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流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歌咏团考论（1941—1943）①

黄雯倩（哈尔滨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王 岩（哈尔滨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性、群众性抗日救亡歌咏运动逐渐展开并快速发展壮大，最终达到高潮。彼时，歌咏成为凝聚人心的重要手段和反映民众心声的有力武器，形成了特殊的文化景观。在此氛围下，国民政府也意识到音乐在抗战中的作用，于是动用行政手段组织歌咏团体，举办歌咏活动，政治部抗敌歌咏团便诞生于这场歌咏大潮，在鼓舞军民抗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受历史语境约束②梁茂春在谈及同是为国民政府军政系统工作的团体“陆军军乐团”时表示：“它是为国民党军政系统服务的音乐团体，所以，建国以后它被历史完全屏蔽”。（参见梁茂春.中国交响乐队拾零(二)[J].福建艺术，2012（3）：40-46.），对于该团研究尚存一定空间。已有成果主要围绕该团作简单性介绍或聚焦于该团所办刊物③目前有关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的主要成果有：唐守荣，杨定抒.国统区抗战音乐史略[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63；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文化艺术志[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37；
李宝杰.民国“陪都”重庆音乐期刊发展述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20（2）：7-17；
张晗彪.中国声乐家胡然音乐活动考（1922—1949）[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22，等等。，未有对该团作全面深入的研究，且已有研究误传较多，尤以成立时间和前身沿革等信息错误居多。因此有必要以专题形式深化对该团的研究，以厘清史实。本文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为主，结合期刊报纸、人物论著等史料，对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的发展历程、人员架构、音乐活动进行深层考察。不仅对现存文献进行勘误，而且通过分析该团成就与局限探明其历史影响。

1941年，日军不分昼夜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欲以此摧毁大后方的民生与抗战意志，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在此背景下，政治部抗敌歌咏团应时而生，成为重庆抗战音乐运动的重要力量。该团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担负战时抗敌文艺宣传工作。

（一）前身沿革的辨析

政治部抗敌歌咏团是在抗敌歌咏第一队（简称抗敌歌咏队）及其他三队基础上改编的，《重庆文化艺术志》却指出“政治部抗敌歌咏队后改建为新中国合唱团”[1]，此说法实则存有偏误并后续出现在多数文献中。该误区可能源自何浩若④何浩若（1899—1971），湖南湘潭人，时任第三厅厅长。1941年致政治部《关于将所属抗敌歌咏队改编为新中国合唱团》的签呈。[2]对此签呈，政治部很快批准并下达训令：

训令：令新中国合唱团团长胡然

兹制定新中国合唱团编制及预算各一种，随令附发，仰即遵照下列各项迅速筹组并限于五月一日以前成立具报。

一、由部发给该团开办费二万元作为购置钢琴器乐各项设备及办团员制服费用，仰即来部具领。

二、本部抗敌歌咏第一队即由该团接收具报，原有队员并由该团长负责甄选优秀分子呈报后，委为该团团员，其余歌咏队队员并应由该团长造册具报后，由本部保送中央训练团音干班高级组受训。

三、其他团员准由该团长在中央训练团音干班高级组学员中择优保荐，由本部函该班同意后另行委派。[3]

此训令中原有队员选优留用、音干班高级组择优保荐等内容，皆可体现出政治部力求重组一支高水平的歌咏团体。由于何浩若的签呈和此次政治部的训令，造成了“抗敌歌咏队改编为新中国合唱团”的研究谬误。事实上，此次改组并未成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有一份训令与上述训令内容几乎一致①第二份训令在团名、成立日期、接收队员、落选队员去向以及缺额人员来源等方面做出调整。（详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训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七七二 案卷号899：199.），其中变化有以下几点：训令中所有“新中国合唱团”皆改为“本部抗敌歌咏团”；
成立日期延后至“八月一日”；
接收队员在“抗敌歌咏第一队”基础上有所增加；
取消落选队员“送音干班高级组受训”的安排；
取消缺额团员在“音干班高级组学员中择优保荐”的规定。另外，经查阅有关期刊报纸，未见当时重庆有名为“新中国合唱团”的团体，但有名为“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的团体进行频繁活动且引起广泛关注。综上所述，抗敌歌咏队并未按原计划改为“新中国合唱团”，而是与其它各队队员一同改组扩团成为“政治部抗敌歌咏团”。

