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东南部青铜时代生业方式及相关问题研究

孙永刚， 李 阳

(赤峰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内蒙古东南部是我国农业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区域，且该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构建完备，为我们开展生业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明晰的文化背景。特别是近年来科技考古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与实践拓展了我们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该地域的考古学物质材料和学术成果。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等学科成果，对内蒙古东南部青铜时代的生业方式及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夏家店遗址进行发掘并区分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但两文化之间存在着间隔阶段。虽然大、小凌河地区的魏营子文化恰好能填补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前的空白期，但其分布范围并未涉足内蒙古东南部，所以本文不将魏营子文化纳入讨论。201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林大学发掘了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遗址，其经树轮校正后的碳十四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260年—公元前930年，有学者将赤峰地区以高领鼓腹花边鬲为代表的遗存称为喜鹊沟类型。喜鹊沟类型遗存在时空上均填补了夏家店上、下层文化的空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支撑。

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在燕山山地、辽西及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目前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达5 000多处[1]，经科学调查并发掘的遗址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地区，如夏家店[2]、药王庙[2]、蜘蛛山[3]、大甸子[4]、大山前[5]、二道井子[6]和小塘山[7]等，为认识内蒙古东南部夏家店下层文化内涵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材料。

(一)气候与环境

气候与环境虽然不是生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其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生业方式的选择。大山前、大甸子、哈力海吐等遗址中的木炭碎块[8]、炭屑[9]和孢粉分析[10][11]112-119均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赤峰地区曾广泛分布着针叶阔叶混交的森林草原，气候温和湿润，利于定居生活和发达农业的产生。

(二)生产生活工具分析

1.农业生产工具。内蒙古东南部典型遗址中所出农业工具以石锄、石铲、石斧和石刀为主。石锄、石铲最为常见，如大山前遗址共出土石铲及残片247件，石锄及残段279件[12]。实验考古和民俗材料表明，大山前遗址所见石锄应主要用于碎土、勾出杂草、耙地、开垄沟或在灌溉时引水；
石铲主要应用于中耕除草[13]。在部分夏家店下层文化灰坑和灰沟壁上存留有明显的单齿或二齿工具痕[12]，很可能是木质耒、耜等挖土工具留下的痕迹。此外，用于收割的石刀、石镰，研磨谷物的盘状器、石臼、石杵等也在诸遗址中多有发现。可见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已被细划为耕作、种植、收割、加工等过程，也产生了相对应的分工明确的农业生产工具，特别是石锄、石铲等中耕工具大量出现，说明此时的农业生产已进入精耕细作的发展阶段。

磨盘、磨棒仅在二道井子、大山前第Ⅰ地点和康家湾等少数遗址中出土，而较早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中磨盘、磨棒数量众多且普遍成套共出。根据出土的人工驯化的动植物遗存来看，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农业发达程度应远超过前期的考古学文化阶段，但作为农作物种子加工和研磨工具的磨盘、磨棒的出土情况却与之不符。这种现象或可做如下三种解释：(1)被具有同种功能的器物所代替；
(2)夏家店下层文化先民改变了饮食习惯；
(3)出现了某种集中型食物加工场所，进而不再需要各家各户均拥有一套加工工具。不过具体缘由，尚待进一步探索。

2.渔猎工具。内蒙古东南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出土的渔猎工具种类多样，具有猎杀和加工功能的骨镞、石镞和骨匕数量丰富。为表述更清晰、直观笔者将13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出土的渔猎工具整理列于表1。若按照出土概率的计算方法来表示某类渔猎工具在所统计13处遗址中出土的可能性，可得出骨镞、石镞和骨匕的出土概率分别为53.8%、46.2%和38.5%，足以表现出当时渔猎工具使用的普遍性。夏家店、药王庙、南山根、上机房营子等遗址中出土的鹿、马以及其他啮齿类野生动物遗存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先民在农业种植之外存在着一定的狩猎行为，以补充其肉食资源。此外，上机房营子、大甸子和三座店等遗址还见有网坠，且上机房营子伴出了蚌类遗存[14]54，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先民利用了周边的水域环境。

