聚焦智慧情报服务相关概念的边界及融合趋势，分析其演化态势，以当前时代要务为指引探究数智驱动下的智慧情报服务赋能机制，并提出智慧情报服务赋能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逻辑进路，释放“智慧”和“情报”势能，为国际竞争和复杂信息环境背景下的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智慧情报和智慧服务支持，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1 智慧情报的内涵

“情报”与“智慧”的内涵密不可分，“智慧”的内涵渗透在科技情报、竞争情报、应急情报、国家安全情报以及军事情报中［1］。

20 世纪90 年代初，葛民对情报智慧的价值、特征及内涵进行了阐释，认为情报人员的智慧和创造力以及智慧情报工具的开发尤为重要，提出高层次情报开发的本质是情报智慧的开发［2］。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情报的智慧性跃升体现在智能技术手段的应用方面。

化柏林和李广建从新型智库、情报实践、DIKW、大数据时代等多角度对智慧情报进行了内涵阐释，认为智慧情报与传统的情报相比，对数据的依赖程度有了提升，强调用数据智慧计算情报需求、分析竞争环境及对手以及动态感知形势变化［3］。

在情报感知领域，白如江等拓展现有情报感知体系的方法范畴，提出智慧情报感知体系，将因果推断、事件溯因、轨迹刻画等学术界前沿技术及方法引入智慧情报感知的研究当中［4］；
张海涛等提出情报智慧赋能突发事件态势感知和智能协同决策［5-6］。综合现有研究观点，智慧情报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智慧化的情报产品，即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实现情报产品的多样性开发，利用智慧化手段开发智慧化情报产品；
二是情报工作及过程的智慧化［7］，在情报工作过程中，采用智慧化方法，利用智慧化工具，完成情报工作搜集、加工、存储、分析、传播、流通等全过程的智慧化转型；
三是实现情报智慧赋能，为情报学各领域的应用场景提供情报智慧［5-6］。综合对比智慧情报与传统情报可以发现，情报的智慧化进程更加突出需求敏感性、数据多源性、分析智能性以及服务可嵌入性［3］。

1.2 情报智慧服务的内涵

智慧情报强调的是智慧化的情报产品及开发过程，情报智慧服务作为智慧情报的延伸，将重心转移到提供智慧化的情报服务上，强调数智赋能情报智慧服务的发展，其智慧性不仅仅体现在情报产品的智慧性和高质量，其对服务模式的智慧性和智能化有了更高的要求。吴丹和刘子君认为数据来源广泛、数据融合服务全面、服务精准化、注重数据隐私和安全是智慧情报或信息服务的未来发展态势［8］。柯平和邹金汇认为后知识服务时代，智慧服务将是逻辑重点，强调了数据和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数智融合［9］。

苏新宁从未来图书馆发展的角度提出数字化、虚拟化、可移动、智慧服务是未来新形态［10］。

王心妍和王晓慧构建产业竞争情报智慧服务体系［11］。钱力等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智慧服务平台建设为例，提出“AI技术+大数据”驱动的智慧知识服务生态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从智慧数据、智慧中台与智慧服务3 个层面共同构建“科情大脑”，构建开放智慧知识服务生态环境［12］。

郑荣等对多源数据驱动下产业竞争情报智慧服务相关理念和概念做了界定［13-15］。王秉和陈超群构建智慧安全情报服务体系，并分析智慧安全情报服务体系的运作过程与服务模式［16］。

综合目前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情报智慧服务强调新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应用，以多源数据为基础，借助数智赋能的思想，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知识图谱等技术为底座，实现情报挖掘与知识发现，从而完成智慧化、自动化、精准化、个性化、前瞻性和及时性的情报服务。

1.3 智慧情报服务的内涵界定

智慧情报是以情报为切入点，通过智慧化手段开发、生产、提供更好的情报产品，强调情报产品及其生产过程本身。

情报智慧服务是以用户所需求的服务为切入点，利用新的技术或手段，完成基于情报产品的智慧化服务，强调整个智慧服务过程。前者目的是通过开发情报产品来提供情报服务，智慧性体现在情报产品开发和产品功能中；
后者强调情报全过程服务的智慧性。