关于“新中国合唱团”改组计划未能落实的原因，从后来团长呈第三厅的拟办签可略见一斑：“查新中国合唱团开办费二万元……不敷之数一万九千〇七十七元六角……拟恳在何前厅长移交至经费总数内发用。保送音干班受训之队员系抵补该班缺额，其薪俸自由该班交给”。[4]显然，筹办过程出现资金问题，政治部许诺的开办费未如期发放，且原队员安置出现财务纠纷。或是因新中国合唱团筹办正逢第三厅厅长何浩若与黄少谷新旧交接，所以造成以上窘况。虽然“新中国合唱团”的计划落空，但“政治部抗敌歌咏团”基本上是沿着新中国合唱团的计划来组织运作。

（二）成立时间的考证

有关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的成立时间，目前可见三种说法：1941年、1941年9月和1941年12月下旬②《20世纪中国音乐史略》中记载该团成立于1941年，《中国声乐家胡然音乐活动考（1922—1949）》记载其成立时间为1941年9月，《国统区抗战音乐史略》中记载该团于1941年12月下旬成立。（参见凌瑞兰.20世纪中国音乐史略 （修订版）[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113；
唐守荣，杨定抒.国统区抗战音乐史略[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63；
张晗彪.中国声乐家胡然音乐活动考（1922—1949）[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22.），以上说法相对模糊且后二者记载并不准确。笔者在考证过程中得到与上述完全不同的两个时间：一是1941年8月1日，二是1941年2月1日，并最终确定该团成立时间应为1941年8月1日。究其原因，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资料有明确记载。

团长呈政治部的签呈中提到：“已遵于八月一日正式成立，并着手分组训练”[5]

对此，政治部下达指令：“准以八月一日为该团成立日期……”[6]

另外，1942年1—2月份的工作报告亦有记述：

“本团奉命于八月一日成立以来，所有团职员及特约指导人员均经设置就绪”。[7]③为便于叙述，下文出现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歌咏团工作报告均简称“工作报告”。

上述可见，团长与政治部往来公文中清楚记载了该团成立时间。结合以上公文和前文所述政治部下达的第二份训令，可以肯定该团是在1941年8月1日成立。

然而关于成立的记载，另一份1941年8—12月份的工作报告却出现“奉命于二月一日在赖家桥先行成立”的说法。[8]此份工作报告从内容看应为首次报告，载有政治部抗敌歌咏团8月至12月的活动情况。但为何该份工作报告记载的成立时间与实际不符？其实并非时间不符，而是所表达的语意不同，造成认识上的混淆。经比较，此工作报告与前文所提工作报告笔迹出自一人，且成立时间尤为重要，可排除是记忆偏差及笔误。团体组织建立本不可一蹴而就，尤其在日军频繁轰炸时更为困难。另该报告论及成立使用“先行”一词，即代表着先期进行。综上所述，首次工作报告记载的“二月一日先行成立”应为该团开始筹办的时间。

此外，根据政治部抗敌歌咏团首次工作报告可得知1941年12月下旬说法的出处。该团曾于10月从赖家桥迁至歇台子，又于11月迁驻江家祠堂。因环境恶劣，战时另觅驻地实为困难，所以用开办费购置钢琴的款项垫付进行修缮，而后于当年12月31日14时在此地补行成立典礼仪式。因此，12月下旬所说的应是该团补办成立典礼仪式的时间。虽然政治部抗敌歌咏团在筹办过程中困难重重，但经团长协调，该团最终得以形成，成为一支初具规模、编制完备的歌咏队伍，并在其领导下趋向成熟。

（三）团体解散的推论

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的音乐工作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取得了良好效果，遗憾的是，该团的音乐活动仅维持一年有余。关于该团具体解散时间，目前尚未发现有关史料，但从部分史料记载可推断出大概的时间。

1943年1月14日，育才学校陶行知曾致信政治部部长：

“闻贵部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结束在即，深望将该团全部家具，及钢琴一架、风琴两架，捐助敝校，以惠难童。”[9]

1943年5月26日，区党部总干事龙浩然呈给政治部的签呈提到：

“查政治部抗敌歌咏团业已结束，所遗钢琴一架、风琴二架暂无用处，拟请掃数拨交本党部中山室以便充实歌咏组之用。”[10]

