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武宁曲池书院小考——兼论乡村书院研究的取向

张劲松

（南昌师范学院 书院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32）

清代是我国古代书院发展的普及与繁荣时期，书院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远超宋元明时期，但清代书院仍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在省与省、府与府、州县与州县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巨大差距。据不完全统计，清代新建书院3 757所，最多如广东省为 531所，最少如东北三省共 33所［1］(P406)。一省之内各府州县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如江西省，多者如乐安（今江西乐安）28所，少者如泸溪［2］(P258)（今江西资溪）、金溪［2］(P255-256)（今江西金溪）、东乡［2］(P258-260)（今江西东乡）、万年［2］(P289-290)（今江西万年）、余干［2］(P285-286)（今江西余干）等地仅 2~3 所。

书院数量及时空分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王朝制度、社会文化、宗族势力、经济基础，等等［3］。此外，由于历史上书院形态与功能的复杂演变，研究者对 “何为书院” 的理解，直接影响到进入视野的书院数量多寡。

笔者在对清代江西武宁（今江西武宁）书院研究中发现，既有研究如 1996 年《中国书院辞典》［4］(P103-138)、2018年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的 《江西书院》等，指出清代武宁县新建书院仅2所，分别为乾隆年间的正谊书院和盛氏的字云巢［2］(P72-74)。据此，从新建书院的数量而言，清代武宁的书院建设难以映照整体性的普及与繁荣，可称之为书院文化的不发达地区。但是，这一结论由于受到书院统计口径的影响而值得再讨论。笔者在梳爬道光《武宁县志》（以下简称 “道光志” ）、同治《武宁县志》中发现，武宁清代新建书院除了上述正谊书院、字云巢外，还有五凤书院、安乐书院、育英书院、海航书院、长乐书院、梯云书院、曲池义塾、敬承堂8所。若此，武宁书院历史与文化有待重新认识。尤为重要的是，曲池义塾、敬承堂、字云巢有书院之实而无书院之名，开展此类书院研究，对于拓宽书院研究视野、丰富书院研究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深化 “何为书院” 的认识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拟对武宁曲池义塾的性质、创办、山长、生徒等予以考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乡村书院研究的取向等问题。

曲池书院，又名曲池义塾、俯江楼，位于江西武宁县安乐乡（今江西武宁县鲁溪镇一带）。道光志卷七 “学校·社学” “曲池义塾” 条目称：
“曲池义塾曰俯江楼，在龙潭岸西。乾隆己丑始建，义田六十亩以资膏火。邑廩张问达有记，见艺文。云南中丞谭尚忠题额，南昌太守张敦仁书‘兴艺乐学’四字，又牓云：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善，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5］(P102)

武宁县学廩生张问达（1723—1777，字冰莹，号水山）所撰《曲池义塾记》是关于曲池书院的重要文献，见道光志卷三十六 “艺文·记” 。该记对曲池义塾的创办、规制、宗旨等情况作了介绍，记文称 “讲堂前为大门，匾曰曲池义塾”［5］(P651)，可知 “曲池义塾” 为正式名称，但张问达在文中亦称义塾为书院， “凡入书院由箬溪渡万福桥，循惠民寺经坊下绕蟠山之后右折，蹑足山半遂伏行观澜楼下，出奎光阁左折而西拾级登乃入。......予惟其言之几于道而乐闻焉，因记其所以作书院者，以系诸后”［5］(P652)，在张问达看来，曲池义塾即为曲池书院。

除张问达《曲池义塾记》中将义塾与书院等同外，道光志中的其他史料亦支持这一观点，如卷七 “学校·宾兴” 有 “安乐乡捐项” ，称：
“张曲池书院捐钱贰十千文”［5］(P130)，安乐乡的张曲池书院即为张氏家族创办的曲池义塾。再如卷二十二 “人物” 中 “张问达” 传，称其授徒 “曲池书院”［5］(P391)，张问达授徒的曲池书院即为曲池义塾。

