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差距核心影响因素提取与非线性动态影响效应研究
时间：2023-04-20 17:30: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柴 建，王瑶瑶，李晓芬，张晓空
1.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6 2.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9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同时收入差距或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从基尼系数来看，中国多年处于高度收入不平等国家之列。国际公认基尼系数0.4为收入差距的警戒线，2000年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始终保持在0.4以上，2008年增至0.491后稍有下降，但近年又有逐年上升的趋势(1)2015—2020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0.462升至0.468。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下降，摩擦性失业增加，中小企业经营风险增加，低收入群体抗风险能力低于中高收入群体，预期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1]。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会议上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一方面，分配问题是共同富裕的核心问题和主攻方向，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使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另一方面，收入差距扩大的情景下，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不足，国内消费潜力难以释放。因此，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扩大消费需求对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畅通“双循环”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文聚焦中国收入差距问题，基于文献梳理，归纳出影响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通过影响机制分析，探究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考察核心影响变量对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动态影响效应。本文旨在厘清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为中国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共同富裕提供经验支持，并为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提供多维政策路径指导。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在指标度量方面，选取了18项指标从三个方面重点考察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力求更加准确、全面地反映变量的真实水平，进一步丰富相关指标测算体系和研究成果；
第二，考察了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动态影响效应，特别是从中国实践出发，考虑了利率自由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技术知识领域投资增加三个关键时点的时变特征，有助于补充相关研究领域的经验证据；
第三，应用宏观计量经济分析中较为前沿的非线性时变分析工具——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进行计量检验，放松了传统线性以及固定系数模型的前提假设与限制条件，提高了模型估计精度，分析结果更加稳健可靠。
收入差距与两极分化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Piketty[2]利用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分析财富不平等的来源，研究发现自由市场经济不能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以减少财富不平等。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因各国情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中国收入差距的成因进行了多维解读。王小鲁等[3]研究发现一些因素对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或缩小有重要影响，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物品与基础设施，以及制度方面的因素，这说明可以通过合理的政策调整来控制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薛宝贵等[4]将收入差距的来源归结为生产要素市场、所有制结构、人力资本投资、腐败与政府政策等因素。姚洋[5]认为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成因包括市场对个体差异的放大、教育差距的扩大、地理集聚、制度障碍、政府有限的收入再分配等。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本文将影响中国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归纳为宏观因素、微观因素和其他因素。
(一)宏观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是经济增长。早在1955年，Kuznets[6]基于历史数据研究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国的收入差距呈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趋势，这一结论意味着经济增长最终会自发导致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此后很多学者从城市化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证上证实了倒U型假设。周云波[7]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是导致中国收入差距“倒U”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另一部分学者对“倒U”现象提出了质疑。Piketty[2]研究发现，资本回报率总是大于经济增速，因此资本性收入大于劳动报酬，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仍将扩大。Khan等[8]使用中国省际数据考察城乡收入差距，结论并未支持“倒U”假说。