表1 部分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出土渔猎工具 个

(三)动植物遗存分析

1.动物资源利用。内蒙古东南部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常见动物遗存主要包括猪、狗、牛、羊、鸡、鹿、马、马鹿、蚌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15]。有学者依据动物成年个体所能提供的肉量推算出上机房营子遗址中的家养动物肉食贡献率为64.81%，其中家猪的肉食贡献率为20.19%[16]；
乃林皋遗址出土动物遗存中家猪居多，且存在对家猪骸骨进行有意识集中处理的现象[17]。可见，家养动物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先民肉食的主要来源，在经济结构中占据较大比重，其中家猪的肉食贡献率占据绝对优势。家猪的广泛饲养及食用一般被认为是农业定居生活的重要表征。此外，与渔猎工具的存在相对应的是部分遗址中发现有软体动物遗存、鱼类遗存[17]和其他野生动物遗存。

2.植物资源利用。浮选法的引进和广泛应用使遗址调查、发掘过程中的植物考古研究更具便捷性。经过植物浮选可直观地得到炭化植物遗存，再对其进行挑选、种属鉴定、形态分析和数据测量等，便能通过各种植物的自身特性来间接认识遗址及周边环境状况，进而深入理解遗址及在该遗址生存的人群的生产、生活情况。

通过对炭化遗存的量化分析可以发现内蒙古东南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先民从事着较为发达的农业生产活动，并以种植粟、黍两种农作物为主。小塘山[18]、兴隆沟第Ⅲ地点[19]7-9、二道井子[20]遗址植物浮选结果中粟的绝对数量分别占比90.73%、89.86%和72.55%，均超过了70%；
黍的绝对数量比重也都在10%～20%之间，三座店遗址中甚至达到了91.09%[19]7-9。大豆则作为辅助性农作物推动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多品类旱作农业种植体系。部分可食用的非农作物籽实的出现则表明当时的人们除了农作物种植之外，很可能仍存在着采集行为，用以丰富和补充植物性食物资源。

(四)聚落形态分析

以遗址所处地形为依据，可将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分为山丘型、坡岗型和平地土丘型三种，其中后二者占多数，且这些遗址多靠近水源，周围有大片可耕地，较厚的文化堆积及出土的大量农业、手工业和生活用具应是长期定居活动的产物[21]。另外，在上机房营子、康家屯、二道井子、三座店等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窖穴类遗存，并在部分窖穴和灰坑底部发现炭化谷物遗存[1]。这类特定的具有储备粮食作物功能的遗迹显然不是为了满足遗址内短期生活需要而设立的，其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定居的生活方式和发达的农业生产提供了直接证据。

依据面积大小亦可将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分为特大型中心聚落、大型中心聚落、中型中心聚落、小型中心聚落和大型周边聚落、小型周边聚落，其中低等级聚落占绝大多数，高等级聚落相对较少[1]。这一金字塔型的聚落形态映射着一定的社会阶层分化。墓葬材料同样反映着社会等级的分化，如二道井子墓地和大甸子墓地中不同墓葬在随葬品类型和数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可知社会中存在地位相对较高的特权者，其极可能很少甚至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唯有发达的农业生产才能提供充足的剩余粮食来满足特权群体的消费需求。

总之，环境考古表明内蒙古东南部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气候温暖湿润，具备了产生稳定的定居生活与较为发达的农耕活动的条件。生产工具、动植物遗存和聚落形态分析均表明此时的先民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他们在种植农作物的同时可在其生活范围内采集野生植物、渔猎野生动物并在植物性食物资源存在剩余的情况下进行家畜饲养活动，以满足稳定的肉食资源并很可能已借助其提供的畜力支持。生业方式以农业为主，兼营家畜饲养，辅以渔猎采集活动。