另外，从建筑规制可以判断张氏义塾属于清代民间义塾、社学等书院化的产物。张问达《曲池义塾记》载，义塾建于修江沿岸的蟠山上，有俯江楼（讲堂）、奎光阁、谷仓、浴室，以及掌教栖息的酿春堂、会课的品兰堂等［5］(P651)。另据张问达之子张翩（1755—1789）《曲池山水尝游者记》称，张问达辞世后，其在书院的门人 “向所从人思之而不可得，乃奉主而事之塾，朝夕上食以志其恋慕”［5］(P667)，表明书院既有世俗的奎光崇拜，也有享堂用于祭祀活动，这表明曲池书院具有清代书院教学、学田、祭祀、考课等基本规制。

肄业于曲池书院的生徒主要为张氏子弟， “子弟来见，登降有序，坐立有常等，其长幼才识皆可以示厥向而励诸学，予为之喜”［5］(P652)，书院受业者年龄有长有幼，但登降有序，坐立有常，才识均可陶冶者，层次显然高于一般意义的蒙学。因此，张问达在记中借张氏长者之口勉励肄业生徒读书致用，不违祖训，光大门楣，并避免聚徒群居，而陷入 “专于科举文辞进取，赫奕小人俗子之希慕名” 的陋俗［5］(P652)。

综上可知，曲池义塾建有讲堂、斋舍、仓湢等建筑，具有教学、祭祀、学田、考课等基本规制，聘有县学廩生主持院务，开展高于蒙学层次的教育活动，具备传统书院的基本特征，因此，可以确定曲池义塾即为曲池书院。

（一）书院兴建

道光志关于曲池书院兴建的时间颇有抵牾。前引卷七 “学校” 门 “曲池义塾” 条称 “（义塾）己丑始建”［5］(P102)，但张问达《曲池义塾记》称 “乾隆三十年乙酉，张氏戨船枕松之河，载予至蟠山以为院长”［5］P652)。一说为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一说为三十年乙酉（1765），二说分歧。不过从其他史料看，曲池书院应建于乾隆己丑。

道光志 “艺文志” 有张问达之子张翩所撰《曲池山水尝游者记》，记文称：

“曲池构义塾于蟠山之巅，起先君子授其上，予左右起居者于是五年。......当是时，未构塾于蟠山巅者，先君处于龙山之麓别室。室前有溪，即出绕蟠山者，土人桥其上，踰桥里许而亭之名七姑亭，溪两岸多杨，中有石可坐钓。先君尝乘月步桥上，诸子陆续至，时有游鱼数十来往波光树影间，诸子俯而啸，鱼惊散去。有顷复聚，久而相望也。先君慨然叹曰：吾与诸子聚于斯，其可常耶？今夕之乐盍志之。曰：诺。遂各成诗。......盖先君自乙酉开讲席二年，而予始来。