据此可判断，该团应在1943年1—5月期间解散。诸多史料可反映出该团解散应为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内部原因，团内出现腐败现象致其解散。这从该团工作人员的家属传记中有所反映：“胡然是声乐家，他不懂管理，加上他们夫妇生了一个女儿……更没心思管理团里的事了。因此团里很乱，什么贪污、腐化的事都出来了。”[11]腐败现象在当时并非特例，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不能单独归因于团长个人，国民政府系统的腐败在当时是普遍现象，该团仅是当时国民党政权内部腐败状况的一个缩影，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歌咏团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复杂混乱的政治环境下，诸多不稳定的因素日益凸显，这无疑是导致该团解散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外部原因，或因国立音乐院分院的组建间接导致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的解散。1942年6月汪伪政府改组上海国立音专，许多师生不甘受辱远赴重庆。国民政府遂于1942年10月撤销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音干班”），在此基础上成立国立音乐院分院，而政治部抗敌歌咏团包括团长在内的大部分导师均为音干班导师，导致他们无暇顾及该团运作，团内多数成员随后便考入国立音乐院分院继续深造，该团就此结束。

尽管政治部抗敌歌咏团从成立到解体历经诸多困难与阻力，未能持续致力于抗战事业，但作为“当时重庆唯一的专业合唱团体”[1]334，他们以音乐作为抗日工具，在广泛传播抗战思想的同时，也为音乐艺术的普及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取得了一定成果，是抗战历史长河中颇具代表性的一支歌咏团体。

政治部抗敌歌咏团作为军事委员会下属官方歌咏团体，其人员组成具有明显军事特征。团长呈政治部的歌咏团编制表中记录了该团人员架构，对于成员职别、人数及薪资有明确标示（见表1）。从编制表来看，该团人员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军事编制内人员，二是编制外人员。

表1.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编制表[12]

（一）编制内的人员组成

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编内共有官佐29人、士兵8人。其中1名团长与24名团员为该团主体，他们与4名干事均属官佐编制。另有公役6人和炊事兵2人为士兵编制。从团员人数设置看，该团是一支小型歌咏队。

1.团长胡然

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的团长胡然是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战时重庆汇集的音乐人才众多，政治部选择胡然担任团长主要是因其优秀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歌咏抗战经验。1930年，胡然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学期间，随声乐教育家周淑安和俄籍教授苏石林学习，这两位是当时较有影响力的声乐家，可见胡然业务水平非凡。全面抗战爆发后，音乐界人士积极响应抗战，胡然亦是其中之一，正式踏上“歌咏救国之路”。他曾于1937年在长沙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并组织歌咏团、创作多首抗战歌曲，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39年时，胡然从事教育的同时不忘投身抗日事业，在桂林艺术师资训练班教授声乐时积极参与抗战演出。次年，胡然执教于重庆音干班，其后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担任合唱团教练，为战时歌咏宣传培养诸多优秀学员。胡然的经历为成立政治部抗敌歌咏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41年政治部抗敌歌咏团成立时，年仅30岁的胡然已在业界享有盛誉，这与他出色的业务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历密不可分，所以能够在众多音乐人才中脱颖而出，成为政治部组建该团的首选人员。

2.歌咏团员

政治部抗敌歌咏团团员多是来自当时重庆知名音乐团体，长期从事歌唱活动，有较高的演唱能力，故而能在战时紧急情况下，迅速投入工作。通过对该团工作报告考证，发现其人员流动性较大，目前仅见一批完整的成员名单如下①根据《三民主义青年团三十一年度灌县夏令营训练纪实》中的团员名单整理。（参见易君左.三民主义青年团三十一年度灌县夏令营训练纪实[M].重庆：青年出版社，1942：253-254.）：