二是发展战略。不同的发展战略对收入差距影响不同，符合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发展方式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林毅夫等[9]认为，中国实行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以及配套的社会政策最终导致了较低的城市化率和较高的城乡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贸易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逐渐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Stiglitz[10]认为国际贸易在扩大教育回报率差异的同时，会导致特定人群或地区被边缘化，因此贸易全球化可能会扩大收入差距。高连水[11]基于1987—200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贸易全球化对中国收入差距的贡献度超过10%。
三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王延中等[12]研究发现，经过税收与转移支付(主要是社会保障)调节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下降了0.2左右。在中国，社会保障是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在内的综合体系。部分文献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不理想，甚至出现了对收入分配的“逆向调节”作用，不利于社会公平发展[13]。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尽管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在制度设计上还存在诸多不足，但是中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和教育保障对于中国收入分配均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12]。
四是税收的再分配效应。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取决于税制的类型和大小。通常而言，直接税根据纳税人的实际情况做出针对性安排，能够改善收入分配；
而间接税具有累退性，不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因此，直接税所占比重过小、间接税占比较大的税制结构弱化了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效应[14]。还有部分文献考察了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发现税制累进性提高将降低平均有效税率，从而恶化个税的收入分配效应[15]。
(二)微观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是教育差别与教育水平。舒尔茨[16]在人力资本理论中提出，教育差别是产生工资差别的主要原因。提高教育水平能够提高工人收入能力，影响个人收入分配，进而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张车伟[17]研究发现中国教育回报率存在“马太效应”，即教育回报率随着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因此认为教育应该增加向穷人倾斜的力度。
二是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是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重要渠道，劳动力从边际劳动生产率低的地区流向高的地区，有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率，缩小地区间的劳动报酬差距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18]。赵伟等[19]研究发现，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不同，高技能劳动力流动产生的集聚效应扩大了收入差距，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有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
三是人口年龄结构与出生率。不同年龄群体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存在差异，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迁会影响整个经济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董志强等[20]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显著加剧了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当前，中国面临着收入不平等与人口生育率过低两大问题，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在代际流动性前提下，总和生育率的提高会拉大收入差距[21]。
(三)其他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
除宏观和微观因素外，越来越多的文献在研究框架中纳入了其他可能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例如，Calderon等[22]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数量和质量的提升能够为中低收入居民带来更多就业和发展机会，有助于消除贫困和减少收入不平等。李实等[23]修正了住户调查抽样偏差对收入差距指标的影响，并对中国收入差距重新估计，结果表明高收入人群样本的偏差导致了城镇内部收入差距被严重低估，也使得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和全国收入差距较大程度被低估。
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对收入差距的形成原因、关键要素及影响机制进行了细致研究，为本文的进一步分析提供了理论和事实依据。在上述文献基础上，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归纳为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人口因素三个方面。迄今为止，关于以上三方面因素是缩小还是扩大收入差距，尚未得出一致结论。此外，现有文献在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均存在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从研究内容看，已有文献多从单一维度分析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鲜有将各影响因素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的系统研究。这不仅无法形成对收入差距变化效果的综合判断，也可能因为检验结果存在偏颇，导致片面追求某一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从而在实践中顾此失彼，甚至相互对冲的现象，最终导致制度发展失衡。其次，从研究视角看，已有文献多在静态视角下进行，忽略了时间因素的影响。这仅能够实现对特定研究期内各变量收入分配效应的考察，所得研究结论会受到样本选择区间的影响。最后，从研究方法看，已有文献多采用传统单方程模型，忽略了变量间互为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尽管张延群等[24]采用动态模型解决了这一问题，但其固定参数的理想假定忽略了变量间关系的时变性，所得结果只是特定研究时期内不随时间变化的均值，难以解释现实情况。