又二年始构塾于蟠山”［5］(P667)。

据此，张问达于乾隆乙酉（三十年，1765）被聘为院长时，张氏并未在蟠山之巅建义塾。彼时张问达应执教于张氏家族未命名之家塾。后二年，即乾隆丁亥（三十二年，1767），张问达之子张翩来曲池陪侍，义塾仍未建。再二年，为乾隆己丑（三十四年，1769），张氏始在蟠山之巅建曲池义塾（曲池书院）。查道光志 “卷首·疆域图” ，武宁近建昌（今江西永修）界有龙峰而无蟠山，龙峰以西为箬溪汛，但在与德安（今江西德安）交界处有潘山。再据道光志 “卷首·水利图” ，修河东流至武宁与建昌界有箬溪和潘山水二股毗邻的支流，此武宁、德安、建昌三县毗邻处的潘山似即为 “蟠山” （读音基本相同），龙峰似即为张翩记中的龙山（民间多有蟠龙之说）。另据唐德刚撰《李宗仁回忆录》记载，李宗仁率兵北伐，1926年10月在江西有 “箬溪、德安、王家铺之血战” ，其中 “羊肠山是阳新县南部和武宁县交界区域的一系列石山。......过山约五十里便是箬溪，......箬溪为武宁县北一小镇，有商民约二三百户。该镇西傍修水河，东北则有小岗峦曰盘龙岭，绵延数里”［6］(P297)，盘龙岭似为民间潘山（蟠山）、龙山（龙峰）绵延数里的统称。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勾勒出关于曲池书院的基本轮廓：位于武宁安乐乡一都的曲池张氏于乾隆三十年（1765）礼聘县学廩生张问达为家塾院长，张问达日常居于龙山（龙峰）山麓。乾隆三十二年（1767）张问达之子张翩来张氏家塾求学。乾隆三十四年（1769），张氏族众在蟠山（似一名潘山）之巅建曲池义塾，即曲池书院。2019年7月武宁县电视台《行走武宁：消失的古镇 箬溪》摄制组报道，民国元勋李烈钧（1882—1946，江西武宁人）首次下葬在箬溪协和山，据箬溪老人在今庐山西海水面所指位置，协和山似即为清代蟠山，1970年兴修柘林水库时，箬溪老街和协和山等一起消失在茫茫水面之下［7］。

（二）书院倡首

道光志卷二十二 “人物·善士” 有 “张明远” 条，称 “张明远，字愈谦，号近浦，邑增生，安乐乡曲池人，通经史，善诗文。棘闱屡荐，卒逸其卷以终。居家履道，贞素无回曲，里有不直，得见之皆敛手避。曲池人文寥落，明远与族人凤诰等醵金联会，置田六十亩，资膏火，相地俯江，筑曲池义塾，培植后进，以故科名文士，骎骎日盛。年六十五殁，子峤，邑庠生。”［5］(P391)据此可知，张明远（生卒不详）、张凤诰（生卒不详）等人为曲池书院的倡首者，张氏创办曲池书院主要目的为培养家族的科举人才，书院创办后科名文士骎骎日盛，成效显著。

（三）建设路径

曲池书院为武宁安乐乡曲池张氏所建，张氏累世聚居于曲池达40代900余年［5］(P652)。与其他传统家族类似，张氏较为重视家族教育， “醵金联会二十有余年，欲构塾而未获其所，偶过蟠山，曰：吾之塾卜地无踰此者，众佥曰诺”［5］(P652)，这表明在兴建义塾之前，张氏已成立了文会一类的教育组织。据道光志 “风俗” 载，武宁县民间有举办文会的风俗，用以助兴文教， “邑有好义者捐赀醵金，权子母为文会，订期集人作制艺诗赋，请先达品定甲乙，榜诸通衢属目处。共前列者以旌奖而加奋，殿后者以不及而倍勤，殆亦振兴文教之一助云”［5］(P169)。清代中晚期文会组织遍布武宁城乡，如道光年间上南乡四十都创办文会时称， “其下乡都亦得兴文会、创义塾，置田产，以备俸薪，延师儒以督教养，一时草野输诚，士民劝学，风气殆蒸蒸焉”［5］(P795)。文会与义塾功能略有不同，义塾延师授徒，而文会主要是每岁以文会友，拈题分赋，评其甲乙，厚其奖赏，或积贮租项以给考资等，其作用与民间宾兴会类同。张氏的文会延绵20年之久，后或因文会资助效果不佳，或因肄业众多，加以经费得到扩充，遂由会而塾，由仅有考课奖赏而扩展为兴建院舍、延师授徒的教育机构。张氏从文会至书院的发展路径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毗邻武宁的江西铜鼓（今江西铜鼓，清代为义宁州属）有奎光书院，其最初称奎光文会，也是民间文会的形态。后因经费增多、肄业众多而在文会的基础上扩升为奎光书院［8］(P121)。由文会而发展为书院是我国古代书院建设的一条路径，与祭祀、教学等其他建设路径不同，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四）书院经费