此外，二者关注的重点不同，智慧情报是产品导向，突出产品与生产过程的特征；
情报智慧服务是服务导向的全过程。情报智慧服务是智慧情报的延伸，智慧情报是情报智慧服务的基础。智慧情报作为一种智慧化的情报产品或情报工作全过程，其最终目标是为国家、产业、企业或个人等情报主体提供如信息咨询、事件预警、竞品分析、竞争对手画像、危机事件演化态势等一系列的情报服务，因此，智慧情报最终的落脚点是智慧服务。王延飞等对情报、智能和智慧进行了辨析［17］，罗立群和李广建概括了智慧情报服务的三层含义［18］，这也预示着智慧情报和情报智慧服务在概念和应用方面逐渐走向融合，并揭示出以智慧情报服务为导向的研究逻辑的可行性与科学性。

数智赋能理念助推二者融合从理论走向现实，即实现“殊途同归和交融共生”。智慧情报和情报智慧服务融合后，形成数智驱动下的智慧情报服务，以服务和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发展为目标，共同致力于复杂信息环境、复杂国际竞争环境下的企业、产业和国家各个层面的服务（智慧情报、情报智慧服务及融合后的智慧情报服务相关概念见图1）。

图1 智慧情报、情报智慧服务和智慧情报服务相关概念界定

我国的情报工作大致分可为“跟跑”“并跑”和“领跑”三个阶段，虽然我国部分领域的情报工作已经处在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总体而言，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跟跑”仍然是主旋律［19］。

智慧情报服务在我国情报工作需求的引领下，经历了“情报工作雏形”“智慧情报服务萌芽”和“智慧情报服务初见成型”三个阶段，主要服务内容也从“局部问题应对”向“赋能国家战略”演进。

2.1 传统媒介时期下的情报工作雏形

20 世纪50 年代我国情报学诞生初期，我国科技发展水平较低，此时各级情报机构的情报工作主要为吸纳借鉴国外情报学研究前沿，情报工作处于被动追赶状态。此时的情报载体为传统媒介，如纸质文献、图书、报刊、杂志、政策文件等，只需要对国外情报信息进行翻译、组织、借鉴与学习，形成情报分析报告即可［19-20］，此时的情报工作和产品谈不上“智慧”。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互联网的兴起，促进了情报学的空前变化，情报工作扩大了研究范围及应用行业。

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是传统媒介的一种延伸，在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技术的加持下，情报产生的过程更为便捷和高效，情报内容的深度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情报产品种类也愈加丰富。

传统媒介时期一直到Web1.0 的互联网早期，情报产品仍处于发展的初期，以任务导向为主要特征， 此时情报工作并未体现出智慧化和个性化，但逐渐丰富起来的情报产品、日渐扩大的情报学研究范围和不断外延的情报产品应用为智慧情报的诞生奠定基础。

2.2 互联网时代下的智慧情报服务萌芽

网络技术的进步催生了Web2.0 的产生，该阶段倡导以“用户”为核心进行网络交互，注重信息交互和信息互联。

Web2.0 的应用（如在线社区、社交网络、微博等）使得情报开源更为便捷，个性化、定制化和智慧化的情报产品也随之诞生。在此阶段，我国的情报工作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科技情报，面向产业、企业以及个体的智慧情报成为重要的研究热点。

Web 3.0 时代将大数据、语义网络、云计算、视觉搜索等网络技术融入进来，在此阶段智慧情报将智慧情报分析策略作为重点，注重智慧化的情报数据处理方式，并将智慧情报服务功能开发作为目标。

这些智慧情报的功能是智慧服务的基础，需要将大数据智慧分析系统、互联网与智能终端进行集成，实现情报知识关联，为智慧情报服务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撑［21］。

此阶段的智慧服务主要有自动情报信息采集、智慧态势感知预判、智慧情报竞争分析、智慧知识服务等［22］。在Web2.0 和Web3.0 的社交媒体时代，我国的情报工作已经实现转型，为产业、企业和个体用户提供智慧情报产品成为该阶段的主要任务。

2.3 数智时代下的智慧情报服务初见成型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以数据和智能化为核心的数智时代到来。数智驱动的本质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为底座，实现技术应用下的智慧化和智能化， 提升技术使用主体对技术的协同应用。数智时代下大量颠覆性的创新技术不断涌现，如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情境感知技术、智慧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等［23］，人工智能、元宇宙、数字孪生等全新的场域和技术同样给情报工作带来了新的任务和目标［24］。我国情报工作不断扩展范围，以科技情报为主的情报时代成为过去式［25］。