女高音：何克、陈琳、陈柯、周啟坤、刘斐麟、刘亚琴

男高音：朱崇懋、张文纲、李桐荪、武俊达、刘春安、刘鹤云

女低音：严玲、黄吟诗、陈秀瑶、李淑芬

男低音：黄国栋、许光燦、薛传懿、曾次经、冯瑰琦、方国樑

根据此名单可以进一步了解，该团是一支男女四部混声合唱团，由6名女高音、6名男高音、4名女低音和6名男低音组成。经与《中央日报》登载的“千人合唱团团员名单”比对[13]，团内至少有9名音干班的毕业生和6名曾就职于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的成员。音干班是当时知名的音乐教育机构，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是重庆较有影响的合唱团之一，它们与政治部抗敌歌咏团一样同属军事委员会。来自这两处的人员占歌咏团半数之多，这显然与胡然曾在两处任教对于人员的专业水平深浅与演唱声部特长有较详细的了解有关。从历次工作报告可知，曾在该团就职的团员还有贾君武、廖廷蛟、李清慧、许振椿、刘板堃、窦岫岚、杨亚斯、萧天羽等人。值得关注的是，团员中张文纲、武俊达与李桐蓀均系中共地下党员。①以上几位团员在中共领导下开展进步音乐活动。（详见向延生.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 第三卷[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273-274；
李凌.音乐流花新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310；
张颖.文坛风云亲历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71.）他们是隐伏于歌咏团的中坚力量，积极参与新音乐社在重庆地区的统战工作。中共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能进入国民政府军政系统负责战时宣传的歌咏团体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侧面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战线上的领导力。

（二）编制外的人员组成

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的编外人员是该团师资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提高团员音乐素养，胡然自建团之初便聘任名师来团指导教学。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特约指挥及导师姓名清册》可知②原件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七七二 案卷号297：18。，原计划邀请指挥与指导各2人，实则聘请指挥1人、指导4人。其中有4位专家来自音干班，分别是指挥夏之秋③夏之秋（1912—1993），湖北孝感人，作曲家。1936年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黄自。1940年就职于中训团音干班，1944年任国立音乐院教授。、理论作曲导师邱望湘④邱望湘（1900—1977），浙江吴兴人，作曲家。毕业于上海专科师范图音科，曾任重庆国立音乐院作曲系主任。、钢琴导师范继森⑤范继森（1917—1968），江苏南京人，钢琴家。1935年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俄籍教授查哈罗夫，曾任国立音乐院分院教师。、陈玠⑥胡然的夫人，毕业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还有1位是来自实验管弦乐团的小提琴导师陈健。

然而，1942年《青年音乐》刊载有关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的消息则表示：“教师有夏之秋、王云阶、陈玠等”[14]，其中王云阶⑦王云阶（1911—1996），山东黄县人，作曲家。1927年入人文艺术大学音乐系，同时在上海国立音专选修钢琴，1931年随清华大学R. Kupke学习钢琴和作曲，1942年在重庆国立音乐院任教。是此前导师名册未提及之人。关于王云阶与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的关系，现可见三种说法：团长、副团长、教师。首先，根据政治部委任团长的派令和该团成立期间工作报告的团长署名均为胡然，便可排除团长之说。其次，多数文献记载王云阶曾任该团副团长⑧记载王云阶曾任政治部抗敌歌咏团副团长的有关文献有：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续编）[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9；
上海电影史料编辑组.上海电影史料（1）[M].上海市电影局史志办公室.1992：131.等。，对此，王云阶之子传记中有所提及：“到了重庆，他们才知道王云阶根本不是副团长，只有胡然一个人说他是，国民党的政治部根本不承认他这个副团长。”[11]75由此看来，副团长一说并非无稽之谈。笔者推断王云阶曾在团内行副团长之事，但未有副团长之职。作为官办歌咏团体，其人事须得上级部门正式任命，然而目前尚未发现政治部委任副团长的派令，且编制表中也未设副团长职位。综上所述，1942年初王云阶仅为该团指导教师的说法最为确切。

综观该团的编外人员，即师资队伍，均是音乐领域的知名专家，五位来自“师资水平应属当时全国最顶尖之列”的音干班[15]，一位来自重庆三大交响乐团之一的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还有一位是长期随外籍教师学习的专业人士，可见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的师资力量较为雄厚。其中，范继森、夏之秋等人，对中共领导的新音乐社在重庆地区的音乐工作给予了一定的关心与支持。⑨李凌按周恩来指示，加强对音乐界上层的统战工作，其中该团团长胡然、导师夏之秋与范继森均在其统战范围内。李凌表示他们多数人虽在国民党的团体工作，但对中共的事业是极表同情的，其中尤以范继森等最为热情。（详见李凌.乐话[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218-222.)政治部抗敌歌咏团多数编内外人员与中共保持密切联系，开展进步文化工作，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和爱国音乐活动。在极其艰苦的抗战条件下，能将一大批专业艺术人才团结在一起实为难得，出色的师资团队及专职的歌咏团员均具有坚实的理论功底及丰富的实践经验，使得其业务水平得到一定保障，为后期开展音乐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政治部抗敌歌咏团虽成立时间较短，但其音乐活动的内容却颇为丰富，且各有其鲜明特征。国家危难之际，他们不仅开展多元化的学习训练，还同时进行了大量颇具影响力的文艺工作，以音乐支持抗战。