针对上述研究局限，本文采用贝叶斯结构方程模型(BSEM)进行收入差距影响因素选择和影响机理分析，然后利用通径分析法提取收入差距的核心影响变量，最后利用带有随机波动的TVP-SV-VAR模型来挖掘核心影响变量对收入差距的动态冲击效应。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0—2019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分析，并按照以下规则清洗数据：(1)针对某些变量(如医疗保险覆盖率、流动人口数等)个别年份数据空缺，利用线性插值法做了补充；
由于财政的净转移支付数据部分年份数据的缺失，用财政净转移支付年均增长率求出近似值。(2)由于数据存在量纲上的不一致，将所有数据序列标准化至(0，1]区间内。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及Wind数据库。单个样本量共20个，由于样本量较少无法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结构进行最大似然估计。本文借鉴Song等[25]的研究，将贝叶斯方法应用于结构方程模型当中，利用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MCMC)方法从未知参数的后验分布中抽取大量的样本对参数进行估计，该方法能够根据样本的先验信息得到更为准确的结果，克服了小样本估计的局限性。
(二)变量选择和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
收入差距的衡量方法有很多种，但每个不平等指标都暗含着不同的不平等参数，多个指标同时使用能够降低由指标选取产生的偏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但该指标对处于极端位置的收入人群不太敏感。本文在基尼系数的基础上选取了与基尼系数具有一定互补性的泰尔指数。此外，考虑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短板，城乡收入差距能够解释一半以上的总体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与总体收入差距具有共同性与共变性特征。因此，将城乡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与泰尔指数纳入统一框架，将更加准确与客观。
2.解释变量
基于文献梳理，本文将影响收入差距的宏微观因素归总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因素，主要考察经济增长率、城镇化水平、参与国际经济的程度、失业率等方面；
第二类是与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因素，主要考察社会保障程度、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以及财政转移支付；
第三类是人口因素，主要考虑人均受教育水平、生育率以及人口流动数。本文首先构建表示各潜变量关系的概念模型，并以此概念模型作为结构方程模型的初始框架。基本的变量关系假设如下：
(1)经济增长⟹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对增加就业、提高收入、减少贫困具有重要作用，但经济增长过快可能导致社会公平被忽视，使收入差距扩大。因此，这些因素的作用方向尚未明晰。本文参考王小鲁等[3]的研究，主要考察经济增长率、消费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化率、投资率、储蓄率、外贸依存度、引进外资程度8个变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2)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是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给中低收入居民带来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22]。本文选取养老保险覆盖率、医疗保险覆盖率、失业保险覆盖率、对地方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公路分布密度、铁路分布密度和电话普及率7个观测指标。
(3)人口因素⟹收入差距：生育率的提高可能会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比重进而加剧收入不平等。教育能够提高工人的劳动能力和收入，进而减少收入的不平衡程度。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有助于提高劳动资源利用率，缩小地区间劳动报酬差距[18]。因此，本文主要考虑生育率、人均受教育水平与人口流动三方面因素。
(4)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经济增长同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存在相关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的给付水平和完整程度；
另一方面，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助力经济增长，反之将阻碍经济增长。
(5)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人口因素：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同人口因素存在相关关系。一方面，人口需求是决定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作为国家经济与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对人口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比如社会保障能够放松家庭的预算约束，影响家庭的决策行为，进而对人口生育率、受教育水平以及人口迁移等产生影响。
(6)人口因素⟺经济增长：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关系。一方面，根据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人口的变化通过影响经济的消费需求、生产能力最终影响总产出；
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增长，人口死亡率与出生率均下降，人口结构与数量都将发生变化。
本文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中国经济平均增速为9%左右，最大值达到14%；
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左右，变化较小。此外，养老保险覆盖率和医疗保险覆盖率变化较大，医疗保险和城镇养老保险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失业保险覆盖人数提升空间较大。
表1 变量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
(一)模型设定
在建立收入差距影响效应模型时，影响收入差距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往往被忽视。为了更科学地分析相关经济因素的变化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本文首先建立贝叶斯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分析，依次分析影响收入差距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收入差距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其次，利用通径分析法，提取出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采用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在静态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时间因素，利用VAR模型和TVP-SV-VAR模型考察收入差距影响效应及其时变时滞关系。