数智时代下，情报工作将结合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聚焦我国经济发展、文化传播与建设，服务于国家安全、科技强国等新型战略需求场景，情报工作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使命，促进了智慧情报服务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我国的情报工作通过智慧化转型实现迅速发展，以数据和智能为驱动，智慧情报初见成型。在数智时代下，智慧情报产品研发已逐渐聚焦到突发事件、国际竞争、经济发展、数字经济转型、国家安全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面对复杂国际环境和新时代发展要务的非线性缠绕，智慧情报服务应深化“耳目”和“尖兵”职能，发挥大变局时代的“参谋”作用，强化智慧情报服务赋能机制，理清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基本思路。

为此，笔者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引导，充分考虑目前智慧情报服务的现状，从学科角度、人才角度、场景角度和技术角度来搭建智慧情报服务的赋能机制，形成了以“双向赋能”为核心的情报学科机制、以“数智教育”为核心的情报人才助力机制、以“场景画像”为核心的具体情境引导机制和以“平台搭建”为核心智能底座夯筑机制。

以上四项机制构筑起“学科建设-人才助力-情境引导-平台支撑”四位一体的智慧情报服务赋能机制体系，最终实现对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赋智与赋能。

3.1 双向赋能，情报学科支撑机制

智慧情报服务是情报学科重要的应用与拓展，丰富了情报学科的内涵。与此同时，情报学科凭借其学科框架及研究范式引导智慧情报服务的建设，二者实现双向促进。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在新的一级学科名称下，情报学作为二级学科同样要支撑起新时代、新内涵和新任务下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

学科更名后的信息资源管理着力于不同的二级学科方向，寻求突破，接轨新兴产业发展，在与其它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寻求学科增长点与学科话语权。

智慧情报服务离不开情报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纵深，实现大门类、大领域、大体系和大思维跨学科纵深交叉和发展。在新任务、新形势、新外延的指引下，情报学有了新的任务和发展思路，智慧情报服务同样实现了服务内容和深度的延伸。智慧情报服务的不断完善以及情报学科内涵的不断深化共同为国家重大战略场景任务提供了情报和智慧的保障，以数智驱动为核心的智慧情报服务为各战略实施场景提供了“数据-情报-技术-智慧”的服务支撑，情报学科与智慧情报服务实现双向赋能，二者的新内涵和新外延互相提升了服务质量和能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在情报学科的支撑下顺利实施。

3.2 数智教育，情报人才助力机制

加强情报相关人员的数智教育，面对世界之变，牢牢把握数智基因和情报脉搏，培育以“数据”和“智慧”能力为内核，能够承担多领域数智化工作的复合应用型情报学人才，助力智慧情报服务顺利实施［26］。在情报人才培养方面，要夯实基础支撑，瞄准国家需求和前沿领域，构建数智赋能下的研究生培养生态体系，聚焦多学科交叉，从情报学专业课程、专业集群、数智化教育、实践教育四个维度入手，立足多学科交融，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形成资源共享、动态优化、协同共建为基本原则的数智人才培养模式。情报学相关行业及领域需要完善人才培育模式，具体措施包括三个方面：（1）聚焦新领域，构建以情报学为基础的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机制；
（2）服务新格局，深化校企共建、产教融合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3）探索新路径，探究多学科融合下的以智慧情报服务为目标的交叉学科发展驱动模式。

最终培养出能管理、懂技术、会科研、敢创新，兼具数智化思维和数智化能力的复合应用型人才，让数智人才广泛参与到智慧情报服务实施过程中，赋能智慧情报服务，从而推动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

3.3 场景画像，具体情境引导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一项复杂性及系统性工程，其中涉及各领域大量的场景。

与此同时，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过程中场景更为具体。

在面对各类突发事件场景、情报应用场景、用户需求场景、特殊问题解决等场景时，智慧情报服务需要满足各类场景的个性化和定制化需求，并适配各类场景的服务需求和特点。智慧情报服务最终目标是为国家、产业和企业相关用户提供定制化的情报智慧服务，以情报知识挖掘与发现为基础，秉承知识发现促智慧服务的研究理念，以应用情境为导向，实现由面向任务的被动情报服务转向面向内容理解的主动智慧服务。

根据实际场景，对技术、需求及服务进行解构并重组，形成定制化情报智慧服务。除情报检索与问答、情报浏览与推荐等基本服务功能外，智慧情报服务主要提供个性化智慧情报微服务、竞争情报智慧推荐服务、情报协同应急智慧服务、政策智能问答智慧服务以及态势智能预警服务等。