（一）教亦多术的学习训练

思想认识统一、专业日臻完善，才能更好地配合音乐宣传工作。故该团采取思想与技能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训练，其内容围绕精神训练与音乐训练展开（见图1），平日以音乐训练为主体。为使日常管理更加规范，胡然于1942年初制定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歌咏团课程表》（见图2，以下简称“课程表”）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歌咏团春季作息时间表》（见图3，以下简称“作息时间表”），以明确各时段活动内容。从课程表与作息时间表来看，该团每日有固定的活动内容并伴有严格的时间规定，每周训练6天，周六休息。每日上午8—12点、下午1—5点为上课时间。此外，每日清晨设置早操以训练团员体格，可见其活动内容之丰富。

图1.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歌咏团训练一览表① 此图根据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该团首次工作报告整理而成。（参见胡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歌咏团三十年八、九、十、十一、十二月份工作报告：1942-1[A].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七七二 案卷942：28-29.）

图2.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歌咏团课程表② 原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七七二 案卷号942：34。

图3.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歌咏团春季作息时间表③ 原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七七二 案卷号942：41。

1.精神训练服务政权

精神训练是国民政府进行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1939年3月，国民政府在精神总动员运动中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政治宣传口号。自精神总动员开始后，“精神训练”成为国民政府政治工作的重心。上至政府官员，下及学校学童，都要定期接受精神训练。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的官办属性决定了其也须融入此方面内容，该团精神训练包含两个方面：精神讲话和小组讨论。歌咏团成立之初，胡然对这两种训练的安排为每周各两小时。[8]28但从课程表可发现，后期小组讨论的时间大幅增加。具体课程安排如下：精神讲话于每周四上午9点至11点举行，共计2小时，由部内长官及学术界名流进行主讲。小组讨论则安排在每日下午1点至2点，每周共6小时，相比之前增加4小时。精神训练的比重增加应是为配合战时政治形势需要，与战时的紧张局势有关。由于材料所限，未能探知该团进行精神训练的具体内容，但从当时国民政府进行精神训练的常规内容来看，主要是培养三民主义信仰、增强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等内容，对于政治部抗敌歌咏团团员所进行的精神训练无非也是如上内容。

2.音乐训练升华专技

作为一支由政府领导且活跃于陪都的职业歌咏团体，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的专业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方音乐的水准。为确保该团业务水平，胡然制定了一套较为全面的音乐训练课程。由前文所示《政治部抗敌歌咏团训练一览表》可知，该团初创时期音乐训练主要有声乐、合唱、视唱、理论作曲、乐器、分部练习、音乐概论、指挥法、特约讲座、齐唱十种课程。细观其课程设置，技术课程与学识课程并重，个人课程与集体课程安排得当，不仅种类丰富，且专业化程度较高。其中声乐与乐器为每人每周2小时，全部采用“一对一”教学模式。[8]28-29除常规音乐课程外，该团还会不定期地邀请专家开办讲座，可见胡然竭力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团员的专业能力及素养。此外，由课程表可获悉政治部抗敌歌咏团1942年初的课程与师资配备情况，借此进一步了解成员受训详情。根据课程右下角标注的导师姓氏可知，各科授课教师分别为：声乐（胡然）、合唱（王云阶）、理论作曲（邱望湘）、钢琴（范继森）、指挥法（王云阶）、音乐概论（不详）。其中，视唱课与新增的练耳课标注的姓氏为“朱”，综合前文可考流动人员，此人极有可能是该团总干事兼音干班教官朱崇志。由于课程表中只存课程名目，缺乏相关史料支撑，所以实际授课内容多寡与难易程度尚待进一步探查。

整体来看，政治部抗敌歌咏团严格遵循军事化的训练与管理模式，符合其军事委员会的政治背景。在多元化的学习训练下，团员们抗战意识得到大幅提升，专业上精益求精，更好地配合音乐动员与普及工作的开展。

（二）名噪一时的音乐工作

政治部抗敌歌咏团作为官方的歌咏团体，其活动普遍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自成立以来，该团在演出宣传、音乐教育与乐刊编纂方面进行大量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为宣传抗战和音乐繁荣发挥了作用，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1.演出宣传目的明确

