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区域创新生态能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伊 馨

(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350117)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下，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安全受到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作为产业链关键环节科技创新的“领跑者”进入决策层视野，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多个省份也将培育更多单项冠军企业纳入制造业“十四五”规划。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某些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艺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的企业。自2016年工信部首次发布《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以来，我国已认定6批848家国家级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和冠军产品企业。这些企业创新能力强，97.3%的企业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51.7%的企业正承担本产业链关键环节强链补链项目，企业平均研发强度达到5.34%，平均拥有有效专利398项①，是我国实现关键技术和产品进口替代的基础力量。

目前，我国国家级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分布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均衡，各地区的培育政策多集中在奖励性政策与财税抵扣等单一政策支持，忽视当地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对冠军企业培育的影响效应，也不利于冠军企业对当地企业创新行为发挥示范效应。鉴于此，本文以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为切入点，讨论不同区域创新生态对冠军企业培育的组态效应，揭示创新要素对冠军培育的差异化作用，以期为省域层面出台差异化的冠军企业培育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文献回顾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下文简称冠军企业)的概念借鉴了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提出的“隐形冠军企业”的概念精髓，因此学界多以隐形冠军企业为研究对象。隐形冠军企业概念的提出逆转了中小型企业向大型企业学习的惯性思维，也引发学者对其成功特质展开讨论。研究主要聚焦于微观影响因素的识别和检验，发现市场、创新、企业家精神、技术、政府补贴都对冠军企业产生正向影响。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影响冠军企业的微观因素，鲜有研究从区域层面考察创新环境对冠军企业培育的影响路径，从而制约解释冠军企业成功的理论力度。

区域创新生态是中小企业直接面临的生态系统，区域空间网络对中小企业发展创新具有显著影响[1]，作为中小企业创新代表的冠军企业，外部创新环境有利于其对外形成开放创新网络，通过与客户的持续互动实现增量式创新和市场占有率的提升[2]，并推动密集研发与技术流程改进[3]145。在中国情境下，冠军企业的全生命周期创新研发也与外部研发有强相关性[4]。因此创新环境也是培育冠军企业的重要因素。中国冠军企业区域分布差异明显的特征事实与各区域间创新资源分布不均的现实窘境相对应，也说明需要从区域层面讨论创新生态对冠军企业的影响。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通过组态视角，识别培育基础不同的区域，创新生态中不同耦合要素或相同要素的不同耦合模式对单项冠军企业的成功的影响；
通过分析区域培育单项冠军企业的多条等效路径，揭示不同区域培育单项冠军企业的差异性路径选择，为精准施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理论模型

区域创新生态理论强调的创新种群共栖、共生及主导关系与组态理论中组态条件互补、权变、抑制及替代具有共同性[5]，创新生态系统可被视为活动的组态。因此，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单项冠军企业发展的具体情境，从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三方面确定培育单项冠军企业的创新生态系统条件变量。

1.创新主体条件

创新主体主要包括技术创新主体及知识创新主体两个二级条件。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单项冠军企业通过与系统内其他企业进行技术交流合作，学习共享异质性知识与技术资源，从而降低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创新风险，减少交易成本和创新资源投入，进而实现技术的快速突破和经营绩效的提升。知识创新的主体是以高校与科研院所为代表的研发机构。研发机构能推动区域内技术知识的非线性转移与传播，带动区域内企业创新。研究表明，单项冠军企业的初创期和成长成熟期都需要借助科研院校提升自主研发能力[3]142。

2.创新资源条件

创新资源是创新生态中用以支撑创新活动所投入的必要资源，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可将人力资本、研发经费投入识别为二级条件。人力资本是单项冠军企业的关键资源[6]。我国单项冠军企业的研发人员占比达19.3%，约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的2倍②。区域内技术人才的流动聚集能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技术的吸收能力，并产生知识外溢，推动单项冠军企业的技术改进。研发经费是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放的经费支出。研发投入的持续增长能推进企业原创性技术或新产品产生，赫尔曼·西蒙[7]指出通常单项冠军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是普通企业的两倍。

3.创新环境条件

创新环境是指创新生态内各创新主体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相互协同作用与集体学习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或网络[8],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和政策(制度)两个二级条件。