曲池书院为家族性质的书院，但从现有资料看，其经费并未由家族提供而主要是张氏家族成员，如张明远、张凤诰等人捐赀兴建，这与唐宋之际德安（今江西德安）义门陈氏、奉新（今江西奉新）华林胡氏、建昌（今江西永修）洪氏割族田兴建东佳书堂、华林书院和雷塘书院等家族书院有所不同［9］。不由族产而由族众出资兴建书院，其主要原因可能与武宁曲池张氏族产多寡有关，此外张氏家族自唐代天宝年间（742—756）国子祭酒张宁（生卒不详）卜居武宁以来，已聚居900余年，开支散叶，门房众多，似较难聚族共建。如前文所述，清代武宁民间有醵金兴文会之风，这种以助兴文教为宗旨的文会既有一乡、一都绅众的参与，也有由诸如张氏一姓一族的机构组织，不同形式的文会在服务面向上各不相同。

曲池书院的经费既有原文会会产的继承，也有新的捐入，因此形成了 “醵金联会者若干人，捐赀者若干人” 的新旧并行的态势。书院的院产规模除建筑物外，主要为60亩院田以及若干亩山地，这些田地的租入用于维持书院的日常运转。

曲池书院的经费规模很难与清代由官府主持的府州县中心书院比较，如位于武宁县治的正谊书院，道光中期田、地、发典生息等每年额租息钱约有1 300 多贯［5］(P140)，道光二十九年（1849）余干（今江西余干）东山书院仅发交各典生息钱就有5 200串，按月一分起息，全年息钱收入 624 串［10］(P723)。

安徽泾县（今安徽泾县）泾川书院，道光十一年（1831）官绅捐银达 23 400 两之巨［10］(P505)等等。

实际上，与同时期武宁其他乡校比较，曲池书院的经费亦难称丰厚，如升仁乡十五都梅崖社学有田66亩，上南乡社学田租170石，上南乡罗溪文孝社学有田租96石，北乡二十六都辅成社学有田125.8亩等等［5］(P96-100)。曲池书院的经费规模不大，与其捐赀主要来自张氏家族成员有关，其来源相对有限。书院每年以60亩院田和若干山地的租入维持日常运转，必然因陋就简，除礼聘山长的脩金外，其他如生徒膏奖、图书购置等大概只有付之阙如了。

（五）书院师生

见诸史料的曲池书院师生有姓名者仅为张问达父子二人。书院山长张问达（1723—1777），字冰莹，号水山，安乐乡黄陂人，史称其 “少失怙，事母孝，弱冠补弟子员，旋食饩，授徒曲池书院，从之者教之以行谊，被之以诗书为文，一宗先正，收离纠荡，一时陶成甚众”［5］(P391)，张问达在《曲池义塾记》中亦称张氏礼聘其为院长。

张问达之子张翩求学于曲池书院，其于（乾隆） “丁酉戌月二十夜” 作《曲池山水尝游者记》，追忆其父蟠山执教时陪侍左右及山水之游的有关情况。乾隆三十四年（1769）张问达为张氏新建的曲池书院掌教，张翩亦从学于此，因此，此处 “丁酉” 应为乾隆三十四年之后的四十二年丁酉（1777）。张翩在该记中称 “今年春正月二十日先君卒” ，说明张问达于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辞世。从曲池书院建于蟠山之巅的乾隆三十四年始，张问达执教曲池书院最长不会超过八年（1769—1777）。张翩在记中还称自己曾在蟠山 “左右起居者于是五年” ，张翩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来蟠山，居于五年，则当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离开蟠山。

