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与避税研究述评
时间：2023-04-22 17:55: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 杜永奎 彭 慧
近些年，明星偷税漏税事件频繁爆出，将相关企业避税问题推向风口浪尖，据此调查发现，企业利用注册到“税收洼地”、进入“特殊行业”等手段实施避税已成为常见现象，极大破坏了市场秩序。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为缓解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新政策的出台成为各国干预市场的一种手段，政策的不断调整形成外部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时期，更是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例如“减税降费”“创新扶持”等。面对经济政策的高度不确定，企业可预测能力降低，经营风险增加；
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信用水平要求提高，融资约束加剧，导致企业利用避税活动确保内源资金的留存、弥补资源的不易获取性。其次，外部宏观环境影响避税的同时，税收监管制度也加剧企业避税行为的发生，《税收征管》第三十五条规定：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但制度仅对核定征收作出了规范，未对避税行为作否定规定，法律政策的不完善性提高了避税行为的高发生性。最后，公司治理影响公司行为，尤其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背景下，催生并加剧了代理冲突，增加了管理层、大股东的“经济人”行为，以激进避税实现自身私利的谋取和对企业财富的转移，这无益于企业永续长存的发展目标。由此，本文着重于通过梳理分析国内外有关公司治理与避税的研究成果，以“公司治理—公司行为—经济后果”为行文逻辑，对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如何影响避税及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总结和述评，为改善公司治理制约避税行为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方向。
（一）管理者特征
“高阶梯队理论”揭示了高管个人特征是影响企业战略导向和决策行为的关键诱因。一方面，女性高管有着高风险厌恶性（Marianne，2011）和高信息透明度要求，这有利于减少企业涉税风险操作和避税活动。尤其是在代理冲突背景下，提高高管团队中的女性比例，利用女性高管的低自利性行为能有效降低代理成本、缓解代理问题，发挥女性高管的“公司治理效应”，制约激进避税行为。另一方面，高管权力特征会加剧避税（代彬等，2016），高权力的管理者拥有实质上的控制权，高自由度以及低约束力导致管理层以避税实现对私利的攫取。并且，一旦股东、董事会、CEO 的权力制衡机制出现偏差，将减少对CEO的约束，导致形成私利谋取的高发生性以及寻租途径的多元化，使得机会主义行为成为管理者的权力体现，避税策略成为管理者对避税收益、成本及风险权衡后的结果，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税收激进度（谢盛纹等，2014）。
（二）内部控制
现代企业两权分离制度的模式促使形成复杂的代理问题，产生较高的代理成本（叶康涛等，2014），不仅加剧经理人的寻租行为，侵蚀企业利益，也助长了避税活动的高发生性，产生严重的税务风险。以合规为导向的内部控制作为一项治理机制，能有效作用于税务风险管理，通过高效监督和严格控制的方式减少激进避税活动。而且，合理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制约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代理成本（杨德明等，2009；
刘冰熙等，2022），同时，企业利用自身合理的组织结构提高内控效率和税务管理能力，增强企业的投融资效率，缓解融资约束，有助于减少企业为保证充分的内源资金而实施激进的避税行为。另外，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使得企业各部门责任明确，有利于提高税务职能部门的风险承担能力、增强其责任意识，从根源上遏制激进避税行为，保障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股权集中度
已有成果表明，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利于制约企业的激进避税行为，然而，高股权集中度对避税与内部控制呈现出反调节作用，即企业控股股东股权比例的提升将明显减弱内部控制对避税行为的约束作用（张琦，2021），在股权集中度较低的企业中，股东之间互相监督，能有效均衡企业的权益和风险，一旦股权高度集中，大股东权力将凌驾于内部控制制度之上，相比中小股东，大股东有绝对的信息优势，更倾向于实施激进避税谋求税后利益最大化，大股东权力的制约作用，即第二类代理问题大大减弱了内部控制在避税决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但是，高股权集中也有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根据“利益趋同假说”，高股权集中度能有效抑制第一类代理问题，有助于增强对管理者的监督和约束，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Jensen et al.，1967），而且有利于制约代理问题下管理层的激进避税行为，减少其寻租动机下的私利攫取，提高企业资源的配置效率最大化，实现帕累托最优。
