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背景下高校社会性别与女性学课程教学实践及其意义

崔应令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新文科”的理念在2018年同新工科、新医科和新农科一起作为“四新”被提出。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等在天津联合召开“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这“标志着国家‘四新’建设工程正式开启”，“新文科”“从概念提出走向正式实施”[1]。

“新文科”到底是什么？特点是什么？对此学者有不同的解读。有学者指出,新文科的本质是“要培养能打造学术芯片的基础性创新人才，构建出令人信服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2]，其特点是“强调专业性与博通，同时注重学科之间的融合”[3]，其基本理念包括五个方面，即“超学科视野、强创新精神、大文化观念、新人文主义、新语文思维”[4]。换言之，新文科所追求的是：以直面社会现实、解决问题为导向，既具国际视野，又能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真正激发创新型跨学科人才的活力。新文科的理念虽然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张，是国家希望文科能在“中国话语体系主导、复合型人才培养、国家软实力的增强等”[5]方面有新的作为，但其最终还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6]。在新文科的实践策略里，顶层设计固然起着引领作用，但真正落实还需要我们在人才培养中打造实践教学体系，增强实效性；
以全人培养为理念，推动“文理”教育融合发展[7]。

新文科的目标是培养复合创新型人才，打造民族文化及人类发展的引领力量，这意味着传统局限于单一学科、单一向度的学科教学和思维，需要转向多学科、跨学科、为解决问题并引领精神的新文科思维上来。新文科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从具体学科入手将这一理念真正落实，是如何“根据实际建设情况提出具体的实施措施”[8]，这需要我们从具体学科建设方面来探索路径。

本文以高校开设的社会性别及女性学课程为例，对新文科建设的路径建设予以探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研究在高校各个学科内部已经展开，而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更多大学开设了女性研究的相关课程。1997年，西安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给本科生开设“妇女/性别研究”通选课，1999年首都师范大学开设“女性学”通选课，2001年，北京大学开设“社会性别研究”通选课，2003年，福建农林大学开设“女性学”通选课[9]，2005年，武汉大学开设“社会性别与女性发展”全校通识课……这些课程都受到普遍欢迎，说明大学生对性别议题及女性发展比较关心。

在高校开设社会性别与女性发展相关课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国务院2021年9月27日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明确指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制度机制创新完善”，2022年10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这意味着推动妇女权益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工作踏上了新征程。要让妇女在健康、教育、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的权益得到充分保证，大学校园里的社会性别与女性发展课程尤其重要。通过开设课程，一方面分析女性发展面临的困境并探寻女性发展的有效路径，培养学生正确的性别意识和家庭理念，以及明辨、反思能力，提高学生的性别平等意识和女性参与世界的理论水平和能力，唤起“我女大学生主体自觉的独立、自主和平等意识”[10]；
另一方面，积极鼓励学生参与推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事业，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所说的“建设一个妇女免于被歧视的世界”而行动。这是高等教育理论联系实际的体现，是学术推进整个社会思想观念转变的方式之一。

本文从高校开设社会性别与女性学通选课程的知识内容、价值引导及教学方法三个方面，探讨该课程如何整合学科、跨专业、跨文理来完成学生知识学习和思维培养上的创新与融合，价值理念上对西方知识的辨析和批判吸收，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性别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对中国经验、中国话语的总结和发展，以为新文科理念的真正实现探索实践路径与方案。

除了各个学科领域的女性或性别研究分支课程，高校面向全校学生的女性学或社会性别相关课程，多以全校通识课的形式展开。通识课的目的是“立足服务社会文明发展”[11]，其理念是“通”，包括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知识的会通，也包括使学生成长为一个“有见识”的人的“识”[12]。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培养学生成为一个整体的人，拥有完整的价值结构；
培养学生完整的知识观，平衡他们的知识结构；
培养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机制判断能力，发展他们完整的能力结构。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社会性别或女性学通识课首先必须将“复杂性知识引入大学”[13]，这意味着这一通识课的目标与新文科所强调的将人文社会科学与技术革命从理论基础、知识结构、研究方法交叉融合的理念是一致的，都要求建构跨界融通的新型学科交叉体系。在一些学者看来，女性学作为一门学科，本身就是跨学科的，它“与其他学科彼此联系，互相能够借鉴，可以共同推进”[14]。而社会性别研究从一开始就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密不可分，可以说，跨学科的内容本就是社会性别及女性研究的内在要求。