数字设施是数字经济时代区域创新生态的重要物质基础。相较于传统基础设施，工业智能化发展对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程度要求更高，且数字设施的提高将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9]，并改变知识扩散与技术演进逻辑，通过系统开放式创新加快创新要素流动，进而带动单项冠军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政策(制度)环境作为单项冠军企业创新活动的制度保障，比市场环境更能提升单项冠军企业绩效[10]。政府的适当干预能推动创新系统内部的要素协同并推进创新成果转化，维护区域内单项冠军企业的创新动力。

综上，构建创新生态环境培育单项冠军企业的理论模型(图1)。

图1 理论模型Fig.1 Theoretical model

(一)研究方法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综合定性与定量两种主流研究方法的特点，以整体观视角，通过布尔代数实现跨案例比较分析，保证外部推广效果，适合本研究。此外，fsQCA能发现多要素间的协同效应及条件间的复杂交互性，辨析研究对象条件组态与结果变量的匹配逻辑关系，弥补传统研究范式“非此即彼”的净效应分析，有助于探索不同区域创新生态培育单项冠军企业的条件组合差异及原因，以及条件间相互依赖的耦合效应，因此选用fsQCA方法。

(二)样本及测量说明

以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国港澳台地区未纳入评定，海南、西藏无单项冠军企业(产品)入选，予以剔除)为案例样本，样本数量选择符合fsQCA适用的中等规模样本要求。为避免QCA研究中条件数量不宜过多造成的有限多样性问题，更好明确“核心”因果关系，根据已有研究提出的10～40个样本规模前因条件应限制在7个之内的建议，选择6个前因条件变量。

为得到完整且具有动态的数据结果，结果变量数据选用2016—2021年工信部公布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企业及单项冠军产品企业名单；
由于fsQCA无法处理面板数据，以及单项冠军企业培育的时滞效应③，各条件变量均采用2018年的静态截面数据，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信息产业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

1.结果变量

选取区域培育单项冠军企业绩效为结果变量。为保证标准的统一性，选取截至2021年各省拥有的国家级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培育企业及单项冠军产品企业数量之和作为结果变量。

2.条件变量

(1)创新主体：技术创新主体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测量；
知识创新主体采用高等学校与研发机构数之和测量。

(2)创新资源：①人力资本。采用常用指标R&D人员全时当量测量。②研发资本投入的常用指标R&D经费未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故选取R&D经费支出占区域GDP比重作为测量指标。

(3)创新环境：①数字设施。考虑到单项冠军企业数字化发展的需要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对单项冠军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借鉴潘为华[11]等的研究，选取省域互联网普及率、电话普及率、长途光缆线路长度、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及互联网域名数构成基础设施评价体系，根据熵值法测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作为基础设施指标。②政策(制度)。政策主要表现为政府干预，政府对创新的引导往往通过财政支出方式，故采用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作为测量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政策支持。

3.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基础的区域划分

单项冠军企业的发展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基础和已有单项冠军企业的示范效应具有相关性。因此，从产业集群数、经济发展水平及单项冠军企业拥有数3个指标刻画单项冠军企业的培育基础，通过熵值法计算，最终划分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基础良好和培育基础一般的区域。其中，良好的区域主要包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北京、河南、福建、湖南、辽宁、湖北、陕西和安徽等13个省级区域；
一般的区域则包括其他16个省级区域。

(三)变量设置及校准

由于原始数据并不满足QCA布尔逻辑分析条件，因此在定性分析前，需将每个前因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进行校准。采用直接赋值法对初始数据进行校准，基于案例描述性统计，将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的3个锚点分别设定为样本数据的上四分位、中位数和下四分位数，并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与完全不隶属三个锚点的门槛值。非高培育绩效的校准通过取高培育绩效的非集实现，初始变量的衡量与校准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测量及校准Tab.1 Variable measurement and calibration

通过fsQCA3.0软件进行所有变量组合的布尔最小化运算，进而得到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结果及条件组合情况。

(一)必要条件分析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是进行组态分析的前提，拉金[12]提供了基于模糊隶属度测量实证证据与探讨的集合间理论关系一致性的方法：

Consistency(Xi≤Yi)=∑[min(Xi，Yi)]/∑(Xi)

(1)