1.贝叶斯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是一种融合因素分析和路径分析的多元统计技术，适用于多变量之间交互关系的定量研究。基本的结构方程模型包括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两部分，其中，测量方程用来表示潜在变量与观测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构方程表示潜在内生变量和潜在外生变量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人口因素以及收入差距变量都可以表现为多个观测变量与潜在变量相结合的方式，所以适合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已有研究将结构方程模型应用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机理的分析[26]，本文在此基础上运用贝叶斯估计方法推广了结构方程模型在收入差距领域的应用。
参照李锡钦[27]对贝叶斯结构方程模型的介绍，将测量方程设定为
yi=Λωi+εi
(1)
结构方程为
ηi=γ1ξi1+γ2ξi2+γ3ξi3+δi
(2)
其中，ηi为潜在因变量，ξi为潜在自变量，ξi～N[0,Φ]，δi为误差项，δi～N[0,ψδ]，并且ξi与δi独立。对以上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贝叶斯分析，选取共轭先验分布。
2.通径分析法
贝叶斯结构方程模型能够有效避免小样本估计的局限性，但未将时间因素考虑进去。动态模型能够更好地观察与分析影响效应的变化过程及变化特点，但动态模型估计使样本自由度损失较大。由于核心影响变量往往可以解释因变量的变化趋势，因此只需囊括核心影响因素即可准确刻画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基于此，本文利用Wright[28]提出的通径分析法来筛选核心影响因素。通径分析是在多元回归的基础上将相关系数加以分解，其直接通径、间接通径及总通径系数分别表示某一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作用效果、通过其他变量对因变量的间接作用效果以及综合作用效果。该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够全面考虑多变量造成的系统复杂性，得到的综合影响值较为准确与直观。
3.VAR与TVP-SV-VAR模型
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纳入通径分析选出的核心影响因素，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和非线性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考察收入差距影响效应的时滞性、时变性和非线性等特点。其中，VAR模型能够通过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区分，以及滞后期长度的确定，抓住对模型系统正确性和稳定性有决定作用的变量，从而刻画变量间动态时滞关系。但是VAR模型假设系数为常数，这一假设限制了系统发生突变时，对变量之间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问题的关注。针对此问题，Primiceri[29]引入非线性时变分析工具——TVP-SV-VAR模型，用于解释经济现象之间的时变和非线性特征。该模型的系数和协方差矩阵都可以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因此能够灵活地捕获各变量之间关系的时变与渐变特征，并且能准确地观测到在不同时点和间隔下各经济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
(1)VAR模型。VAR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Ayt=F1yt-1+F2yt-2+…+Fsyt-s+μt
(3)
其中，yt是包含k个内生变量的k×1维向量；
A是k×k维系数矩阵，F1,…,Fs为k×1维滞后系数矩阵，扰动项μt是k×1维的结构性冲击，t=s+1,…,n。假设μt～N(0,∑)，同时假定A为主对角线为1的下三角矩阵，将式(3)整理为
yt=B1yt-1+B2yt-2+…+Bsyt-s+A-1∑εt
(4)
yt=Xtβ+A-1∑εt
(5)
(2)TVP-SV-VAR模型。式(5)中系数β以及参数A和∑是非时变的，为了让式(5)满足时变性，本文假设该类参数服从时变的一阶随机游走过程，从而能够捕捉到潜在的经济现象的渐变和时变特征，得到的TVP-SV-VAR模型如下：
yt=Xtβt+At-1∑tεt
(6)
βt+1=βt+μβt
(7)
αt+1=αt+μαt
(8)
ht+1=ht+μht
(9)
(二)实证分析
1.收入差距影响机理分析
利用WinBUGS软件，将数据带入上述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贝叶斯估计，算法在4 000次迭代以内收敛。进行参数估计时，舍弃前4 000次的迭代，利用收敛后的6 000个样本得到贝叶斯估计结果。得到的收入差距结构方程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收入差距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及参数贝叶斯估计结果注：图中椭圆表示潜变量，方框表示观测变量；
带箭头直线为关联关系或路径依赖，直线上方的数字为经过估计所得的相关系数或路径系数。
(1)考虑潜变量对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效应。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最大，影响效应为0.643，其中投资率、储蓄率、GDP增长率以及城镇登记失业率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中国利用工业发展优先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腾飞，政府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保证了资本高利润与产品低成本优势，增加了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然而这种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也加剧了利润与工资分配失调，扩大了收入差距。此外，随着经济转型升级，技术密集型行业投资率提高，大量低技能劳动力退出劳动市场导致城镇失业率提高，由此加剧了收入不平等问题。
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对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效应为0.613。其中，养老保险覆盖率、电话普及率、公路分布密度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近年来，中国收入再分配力度一再加大，但收入差距仍居高不下。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二元化特征，使城市居民待遇水平、覆盖人口比例以及项目数量都高于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逆向调节”收入分配。另一方面，通信设施的普及有效促进了城市居民收入增长，但是对农村居民增收效果有限。与“数字鸿沟”类似，通信设施发挥收入促进作用往往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因此电话普及率的增加扩大了收入差距。此外，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也将增加收入差距，原因可能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对城市经济效率的积极效果大于农村。
