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魂（连载之十五）

◆ 彭仲夏 （湖南 怀化）

袁隆平对学生和助手的要求很严格，但也很关心。他有一个研究生是从农村来的，家里生活较困难，有一次这个学生打电话给他，说是父亲病重住院，急需用钱，他马上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两千块给那个学生寄去。还有一次，他的助手动了个小手术，因为手上的活儿多，只休息几天就上班了，袁隆平也不多说什么，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隔了一天，写了张字条压在出去办事的助手桌上，他在字条上写道：“你刚动完手术，应该在家里好好休息，送上五百元，聊表心意，买些营养品，补补身子。”助手回办公室看到这张字条和钱，感动得眼眶里噙满了泪花。

讲到选拔和培养这一领域的人才，难免有人提到袁隆平的儿子们。作为父亲，他对三个儿子从小到大无暇顾及。在教育方面，他从不强求他们必须有大的作为。健康就好，有健康就有未来。几个儿子报考大学时，他也从未指定儿子要选择什么专业，一切任其自然。三个儿子都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了各自的专业，老大学管理，老二学金融，只有老三袁定阳子承父业把杂交水稻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袁定阳二十岁时考入广西农业大学，父亲是“杂交水稻之父”，有同学就半开玩笑叫他“杂交水稻”，他乐呵呵地应着。袁定阳大学毕业后，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工作了两年，又考入湖南农业大学遗传育种学专业攻读硕士。一九九九年，他进入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研究分子生物学，二〇〇四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又做了博士后。他攻读的是分子生物学，又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工作，因此引起各种捕风捉影的议论：袁隆平的儿子是搞转基因的，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也就是转基因水稻。其实，分子生物学深奥而复杂，既含有转基因技术，也有非转基因技术，绝非像有些人臆想的那样，一说到分子生物、基因工程就是转基因。

袁定阳的研究方向是分子生物学在杂交水稻中的应用，一是运用分子生物技术对水稻品质进行改良，一是提高杂交水稻的抗逆性。如果说三系法为第一代杂交水稻，两系法为第二代杂交水稻，袁定阳正在攻关的则是第三代杂交水稻，从中国独创的两系法向一系法迈进。在那片中心试验田里，一边是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攻关品种“超优千号”，一边是袁定阳等人历时六年培育还在继续试验的第三代杂交稻，父子俩仿佛摆起了擂台。从二〇一六年的试验结果看，袁定阳等人试种的第三代杂交稻则已“初步成功”。但他和父亲一样，但凡与科学沾边的言论，他都是慎之又慎，他再三表示，这还只是初步成功，可以证明在技术方法上可行，但要大面积推广播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袁隆平也来儿子的试验田里看过，还挑选一把穗子带走了，他要拿去实验室里进一步观察。父亲跟他谈得最多的，不是成功，而是失败。育种可谓是“世界上最多失败的事业”，其成功的概率就像当年在茫茫稻海中寻觅天然雄性不育株，那个概率太小了，太渺茫了，多少“术业有专攻”的育种专家一辈子扑在稻田里，到头来竟没选育出一个好品种。育种界有一句半开玩笑却又充满苦涩的行话—“终生不育”。

科学也是一种信仰，父亲除了给他力量，也会给他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在父亲的盛名之下，他的名字几乎处于遮蔽状态，无论走到哪里，别人首先就会介绍他是“袁隆平的儿子”，每次有人这样介绍，他马上就会摆手制止，而他一直很低调，不熟悉的人一般都不知道他是袁隆平的儿子。