其中，min为Xi和Yi中的较小值；
Xi为条件组合中的隶属分数；
Yi为结果的隶属分数。一般认为必要条件需达到0.9的一致性分数且有足够的覆盖度，则X是Y的必要条件。分别对培育基础良好的区域和一般区域的条件必要性进行分组检验，结果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前因条件的一致性高于0.9，说明所有前因条件在单独情况下均不能构成培育单项冠军企业的必要条件，每个前因条件都不能充分解释与单项冠军企业培育间的关系，需要进行充分的组态匹配才能说明培育单项冠军企业的路径(见表2)。

(二)组态充分性分析

对条件组态进行充分性分析是探索多条件组态的集合是否是结果集合的子集的过程。为识别组态是否通过模糊集合理论的一致性，参照既有研究，在参数设定上，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案例频数阈值设为1，PRI一致性值设为0.75。在进行反事实分析时，由于缺乏创新生态条件影响培育结果的确切方向证据和理论，假设单个创新生态条件出现与否均可培育单项冠军企业。选择中间解解释最终组态，将同时出现中间解和简约解的条件识别为核心条件，即为结果发生的重要条件，仅出现在中间解的条件识别为边缘条件，即为结果发生的辅助条件，用fsQCA3.0软件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培育基础良好区域的高培育绩效实现有2条组态路径，培育基础一般区域的高培育绩效实现也有2条组态路径。总体一致性和单个组态一致性均高于阈值0.9，说明4条组态均是区域培育单项冠军企业的充分条件，表明实证分析有效。

表2 必要条件分析Tab.2 Analysis of necessary conditions

表3 区域单项冠军企业高培育绩效路径的组态分析Tab.3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high cultivation performance path of regional single champion enterprises

(三)培育基础不同区域的单项冠军企业高培育绩效的路径分析

1.培育基础良好区域的单项冠军企业培育路径分析

表3表明，培育基础良好区域的高培育绩效实现有2条组态路径，总体解原始覆盖度为0.571，可以解释57.1%的案例。

组态路径1：企业-研发拉动型。该组态表明区域内工业企业数量多，在创新资源投入充分、创新基础完备的情况下，培育单项冠军企业的绩效高。该组态覆盖了约49.9%的省份，其中14%的案例仅由该路径解释，代表省份有浙江、江苏和广东。

该组态中，研发资本与技术创新主体作为核心条件存在，说明区域创新生态内企业集聚和研发资本投入对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具有正效应。区域间大量企业集聚，有助于单项冠军企业构建非正式关系网络，明确外部市场技术需求，共享创新资源，减少研发费用的沉没成本负效应，从而推进单项冠军企业增量式创新和市场占有率提升。因此将此路径命名为“企业-研发拉动型”。

以浙江省为例，浙江中小企业数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皆位居全国前三④，产业集群数全国最多。产业集聚带来人才汇集和市场竞争，刺激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考察期内，浙江R&D人员全时当量位居全国第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位居全国前五，网络类基础设施全国第三⑤。此外，浙江省从2006年开始就陆续出台“七化战略”⑥“雏鹰行动”等引导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培育隐形冠军企业。因而浙江省拥有的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数量全国最多。

组态路径2：研发-设施推动型。该组态表明在区域拥有完备创新主体网络的情况下，创新资源投入充分，数字设施建设完善，培育单项冠军企业的绩效高。该组态覆盖了约43.1%的省份，其中7%的案例仅由该路径解释，代表省份有山东、江苏和广东。

该组态中，研发资本与数字设施是该组态的核心条件。区域创新生态内研发资本投入能推动区域内创新进而产生创新溢出效应，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能突破物理界限，更快推动创新要素流动和创新成果分享，对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将此路径命名为“研发-设施推动型”。

以江苏省为例，作为制造业强省，江苏省单项冠军企业(产品)拥有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江苏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和高新技术企业数位居全国前二，高校数量位居全国第一⑦；
“十三五”期间江苏省的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GDP的2.85%，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5.1%，R&D人员全时当量全国第一⑧。同时，江苏省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整体发展水平强，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全国第一，因而江苏省拥有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数占全国总数的1/7⑨。

2.培育基础一般区域的单项冠军企业培育路径分析

表3表明，培育基础一般区域的总体解原始覆盖度为0.559，可以解释55.9%的案例。

组态路径1：系统均衡推动型。该组态表明，在技术创新主体网络完备的情况下，重视人力资本和研发资本投入，在政策的引导支持下，也能实现高培育绩效。该组态覆盖了约50.8%的省份，其中44.5%的案例仅由该路径解释，代表省份有江西、四川、重庆和天津。