就以往国内相关课程开设的经验来看，课程多数是某一学科的某个教师单开。这些教师往往都有自己的专业，比如社会学、法学、社会工作、历史学、心理学等，因2011年教育部将女性学归于社会学一级学科之下，因此，社会学背景的教师开设相关课程较多，他们开设的课程带有本专业知识体系及方法论的痕迹。

然而，就社会性别或女性学的通选课内容来说，这并不影响内容上充分的“去学科”特点。比如北京大学开设的全校通选课“社会性别研究”就有非常明显的“去学科”性，虽然开设者是有社会学背景的佟新老师。其内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导论(有性别的社会及社会性别研究概述)，妇女运动和性别平等实践与理论概述(国际妇女运动的实践与理论、中国妇女运动实践与研究)；
第二部分的主题是“性别身份的文化建构”，包括四讲：性别社会化(生命周期中的性别社会化、性别社会化的机制)，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形态(性别刻板印象与性别观念、中国人的性别观念的变革)，高等教育与学科的性别分化(教育作为一种性别社会化的机制、高等教育作为性别分化的机制)，大众传媒与性别写作(大众传媒与性别的话语实践、新媒体下的性别写作)；
第三部分的主题是“性别的身体实践与人类再生产”，内容也是四讲：身体的性别文化建构(从身体差异到性别的文化符号、身体的他律性与性的双重标准)，亲密关系中的性别想象与实践(择偶与性别、亲密关系的变革)，父职与母职的建构(家庭与人类的再生产、父职与母职的建构)，反对对妇女的暴力(对妇女的暴力、控制与权力—理论化对妇女的暴力)；
第四部分的主题是“性别与发展”，内容也有四个部分：劳动性别分工与合作(劳动性别分工、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性别职业发展(职业规则与性别、影响两性职业发展的因素)，社会发展中的性别(衡量性别发展的指标、将性别平等纳入决策主流)，关怀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打破公私领域的边界、公共政策与性别平等)。课程开设的书目和主题的确有很多社会学的内容，不过还有多个主题是与教育、政治、经济、法律等相关的。

中华女子学院的“女性学”(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教材，2010年版)的内容，也同样超越了单一学科的范畴。其九讲的内容分别是：导论(概念、方法、学科特点与专业精神)，女性学与女性主义研究(女性学兴起的时代背景、西方女权主义流派)，性别与性别差异(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两性生理、心理与行为的差异)，中国妇女运动史(男女不平等的起源、封建礼教与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形成、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男女平等目标的实现)，教育与性别角色社会化(女性教育与女性主义教学法、个体社会化与性别角色的形成、女性教育对女性发展的影响)，女性参与权力与决策(妇女的人权、妇女赋权与权力参与、女性参政的现状与推进)，女性就业与工作场所的自我保护(女性就业现状以及就业中的性别歧视、职场性骚扰对于女性身心的影响、工作场所的自我保护)，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社会性别与审美、传媒中的性别角色定型现象、女性形象的自我认知)，女性心理与健康(女性主义关于健康的概念、女性健康运动、女性心理障碍与调适)。在课程内容上，同样包括了女性心理学、女性教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内容。