面对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时代要务，对智慧情报服务各类实际应用场景进行特征提取，并进行场景画像构建，剖析场景实际需求，然后将情报产品和服务内容与场景进行匹配，实现智慧情报服务的定制化场景推送，以实际情境为引导实现智慧情报服务的有效运行，促进智慧情报服务有效落地。

3.4 平台搭建，智能底座夯筑机制

智慧情报服务平台可以提供一个智慧情报产品集成、情报处理技术方法集成和智慧服务集成的“智能底座”，为智慧情报服务的实施提供平台支撑，加快以新技术、大数据、场景化为核心的智能化、智慧化情报服务模式的落地，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赋智赋能。

智能技术的迭代嵌入是智慧情报服务平台构建的有力支撑，平台通过高可用性部署方式，对不同数据源进行采集，提升数据处理能力，同时将智能技术迭代嵌入情报智慧服务过程中， 通过灵活组装多个高度自治的定制化服务模块满足多元主体和多场景的复杂服务需求，因此，智能化工具和技术可以夯实智慧平台的搭建。

同时，平台的搭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智慧情报服务的实际落地， 满足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过程中不同主体和事务的智慧服务需求。

综上，情报学科支撑机制、情报人才助力机制、具体情境引导机制以及智能底座夯筑机制共同组成了赋能机制体系，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目标，发挥学科赋能、人才赋能、场景赋能和平台赋能的整体作用，为数据驱动下的智慧情报服务赋能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打下坚实的基础（面向国家重大战略的智慧情报服务赋能机制见图2）。

图2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的智慧情报服务赋能机制

数智时代，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物联网、虚拟现实、区块链、数字孪生、元宇宙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新概念和新场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为智慧情报服务提供了更加多元的情报产品研发方向和智慧服务内容［27］。

智慧情报服务为不同维度的国家战略提供“智慧情报+智慧服务”的双轮支持。面对科技交流平台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危机事件冲突、数字经济治理和国家文化数字化等近年来国家的战略需求场景，智慧情报服务释放智慧化的情报和服务势能，协同赋能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4.1 智慧情报服务赋能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逻辑

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场景要求智慧情报服务发挥数智驱动优势，促进智慧情报与情报智慧的协同融合，形成数智驱动下的智慧情报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情报智慧服务模式，服务于国家产业规划与布局，辅助国家科技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内外部协同发展的要求必然会导致智慧情报服务处在动态调整的状态。因此，智慧情报服务赋能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逻辑需要从“变与不变”“传承和创新”的双重辩证维度去探究，实现智慧情报服务的固本与延伸。

4.1.1 交融耦合，智慧情报与情报智慧形成服务合力

智慧情报与情报智慧的融合不是指两个概念在学术和理论层面的结合，而是指在智慧情报服务过程中实现智慧效能和情报效能的协同释放，进而形成智慧情报服务合力。

智能化技术的出现扩展并丰富了情报服务的内涵，智慧化工具的产生更是促进了情报服务生产力的大幅提升，情报工作的周期大大降低。

智慧情报产品开发和情报智慧服务逐渐走向融合，情报工作的目标也从单一的产品开发或服务提供转向智慧情报与情报智慧的交融耦合。

智慧情报服务要实现服务层面的逻辑转向，服务对象和服务范围要向社会化、产业化方向转型。新时代背景下，数智赋能的智慧情报服务要紧紧围绕数字中国建设场景，将智慧情报和情报智慧进行深度融合，扩大情报服务范畴，融入专家智慧与新兴技术，以智慧服务促进数字中国建设的深入发展，赋能国家重大战略实施［28］。

4.1.2 拨开迷雾，数智协同驱动智慧情报服务新模式

智慧情报服务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开发揭示“情报线索”的智慧情报产品和服务。在数据和智慧协同驱动下，着力推进服务模式的逻辑转向，形成情报产品和服务模式支撑的智慧情报服务体系，构建能够准确地感知、刻画、表达“情报线索”，并提供智慧预警、智慧问答以及智慧应急等情报智慧服务。智慧情报服务新模式要以科技创新、战略支持和产业发展规划等发展问题为目标，向智慧性、主动性、开放性和积极性迈进。同时，智慧情报服务需要充分整合开源情报信息，加强情报机构、政府部门、智慧情报服务提供方、产业和企业间的协同合作，实现情报协同联动，为政府、企业、个人提供精准化、专业化情报智慧服务。

在数智协同驱动的智慧情报服务新模式下，本着“情报即服务”的核心理念，实现情报服务的深度智能化、精准高效化，长期稳定地为国家、公众、产业和企业决策提供智慧服务［29］。