该组态中，技术创新主体、研发资本、人力资本与政策支持是核心条件，说明区域创新生态内，除技术创新主体与研发资本投入的正效应外，人力资本与政策支持也十分重要。冠军企业的员工是企业创新的主要承担者[13],区域内的人才流动，能提升区域内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和技术的吸收能力，并产生知识外溢，而政府通常被认为是推动创新生态系统更迭演化的主要动力，能通过制定与识别创新环境相适应的政策推动企业创新。因此将此路径命名为“系统均衡推动型”。

以天津市为例，尽管天津市培育基础一般，但人力资本充沛，科技创新水平位居全国前列，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7 420家⑩，研发资本投入强度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同时，尽管天津市对单项冠军企业的培育工作开展得较晚，但补贴力度大，考察期内天津对智能科技产业的单项冠军企业和单项冠军产品企业分别给予2 000万元和500万元的财政奖励，补贴力度居全国前列。

组态路径2：人才-政策扶持型。该组态表明区域内知识创新主体多，在人力资本充分投入以及政府支持下，即使数字基础设施条件不佳、工业企业较弱且区域研发投入不足，也能产生高绩效的单项冠军企业培育。该组态覆盖了约11.4%的省份，其中5.1%的案例仅由该路径解释，代表省份有山西。该组态中，人力资本与政策支持是核心条件，因此将此路径命名为“人才-政策扶持型”。

以山西省为例，虽然山西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财政科技投入及数字设施在样本省份中的排名都居后，但科研机构及高校数量位居前十。且山西省政府从2018年开始对“专精特新”企业进行培育，当年就划拨20亿元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用于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因此在培育基础一般区域中培育成效较为突出。

3.等效路径及共性条件分析

组态分析的优势之一是能够识别条件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数字设施在培育基础良好的区域内部存在可替代的潜在等效路径，即在技术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及数字设施组合下，政策支持与知识创新主体之间存在潜在替代关系。

同时，通过对比培育基础不同区域的创新路径发现，人力资本在所有组态路径中均出现，说明人力资本充裕是至关重要的条件，这也深化了人力资本是单项冠军企业成功关键因素的发现[14]。此外，研发资本投入在培育基础良好区域尤为重要，而政策支持则在培育基础一般区域发挥更重要作用。

(四)培育基础不同区域的单项冠军企业非高培育绩效的创新生态分析

进一步检验导致不同区域非高培育绩效的创新生态。对非高绩效进行组态分析，一致性阈值设为0.8，PRI一致性值设为0.7，案例频数阈值设为 1。分析结果表明(表4和表5)，培育基础良好的区域产生非高培育绩效的组态有五条，培育基础一般的区域产生非高培育绩效的组态有六条。

在培育基础良好的区域(表4)，组态NHA1和NHA2呈现创新环境的影响，在创新环境条件不好、知识创新主体密度低、人力资本匮乏的生态中，技术创新主体密度低或研发投入不足都会导致非高培育绩效；
组态NHA3、组态NHA4和组态NHA5呈现创新资源的影响，在创新资源投入匮乏的生态中，无论创新主体和创新环境表现如何，都会导致非高培育绩效。同时，区域内人力资源投入不足，是5条非高培育绩效组态的核心缺失条件。

表4 区域非高培育绩效路径的组态分析Tab.4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regional non-high cultivation performance paths

在培育基础一般的区域(表5)，组态NHB1和NHB2表明，在创新资源不足、知识创新主体密度低、数字设施建设不足的生态中，无论技术创新主体和政策支持情况如何，都会导致非高培育绩效；
组态NHB3和NHB4表明，在研发资本投入充裕，但人力资本投入不足且政策支持力度低的生态中，无论创新主体和数字设施情况如何，都会导致非高培育绩效；
组态NHB5和NHB6表明，在知识创新主体密度高、数字设施完善，但研发投入匮乏的生态中，无论技术创新主体、人力资本及政策表现如何，都会导致非高培育绩效。

表5 区域非高培育绩效路径的组态分析Tab.5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regional non-high cultivation performance paths