（四）管理者激励
股权激励作为公司的长期激励机制，对管理者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在代理理论下，管理者并不完全致力于增加股东利益，而是倾向于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尤其是当高管认为自身薪酬在行业中处于较低水平时，往往会利用自身职务的便利性实施复杂、隐蔽的激进避税活动，将实现的现金流量归为自身的隐形报酬，基于此，给予高管股权激励措施，有利于提高对其约束力，有效降低避税程度（Desai et al.，2009）。然而，管理者激励也具有负面效应，当企业考虑到避税的风险性较高时，为防止税务机关的严格稽查和评估，往往采用股权激励的方式反向引导管理者的行为，促使其实施风险性较小但更为积极的避税活动，即通过隐蔽性手段降低企业的当期所得税费用，减少纳税金额。而且，企业给予管理者更高的激励补偿实则是将委托者和代理者的利益趋同于一致，利用股权激励比重的提高促进管理者增加公司收益的主动性，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会加大其寻租行为以及更严重的代理冲突，导致产生严重的纳税不遵从行为（刘华等，2010）。
图1 内部公司治理机制与避税行为
（一）董事高管责任保险
在已有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避税的研究成果中主要呈现出不同的两种观点，其一，机会主义假说认为，企业的避税活动源于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动机，董责险的认购形成了“过度庇护”效应，提升了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Lin et al.，2013），加剧避税。而且，避税活动的实施与管理层的风险承担能力高度相关，拥有高风险承担能力的管理者，其面对风险的态度表现更为积极，趋向于高估避税收益、低估避税成本，加之董责险的“财产兜底”效应，增强了激进避税的活跃性。其二，外部监督假说认为，董责险的认购是一种外部监督，通过引入“第三方”，即职业保险人，参与公司治理，遏制董事高管的信息隐藏，降低企业的违规概率（李从刚等，2020）。同时，认购董责险会增加保险公司对企业进行定期的检查和评估活动，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有效抑制避税活动的发生。
（二）审计
首先，审计作为外部治理机制之一，能有效制约激进避税。管理层为避免审计师实施消极审计程序，出具不利审查结果，进而向利益相关者传递负面信号，降低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度，极大可能会自觉减少税收激进行为（金鑫等，2011），尤其在CEO权力较大，企业避税较严重时，审计行业专长的进入能有效减弱CEO权力与避税行为的正相关性；
但是，相反观点认为，具有专长的审计师具备专门的行业知识和相关政策法规，能充分利用会税差异为企业提供税收规避策略，从而加剧避税程度，导致激进避税（魏春燕，2014）。其次，强制性内部控制审计对避税也有双层效应。一方面，强制性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增加了管理层面临的监管压力，导致其通过更加隐蔽性的操作提高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王嘉鑫等，2019），换言之，内部控制审计导致复杂的避税策略成为真实盈余管理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强制性内部控制审计有利于缓解代理问题，通过发挥显著的治理效应规范管理层行为，减弱管理层激进避税动机，抑制高避税水平。
（三）税收征管
从根源上看，企业避税程度是由避税成本和避税收益决定的，避税成本是由国家税收部门认定的经济损失，避税收益是由企业税收规避形成的经济利益，税收征管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由国家保障实施，对避税活动产生影响。一方面，税收征管能够发挥公司治理作用，降低信息不透明性，改善委托代理问题，制约避税活动。而且，较强的税收征管意味着高避税成本，能显著降低企业负面声誉冲击下的激进避税行为（詹新宇等，2022）。另一方面，税收征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减少了内源资金，形成“内忧”，也形成了负面的“征税效应”，恶化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于文超等，2018），产生“外患”，使得企业无法依靠传统的融资方式获取足够的需求资金，税收作为一种传统融资方式的替代品，自然成为企业激进避税的选择，形成了融资约束越强，避税可能性越大的不良后果。
图2 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与避税行为