4.1.3 深自砥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时代变局

复杂信息环境下的智慧情报服务要着眼于新形势下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决策的情报需求，主动适应行业发展新特点、新趋势、新要求，服务于国家安全、数字中国建设、创新驱动、文化强国、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等重要领域的国家战略，实现智慧情报和情报智慧服务在当前形势下的耳目尖兵作用［30］。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涉及到大量的情报管理的问题，管理的核心是如何将情报信息转化为价值。

智慧情报服务在此时在注重技术更新迭代的同时，更要把握智慧情报服务的本质和社会的实际需求。因此，智慧情报服务需要完成从服务逻辑的转向，实现多学科协同，以实际需求场景为为引领，发挥智慧情报服务的统筹、协调、规划和配置作用。具体而言，智慧情报服务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引导， 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支撑国家科技创新，发挥情报自身优势辅助关键核心技术尽快突破；
二是提供战略咨询，支持国家、产业、企业的战略决策；
三是建立以智慧情报为基础的智慧服务体系，智慧化的提供智慧情报产品和服务；
四是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根据公众实际需求提供定制化和个性化的情报智慧服务。

综上，以服务合力形成为基本条件、以智慧服务新模式构建为数智赋能条件、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与时代变局应对为使命引导共同形成了智慧情报服务赋能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逻辑（见图3），实现智慧化的“变局应对”，共同服务“时代要务”。

图3 智慧情报服务赋能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逻辑

4.2 面向不同国家重大战略场景的智慧情报服务实施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离不开国家重大战略的顺利实施，智慧情报服务作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服务效能落地的工具和实施途径，已逐渐成为国家重大战略场景实施的重要武器。面对国际形势的长期不确定性态势，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危机情境处突、数字经济治理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都需要高质量的智慧情报服务，以应对大变局背景下的国际重大战略实施。

智慧情报服务为各场景提供智慧化情报产品、高效化数据组织以及智能化信息资源服务。

4.2.1 双轮协同，赋能高端交流平台

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31］中提出要构建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以下简称“高端交流平台”）。

由此，发展我国高端交流平台，推进科技信息交流自主可控是我国科技信息工作的重要一环［32］。

在科技信息交流场景中，科技情报智慧服务要实现科学交流、信息流通和知识传播，并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实现智慧化的知识组织、知识关联、知识融合、知识分析，为科技情报主体提供智慧化的情报服务。

高端交流平台运用智慧化信息技术，包括多源融合技术、人机协同技术、科学知识的表示与发现技术等，实现基于智慧情报服务的科技信息交互［33］。

高端交流平台离不开智慧化的科技情报、竞争情报、应急情报的支持，在此场景中，需要开发科研前沿论文追踪、颠覆性技术识别、科技信息和情报交流等智慧情报产品，并形成定制化的科技情报交互智慧服务模式，为科技高端交流平台的建设提供情报支持和智慧服务。此外，要注重专家智慧和工具智慧，将各领域专家学者、情报专家、高校及研究机构、各类知识服务平台（系统）等智慧实体进行协同联动，实现科学知识、科学数据的自由交换、共享及利用，在一定程度丰富平台构建的理论方法、手段工具和生态机制，从情报协同和平台主体协同的角度赋能高端交流平台的构建，为平台的智慧化发展奠定基础。

4.2.2 耳目尖兵，助力关键技术攻关

2022 年9 月6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34］。

近年来频频涌现的颠覆性、会聚性技术，以及中美贸易战外延导致的关键核心技术限制，导致我国科技发展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因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为新型举国体制新的使命之一。

国际学科领域发展状况、前沿技术进展追踪、国际关键技术专利布局和危机事件预警等方面都强烈需要智慧情报服务的支持。

智慧情报服务成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在规划、决策和实施过程中的重要支撑和保障。智慧化的科技情报、竞争情报和应急情报在关键技术攻关场景中都扮演重要的角色。科技情报、竞争情报和应急情报等应实现智慧化，发挥各自优势，从传统情报服务转向智慧服务模式，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结合智慧情报产品，提供能够满足多层次、多主体需求的智能性和智慧性的情报服务，实现情报智慧和群体智慧，从而为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供如颠覆性技术识别推送、卡脖子技术识别与攻关、国外关键技术追踪等及时、高效、准确和定制化的情报智慧服务，形成关键技术识别与攻关智慧服务模式，发挥情报耳目尖兵的职责，助力颠覆性技术识别、卡脖子技术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2.3 智慧处突，响应危机事件情境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不断冲击着国际经济秩序，国际形势呈现不稳定性，突发事件和危机事件频发，我国综合国力发展的不确定性极度增加，我国各产业发展受到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应急处置和处突能力逐渐成为破解突发事件和危机事件的主要途径。