武汉大学开设的“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课程内容不仅具有多主题特点，且讲授的教师来自不同学院和不同专业，跨学科特征明显。在近三年开设的课程内容中，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开设有四个专题：妇女发展基本理论和基本问题(理论指导、基本问题、性别歧视现象)，妇女参政(世界妇女参政事业发展、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参政历史考察、当前女性参政现状分析)，女性伦理的历史发展与现实选择(历史发展、现实困境、现实选择)，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研究(现状、成因、对策建议)。经济管理学院教师开设有经济与女性发展问题专题课程，内容包括：女性参与经济建设的意义、历史和成就、女性创业、女性经济权能、女性参与经济建设未来发展。法学院的教师开设了性别歧视的概念与分类(概念、歧视侵害的权利、歧视的来源)和妇女权益的法律保障(权益受损现象、权益的法律保障、案例、维权的正确姿势)课程。社会学院教师开设的相关课程内容有：个体化背景下女性情感消费与治愈经济(治愈经济兴起与女性消费者、个体主义的增长的影响、女性悦己消费、女性话语权力自我展现、女性独立意识到审美革新)，性、性别与生育(生理与社会性别、性别与生育)，回归结构性平等初义——当前混乱女性主义的纠偏(被妖魔化的女权主义形象、混乱女性主义的表现、历史和现实渊源、女性主义的自我革新)，婚姻家庭与妇女发展(婚姻家庭形态与女性社会地位的关系、近代女性走出家庭的意义、女性回归家庭的争论、重建家庭的意义和价值、妇女发展和人类发展)。文学院教师则开设了明清文化与妇女文学、西方文学中的女性、当代诗歌中的女性形象等相关课程。另外还有医学专业教师结合个人抗疫经历分享感悟，新闻学院教师开设媒体与女性专题课程。可以看到，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讲就业专题，也有社会学院教师讲媒介或经济课程。这里的跨学科既是整体的，也可以是具体课堂的。通过不同学院不同学科对制约女性发展、导致性别不平等现象原因的探析，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转换了学生的思维，增强了他们维护性别平等的能力，唤醒了女学生的“四自”精神，真正实现了“通”与“融”。

可以说，这些课程内容真正做到了围绕问题而“去学科”“跨学科”，完成学科与主题的融合，确立学生完整的有关性别平等和女性发展的知识体系，也就是女性学或社会性别研究的课程从一开始就“较少地具有画地为牢的标志，更多地表现为学科领域的相对性、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交叉性，即所谓跨学科的特征”[15]。当然，由于女性学或社会性别研究往往只是其他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或者二级学科的一个研究方向，难以在既有学科制度和评估中获得自己独立的地位，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使得它作为一门学科“处于非常尴尬和艰难的境地”[16]。然而，在单一学科视野的弊病越来越突出之际，从来无法真正被归类而以女性整个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为目标的性别研究或女性学课程能真正在跨学科整合上起到示范作用。因为正如学者指出的，不同学科视野的整合研究，可以带来“一种更具社会问责和反思性的新的知识范式”[17]。更何况，由于学科制度背后的性别意识原因，从女性主义出发对女性或社会性别的探索天然带着“反学科性”的批判性，这是这些课程的特点，也是其优势。

这正体现了新文科所期待的发展方向。“跨学科”视野、创新精神、“大文化观念”、“生态人文主义”、“新语文思维”是新文科的五大理念，其中“跨学科”居首，其核心思想是不同学科的学者与各行从业者共同去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复杂问题，最终实现新文科期待的直面国际竞争，彰显中国特色。国内的社会性别研究与女性学通选课已开创先河。

新文科教育需要鲜明的价值取向与强烈的立场意识和育人导向，因为文科教育的本质是人的教育，是“对人自身的教育以及对社会生活实践的正确理解, 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特征”[18]。为此，我们必须直面价值理念上的中西交锋和传统—现代的差异，需要认真分辨西方所持有的观点背后的立场和价值取向，立足中国本土和国内现实，发挥自我独立精神，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性别理论体系、妇女研究方式，在国际性别与妇女研究学界发出自己的学术声音。

强调“社会性别与女性发展”课程的价值观的引领，是因为“价值是一切文化职能和一切特殊生活的组织原则……‘什么是有价值的’这一问题的意义，必将决定我们对世界的看法”[19]。女性主义思潮诞生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源自西方，因此，学习和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是必要也是必需的。然而，这些理论虽然在话语叙述、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学术视角等各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但我们需知晓其强烈的西方学术背景和社会文化立场以及价值取向，明辨其中不适合我们社会国情的地方。换言之，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同时，要辨析、反思并用我们自己的价值理念引导学生。

对当前中国高校中的性别或妇女课程而言，一个基本的现实是：无论是西方的女性主义还是中国自己的女性主义声音，都是多元甚至混乱的。对西方女性主义而言，自19世纪女性主义诞生之日起，女性主义经历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的变化与发展，迄今为止，女性主义已是一个大熔炉，内部充满分歧”[20]。对中国妇女学界来说，观点不同甚至对立也是常态，同样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人对什么是女性主义，什么是性别平等常常意见不同，而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同的观点常在同一情境下出现，让公众对女性主义及妇女解放运动概念更加认识不清。这些观点也缺少争辩的机会，“各家观点也因此不够鲜明，含而不露的方法贻误理论研究的进展”，如何通过一个共同的平台，展现“中国妇女理论流派”[21]非常重要。