人口因素对收入差距影响为0.401，相对较小。第一，从生育率的收入分配效应来看，中国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阶级固化程度较高。低收入组的生育率普遍较高，总体生育率提高会使低收入组比重提高；
而高收入组生育率较低，在继承等因素作用下财富将更加集中，高收入组更加富有，进而拉大收入差距。此外，高生育率会削弱低收入组的人力资本积累，随着总体生育率提高收入分配差距将更加严峻，这与郭剑雄[30]的研究结论近似。第二，中国劳动力的地区间流动未能有效发挥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可能因为高技能劳动力比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性更强。知识技术的扩散效应会吸引更多高技能劳动力集聚，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产生的集聚效应较低且缩小收入差距作用不足以抵消高技能劳动力带来的扩大效应，使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第三，提高人口总体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也将扩大中国收入差距。可能的原因是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且教育回报率随收入水平提高而递增[17]。因此，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可能会拉大收入差距。
(2)考虑潜变量对收入差距的间接影响效应。从潜变量的相关性来看，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同人口因素正相关，和经济增长负相关，说明中国的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能够较好地适应人口发展需求，但是与经济增长的适应性不强，对经济增长起抑制作用。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可能是因为劳动力素质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现实需求不匹配，即经济转型快于就业转型，使经济发展潜力未能完全释放。间接影响的大小通过潜变量间相关系数与直接影响系数的乘积衡量。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分别通过经济增长和人口因素对收入差距产生间接影响，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对收入差距的间接影响为-0.031，其中通过经济增长产生的间接影响为-0.039，通过人口因素产生的间接影响为0.008(2)间接影响计算方法：以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对收入差距的间接影响为例，为通过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与通过人口因素产生的间接影响之和，即-0.060×0.643+0.020×0.401=-0.031。。这说明中国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虽然改善了人口因素，但是未能成为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此外，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间接影响为-0.045，人口因素对收入差距的间接影响为-0.001。
(3)考虑潜变量对收入差距的综合影响，将直接影响效应与间接影响效应相加为综合影响效应，计算可得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以及人口因素对收入差距的综合影响效应分别为0.598、0.582和0.400(3)总影响计算方法：以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对收入差距的总影响为例，为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对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之和，即0.613+(-0.031)=0.582。。因此，考虑潜变量间相互作用产生的间接影响时，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仍是影响收入差距最主要的因素。
如果将上述18个变量全部纳入动态模型，模型估计将会十分困难，因此仅需将核心影响变量纳入模型，便可把握其动态变化规律。基于此，本文利用通径分析法提取核心影响变量。
2.收入差距核心影响因素提取
本文对2000—2019年数据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性，利用通径分析法提取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储蓄率(y8)、医疗保险覆盖率(y13)、失业保险覆盖率(y14)、电话普及率(y18)以及人均受教育水平(y20)。这5个变量的可决系数为0.96，说明对收入差距的解释能力高达96%。各变量的综合影响按绝对值大小排序为：y14>y13>y18>y20>y8。
表2所示的通径分析结果显示，储蓄率提高以及医疗保险覆盖率增加将缩小收入差距，失业保险覆盖率、电话普及率和人均受教育水平都将拉大收入差距。由直接通径和间接通径系数可知，储蓄率对缩小收入差距的直接作用较大(-0.863)，但是储蓄率通过增加电话普及率和人均受教育拉大收入差距，使得总影响效应为正(0.008)。失业保险覆盖率的直接影响效应较小(0.087)，总效应为0.144。人均受教育水平对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效应为正(0.259)，总间接影响主要通过电话普及率间接影响收入差距。
表2 收入差距核心影响因素通径分析
从失业保险覆盖率来看，失业保险覆盖率对收入差距的总影响为0.144。在中国，低失业风险群体参保率高，高失业风险群体如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职工等，收入低且参保率低，说明失业保险有效性不足；
失业保险领取率持续处在较低水平，反映出失业保险在“应发尽发”方面的表现欠佳。此外，失业保险金本身补贴金额较低，且主要用于对失业者的生活保障，失业保险促进就业的功能不足。因此，失业保险逆向调节收入差距。
医疗保险覆盖率对收入差距的总影响为0.092。中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逐年增加，但是医疗保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不佳。可能的原因是医疗保险制度公平性不足，不同医疗保险制度之间筹资和保障的差距较大。此外，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障存在着受益不公平问题，健康状况更好的高收入群体往往获得更多的医疗服务和保障[31]。
电话普及率的增加扩大了收入差距。由于一直以来的通信基础设施供给偏向经济更发达的区域，不同地区之间存在通信基础设施的“接入差距”。需要注意的是，信息基础设施发挥收入促进作用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积累，低收入群体往往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低收入群体借助信息化虽然也实现了收入增长，但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从中受益更多，李怡等[32]的研究结论与此相类似。