政治部抗敌歌咏团以重庆为中心开展了大量演出，《新华日报》曾于1942年7月19日对此报道：“政治部抗敌歌咏团年来前后在渝演奏共五十余次，甚得各方好评。”①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型机关报。详见抗敌歌咏团赴蓉演奏[N].新华日报，1942-07-19（3）。此时歌咏团成立不足一年，活动如此密集且广受赞誉实属难得。该团的每场演出均有明确的目的，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是为协助党政军抗战宣传的演出。政治部抗敌歌咏团是政府主办以抗战为主旨的团体，抗日宣传演出在其工作中占很大比重。如为辅助国民政府对官佐进行抗战宣传，该团在1941年10月10日以“双十节”为契机于三圣宫首次献唱，观众达数千人。[16]此次演出设于政治部办公地点，借此对部内官佐鼓舞士气。为响应政府的飞机筹募工作，该团于1941年11月30日在实验剧院举行音乐会。[16]25此次演出节目形式多样，注重艺术性。此外，1942年7月12日，为协助兵役署发动民众参军参战，该团在新运广场举行露天音乐会，观众5万余人。[17]该次演出用《欢送从军歌》《好男儿要当兵》等歌曲号召群众加入抗战建国，借此弘扬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

二是为激发群众抗战热情的演出。随着救亡浪潮日益高涨，政治部抗敌歌咏团也以露天音乐会形式发动群众加入抗日大潮，如1941年12月28日在新运会场举行的音乐会，观众约6000人，演唱的均为激励大众抗战情绪的歌曲。[16]21942年3月12日于精神堡垒举行露天音乐会，观众3万余人，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肯定此次活动宣传效果，认为比千人合唱成绩更好。[18]除此之外，广播宣传也是动员民众的重要形式。如1941年11月12日借庆祝总理诞辰在“中央广播电台”进行的首次播音[16]25，他们将纪念会转变为抗战动员的舞台，以达到动员群众的目的。1942年间，亦多次围绕抗战主题在上清寺广播大厦对国内播音。他们充分利用广播传速快、范围广的优势，以音乐动员民众踊跃加入抗战。

三是为获得国际支持的演出。国际舆论的支持对处在救亡时刻的中国尤为重要，因此国民政府战时宣传始终坚持内外兼顾。政治部抗敌歌咏团亦秉承此理念，在对内宣传动员的同时，也积极对海外开展演出，此类工作多采用灌片、海外播音、音乐会方式。灌片方面，主要依靠中国自筹与外国联动的方式，如1942年间该团多次应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邀请灌制唱片，并寄往印度翻制供中外播音使用。[18]8播音与音乐会方面，以友好外交为宗旨，对象以苏联为主，演出中经常演唱郭沫若与刘雪庵创作的《苏联友人歌》。[19]他们借歌声向世界展示抗战的坚定信念，以博得国际同情获得援助。

根据该团工作报告及收集到的节目单，现将该团演出内容整理如下（见表2）。

表2. 政治部抗敌歌咏团演出内容与形式② 该表根据以下资料整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歌咏团三十年八、九、十、十一、十二月份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七七二 案卷号942：28）、《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歌咏团三十一年一、二月份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七七二 案卷号942：34）、《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歌咏团三十一年度三月份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七七二 案卷号942：5）、《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歌咏团三十一年度六月份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七七二 案卷号942：17）及部分零散的节目单。

由表2可知，曲目内容主要有激发爱国热情、树立政府形象、传播三民主义和宣传民族团结等作品。他们将艺术与民族意识紧密结合，注重意识形态宣传。演出形式主要有合唱、齐唱、独唱、器乐，此搭配有效地减少了观众的审美疲劳。显然，该团的演出可以使观众享受音乐美感的同时受到“抗战建国”的思想熏陶。就其影响力而言，该团每次演出观众数量颇多，少则几百多则几万。可见其演出卓有成效，为国民政府抗战宣传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2.音乐教育美善致用

音乐教育也是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的一项重要工作，为同军中文化建设工作保持紧密联系，该团定期参与政治部内各单位的歌咏教学，并根据特殊需要开展教育工作。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灌县夏令营的音乐培训。