喜鹊沟遗址位于赤峰市西北的克什克腾旗，是一处矿冶遗址。其经树轮校正后的碳十四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260年—公元前930年[22]，这一年代范围恰好处在夏家店上、下层文化之间。王立新将其称为喜鹊沟类遗存，其分布区域可能为北至西拉木伦河流域，南抵老哈河流域[23]。该遗址中陶器主要以夹砂灰褐或红褐色绳纹陶器为主，多见高领鼓腹花边鬲，部分器物绳纹模糊或被抹去，出现了珍珠纹等新的纹饰类型[23]。这类陶器在克什克腾旗天宝同[24]、和布特哈达[25]67-69、赤峰松山区砚台山[26]等遗址也有发现。目前经过发掘的遗址仅喜鹊沟一处，该遗址作为一处矿冶遗址虽不能像普通聚落遗址那样完整反映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可为我们认识其文化内涵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实物资料。下文则以喜鹊沟遗址为切入点，管窥该文化类型的生业方式。

(一)气候与环境

从孢粉分析结果来看，夏家店下层文化至夏家店上层文化气候呈现了一种由温湿向温干的转变趋势，致使草原面积扩大[11]112-119。约5 000年前，赤峰地区气候向温干方向发展，至距今3 500年左右敖汉旗仍有森林、草原、农田和湖泊等多种地貌[11]112-119。那么，夏家店下、上层文化中间阶段的喜鹊沟类遗存应处在由温湿向温干转化的气候变化过程中，森林与草原共存，属于适宜家畜饲养兼营狩猎的生态环境，这也得到了遗址内草原环境动物遗存的印证。

(二)生产生活工具分析

喜鹊沟遗址出土了丰富的石器和少量骨、角器。包括石锤、石钎、石球、研磨器和碾盘等采矿和矿石加工工具，反映了其矿冶遗址的性质。石镞、石片应是该人群用于捕获和加工野生动物的工具。出土的骨刀柄、骨锥、鹿角镐等骨、角器也是与上述矿冶和狩猎行为有关的物质遗存。暂未发现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工具。

(三)动植物遗存分析

1.动物资源利用。2011年发掘喜鹊沟遗址所获动物遗存中既包括驯养动物如牛、绵羊、山羊、家马、家犬和家猪，又有野生动物如马鹿、熊、鼢鼠及其他啮齿类动物，还发现有大量鱼骨遗存。表明喜鹊沟遗址的人群在饲养家畜的同时并没有舍弃狩猎行为，并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捕鱼来扩大食物来源。

该遗址中主要的家畜种类及食性与以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畜牧业的社会中饲养的家畜有着本质区别。喜鹊沟遗址饲养的家畜中适应草原环境的牛、绵羊、山羊和马占据绝对优势，且贡献了92.42%的肉食资源，家猪仅占0.98%[23]。一方面，牛、羊、马等均是食草类动物，草原环境能为其提供充足的食物，完全可以脱离农业生产；
另一方面，这些动物社会性较强，便于管理，适合迁徙。猪与人同属于杂食性动物，人类食物的剩余或废弃部分是其饲料的主要来源，因此一般认为家猪的饲养应属于农业经济的一部分，粮食富余也是农业较发达的一项重要表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该遗址中发现了家马遗存，而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所见的马尚为野生动物，表明该阶段的内蒙古东南部已经出现成功驯化的马，并很可能已为人类提供畜力支持。

总之，喜鹊沟类遗存时期人们以饲养适合游牧的家养动物为主，同时通过渔猎来获取额外的食物资源作为补充。

2.植物资源利用。经土样浮选，除炭屑外该遗址未发现任何古代植物遗存。在没有进行植硅体和孢粉分析等其他研究工作之前，尚无法断定其是否存在农业种植行为，但至少可以说明植物类食物在该人群食谱中所占比重十分有限。