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加了收入差距。一方面，在中国教育投资回报率随收入水平提高而增加；
另一方面，教育不平等会加剧收入不平等，且这种关系比较稳定。目前，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提高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城镇教育收益率始终高于农村，并且城乡教育收益率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随着人均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城乡间的教育收益率差距将进一步恶化收入差距，国内很多学者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17]。
从储蓄率来看，中国储蓄主要来源于企业和政府，居民储蓄占比小。政府和企业储蓄增加使投资和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收入增速高于居民收入增速，加之中国社会再分配效率低下，使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更慢。在高投资收益率背景下，企业投资增加使暴富群体更富有。此外，居民高收入家庭的边际储蓄倾向远高于低收入家庭。居民总储蓄率越高，财富越集中，收入差距越大。这与甘犁等[33]的研究结论一致。
综上，本文利用通径分析法提取出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变量为失业保险覆盖率、医疗保险覆盖率、电话普及率、人均受教育水平以及储蓄率。由储蓄率代表的经济增长、失业保险覆盖率代表的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人均受教育水平代表的人口因素都显著扩大了收入差距。收入差距问题是一个涉及诸多复杂因素的系统性问题，针对此问题，要发挥政策协调效应，构建并不断完善科学有效的社会政策体系，加强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提高低收入群体福祉水平，将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
为全面而不失具体地考察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本文在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以及人口因素中，各提取其核心影响变量(4)在通径分析法提取出的5个变量中，表示经济增长的变量为储蓄率，表示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的变量为医疗保险覆盖率、失业保险覆盖率和电话普及率，表示人口因素的变量为人均受教育水平。本文在以上5个变量中提取出3个变量分别代表3个方面，在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中选择总影响效应最大的变量，即失业保险覆盖率，储蓄率和人均受教育水平分别代表经济增长和人口因素。，得到的变量为储蓄率(y8)、失业保险覆盖率(y14)以及人均受教育水平(y20)。在满足模型自由度的同时，囊括核心的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建立动态模型。
3.收入差距动态影响效应分析
前文利用贝叶斯结构方程模型和通径分析法，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人口因素三方面分析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并提取出以上三因素中核心影响变量。该方法能够较好地反映各变量对收入差距作用效果的大小以及变量间直接和间接影响关系，但略掉了时间因素和具体的变化过程。在前文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将各变量对收入差距影响效应的滞后关系、时变性和非线性等特点考虑进来以考察影响效应的动态变化规律。
(1)动态时滞效应分析。动态时滞效应分析能够准确地把握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对经济变量的描述更加符合现实。本文以储蓄率、失业保险覆盖率以及人均受教育水平作为解释变量，以收入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VAR模型。为避免“伪回归”问题，需要检验变量平稳性。本文样本数据序列随时间变化呈上升趋势，因此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以获得平稳序列。单位根(ADF)检验结果显示，lny1为非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Δlny1为平稳序列，lny8、lny14、lny20为平稳序列。似然比检验(LR)、赤池信息准则(AIC)、施瓦兹准则(SC)、Hannan-Quinn(HQ)、最终预报误差准则(FPE)选择模型滞后阶数为2。此外，模型所有特征根都在单位圆内，VAR模型的估计结果具有很好的稳定性。据此建立VAR模型。
收入差距对储蓄率、失业保险覆盖率和人均受教育水平的脉冲响应如图2所示。在当期给储蓄率1个正冲击，收入差距的响应值在第2期迅速达到最大，在前4期内小幅波动，10期内收入差距趋于稳定。这表明储蓄率对收入差距的冲击效应持续时间较长，最终表现为正向冲击。在本期给失业保险覆盖率1个正冲击之后，收入差距变动十分灵敏，在第3期达到最大响应值0.087，第4期迅速变为负响应值-0.033，而第5期又变为正响应值0.009，6～10期正负响应值不断更替，从第11期后趋于稳定的负响应值。这可能是由于短期内，失业保险偏向高收入且失业风险较低群体，对收入分配差距起逆向调节作用，不过随着失业保险覆盖率增加，失业金对低收入群体的再分配效果逐渐显现。当期给人均受教育水平1个正冲击，收入差距在第2期达到最高点0.033，第3期仍表现为正向冲击，第3～4期下降至最大负响应值-0.013，此后表现为较小的负向冲击。这表明，短期内人均受教育水平增加将扩大收入差距；
从长期看，人均受教育水平对收入差距冲击逐渐弱化至较小的负响应值。
图2 收入差距对储蓄率、失业保险覆盖率和人均受教育水平的脉冲响应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VAR模型中某一内生变量的冲击对其他内生变量带来的影响，而要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并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则需要建立方差分解模型。如图3所示，收入差距自身贡献率首期达到100%，在第6期降到40%以下。储蓄率的方差贡献率在第2期增至9.96%，到第10期小幅增至10%。失业保险覆盖率占比方差贡献率较大，第2期增至8.22%，第3期增至39.5%，从第4期开始稳定在41%左右。人均受教育水平在第2期增至8.72%后，逐步稳定在9.36%。从各变量对收入差距各期预测标准差的贡献度来看，第1～2期，储蓄率、失业保险覆盖率与人均受教育水平变化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差别不大。从第3期开始，失业保险覆盖率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度远高于储蓄率和人均受教育水平，贡献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失业保险覆盖率、储蓄率和人均受教育水平。
图3 收入差距VAR模型的方差分解