其实，对父亲的光环，他也觉得没必要刻意回避，袁隆平就是他的父亲，他就是袁隆平的儿子。但他不想凭借父亲的光环来走捷径，只想凭自己的真本事干出点让父亲脸上有光的事情，他说得更直白：“不沾光，要争光！”可他这样想，外人却不一定这样想，认为袁隆平的儿子一定会得到特殊的关照，而袁定阳却从未享受过特殊照顾。二〇一六年三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七大农作物育种”重大专项评审揭晓，所有评审专家都是按“随机抽取、利益回避、专业吻合”的原则，从国家科技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的，加上科技部有关司局的监督和中心内部监督机制的保障，严格保证了评审的公正性，袁定阳入选了其中一个重大专项的首席科学家。结果一出来，难免又有人说他是“袁隆平的儿子”了，即便人们相信评审的公正，也免不了会有人发问：“袁隆平的儿子，能挑得起这样的重担吗？”这种凡是都要把他与父亲捆绑在一起的压力，无时不在，无所不在，一个局外人是难以感受得到的。

当父子俩一同出现在稻田里时，这对父子，一个像是农民的父亲，一个像是农民的儿子，两人一脚泥一脚水地在稻田里忙碌，儿子那一米八的个头比父亲高大多了，但他和父亲一样皮肤黝黑，那宽阔的额头也一样被太阳晒得通红放光，这是父亲的遗传基因，其实也是太阳的基因。也曾有人对袁隆平说：“您的几个孩子都很有出息，不过想超过您实在太难了。”袁隆平摸摸额头豁达地一笑：“何必要超过我呢？我又没什么了不起。”

袁隆平不仅非常爱才，非常重视和培养以事业为重的人才，而且他又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永远不会忘记处在关键时刻关怀和帮助过他的人。袁隆平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写成论文《水稻雄性不孕性的发现》寄给《科学通报》，希望得到前辈指点。当时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看到那篇论文后立即向国家科委最高领导聂荣臻元帅汇报，得到同意后向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发函，责成他们支持袁隆平进行这项研究。这个便函发出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赵石英被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被关进“牛棚”，直到一九七二年才“解放”。如果不是赵石英慧眼识珠，他的论文就泥牛入海，难以面世；
如果不是国家科委发出便函予以支持，他就会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杂交水稻的研究就会夭折。他常常感念这位伯乐，思图报答。一九九二年，赵石英患病住院时，他曾派专人赴北京看望、问候。赵石英病逝后，他感到非常难过，在“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会”首届颁奖时，特意给已故的赵石英颁发了伯乐奖。

“文革”之初，当红卫兵要将袁隆平作为“贩卖资产阶级反动学说”的牛鬼蛇神关进“牛棚”之前，大批判组兵分两路，一路抄写大字报揭发“现行”；
一路去查阅他的人事档案，新账老账一起算。结果档案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国家科委发来的要学校支持袁隆平搞杂交水稻试验一份公函。工作组长王宝林将公函连续看了两遍，对照“五·一六”通知精神，袁隆平应该是保护对象，但他做不了主，赶紧打电话向地委报告，这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王宝林推出自行车，带上国家科委的公函，趁着暗淡的星光，朝地委大院骑去。地委办公室里还亮着灯，地委书记孙旭涛已在办公室等着他。孙旭涛把国家科委的公函反复看了三遍，然后说：“袁隆平为了提高水稻产量，搞杂交水稻试验，让大家有饱饭吃，这是天大的好事。农业以粮食为纲，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袁隆平当然属于保护对象，谁要批斗他就先批斗我！”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试验从而得以正常进行。可惜后来孙旭涛被迫害致死，否则，不会发生抽调他去溆浦低庄煤矿改造思想那次风波。孙旭涛被平反昭雪后，袁隆平在湖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授予其“功勋科学家”荣誉称号的大会上，向世人宣称，如果没有孙旭涛坚守正义、挺身而出保护他进行杂交水稻试验，就没有他袁隆平的今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正值杂交水稻研究小组艰难攻关的时候，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代主任的华国锋鼓励他不要怕困难，坚持研究下去，尽快搞成功。这无疑是对袁隆平的充分肯定和莫大支持。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后，为了向全国推广，调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华国锋给予了大力支持。回想这些往事，袁隆平感慨万千。他始终怀着对华老的感念之情，认为杂交水稻有今日的辉煌，华老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二〇〇六年六月九日，袁隆平在北京出差，听说华老身体欠佳，就特意去华老的寓所看望。当他走进会客厅时，华老从沙发上站起来，笑盈盈地伸出双手，带着浓厚的山西口音说：“袁隆平同志，全国人民感谢你啊！”他也快步迎向前，紧紧握着华老的双手，激动地说：“感谢华老的支持！”华老久久握着他的手，倾心畅谈，对杂交水稻的关注一如既往。谈话中，华老坚信中国坚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必将获得更大更快的发展。会见结束时，华老还为他亲笔题写了“贵在创新”四个字。虽然华国锋已经去世了，但其音容笑貌还不时浮现在袁隆平的眼前。华老的题字弥足珍贵，就挂在他办公室里，让人倍感亲切和鼓舞。

