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的研究
时间：2023-04-20 23:50:0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邱蝶 罗紫琪
（1.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 100101；
2.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以保持党旺盛的生命力、强大的凝聚力、不竭的战斗力。群众组织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具体体现，其内涵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侧重中国共产党宣传、动员、凝聚人民群众、整合各界力量的能力，二是强调中国共产党依靠群众、动员群众实现党的目标和使命的能力。国外没有“群众组织力”这一提法，但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群众路线等方面有较多论述。目前，国外对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的基本内涵、表现形式、实现途径的研究较为集中，下文将做简要概述与评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不断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群众组织力是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基础性能力，是组织和动员群众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能力。群众组织力的理论来源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国外对群众组织力的理解侧重于实用性，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提出资源动员观，该观点基于精英理论将社会运动视为旨在建立对资源控制的政治过程，高估了精英的参与，低估群众运动的政治能力。[2]以美国学者史蒂文·莱文（Steven Levine）为代表的研究者支持物质交互动员观，认为共产党动员能力是基于物质利益与政治支持的交换。[3]
国外人士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内涵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必须有党的坚强领导和党必须依靠人民三个方面，并给予较高评价。
（一）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群众组织力的出发点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总书记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对其国家以及人民需求最了解的政党，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和以人为本的行动是确保中国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4]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原局长克劳斯·罗兰德（Klaus Rohland）谈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表示，“目前，改革的目标十分远大，但改革的指针必须是关乎人民利益。不仅是基础设施建设，在收入分配上更关注人民，关注他们能否从改革中受益。”[5]在民生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人民利益，法国汉学家索尼娅·布雷斯勒（Sonia Bressler）认为，中国的反贫困做法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了灵感，并指出中国的多个五年计划表明，中国不断实施符合人民利益的减贫政策。[6]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的强弱，集中体现于是否满足了人民的利益。
（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群众组织力的根本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无论在革命建设时期还是改革时期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美国罗格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应铣（Odoric Y. K. Wou）在《动员群众：河南革命的建设》一书中提到，“在河南农村动员和党支部建设中，取得成功的一系列因素中包含恰当的时机、党的有效领导和正确的地点选择。”[7]美国学者熊玠强调，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保障，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中国上下一心，这是新中国跟从前相比一个很重要的进步。[8]美国中国学专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评价中国取得抗疫和减贫成就时，表示中国之所以能够赢得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战和全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攻坚战，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及其强大的组织能力。[9]
（三）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是群众组织力的力量来源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教授H.亚瑟·施泰纳（H. Arthur Steiner）在《目前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策略》中认为，“从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组织农民运动开始，他就不知疲倦地宣扬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党必须为群众的需要服务，党必须从群众的需要中获得灵感，并调整政治意识形态和组织策略。”[10]韩国首尔大学教授崔明（Myung Chey）在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历史时感叹“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没有群众的支持，他们就无法生存”。[11]法国汉学家魏柳南（Lionel Vairon）表示，“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征程中，中共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依靠人民。在战争年代，中共就是靠发动群众，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装备精良的蒋介石；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仍然是依靠调动人民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极其薄弱的基础上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