在武汉大学的“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课程中，马克思主义学院任教老师一直稳居多数，其中很重要的一讲是“思想文化与妇女发展”，内容包括：为什么要加强妇女思想文化建设？回答是：这是妇女全面发展的题中之义，是提升妇女政治经济地位的重要内容，是社会道德风尚建设的必然要求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精神保障；
妇女思想文化建设什么？答案是：传承和弘扬优秀的思想文化，科学文化素质是重要内容，家庭文化建设是关键一环；
怎样加强妇女思想文化建设？回答是：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教育着手、积极发挥妇女在家庭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利用新兴媒体构建先进性别文化。这是旗帜鲜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

理论和观念的辨析、反思和引导需要贯穿在社会性别与女性学课程的所有内容中。比如妇女参政内容，多数高校的课程都通过对女性参政的历史回顾，让学生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妇女参政的变化，进而看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加深加强学生对党和国家重要性的认识，知道妇女解放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的基本理念，从而增强他们的爱国爱党意识。又如，对女性伦理的困境的探讨，需要让学生了解不同理念的积极意义及其对女性的限制，并提醒学生每一种选择都将承担相应的责任：回归家庭传统的女性需要承受个体发展的受限，选择个体自由发展的女性需要承受可能的个体孤独及职场艰辛，等等。这里将各种价值选择可能的后果充分呈现，让学生明辨。在对当前混乱女性主义的辨析与对性别结构性平等的倡导的探讨中，要直面对女性主义的滥用与误用的情况，指出“我弱我有理”及用女权主义替代一切差异的道德霸权带来的问题，使学生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妇女解放观，对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意义上的女性解放观予以反思与批判。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们必须直面我们的社会性别或女性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政治性和学术性，注意到女性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要“立足中国丰富的妇女解放运动遗产，以及现实的妇女与发展上的热点问题，作好中国的经验研究，讲好中国妇女的故事”，因为“它既是政治的，也是学术的”[22]。笼统的女性主义理念对我们认识事情的复杂性是不利的，同时价值观上我们既要看到传统的家庭主义的积极意义，又要明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性别平等绝非性别对立，从而引领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的暴发，武汉大学请医学院的女教师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新冠疫情防控过程，明确提出以下观点。防控新冠疫情中我国的制度优势：强大的动员能力、强大的制度协调能力、强大的制度组织能力。新冠疫情防控体现的中国文化价值：生命至上的价值观；
个人—家庭—国家一体的家国情怀、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应有的抗疫精神：举国同心、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等。用现实的例子凸显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价值。此外，在讲述婚姻家庭与妇女发展的内容中，需要展开对西方女性主义的辨析，并从中国性别平等经验出发予以批判，尤其是要对西方个人主义走向自我主义、极端自由主义进行反思，对传统中国家庭主义进行回顾、反思和再认识，探索建立在性别平等、长幼平等基础上的新家庭主义的模式，结合中国经验、中国文化探索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中国路径和话语。

社会性别及女性学课程在价值取向上的辨析、反思和引领正是新文科倡导的理念。鲜明的价值取向、强烈的立场意识和育人导向，是文科的应有之义。作为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文科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举措，新文科在具体实践中，在明确总目标的同时，需要“强化价值引领，推动立德树人和专业优化升级，推动模式创新，提高教育质量”[23]。为此，新文科要“克服路径依赖、彰显理论自信,在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中辩证看待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接受、转换与应用, 打破西方话语的垄断性优势,强化‘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的话语建构,在与西方学术平等对话的层面中,推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革命,并且在一个新的范式之内与西方学派进行合作与竞争”[24]。这一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个人与社会价值的双重强调是内在一致的，关注人的价值、 社会价值和国家价值是新文科内在的要求。

这意味着，新文科不仅要在知识内容上从问题出发，完成学科的交叉和知识的交汇整合，更重要的是要从视野上形成本土与全球视野的交织，打破社会科学长期以来以西方眼光审视全球的格局。在价值观念上，要完成对既有价值观念尤其是西方价值观的辨析、反思，确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并引领学生的成长，这是高校社会性别与女性学相关课程已经践行的理念，也是未来要一直坚持的追求。