目前，危机情境下的众多产业主体存在着信息交流不畅、信息流动受阻、信息资源共享程度低以及协同联动水平不高的现象，产业主体之间各自为营，应急响应和处置存在着较多的重复性、低效性和无用性的工作，并且及时性和准确性得不到保证。

智慧情报服务在危机情境下， 应以突发事件态势感知预警、 弱信号识别、事件演化预测、应急预案与处置办法等智慧应急情报产品为基础，完善产业多元主体协同和应急情报数据协同，实现对应急情报全过程的协同整合与共享，构建面向危机情境的多主体协同应急与处突智慧服务模式，以提升情报主体的处突能力，更好地应对复杂国际形势下多变的危机情境，从而实现产业突发事件谛视、产业应急情报审视剖析和产业突发事件响应处置，赋能纷杂国际形势下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4.2.4 数据融合，辅助数字经济治理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完善数字经济治理，释放数据要素潜力，更好赋能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35］。

2022 年6 月22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6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36］，对数据确权、流通、交易、分配等方面做出重要部署。数字经济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已经成为复杂国际竞争环境中实现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抓手。

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数据基础制度的建设，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数据要素流通与收益分配、数据多源融合与协同共享、数据价值释放与数据确权等相关问题是目前数字经济治理过程中数据要素管理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活力持续提升［37］。

数字经济具有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等特点，从情报学的角度出发，情报智慧服务在数字经济治理场景中应聚焦我国不同区域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差距，关注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数据和知识融合，以数字化转型态势感知与预测智慧情报为基石，以数字化转型预测与咨询智慧服务为桥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寻求用情报学的理念和方法，实现数字经济治理过程中的情报数据融合、协同以及智慧化情报服务，辅助各区域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

4.2.5 集成共享，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

2022 年4 月1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38］发布，提出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意见》中明确，技术和数据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场景，数智驱动下的智慧情报服务需要构建起高柔性、高协调性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情报服务平台，并发挥智慧情报和智慧服务的定制化、智慧化作用，保证服务平台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直联、协同与共治”。

全国统一大市场情报服务平台要以技术和数据市场情报数据为基础，充分利用区块链、数据湖以及自然语言处理与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多源数据聚合、情报数据集成检索发现、科技资源主题分析、交易信息精准主动推送及服务自动导航等智慧情报服务内容，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智慧集成服务模式，服务全国性技术交易市场的构建，实现国内各地技术交易情报和数据的智慧互通。

面对国家安全、数字中国、创新驱动、应急管理、公共安全、文化强国等国家战略以及高端交流平台构建、关键技术攻关、危机事件响应、数字经济治理、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等时代要务，智慧情报服务在数据和智慧的协同驱动下，秉承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服务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业及企业用户、政府机构、公众等主体，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了逻辑进路（数智驱动下智慧情报服务赋能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逻辑进路见图4）。

图4 数智驱动下智慧情报服务赋能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逻辑进路

本文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背景，从智慧情报、情报智慧服务和智慧情报服务的概念入手，分析智慧情报服务的演化态势，提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的智慧情报服务赋能机制，并从实施逻辑和实施路径两个层面阐释了数智驱动下智慧情报服务赋能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逻辑进路。

主要从三个方面揭示了主题：一是对智慧情报、情报智慧服务和智慧情报服务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和梳理，揭示了智慧情报和情报智慧服务从“殊途并行”到交融共生的演进过程；
二是刻画了从“局部问题应对”到“赋能国家战略”转变的智慧情报服务演化态势路径；
三是构建了学科支撑、人才助力、情境引导和智能底座夯筑的赋能机制，并提出智慧情报服务赋能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逻辑以及面向不同场景的智慧情报服务实施路径，为我国高端交流平台建设、关键技术攻关、危机事件情境处突、数字经济治理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智慧情报服务逻辑进路。

未来，数智驱动下的智慧情报服务要继续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的服务模式革新，并不断深化智慧情报服务的平台化演进，构建智慧情报和情报智慧服务使用主体之间的信息协同共享模式，聚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大变局时代下的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提供全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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