清乾隆晚期云南巡抚南丰人（今江西南丰）谭尚忠（1722—1796，字因夏，一字古愚）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作《张佳郎传》，张佳郎即张翩，传称 “武宁张子佳郎来书，自道其名曰翩。父讳问达，学者所称水山先生是也。......年十三依父水山讲曲池书院。......呜呼，佳郎以客冬十一月二十七日死矣”［5］（P539)，则张翩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离世，其来蟠山求学为乾隆三十二年（1767），时年为虚龄十三岁，则张翩应生于乾隆二十年（1755），其卒时虚龄三十五，英年早逝，这与县志 “（张问达）子翩，廩膳生，资禀奇慧，长于诗、古文、词，惜年三十余而卒” 大体吻合［5］(P391)。

曲池书院肄业生徒除张翩外，其他应主要为张氏子弟，张问达《曲池义塾记》称义塾建成后，张氏 “大享宾客于院，父兄执爵寿予。......凡在谱者岂宜玩司成之贤而不率教也。君长而贤，属君以子弟曹，有以磨砻砥砺之，以日以年，读书致用，不违祖训，光大于吾家”［5］(P652)。曲池书院的经费来自张氏家族个人的捐助，其服务对象也主要限于张氏子弟，通过书院教育期取青紫，光大门楣，其逻辑与其他家族书院并无不同。另外，谭尚忠《张佳郎传》中称张翩十三岁依父来曲池书院时， “先生及院中生特以其幼也”［5］(P539)，据此推测，肄业于曲池书院的张氏子弟年龄应普遍高于张翩的时年13岁。这从一个侧面证实曲池书院实施的是高于蒙学层次的书院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谭尚忠《纫芳斋文集》序作者为武宁人张望（1736—1806，字棕坛，号闰榻），谭氏文集中的诗文间有张翩的点评，如《树丹居制田册序》中张翩评 “文不加点，读至咏叹一段，尤觉奇丽高妙，至于难言”［11］(P133)。

从谭尚忠为曲池书院题额、撰《张佳郎传》及张翩评点其诗文来看，武宁张氏及张问达父子与南丰谭尚忠有较深的交游［12］。

作为民间家族义学性质的曲池书院存世史料并不丰富。由于族谱等文献阙如，本文对曲池书院史实的探索仅限于晚清时期的《武宁县志》，从中初步得出曲池书院的兴起、建设、生徒、经费等书院规制的基本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书院的迅速发展，其主要表现形式即为乡村书院的蓬勃兴起，如前引江西乐安县清代新建书院达28所之多，其中除安浦书院、乐庠书院2所书院明确建于县治外，其余26所均分布于各乡都，如乐安牛田镇即建有义云、聘华、振斋、环山书院 4 所［2］(P245-249)。

因此，可以说民间乡村书院建设带来了清代书院的繁荣与发展。

与闻名天下的四大书院或位于会城、府州县治的中心书院不同，乡村书院远离城市，位于各乡都之中，官府对其多鞭长不及，因此，在经营上颇有一定的自由度。如曲池书院其经费由张氏家族成员捐助而来，董理则由在书院兴建中出力者承担，无任何官方色彩，这与晚清时期位于城市的中心书院多由儒学教官监院不同。曲池书院的院长亦不由官，而是由家族自行聘请。从书院的经费规模看，县学廩生张问达应聘书院院长的脩金并不丰厚，但其仍在书院掌教数年之久。这与同时期府州县治中书院山长一年脩膏动辄费银百两甚至数百两，何啻霄壤。另外，曲池书院被称之为 “义塾” ，源自经费来自族众，因之肄业生徒亦控制在本族子弟范围之内，书院的开放性或社会化较为有限，这也是曲池书院的一个显著特点。

作为有限开放的民间家族书院，其功能主要是期取青紫和敦亲睦族。如前文所述，清代武宁乡俗多有兴建文会以助考，曲池义塾基于文会而在功能上多有拓展，最主要的是将助学与助考统一起来。书院建筑中既有讲学之用的俯江楼，也有会课的品兰堂，从而实现了书院育材与贡士的统一。院长张问达在义塾记中希望肄业生徒不要堕入 “专于科举文辞进取，赫奕小人俗子之希慕名” 的陋俗［5］(P652），这既是师长对士子的殷殷期许，也可解读为对书院为家族培养更多科举人才、期取青紫以光大家族声望办学宗旨的纠偏。不过，主书院教席的张问达为县学廩生，属于低级功名获得者，难称为科举成功人士，经其手而陶冶举人、进士等高级功名的生徒，恐力有不逮，并非易事。