教学的知识内容和价值引领固然重要，而真正落实这一理念需要合适的方法。方法是理念和内容转化为学生的知识与认识的渠道，也是教学内容和价值能够为学生真正吸收的关键所在，是作为社会性别及女性学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以课程为核心的开发建设，是培养高层次女性学人才的当务之急”[25],其中包括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

就全国高校社会性别或女性学课程而言，最主要的聚焦点在教学方法本身，其中分课堂的讲授和课堂外的活动及二者的结合尤为重要。

社会性别与女性学最典型的课堂教学方法是案例教学法，这是很多教师在实际教学中使用的方法。案例教学的特点是生动、贴近现实，具有感染力。这一方法的大量使用使得相关概念和理论不会沦为纯粹的空洞学理，而具有形象的感受性。比如对性别歧视的概念与分类，这本是完全的理论教学，但授课的教师如果用贴近生活的案例让同学们真正理解哪些日常观念是性别歧视，怎样辨别，则概念就鲜活了。又如“妇女权利法律保障”课，如果只讲抽象的法律条文就无法真正吸引人，但如果以大众熟知的案例来讲解，则学生就会记忆深刻。比如，以武汉大学“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课教师所开设的妇女权益保障课为例，授课教师分别用了三个案例：以“知名作家蒋某在微博实名举报性骚扰”案例，指出性骚扰类型(挑逗、威胁、迫害)及受到性骚扰具体应该怎么做；
以网红拉姆因家暴与前夫离婚，后仍被前夫纠缠，最终被前夫杀害的案例，指出家庭暴力案件求助渠道和注意事项(如保存证据)；
以某村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案的实际案例，指出这一行为是如何违背相关法律和妇女权益的。

鲜活的案例让学生印象深刻。有学生在对课程教学的评价中这样写道：“大规模的实例介绍是这一堂课的主要特点，大量的案例来自中外各国，时间跨度也比较大，可以在背景知识上起到很好的普及作用，也让学生大开眼界，对于不同年级专业的同学都可以起到具体内容充分呈现的作用。”另有学生说：“老师抓住某一具体事例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他人的评价，全方位的分析起到了很好的启发性作用。大量的图表作为数据的展示，十分直观，借助老师的口头分析与介绍，增强了内容对观点的佐证力度。”也有学生说：“老师以讲身边故事的方式作为对理论的补充，十分贴近生活，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还有学生说：“课堂上，老师多方面联系了课程内容与生活实际，对一些生活中比较敏感的问题作出了一些基本的解答，能够引导学生去进一步思考自己在生活中或者两性关系中所处的具体地位，能够试着以更理智和客观的视角去对待一些问题。”从中可见案例教学的重要意义。

越来越多的大学社会性别与女性学课堂采用了互动教学形式，这与课程的女性主义原则相关：“开放的、平等参与的形式体现了女性主义的学术原则，这种互相激励、启发、分享的学习方式同时也是参与者自我赋权的过程”[26]。比如一些课堂采用雨课堂——学生提问，老师解答；
老师提问，学生解答。学生提问往往是基于他们的思考或日常困惑，这是积极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的手段。而老师提问则对学生的思维拓展有益。一个学生在课后如此评价这种提问教学：“在课程结尾作了一次对于生活中遇到的性别歧视现象的提问，同学们回答比较积极，确实起到了拓展思维与启发学生将生活实际与课程理论结合的作用。”还有学生说：“老师精心设计了课程中的互动，设计了一个让同学把困惑写在纸上交给老师的小互动，另给出了一些描述男女的词语，让同学进行评价，提高了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兴趣和参与度。”互动的核心是让学生广泛参与其中，让学生印象深刻。在实践上，“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探讨和发言，促进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互动，突出团队之间的合作性，肯定每个经验的独特性，鼓励观点的多元性”，这一方法也被学者称为“女性主义教学法”[27]，这既是目前一些高校教学方法的实践，也是未来要坚持的基本理念。