(五)稳健性检验

QCA研究的稳健性检验常采用统计学检验方法或集合论检验方法。鉴于QCA本质上是集合论方法，故采用集合论方法进行稳定性检验，即通过调整差数设定的方法分别对两组单项冠军企业高培育绩效的前因组态进行稳健性检验，将真值表中的PRI一致性阈值从0.75提高至0.78，发现在更为严格的一致性阈值下，组态结果与原模型组态高度一致，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一)研究结论

采用fsQCA法，以29个省为研究样本，从组态视角挖掘不同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与单项冠军企业培育间的因果复杂机制，研究发现：在培育基础良好的区域和培育基础一般的区域产生高培育绩效的路径均有2条，体现了培育基础不同的创新生态培育单项冠军企业的多重实现方式。此外，单个创新生态要素无法实现高培育绩效，但技术创新主体、充裕的创新资源以及完善的数字设施建设都是培育单项冠军企业的正向条件。在培育基础良好区域，2条组态都反映出充足的研发资本投入是高绩效培育核心条件，而人力资本是非高绩效培育的缺失条件，同时，组态间也存在知识创新主体与政策支持间的潜在替补关系；
在培育基础一般区域，人力资本和政策支持是高绩效培育的核心条件。

(二)政策启示

政策制定者应根据本区域的培育基础和创新生态现状，结合实现高绩效培育的具体路径，选择相应的适配策略，从而实现本区域单项冠军企业的高培育绩效。

在培育基础良好的区域，政府要积极推动技术创新主体与知识创新主体的协同发展，搭建企业与研究机构技术双向供需机制，创建企业技术研发解决中心，强化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对知识创新主体薄弱的区域，除引入研究机构外，可以考虑加大企业创新扶持政策力度，以弥补知识创新主体薄弱短板。同时，地方政府要积极鼓励研发资本投入。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探讨区域内金融机构提供科技贷、知识产权质押等科技金融服务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并支持有条件的单项冠军企业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保障研发资本供给充裕。此外，政府仍要重视人力资本与数字设施建设，一方面要继续引入高层次人才；
另一方面，要优先保障5G基站建设、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基建”为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良好的硬件支持，鼓励企业推进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开发开放力度，以及在垂直领域加大工业互联网建设，推进创新生态数字化。

在培育基础一般区域，地方政府应考虑技术创新主体与知识创新主体间的不平衡关系，以及不同创新主体在本区域创新生态中的作用和实际发展情况，在“系统均衡推动型”路径需要积极推动技术创新主体集群发展，而“人才-政府扶持型”培育路径则需要进一步强化知识创新主体创新能力。同时，地方政府要更加重视人力资本在本区域单项冠军企业培育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研发资本投入无法取代人力资本的作用。因此，地方政府一方面可结合区域发展实际，以企业实际需求为基准，搭建工程师共享平台，增加高技术人才供给；
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德国的“双轨制”教育经验，建立职业培训制度，形成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此外，考虑到政策对该区域单项冠军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地方政府除了制定执行专门的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发展计划外，还应该更多通过普适性政策推动中小企业的产品研发与流程创新，提供切实满足当地中小企业发展的服务体系。

(三)研究展望

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由于QCA的非时间性，只能用截面数据考察中国区域培育单项冠军企业绩效，无法考察因果路径的连续性，即对所获取的充分性组态是否会随时间演化而变化难以得知。未来可考虑使用组合政策工具与fsQCA相结合的方法对区域单项冠军企业的培育路径进行动态考察。二是研究主要针对不同区域创新生态对单项冠军企业的培育进行组态分析，未考虑到单项冠军企业的行业异质性，后续研究可将行业异质性纳入考察，从而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培育路径。

注释：

①②数据来源：郭宇.深耕细分领域 以工匠精神雕镂制胜王冠[N].中国工业报,2022-06-24(001).

③考虑到区域创新生态要素投入对单项冠军企业培育的时滞性，结合工信部对单项冠军企业培育的中期目标及复核时间，将条件变量的滞后期选定为3年。

④⑤⑦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9)。

⑥七化战略：专业化、精细化、高新化、集约化、信息化、品牌化、国际化。

⑧数据来源于《江苏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

⑨根据工业和信息产业部公布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 名单(2016-2021)统计。

⑩数据来源于《天津市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津政办发〔2021〕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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