还有一个人，被袁隆平引为伯乐和知己。他曾和袁隆平组成“黄金搭档”，一起为中国杂交水稻推广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被袁隆平尊称为“杂交水稻之祖”，他就是陈洪新。

陈洪新从五七干校解放出来，被任命为湖南省农科院副院长。他上任后主动请缨，分管院里的科研工作。

曾经饱尝饥饿之苦的陈洪新，深知“粮食”两个字对国家和人民的特殊意义。因此，他对袁隆平研究的有望可以“亩产八百斤以上”的杂交水稻，充满了好奇和希望。

从此，陈洪新和杂交水稻结下了不解之缘，把杂交水稻种遍半个中国。

在杂交水稻“南繁”的战役中，陈洪新是总指挥，袁隆平是总技术顾问。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进京寻求帮助的陈洪新，给自己的老同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写了一封汇报信，争取到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家资金支持，杂交水稻种植迅速推广。到了一九七八年，仅湖南一省的杂交水稻种植就扩大到一千七百七十多万亩，基本实现普及。杂交水稻的迅速推广，使这项重要的科研成果真正转化成了造福于民的生产力，农业部正式成立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聘请陈洪新担任顾问组组长，袁隆平任副组长。陈洪新、袁隆平这对杂交水稻领域的“黄金搭档”正式成型。

专家顾问组成立后的三年内，全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连续突破八千万亩、一亿亩、一点三亿亩，单产每亩由一九八一年的三百五十四点五公斤提高到一九八五年的四百三十四点三公斤。

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四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粮食生产最好的时期，稻谷产量第一次突破一千七百五十亿公斤，粮食总产达到四千零七十三亿公斤，人均占有粮食近四百公斤。我们这个十亿人口的大国，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是陈洪新七十大寿，袁隆平和中心领导们，将一块刻有“老骥之志 帷幄之才”八个大字的枣红色木匾，热热闹闹送到陈洪新家里，祝贺他七十大寿。

陈洪新离休后，举家迁居海南省海口市。一九九四、一九九八年袁隆平分别授予陈洪新“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奖”和“袁隆平农业科技奖”两个特别奖。

二〇〇五年，袁隆平嘱托谢长江等人创作的《老骥之志 帷幄之才—陈洪新与杂交水稻》一书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作为陈老八十七岁生日的贺礼。袁隆平每年赴三亚南繁基地，都要抽时间去探望老人。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是陈洪新老人九十华诞，袁隆平率有关专家专程去海口为他祝寿。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是陈洪新九十七岁生日。袁隆平由秘书陪同，从海南三亚，专程到海口市陈洪新的家里看望陈老，并向他祝贺生日。

最让他难忘的是他的母亲和母校。母亲养育了他，从一九五三年离开母亲直到母亲一九八九年去世，三十六年啊！他一年四季在湖南、海南，大江南北，国内国外，开会出差，没能多陪陪母亲。他带着一生难以弥补的遗憾和痛惜，仰天长叹：“我是一个不孝之子啊！”

母校培育了他，是母校教他怎么做事，怎么做人；
是母校给了他知识和力量；
是管相桓教授引领他步入水稻王国的庙堂，继承孟德尔—摩尔根的衣钵，终于攻克了杂交水稻这道世界性难题。从一九五三年离开母校直到今天，半个多世纪，多少个日日夜夜，他经常梦回母校，可是，一切都变得他认不得了，他多想在有生之年再回去看一看。机遇终于来了，二〇〇〇年十月底，他应邀回母校做汇报演说。