1942年7月18日，胡然率团赴灌县开展工作。①本段及下一段参见易君左.三民主义青年团三十一年度灌县夏令营训练纪实[M].重庆：青年出版社，1942：250。此次夏令营胡然任音乐总教官，陈玠任主任教官，其余团员分任全营音乐教官。为确保音乐训练有序开展，政治部抗敌歌咏团成员各司其职，被分为理论、声乐、器乐与教务四组。此次夏令营教学目的为“鼓励志气，发扬革命精神，陶冶身心，促进康乐生活”，由此可见，本次音乐培训不仅只为精神动员，也是为通过音乐教育进行陶情养性。为此，政治部抗敌歌咏团做了诸多准备。他们预先拟定两种唱歌教材：第一种齐唱教材《青年之歌》，收录歌曲24首，包括5首庄严肃穆的仪式典礼歌曲、16首雄壮激昂的抗战爱国及革命青年歌曲、3首艺术歌曲。从教材可看出，教官们在选曲上做了精心安排，以激发爱国热情的歌曲为主，配以抒情婉转的艺术歌曲。第二种合唱教材《青年合唱曲集》，选编歌曲10首，包括 8首混声四部歌曲及男声三部与女声三部各1首。然而，此教材整体难度较高，受时间限制及结合学员实际情况，教官们及时调整教学计划，最终多改用二部同声合唱歌曲。遇客观因素影响，教官们能适时协调，充分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此外，政治部抗敌歌咏团还配备了完善的教学设备，在确保教学质量的基础上营造轻松良好的学习环境。其中有扩音机及唱盘各一部用于全体教学及欣赏名曲，一架钢琴供教官练习及音乐会使用，两架风琴供各中队练习使用。歌咏团还借调两队军乐队辅助训练，一队来自绥靖公署，负责开会及行军奏乐事宜，另一队来自中央军校，担任全体教唱时的吹奏工作。

营内青年虽非音乐专业学子，但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的成员们仍结合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专业教学，开展了音乐常识、歌咏指挥法、歌唱法、理论与作曲等课程。为提高学习热情、展示学习成果，该团教官举办了一场音乐竞赛。比赛分为声乐（合唱、独唱）、器乐、指挥、作曲四个组别，并且专门编制了竞赛计分表供评判使用。每组比赛各有其评分标准，如作曲比赛根据曲调、结构、配字、和声四个方面计分，独唱比赛按发声、音准、节拍、读字、表情五个方面评分。这些评分标准不仅反映出制定者有较高的音乐素养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同时也能反观成员们在平日练习中的严格标准。通过该次比赛，作曲组涌现出不少抗战主题的优秀作品。此次灌县夏令营用时一月有余，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的成员们以精湛的技艺和适宜的教学方法，对青年进行教育引导和心性陶冶，为政治部抗敌歌咏团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3.乐刊编纂实质精专

战时阶段，出版发行是国统区文化团体传播进步文化、宣传抗日的一种重要方式。政治部抗敌歌咏团亦付出不少努力，其中最为突出、影响最广的便是《音乐月刊》杂志。

此刊于1942年3月创刊，共计发行2卷5册7期（其中第2和第3期、第4和第5期为合刊），由政治部抗敌歌咏团下设的音乐月刊社发行，缪天瑞②缪天瑞（1908—2009），浙江瑞安人，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毕业于上海艺术师范大学音乐科，曾任《音乐教育》《乐风》主编及福建音专教授。、刘雪庵③刘雪庵（1905—1985），重庆铜梁人，作曲家。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萧友梅、黄自。1938—1940年编辑出版《战歌》，曾任重庆国立音乐院讲师。、陈田鹤④陈田鹤（1911—1955），浙江温州人，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黄自。曾任国立音乐院教授、教务主任。为其主编。该刊最初定位较高，胡然在《发刊词》指出：“抗建文化运动，必然地是兼顾着量的普及与质的提高。”[20]但是，由于战时条件、资金等限制，该刊并未能达到既定的目标。因为此刊原定为月刊，实际发行时间不定。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抄谱原因，因乐谱皆为五线谱，抄谱应接不暇，刊物屡屡提及为求如期出版征聘专职抄谱员。该刊对于学术含量的追求，体现出“高质量、低数量”的倾向。二是经费问题，纸价日涨，而第三厅每月补助的印刷费仅1000元，胡然随即呈请预借5个月印刷费。[21]虽很快得到批准，但仍旧入不敷出，而从杂志创办之初向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⑤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主要为推进抗战文艺运动，鼓励文艺作品的创作和出版。由国民政府派代表并聘请文艺界人士组成。申请的补助费直到第4、5期杂志出版后资金才到位，自此以后才解决资金紧张的问题。虽遇经费困难，但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的诉求迅速获得有关部门的回应，可见上级部门对该团音乐事业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音乐月刊》的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音乐作品。由于该刊编者多为水平较高的音乐家，故所选作品注重艺术性，多选载艺术歌曲、合唱曲、清唱剧、器乐曲等西式体裁，所有乐曲制谱均为五线谱，歌曲皆配有正谱伴奏，可见其专业性追求相对较高。该部分作品多是抒发爱国之情、反映抗战现实的歌曲，即便是抒情伤感的艺术歌曲亦与抗日战争的时代主题紧密结合。第二部分为文稿。该部分文章从选取到编辑的质量要求非常严格，内容多为音乐理论、音乐教育、演出技术、乐曲解说等关于技术探讨与理论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无论是理论高度还是研究深度在当时都具有较高水平。此刊物对当时的音乐创作与音乐研究产生了较广的影响，编者对内容的严格把控使之在音乐界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口碑。1943年5月，由于政治部抗敌歌咏团解散，《音乐月刊》最后一期“长恨歌专号”进行了改版，其主编增加了江定仙、胡然、杨荫浏、顾粱，编辑及发行改为“中国音乐研究会音乐月刊社”。虽然该刊仅出版7期，但它以其鲜明的办刊特色和丰富的内容彰显于文艺界，影响颇为深远。一方面，推动了重庆抗战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有利于抗战建国的观念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促进了新音乐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有力地配合了新音乐的普及与传播。