未来，中共还会依靠人民，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12]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注重通过群众组织力来保障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为了更好理解群众组织力在实践中的运用，还需要明晰群众组织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国外认为群众组织力体现在大型的群众运动和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两个方面。
（一）大型的群众运动
国外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大型的群众运动中所表现出强劲的群众组织力予以特别关注。印第安纳—普渡大学韦恩堡分校社会学教授蔡文辉（Wen-hui Tsai）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群众动员运动》一文中将群众运动主要划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中国经济的生产和重建运动，其中包括土地改革运动以及建立农业合作社运动。二是社会改革运动，包括“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再教育运动。三是思想斗争运动，包括反右运动、反儒家运动等。四是重建社会主义新政权的运动，包括反革命运动。五是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其中包括反对外国资本主义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13]国外对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研究，偏向具体的群众运动进行研究。比如美国学者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研究土地革命运动与延安整风，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一书对中国近代史上大型的群众运动都有所涉猎等等。
（二）应对重大风险挑战
自从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应对了无数风险挑战，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群众组织力。学者戈登·贝内特（Gordon Bennett）在《中国群众运动与地震》一文中，提到“大众动员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就像民主参与的仪式对于美国一样重要，大众运动在中国是一种熟悉的制度，就像西方民主国家的多数统治选举一样。动员起来的群众，他们自愿参与地震的观测和预警，在短期和即将发生的预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4]波兰的中国问题专家帕特里克·什佐特卡（Patryk Szczotka）认为，2020年中国共产党迅速遏制疫情，得益于中国抗击疫情的模式，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动员成功的关键是为参与者制定一个共同目标，即抗击疫情符合所有人利益。[15]牛津大学教授萨比娜·阿尔基尔（Sabina Alkir）认为中国减贫事业凸显中国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将减贫放在很高位置并设置了明确的目标，准确地识别出贫困人口，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扶贫，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减贫事业的成功。[16]
国外通过对大众媒体动员、思想政治说服、情感动员、激发干部主动性等四个实现途径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提高群众组织力。
（一）大众传媒动员
大众传媒的内涵随着时代而不断扩充。革命时期，因生产力水平限制，大众传媒多为电影、戏剧、广播、报刊、宣传册等，新中国成立后大众传媒更加丰富，直到互联网的产生大众传媒的动员能力更加凸显。
美国罗格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应铣提及五卅运动后河南农村进行的群众动员，“每到一站，宣传大队就下火车，组成职能小组，开展社会调查、编辑工作、会计、娱乐宣传和军事宣传等党的活动。”[17]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人类学教授周永明在《禁毒运动与国家建设：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经验》详细阐述了大众传媒如何动员人民群众参与禁毒运动。“为了使人民群众更好理解禁毒政策，地方党员通过传统戏曲、喜剧对话、民间舞蹈和其他流行的娱乐形式来阐述政策。有时会设置一个闭路收音机，让更多人收听广播。”[18]加拿大学者程超泽在《中国计划生育运动中的沟通技巧》强调了大众传媒动员群众参与计划生育运动的重要性。“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省级报纸都要充分发挥作用，报道人们如何克服封建思想、推迟婚姻、取消传统昂贵的婚礼等。组织矿工、农民收听广播，利用歌曲、诗歌、漫画、短篇小说等多种形式开展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运动。”[19]
（二）思想政治说服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做好群众动员绕不开思想政治工作。国外对于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动员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给予特别关注。韩国首尔大学教授崔明（Myung Chey）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组织与群众动员》中提到，说服群众参加红军，但不得采用强制性的招录方式；
在扩大红军的工作中，让群众协助执行有关优待红军家属的决议；
参军后强调军队的政治教育与领导，以提高士兵的素质。[20]坎特伯雷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妮-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表示“说服对于建立和维护政权具有重要作用，每个政权都必须获得民众的支持来继续其统治。”[21]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人类学教授周永明谈论禁毒运动时，提及禁毒宣传活动时，组织者要告诉群众，开展禁毒运动是一种非常具体的爱国行为，使他们能够参加抗美援朝运动。[22]此举，有效地动员人民群众参与禁毒运动。
（三）情感动员
国外学者较之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偏向微观，看重于个人对社会的影响，人物性格对其选择的影响。目前，对中国共产党情感动员研究有较大影响力的是原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的《感动群众：中国革命中的情感工作》一文。
文章分为几个部分介绍情感动员，一是调动群众情感参与革命。共产党人以民众抗议传统为基础，将“情感工作”系统化，关注群众动员的情感层面是共产党革命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二是领导人的情感动员。毛泽东同志感动了他的同胞，然后动员人民参与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结果的巨大差异，指向了一个更深刻的教训，就是激进的思想转化为有目的和有效的行动，不仅需要有利的环境条件，还需要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大量情感投入。三是情感动员群众的具体方式。革命运动的发展标志着人们越来越重视群众动员过程中“激发情感”的重要性。戏剧是一种引发情感反应的关键手段，通过“诉苦”“声讨”“批评—自我批评”“整风”“思想改造”等方式，中国共产党——与他们的对手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加强了干部和普通新兵对事业的情感承诺。这种情感动员所产生的奉献精神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获胜的关键因素。[23]情感动员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成分。