此外，还有要感恩的人，那就是袁隆平的妻子邓哲。一九八二年八月，袁隆平的岳母患癌症住院，刚好他要出国访问，觉得去留两难，妻子看出了他的心思，让他放心出国。等他从国外回来，岳母已经安息九泉。谈起这些往事，他总是很愧疚很难过，“真是忠孝难两全，两位老人去世，我都未能送终，我是一个不孝的儿子啊！”而妻子总是安慰他说：“你把杂交水稻试验搞成功了，就是对老人尽了最大的孝心！”

父亲去世后，袁隆平接母亲到安江。当时他已调到长沙工作，因母亲身体不好，年事已高，他没有让母亲来长沙居住。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九〇年，二十二年里他们基本上是分居。直到母亲去世，邓哲才带着三个孩子来长沙团聚。

邓哲厚道、善良、贤惠。袁隆平抽烟，她唠叨几句，说你少抽点啰。夫妻之间顶多有几次争争嘴，她偶尔发脾气，袁隆平一笑了之。现在，他应邀出访或是参加社交活动，只要条件允许，他就带着他的“贤内助”一道去，让她走一走散散心。她喜欢旅游，如果是出国，他就耐心地给她当翻译兼导游。这样，他带她去过五个国家和国内一些很有名的景点。即便没有机会带她去，他也会给她买一些礼物，她穿的戴的，都是他买的。他很会买东西，颜色、款式、大小都合她的意。有回出国，他给她买了一架雅马哈电子琴。农校离街上有好几里路，买东西不方便，他又给她买了一辆小型摩托车。她戴的西铁城小手表，也是他买的，走得很准。家还在安江的时候，每次从外面回去，他也都会带些她喜爱的东西。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称赞袁隆平是世界“杂交水稻之父”，国内记者称赞袁隆平是我国的“国宝”。他深有感触地说：“说‘国宝’不敢当，不过，邓哲可是我们的‘家宝’。没她这个‘家宝’，也就没我这个‘国宝’。”

跨入新世纪，袁隆平当上了爷爷，有了三个可爱的孙女，名字都是他取的。大孙女名叫袁有晴，二孙女名叫袁有清，三孙女叫袁有明。“晴就是太阳，清就是雨水，明就是日月。袁家有太阳有雨水，日月就是时间。水稻自然会茁壮成长！”小孙女刚上学时，老师问她爷爷是干什么的。她还不懂事，就说爷爷是看天气预报的。

第六章 杂交稻走向世界

一

一九七九年四月，袁隆平应邀赴菲律宾出席国际水稻学术会议。拥有上千万人口的马尼拉历史悠久，具有浓郁的热带风情，素有“东方明珠”之称。在这里，既可感受昔日南洋的繁华，又能目睹当今滨海之美景。市区可供游览的名胜古迹甚多，最著名的当属罗哈斯滨海大道。徜徉在这十公里长的大道上，方可饱览马尼拉湾的独特风韵：一边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掩映在一排排棕榈和椰林之间，椰树在海风的吹拂下摇曳多姿；
另一边则是烟波浩渺的辽阔海面，每当夕阳西下，漫天彩霞将大海染成金黄色，落日徐徐入海，水天融为一色。这便是著名的“马尼拉湾落日”景观。

马拉尼不只是菲律宾共和国的首都，也堪称是一座国际稻都。一九六〇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出资，菲律宾大学提供土地，在马尼拉以南约六十五公里的内湖省洛斯巴洛斯镇远郊，建立了国际水稻研究所总部。洛斯巴洛斯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稻田万顷，椰林成荫。国际水稻研究所是世界上十三个农业研究所中最大的一个，每年所需的数千万美元经费都是由各国捐助的。其宗旨是培植良种，造就人才，为解决世界粮食危机服务，被誉为世界“绿色革命中心”。这是亚洲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国际农业科研机构，其性质是一个自治的、非营利的水稻研究与教育组织，以减轻人类的贫困和饥饿、提高水稻种植者和消费者的健康水平、保证水稻生产的环境可持续性发展为使命。该所是最早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国际农业研究机构之一，也是袁隆平和中国杂交水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第一座桥梁。