(四)聚落形态分析

2011年喜鹊沟遗址发掘了两处房址，均在基岩上开凿建立，墙壁和地面无特殊加工，表现出临时使用的居址特征。结合F1内相对有限空间内发现的三处灶坑、屋内堆积中发现的四处位置不同且深度不一的明显用火痕迹等，再考虑到采矿的适宜期和遗址内发现的大量鱼骨类遗存等，可推测该遗址很可能是夏季前后在此活动的季节性聚落[24]。

综上，从喜鹊沟遗址内发现的生产工具和动物遗存来看，该类人群以适合游牧的家养动物作为较稳定的肉、奶来源，并从事辅助性的渔猎活动。目前该遗址未发现任何植物类食物遗存，其生业方式应以家畜饲养为主，兼营渔猎，极少甚至不从事农业生产。考虑到喜鹊沟遗址是一处季节性的以开采铜矿为目的的矿冶遗址，并不是一般的聚落，因此无法在有限的遗存基础上全面反映该人群的生产生活方式。不过，即使是季节性居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人的生业状况。因为，一个以植物性资源为主食的人群在季节性活动中就转而将肉食资源作为主要食物应是不太可能的，其长期养成的生理结构也不允许这样做，反之亦然。

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一支较发达的青铜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的西拉木伦河至老哈河流域。经常叠压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堆积之上，但从出土遗存来看，二者生业方式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的农业经济相比，夏家店上层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游牧经济特征。内蒙古东南部经科学调查和发掘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典型遗址包括夏家店[27]、龙头山[28]、小黑石沟[29]、岱王山[30]、热水汤[31]、南山根[32]、上机房营子[33]等。

(一)气候与环境

施雅风等学者经过研究发现，在距今3 000年前后，孢粉组合中蒿花粉增多，且藜科花粉也占一定比例，反映着温干的气候，在逐渐降温的过程中，森林减少，草原面积不断扩大[34]。

在周家地墓地[35]M45墓主腹部残留物中发现的大量禾本科及蒿属、藜科、豆科等植物花粉证明当时的气候可能已经变得相当干旱。此外，墓主腰间革带基本保存完好，腹部遗骸尚存等现象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干燥气候。

翁牛特旗乌丹镇西少郎河阶地的剖面采样分析表明当时灌木及草本植物花粉占据绝对优势，蒿属所占比重最高，达65.1%，藜科占2.8%，另外还有一些禾本科、蓼科的花粉，显示着逐步过渡到相对干旱的气候环境，碳十四测年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晚期[36]。

除自然界气候变化之外，人类耕植行为也会间接影响环境变化，形成一股足以影响生业方式且古人难以逆转的力量。夏正楷等人的研究也再次证明了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全新世大暖期结束，加之此前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人类对土地的强力开发，在人为和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科尔沁沙地形成第二次扩张，西拉木伦河流域沙地面积扩大，风沙层发育而形成不利于发展农业经济的地理特征[37]。

总之，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气候适宜期终结，土壤特征也不利于农业经济发展，先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转而将畜牧作为主要的生业方式。

(二)生产生活工具分析

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生产生活工具较为丰富，可分为农业生产工具、手工业生产工具和渔猎工具。有学者统计，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内共出土各种材质的农业生产工具约300件，渔猎工具至少有560件[38]，特别是小黑石沟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墓葬中出土铜镞238件，极大提高了该人群渔猎采集经济的比重。农业生产工具中锄、铲等中耕工具数量较少，表明其农业种植的相对粗放。上机房营子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中出土石镞、石球、石叶、石核、网坠、骨匕、骨镞等共153件，而石锄和骨铲仅有8件[14]99，129，亦突显了渔猎经济的重要地位。从生产、生活工具来看，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在其经济生活中未占主要地位。

(三)动植物遗存分析

1.动物资源利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动物遗存，包括狼、野猪、鹿、野鸡、狐等野生动物，猪、犬、鸡、鸭、马、牛、羊、狗等家养动物，还有鱼、贝、蚌、螺等水生动物。家养动物为人们提供主要的肉食资源，渔猎而来的野生动物则作为必要的补充。