本文深入考察了收入差距影响效应的动态时滞关系。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对储蓄率、失业保险覆盖率以及人均受教育水平的冲击变动都非常灵敏。储蓄率给收入差距带来持续的正向冲击。失业保险覆盖率对收入差距的冲击具有震荡衰减的特征，短期内显著增加收入差距，长期中失业保险制度的收入分配调节效应逐渐显现。人均受教育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冲击短期为正向，长期影响效应弱化至较小的负响应值。方差分解表明，第1～2期各变量对收入差距各期预测标准差的贡献度差别不大。从第3期开始，贡献度大小依次为失业保险覆盖率、储蓄率和人均受教育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结构等因素不断变化，模型参数也随着改变，因此，本文将利用TVP-SV-VAR模型刻画收入差距的非线性时变特征。
(2)时变及非线性效应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需要加强自主创新，提高技术进步率。与此同时，中国金融市场化不足，削弱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效果。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利于金融资源合理配置，满足企业创新融资需求，推动技术进步，最终实现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此外，现阶段中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老龄化进程加快，要实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需要创新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利率自由化、社保制度的完善以及技术知识领域投资增加，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是否会产生显著变化？已有研究未能给出明确答案。本文将利用TVP-SV-VAR模型考察在不同的时点上收入差距影响效应的非线性时变性特征，以期深入理解收入差距与其影响因素间非线性动态关系。
根据2000—2019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态势，本文选取了2004、2008以及2018年3个具有代表性的时点，分析储蓄率、失业保险覆盖率和人均受教育水平的单位正向冲击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情况。这3个时点代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状态特征。其中，2004年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加快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2018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对知识技术领域投资增速不断加快。本文利用MATLAB软件对TVP-SV-VAR模型进行处理，并设定模型滞后期为2，MCMC抽样次数为10 000次。在5%的显著水平下，Geweke.CD收敛诊断值均小于临界值，样本收敛性良好，参数样本自相关系数逐渐降低，在MCMC进行1 000次之后其波动均趋于0，样本路径表明抽样平稳，参数初值的预设使抽样有效(5)限于篇幅，未对TVP-SV-VAR模型的详细估计、参数设定、参数后验分布等估计结果做详细报告，留存备索。。不同时点的脉冲响应关系如图4所示，面对不同时点的单位正向冲击，收入差距的响应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但响应强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差异。
利率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主要通过影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实现，利率市场化能够使其更好地发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调整宏观经济运行的作用。不同时点代表不同程度的利率市场化。2004年，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利率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通货膨胀水平较高，经过央行多次降息，实际利率已低至负数。如图4(a)所示，储蓄率对收入差距三个时点上的脉冲响应在数值变化上虽然相似，但滞后影响效应却不相同。第1～6期，2008年响应值最大，高于2004和2018年的响应值。从第6期开始，2004年的响应值高于2008和2018年。这表明，短期内受2008年低实际利率的影响，收入差距对储蓄率变动的响应更灵敏。这是因为在通货膨胀的作用下，低至负数的实际利率会恶化居民收入差距。一方面，过低的存款利率使得储户以负利率的形式遭受巨大损失。居民的储蓄多是养老、教育、医疗、保险等预防性存款，过低的存款利率剥夺了储户的利息收入。另一方面，高通货膨胀率导致实际利率下降，降低了贷款成本，使投资者收入增加，恶化收入差距。2004年中国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储蓄率对收入差距的脉冲响应曲线的正值从第6期开始转为最大。长期来看，利率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利率对储蓄与投资的调节作用越强，储蓄与投资变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则更加显著。
图4 收入差距对三变量不同时点的脉冲响应
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与完善社保的措施，加速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如图4(b)所示，2008年失业保险覆盖率对收入差距的冲击的响应值从第1～5期均高于2004和2018年，并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2008年，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短期内失业保险覆盖率对收入差距的冲击效应高于2004和2018年，这印证了前文的结论，即不合理的失业保险制度导致收入差距迅速扩大。长期来看，失业保险覆盖群体的深度和广度持续增加，将有助于失业保险发挥就业促进功能，缩小收入差距。金双华等[34]研究表明，失业保险虽然存在制度性缺陷，但仍有助于缩小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这与本文的发现十分相似。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使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受限，此后中国加大技术知识领域研发投入。如图4(c)所示，2018年人均受教育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冲击响应值在前10期较小，从第10期开始响应值大于2008和2004年。这说明随着技术知识领域投资增加，人均受教育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短期内影响式微，但长期将扩大收入差距。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认为，由于不同产业部门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增加技术知识领域投资将促进技术进步，使得先进部门的劳动力教育回报率迅速提升，最终扩大劳动收入差距。该理论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收入不平等扩大、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供给增加以及教育回报率上升等结构性变化提供了合理解释。中国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降低了收入不平等水平，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却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教育的边际收益率，最终的结果仍然使收入不平等上升。因此，随着技术知识领域投资增加，人均受教育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短期内冲击强度较小，由于技术进步的偏向型，将通过教育回报率等途径，诱发技能溢价，长期来看将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这与徐舒[35]的研究结果类似。