这次会议有二十多个国家的两百多名科学家出席。他们几乎都是国际水稻界名流大腕，而袁隆平在他们眼里还是一张陌生的新面孔，名流大腕们都在互相握手热烈拥抱，没有几个人注意他。中国水稻专家一行四人，袁隆平是应邀在会议上宣读论文的科学家之一。由于是首次出席国际会议，袁隆平既兴奋又紧张。他从小跟妈妈学习英语，基础不错，但多年来除了参阅有关国外资料文献，平时用英语会话的机会不多，这次国际会议都是英语会话，自己说英语，不知那些老外能不能听懂。他特地买了英语磁带，专门挤出时间听发音，遇到疑难之处就查词典，进行强化训练，并强迫自己每天记一百个英语单词。赴会途中，他还在心中默背自己用英文写的《中国杂交水稻育种》论文稿。

根据会议安排，每组由两位专家发言。按照惯例，上台发言一律用英语，除宣读论文外，还要即席答辩。第一组发言的是日本的新城长友和一位美国专家。新城长友是袁隆平景仰已久的专家，曾访问过中国，但那时袁隆平一头扎在杂交水稻试验田里，没有见面交流的机会。新城长友即席答辩时，英语说得结结巴巴。袁隆平一边认真听，同时对自己的英语会话能力充满了信心。

轮到中国专家发言了，年方半百的袁隆平，身着笔挺的银灰色西装，黑色的皮鞋擦得锃亮，精神抖擞，健步登上讲台，他向斯·瓦米纳森博士鞠了一躬，然后移步发言席，用流利的英语向大家问好。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语与稻农般黝黑而质朴的脸孔，其反差判若两人。在一道道几乎是逼视着他的眼光下，他俨然教授一般不容分辩地阐述一个个论点。渐渐地台下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静悄悄地聆听一个来自中国的声音。袁隆平和中国杂交水稻艰苦卓绝的探索之路，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状况下完成的，这与其说如一条秘闻，不如说似一个神话。事实上，这也是袁隆平第一次将中国杂交水稻的技术路线向国际水稻界公开通报。而国际水稻研究所自一九七〇年就启动了杂交水稻的科研课题，由于一些关键性的技术难题一直难以从根本上突破，不得不于一九七二年中断研究。以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他们几乎可以调动国际水稻界最具智慧的头脑，拥有世界上最尖端的科研设备，他们还保存了全世界最丰富的水稻品种资源、知识和信息，但他们却没有取得成功，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偏远山区的农校教师，是怎么攻克这一权威认定无解的世界性难题的呢？这让很多人脑子里充满了惊叹号和疑问号。

一位印度专家发问了，而且一问就问到了那个关键的难点上：对水稻这种自花授粉植物的杂种优势的利用，主要取决于异交率，异交率越高，杂种优势的利用率也就越高。这是谁都知道的。但如何提高异交率又是最难的，中国杂交水稻的异交率如此之高，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达到的呢？！

袁隆平用眼神跟那位长着一脸大胡子的印度专家打了个招呼，微笑答道：“我们采取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一是割叶，以此扫除花粉传播的障碍；
二是进行人工辅助授粉，通过试验，目前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赶粉。”