（四）激发干部主动性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教育，这也是激发干部主动性的重要原因。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沈大伟（David L. Shambaugh）表示，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党政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中国共产党不遗余力地维持庞大的党校系统给予干部充分的培训。[24]以及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就有干部带头的优良传统，在群众动员工作中也有所体现。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米切·门斯特（Mitch Meisner）在《大寨：实践中的群众路线》一文中写道，“像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参与劳动，地方干部定期参与基层工作，干部与群众需要携手并进。党的干部也是普通劳动者，不是凌驾于民主之上的。”[25]加拿大学者程超泽也表示，在执行人口政策方面，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必须自我教育和自我激励，干部和计划生育工作者不能生一个以上的孩子。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的能动性和带头作用，在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参与社会运动和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国外从群众组织力的基本内涵、表现形式、实现途径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组织力进行了考察，既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在大型群众运动和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表现出卓越的组织力，也系统总结了中国群众动员运动的实践途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国外学者的研究中总结出几点建议：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美国中国学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坚定领导是中国取得一系列成就的根本原因，尤其在脱贫攻坚战和抗疫阻击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共产党出色的动员组织能力，以及对国家发展目标的顶层设计，值得其他国家借鉴。”[26]还有前文提到美国学者吴应铣对中国革命的研究，熊玠对改革开放的研究和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对中国减贫事业的研究，无一例外都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中国取得巨大成就是至关重要的。
（二）建立良好的党群关系
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体现于大型群众运动和应对重大风险挑战，除了有党的坚强领导外，还需要有良好的党群关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教授H.亚瑟·施泰纳表示，党与人民群众需要建立密切联系，也要正确对待群众，要肩负起教育群众的使命。“党员干部警惕尾巴主义，当群众要求正确时，尽可能满足。当要求‘不正确’时，党的干部有责任通过教育和解释，引导群众接受党的政策。”[27]军民鱼水一家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群众动员工作中良好的党群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做好大众媒体的宣传工作
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接受信息的社会化工具，也是宣传工作的重要载体。根据前文研究，不少国外人士对中国的大众媒体宣传工作给予肯定。加拿大学者程超泽对推广计划生育运动中大众传媒高度认可，表示“在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传播体系中，大众传媒是重要的纽带。”大众传媒也是说服动员的重要媒介，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教授安妮-玛丽·布雷迪在《大众说服作为一种合法化手段与中国的大众威权主义》表示，中国不仅研究了其他国家的大众说服技巧，还更新了自己传统的宣传方法，利用文化和娱乐作为政治信息的载体。媒介越大众化，党的宣传渠道就越好，这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的最新实践。
（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基层党组织是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最基本、最直接的机构，是联系人民群众和决策者的桥梁、化解社会矛盾的润滑剂。广大的基层党员在居委会和村委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面对重大风险挑战。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周炳斌（Ngeow Chow Bing）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居民委员会》一文中研究了居民委员会在非典期间突出的协调、组织动员的职能。“居民委员会在接到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控制这一流行病的命令后，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动员和组织能力。”[28]党员干部自下而上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动员作用，有效地提高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组织力。
综上，大部分国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的研究较为理性、客观，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国内更好地加强群众组织力建设。但同时，国外研究由于对中国国情认识不够、语言文化不同、意识形态偏见等原因，也存在一些误解和误判，比如把群众组织力仅理解为政策的有效性、干部的执行力，而忽视蕴含其中的价值指向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我们应理性地看待国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的研究成果，虚心接受其合理建议，也要及时回应质疑的声音。总体上看，国外对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给予了较高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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