不同时期野生动物肉食贡献比例的波动可反映当时居民基于自然环境的变化作出的适应性调整。例如，在上机房营子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遗存显示，与夏家店下层文化阶段相比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以马鹿为代表的大型鹿科动物比例明显减少，蚌等淡水双壳类小动物比例明显增加[16]，应是先民在随着森林面积缩小而大型猎物数量减少的情况下转而开发小型动物和周边水域环境资源的表现。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除猪、狗、牛、羊外，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还开始饲养马，小黑石沟墓葬中出土较多的马具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先民日常生活中对马的使用已较为普遍[39]。马不仅能够骑乘，还被用来拉车，使夏家店上层文化先民流动性迁徙能力得以提高，扩大了其活动范围。马与车向来被视为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兴起的重要标志[40]。

经统计，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阶段的动物骨骼中，猪占59.9%、狗占12.96%、牛占11.73%、羊占12.96%，马和鹿仅各有2例[41]。一般来说，猪是农业经济发展的表征，牛、羊则与畜牧业联系密切，大山前遗址资料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应存在区域性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

2.植物资源利用。植物考古表明内蒙古东南部在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仍存在以粟、黍为主的农业活动。在上机房营子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土样中发现大量发育于谷子颖壳的植硅体，说明粟类作物是该人群的主要粮食作物[42]。贾鑫、孙永刚等通过剖面采样法对西辽河上游12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进行浮选，出土农作物种子占所有炭化种子的77.34%，远低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99.70%，反映出当时农业活动的减弱[43]。

克什克腾旗关东车遗址10号样品孢粉分析结果显示野生禾本科花粉占66.24%，其次是较少的蒿属、藜科等；
11号样品采自随葬器物中，其孢粉分析结果与10号样品极为相似，野生禾本科花粉占据69.73%，但样品中也能零星见到栽培禾本科花粉[25]181。由此，该人群大部分的植物性食物来源应是采集所得。

综上，可以认为在区位、年代差异下，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生业方式，有的以畜牧业为主，兼以渔猎和农业生产；
有的则仍以农业种植为主，兼以畜牧业和渔猎采集。整体上则表现出畜牧业不断增强，农业生产逐渐弱化的趋势。

(四)聚落形态分析

夏家店上层文化发现的房址数量不多且面积均较小。表2统计了夏家店上层文化5个遗址的17座房址，其中最大的房址面积不大于20 m2， 5 m2左右的房址占据47.05%。可见，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居址无论是数量、面积，还是建筑技术水平都要远逊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大规模的聚落址也一直没有发现[44]。面积较小的房屋营建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相对较少，这种居址形态很可能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先民对牧业经济形态的灵活应对。

表2 部分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内房址面积统计表

综上，在大暖期结束、气候干冷、科尔沁沙地扩张等自然环境因素影响下，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呈现畜牧业逐渐增强的趋势，农业和渔猎作为食物资源的重要补充。但也有证据表明，农业经济存在并很可能在夏家店上层文化范围内少数遗址中仍占据主要地位，应是当时居民在面对自然资源、气候等区域性差异时做出的适应性选择。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发现从夏家店下层文化到喜鹊沟类遗存，再到夏家店上层文化生业方式的转变应该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气候恶化，二是人类农业生产等活动对环境造成破坏，二者共同导致环境承载力下降，无法维持发展精细的农业生产活动。但也要认识到，在环境恶化及产生的系列影响下，生业方式不会由定居农业自然而然地转为半农半牧或畜牧经济。我们认为，生业方式的转变需要一些契机或条件，而家马的出现及其带来的畜牧方式便是一个契机。