综上，2008年金融危机，高通货膨胀率导致极低的实际利率，严重损害储户利益，贴补了贷款者的投资活动，储蓄增加将恶化收入差距，且反应灵敏。2004年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对储蓄与投资的调节作用更强，储蓄率变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显著。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加速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短期内收入差距扩大，但长期随着覆盖群体的增加，将缩小收入差距。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中国加大了技术知识领域的投资，人均受教育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短期内不显著，长期来看偏向技能型技术进步将提高教育回报率的边际收益，进而诱发技能溢价和收入差距。
本文采用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剖析了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并准确描绘出收入差距影响效应的动态关系。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人口因素以及收入差距在内的贝叶斯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各变量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以及变量间相互影响关系；
其次，应用通径分析法提取出收入差距的核心影响因素；
最后，加入时间因素考察收入差距影响效应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经济增长同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是增加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因素，人口状况同样增加了收入差距。(2)提取出的主要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失业保险覆盖率、储蓄率与人均受教育水平。收入差距对储蓄率、失业保险覆盖率以及人均受教育水平的变动非常灵敏。短期内失业保险覆盖率对收入差距产生较大的正向冲击，长期中失业保险的收入分配调节效应显现。(3)时点脉冲响应表明，利率越低，储蓄率恶化收入差距的效果越显著且反应越灵敏；
社保制度加速改革与完善，短期内使失业保险覆盖率扩大收入差距的效果显著增强，长期来看随着覆盖群体的完善，将改善收入差距；
知识技术领域投资增加，加速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由此产生的技能溢价在长期来看将恶化收入差距。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从三方面提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第一，提升居民收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但是增长并不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分配机制等方面的问题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恶化。由此，首先要持续提升居民收入，更加重视居民收入增长的指标，实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同步或略快于GDP增长。此外，要不断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中的比重，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创造并扩大就业机会，增加劳动报酬在居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同时财政、金融、产业政策应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体，防止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加快完善金融体系建设，多渠道提高居民财产收入。其次，要优化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快三次分配体系建设，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性安排，合理调节高收入，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形成橄榄型的分配结构。
第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社会保障制度对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基本民生等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收入差距扩大，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由于多方面原因，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不理想。因此，在促进居民收入合理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应更加注重以下两方面：一是要强化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属性，打破社会保障城乡壁垒与区域壁垒，促进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社会保障的协调发展；
二是要继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财政投入更加偏向于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以保障其收入和生活的稳定性。
第三，人力资本投资更多向低收入群体倾斜，有效引导劳动力流动。中国教育回报率变化的“马太效应”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针对市场配置失灵的问题，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减少人力资本的不平衡来减弱收入差距扩大的驱动力，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在积极实施人力资本投资战略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低收入群体；
另一方面，要有效引导技能在区域之间的流动，使人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保证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和效率，缓解区域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