政治部抗敌歌咏团自1941年8月1日成立至1943年初淡出公众视野，仅历时一年有余，它的存在无论是对推动中国抗战事业或促进中国音乐发展均具有一定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该团多项涉猎的工作模式为战时精神动员与音乐艺术推广发挥了显著作用。该团不同于以往歌咏团体仅以音乐表演为中心的工作模式，充分利用自身军政背景，在音乐表演、音乐教育、音乐理论等领域涉足甚广，积极开展抗战动员与文艺活动，产生了较广的影响。

二是该团对音乐人才的保育为新中国音乐事业培养储备了一批优秀的骨干力量。战时阶段，该团不仅为文艺工作者提供栖息之地，并且提供专业进修的平台。其中朱崇懋、张文纲、武俊达、薛传懿等多数团员，均在新中国成立后，为推进我国音乐事业做出贡献。

三是其艺术性与功能性兼顾的音乐活动促进了战时两种新音乐观的融合与发展。以往学界习惯将战时音乐家分为“学院派”与“救亡派”，前者发展了侧重音乐技术形态的新音乐观，后者强调了侧重音乐意识形态的新音乐观。[22]而政治部抗敌歌咏团进行音乐活动时则兼顾二者之所长，在广泛传播抗战思想的同时，也为音乐艺术普及和发展做了诸多工作。既弥补了“学院派”与大众联系的不足，满足战时民众对于音乐的精神需求，又强化了“救亡派”的技术指征，发挥了音乐抗战的功能特性。在一定意义上避免中国音乐走向狭窄的发展之路，体现一种更具长久生命力的新音乐观。

但由于历史的局限，该团在主客观方面的不足亦非常明显。从乐政关系角度进行审视，该团在抗战极为迫切时期和国共关系微妙之际诞生和活动，为国民政府“强化集权统治”政治意图服务①明言在《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史》中涉及该团成立论述道：“其核心本质不在于音乐艺术自身，而是在于以此稳固与强化自己政治的、文化的统治地位和军事上的号召力量。”从政府层面来说，成立该团或有此内因，但该团的活动更多地是为抗战服务，不应以此否认其在抗战方面的积极作用。，或多或少表征着对军民精神濡染和政治思想整合的意图。此外，该团因时势变迁和客观条件制约匆匆结束。受存续时间所限，导致工作经纬拓深不足，且所产生的影响也仅限于短期。从历史角度而言，尽管该团在抗战救亡与新音乐推进方面确有积极作用，但如日中天之时骤然式微，其工作频繁、规模大、认可度较高等优势并未持续发挥。

综上所述，政治部抗敌歌咏团组建于20世纪40年代初国家危亡、民族危难之际，犹如一闪而过的流星，虽存续短暂却光彩熠然。作为重庆文艺抗战中的一支职业歌咏团体，他们以音乐作为精神武器，为中华民族抗战事业注入动力，是我国抗战音乐文化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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