“吾氏自司成迁土以来累四十叶九百年，至今于邑为大家。吾侪读司成之诗跃起，尝登紫鹿冈追寻前世履迹，诚哉！其遗风余思所被者远矣，凡在谱者岂宜玩司成之贤而不率教也。

”［5］(P652）曲池张氏始祖为唐天宝时期国子祭酒张宁，绵延至清乾隆近900余年，是地方上有影响的大家族。曲池书院作为家族书院，除培养科举人才外更主要的是通过兴办教育事业，扩大家族受教育人群范围，使家族子弟在儒家伦理知识的熏陶下，端士风、树表率以正人心，从而达到敦亲睦族的效果，而这也是唐宋以来民间家族不遗余力形塑崇文重教优良传统的主要出发点。

综上，曲池书院的价值似未跳脱一般民间家族书院的窠臼，培养科举人才与和睦家族为其主要功能。但受经费与家族观念局限，所聘院长功名不显，脩脯难称丰厚，生徒主要为有限的家族子弟，培养成功的中高级功名人才实非易事。因之，书院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地方家族治理与繁荣地方文化方面。

曲池书院在方志中以义塾之名存在，在历史上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相关论著未将其列入书院名录之中。其实，明清时期类似于曲池书院、分布于乡村的地方书院仍有不少，由于史料有限，这些书院的历史沿革、组织形式、师长生徒、组织活动，等等，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如曲池书院仅见于清代武宁地方志，相关史料较为零散，只有将这些资料进行拼图，才能勾勒出书院的基本轮廓。书院自唐代兴起以来，其功能、组织、类型都出现了较为复杂的变化，因之，研究者多称书院为我国古代一种较为复杂的文化教育组织。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对 “何为书院” 采取不同的态度，最后形成有关书院的统计数量、时空分布等都不尽相同。曲池书院的个案提醒我们，仍应高度重视地方志这一书院研究的基本史料库，通过对地方志书院史料的全面梳理，将研究视野、研究对象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既从我国古代书院整体发展流变出发，也重视区域人文环境下个案书院的特殊结构，甄别书院真伪，合理地对 “何为书院” 作出符合史实的回答。

明清时期新建书院的建设路径多为官员捐廉倡首、绅众好义急公，鸠工庀材，集众力而成。曲池书院的兴建与明清时期官为经理或官绅共建的书院不尽相同，它是在张氏家族成员组织的文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文会功能的扩展，是升级版的文会，因此，其功能、组织形式，甚至建筑规制都有一定的特色。此外，道光志还有 “五凤书院” ，其前身为辅成社学，是在社学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毗邻武宁的赣西北的修水、铜鼓等地区，在清代亦有这一类型的书院［8］。由此可见，以曲池书院为代表的以文会、社学等机构为基础而建设的书院，实为明清时期我国书院建设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开展包括曲池书院在内的文会型、社学型书院研究，对于丰富我国古代书院的历史文化不无裨益。

曲池书院为清代武宁乡村书院，书院除部分增加了教学功能外，主要承继了文会的考评与助学作用，突出的是书院的考课与奖赏，主要目的在于培养科举人才。但由于经费有限，聘请院长的视野也只能局限在一邑甚至一乡之内，办学质量和水平受到影响。透过曲池书院，我们也应认识到清代书院虽然数量众多、普及繁荣，但多为乡村书院，其学术贡献很难与两宋书院比肩。因此，对曲池书院等民间乡村书院的研究，应将关注点从学术教育上转移到书院与地方治理、地方文化的关系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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