家马的出现是游牧经济的重要指征之一，马作为骑乘工具延伸了牧民的足迹，可开发利用更加广阔的牧场资源，也为牧民大规模养殖和放牧羊群、牛群提供了可能。那么内蒙古东南部的家马从何而来呢？研究表明，家马的驯化可能在黑海与里海之间的欧亚草原地带，之后便由西向东传播[45]。蔡大伟等人曾对采自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古马遗存进行DNA分析，发现9个样品中有6个与近东和欧洲的马存在着较近的亲缘关系[46]。内蒙古东南部的家马便很可能由西而来。

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遗址年代跨度为距今4 100～3 300年，以该遗址命名的朱开沟文化是我国北方较为发达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常见的罐、鬲等口沿带鋬钮的做法是对朱开沟文化因素的借鉴[47]，装饰有蛇状或棱状堆纹的鬲、甗也是朱开沟文化因素东传的结果[48]。这些共有文化因素充分说明内蒙古中南部和东南部两区域之间考古学文化互动交流的存在。朱开沟遗址动物遗存研究显示其第二期的牛、羊数量开始超过猪[49]，表明该遗址先民的肉食来源逐渐由依靠农作物的家饲转向畜牧业。第三期的畜牧经济已经较为发达，至第五期可能已经产生了游牧经济[50]。

西岔文化基本相当于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是继朱开沟文化之后新发展起来的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绝对年代为距今3 200～3 000年，与喜鹊沟类型年代基本相当。西岔文化山羊大幅增加，畜牧色彩更加明显，发现大量能被确定为家马的遗存[51]，可能代表了流动性放牧的开始。再将视野西移，近年来发掘的新疆呼斯塔遗址[52]和吉仁台沟口遗址[53]中均发现了被鉴定为家马的遗存，前者绝对年代为距今3 750～3 450年，后者距今3 600～3 000年。

北方系青铜器与马一样都被视作游牧民族的表征，以北方系青铜器的东传为切入点，马很可能沿着北方系青铜器的传播路线自西向东传播。有研究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北方系青铜器主要由南流黄河两岸的青铜时代文化向东传播，经过鄂尔多斯高原，到达燕山以北[54]。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内蒙古中南部作为内蒙古东南部考古学文化中部分文化因素西来的桥梁地带。

综上，新疆与内蒙古中南部遗址内家马遗存的出土，似乎已能将内蒙古东南部与近东、欧洲的家马遗存联系起来，再结合古DNA研究所得内蒙古东南部古马与欧洲家马存在的亲密血缘关系，便粗线条地勾勒出一条横贯欧亚草原的家马东传路线图。内蒙古东南部的家马或驯马技术很可能源自欧亚草原地带，而直接来源或是内蒙古中南部，畜牧的方法与经验也可能来自内蒙古中南部。所以说，内蒙古东南部青铜时代生业方式的转变不仅仅是因为环境恶化，来自西部的外来文化因素也是其转变的重要原因，至少应该起到了加速转变的作用。或许可以进一步认为：内蒙古东南部成熟畜牧业经济的起源、发展很可能与马的东传有密切联系。

本文从气候环境、生产生活工具、动植物遗存和聚落形态等方面分别对夏家店下层文化、喜鹊沟类遗存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生业进行讨论，认识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以农业为主，兼以畜牧业和渔猎；
喜鹊沟类遗存以饲养适合游牧的家养动物为主，同时存在着渔猎行为，农业经济几乎不存在，家马的出现可能意味着该地区游牧经济的开始；
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以家畜饲养业为主，家马骨骼遗存和马具的大量出现可认为较成熟游牧经济已经出现，但在部分遗址或区域内农业经济很可能仍占主要地位。

对于内蒙古东南部青铜时代先民来说，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自然资源的变化、人群迁徙、聚落间冲突等都是生业方式转变的重要推动力。此外，内蒙古东南部家马的出现及普遍利用应该是畜牧业从出现、发展到成熟的又一重要影响因素。再将家马自西向东传播的路线与花边鬲、蛇纹鬲、北方系青铜器的东传综合考量，自西而来的内蒙古中南部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因素也很可能促进了内蒙古东南部青铜时代生业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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