（一）企业创新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一直坚持创新发展战略，但在企业避税行为战略的选择下，创新发展受到较大影响。目前，关于避税行为与创新后果的观点存有差异，其一，避税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通过“现金流入”效应增加现金流，提升财务水平，缓解融资约束，即使融资约束抑制创新发展，充足的现金流也是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Howell，2016）。并且，企业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增强竞争力，保证市场份额，必须展开创新活动，这意味着更大比例的现金投入，避税行为选择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创新发展，尤其在高竞争的行业环境下，避税对创新的积极作用更为显著。其二，第一类管理层的代理问题以及第二类大股东掏空行为提高了避税激进度，降低了投资者的信任预期，形成高“风险溢价”，加剧了融资约束，降低了研发效率，导致研发活动引发道德风险，再一次加剧代理问题（Bauer et al.，2015），促使管理者实施私利谋取行为，导致“现金流”的流出，对创新造成不利影响。
（二）企业非效率投资
所谓非效率投资是指管理层在作出投资决策时，其目标不是致力于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其中“过度投资”的形成是由于企业将资源投入到不盈利或高风险的项目，“投资不足”的形成是源于企业放弃将资源投入净现值为正的项目。但无论哪种，都降低了企业对资源的利用率，偏离资源配置最优化，造成生产要素的浪费，降低企业价值。基于避税的代理观研究公司行为对经济后果的影响，发现激进避税不仅会激化管理层的代理问题，加剧管理者的寻租动机（Mayberry，2012），形成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管理层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造成与股东利益的偏离，形成有悖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投资（Jensen，1986），即非效率投资；
而且会降低信息透明度，加剧信息在管理者与外部股东之间的不对称情况，导致监管难度增大，出现更多的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问题，降低企业投资效率。可见，避税程度越高，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也就越高。
图3 避税行为与经济后果
（一）文献述评
1.避税问题具有持续发酵性。通过对中国知网2010-2022年8月底避税相关论文数量的整理，发现避税一直是持续性的研究话题，每年的相关论文数量在100-150 篇左右，并呈现上升趋势。从近几年来看，热度不下，持续发酵。这是由于避税作为企业发展的一种行为选择手段，能够产生避税的价值效应。在代理冲突日益严重的行业背景下，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较高，利用复杂操作实施避税更加频繁，形成了避税产生的“现金流入”效应，增加了内源资金的可利用性，提升了企业财务水平。加之我国避税相关的法律制度并不健全，避税问题尚处于“灰色地带”，由此导致企业避税行为的多元化、高频性和持续性。
2.避税引发蝴蝶效应。复杂隐蔽的避税行为会引发“蝴蝶效应”。首先，在信息不对称路径的作用下，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增加监管难度，加剧融资约束和市场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形成“柠檬市场”。其次，受代理冲突的影响，管理层的高机会主义动机易引发道德风险，通过复杂的避税活动实现寻租行为，减少对资金的合理有效利用，对股东等利益相关者造成巨大损害，引发管理层滥用款项、利润操纵等问题及挪用资金、高管腐败等风险，使得避税活动成为代理问题的“黑箱”。
（二）研究展望
1.加强内部公司治理机制对避税的制约。在对内部治理机制与避税的研究成果梳理中发现，股权集中度和管理者激励政策通过代理问题路径对避税有“明”，亦有“暗”。因此，如何加强内部治理机制制约避税行为具有持续探讨的价值。首先，对管理者进行股权激励时，要确保一定的“度”，在合理可控的范围内给予管理者适当的股权激励，避免过高的股权比重，加剧代理冲突，形成激进避税；
其次，对股权过于集中的企业，可以依据产权性质给予对应的措施建议。例如，国有企业更注重自身的声誉价值，对国有控股企业的避税行为进行经济处罚的同时，对大股东、管理者施以名誉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抑制其激进避税行为。
2.改善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对避税的制约。同样，在对外部治理机制与避税的研究成果梳理中发现，外部治理机制对避税具有双重影响。因此，以制度为准绳改善外部治理机制对避税的抑制作用尤为重要。对税收征管制度界定避税程度做出相关规定，完善监管制度，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
对税务部门的稽查工作保证独立性，通过互联网与企业、工商管理、金融机构和银行建立联系，查明真实的商业实质，增加避税行为的可发现性；
对审计机构、行业专长审计师加大监督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和惩罚力度，增强避税行为的透明度。打造“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究则必严”的制度规范和行业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