社会性别与女性学课程还需要探索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的结合，换言之，要延伸课堂到课堂之外。这在很多学校是以培训、校园活动、社团、学术讲座的形式展开。以武汉大学为例，很早开始，武汉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就积极开展母亲节和妇女节活动，在母亲节开展对学生的有奖征文活动，很多学生通过积极参加征文重新认识母亲和女性的贡献。三八节往往实行多位老师同台座谈的形式展开，让学生领略女教师的风采，近些年则是采用“女性发展论坛”形式，举办对全校公开的学术讲座。此外，还有每年年底的学术年会，以学术演讲和互动交流形式邀请国内专家学者齐聚参与，学术年会的主题往往具有现实性，比如2020年学术年会的主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女性全面发展”，多位专家分享了疫情与后疫情时代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女性如何参与并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2021年的学术年会主题是“凝聚她力量，启动新征程”，这一主题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的发布是相关的。学术活动中，学生和妇女研究中心教师都积极参与其中，本地的妇联组织也参与进来。通过这些学术活动，拓展了课堂的边界，实现了课堂的延伸和发展。同时，课程本身也广泛借用了新媒体的力量，不仅建有课程微信群，还定期在微信公众号上预告课程主题及课程内容，大大地拓展了课程的授课群体。

新文科的课堂需要“突破知识的边界”[28]，同时强化社会性别主体意识的启迪、理论视野的拓展，这一过程，需要本土化案例教学和互动参与式方法，启迪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对知识的吸收，同时需要连接课堂内外，引导大学生用正确的社会性别视角反思、评估并参与公共政策。在此过程中，广泛深入地激发学生的主体性与自我认同、性别平等意识，引导其对社会性别理论学习的兴趣和对公共政策及社会性别公共问题的参与，就显得非常重要。广泛的互动教学和实践中“因性施教”、联合督导正是新文科教学方法所需要的手段。

作为一种国家战略考量，新文科在学者看来有两个不同的取向：面对现实的市场需求，强调学问的实用性，以及面向未来的战略需求，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对未来中国引领人类发展可能性的建设意义，而后一种取向是更根本更长远的战略需求，它要求人文社会科学要着力“打造民族文化的崭新芯片，作为新千年中国发展的驱动器和人类走向的领航机”，要真正“提升创新能力和增强创新机制”，其关键在于“吸引天赋异禀的读书种子，超越分科治学的局限，做看似无用实为大用的纯粹精神探究，结合传统文化与近代以来的革命经验，构建体系化的文化价值”[29]。

从解决问题出发，国内社会性别与女性学课程在三个方面形成了实践新模式：一是综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内容上整合了人文、社会科学核心课程，围绕女性议题，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身体多个方面探讨女性发展面临的问题和解决之道，践行了真正的“去学科”和“跨学科”；
二是在价值观念上，这一课程始终牢牢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主线，对现象、观念和理论予以分析、辨别和反思，结合中国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树立正确的性别观、家庭观和女性观，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形成互动并激发学生主体性的课堂，这是国内高校多年来在社会性别或女性学课程实践中的经验，也可以说是国内社会性别和女性学课程所探索的路径；
三是在教学方法上，诸多课堂实践结合了案例教学、互动教学、雨课堂等多种课堂教学形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起了学生的主体性，课外活动和学术讲座及年会极大地丰富和延伸了课堂内容，新媒体手段的使用拓展了课程的受众对象。

这一教学实践模式真正体现了新文科的核心理念。新文科强调不以学科为平台“切割问题”，而以问题为导向“整合学科”。由于知识体系、话语理念的不同，真正的跨学科并不容易，但为了解决问题，各学科各自运用相关学科的长项来共同攻克难关，这一过程必然要打破专业壁垒和学科障碍。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以开阔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术积累为基础, 为学生提供更契合现代社会需求的素养训练,这也是对快速变革的社会生活的主动回应[30]。跨学科也绝非学科的简单交叉，而是在不同学科的交集中寻找知识贯通，建立联系，并“合力建构起一种能普遍共享的新型学科体系”[31]，其中模糊学科边界、建设学科互相扶持和共同成长的平台是努力的方向。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真正交流，凝聚共识，明确核心概念，“协同攻坚，加强多平台、多机构合作，合理推进”[32]，其前提就是“去学科”化，“探究真问题”，回到真正的问题上来。

社会性别和女性学课程教学实践以女性发展和性别平等这一主题，推倒了学科之间的隔离墙，让跨学科的交流与融合真正实现。其在解决女性发展问题中，不断总结中国经验，并提炼出中国的性别关系理论，推动性别与女性发展的学术声音站住讲台，走出课堂，走出校门，最终培养出能走向世界的新文科人才，其实践和经验也为新文科未来发展提供了可能路径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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