赶粉？一位澳大利亚专家特别好奇，他抢过话筒问袁隆平怎样赶粉。袁隆平一边微笑一边打着手势比画说：“这是我们摸索出来的一种土办法。先在制种田里间隔种植母本（不育系）和父本（恢复系），到了扬花期，当母本和父本花期相遇时，在晴天中午时分，用一根竹竿或两头牵扯的长绳扫过父本的穗子，使父本雄蕊的花粉振脱而出，这些花粉就会均匀地飘落到母本张开的颖花柱头上，这样就可以促进母本受精，提高异交率，从而产生更多的杂交一代（Fn）种子。”这一方法听起来很简单，甚至很原始，但科技含量很高，而中国人竟然就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攻克了一道世界性难题。这让满堂专家发出了一片惊叹声。尽管这些专家对中国杂交水稻尚未亲眼看见，但通过袁隆平严谨而缜密的论述和绘声绘色的描述，那赶粉的场景仿佛历历在目。当袁隆平回答了所有的疑问后，与会代表一致公认，中国杂交水稻无论在研究上还是推广应用上，已经迈开了领先于世界的第一步，至少在中国人之前，还没有谁把一粒杂交水稻种子从试验田里推广到农民的田间地头。

中国杂交水稻在如此艰苦简陋的条件下迈出了世界性的第一步，让此前那些半途而废者又有了奋起直追的信心。就凭他们所拥有的科研设备、品种资源，只要借助中国技术，杂交水稻的培育推广就有成功的可能。这次会议后，菲律宾与中国签订了合作研究杂交水稻的协议，重启杂交水稻研究。研究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一是中国的不育系组合不能直接在热带国家利用；
二是基本育成的几个国际水稻系统的不育系配合力太差；
三是制种技术未过关。在这种状况下，袁隆平每年要赴菲律宾进行一至三次技术指导。经上级批准，由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林世成将袁隆平提供的三个“野败”型不育系交给了国际水稻研究所。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美关系在七十年代初期有所缓和。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开始了他称之为“谋求和平的旅行”，随后与中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在国内杂交水稻还没有普遍推广的时候，住在地球西边的美国人，远涉重洋到北京谋求科技信息来了。美国曾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研究杂交水稻，因未能实现三系配套，无法在生产上应用而夭折，因而他们十分看好中国杂交水稻的成功。

许多具有战略眼光的美国政治人物和企业家，通过他们情报机构敏锐的嗅觉，悉知中国的杂交水稻将会具有非常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前景。当时中国也正处于百废待兴，极需要美国先进技术。美国的“红色石油大亨”哈默博士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见面，就谈到了转让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给美国，哈默博士代表的西方石油公司则为中国提供先进的石油和煤炭开采技术，两人一拍即合。

一九七九年五月，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旗下的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奇访华时，我国农牧渔业部种子公司送给他的三斤杂交稻种共三个品种，每个品种为一斤。威尔奇带回去试种，杂交水稻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与美国当地的水稻良种比较，增产百分之五十以上。这是中国杂交水稻跨出国门、走向国际的第一步。年底，威尔奇怀着对杂交水稻浓厚的兴趣再次来华，就杂交水稻技术的转让进行谈判。作为精明的商人，他知道这项伟大的发明拥有巨大的潜在经济效益。他对中国的社会状况是非常了解的，深知长期的政治运动导致中国官员缺乏敏感的经济头脑，与其谈生意更是有利可图。

中美双方代表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会议厅举行首次农业技术转让谈判。威尔奇对中国种子公司马副总经理说：“马先生，今年五月贵公司馈赠给我的一千五百克杂交水稻良种，我带回国后，拿到加州大学的帝国谷农业实验站试种，效果很不错！这次我们到贵国来，想就技术转让听听你们的意见。”

马副总经理笑道：“好啊，我们今天特意把培育杂交水稻的育种专家袁隆平先生请来了。有什么技术方面的要求，可以请他解答。”

会谈由礼仪性的寒暄进入到商贸性的谈判时，威尔奇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中国译员紧张地皱着眉头，对威尔奇话中所涉及的很多专业名词，结结巴巴半天翻译不过来。然而袁隆平却完全听懂了，他打着手势一一做了答复。美方的译员也眨巴着眼睛，也弄不清楚这里面的专业名词，支支吾吾无法把袁隆平的话翻译给威尔奇，厅内的气氛显得很紧张，会谈眼看无法进行下去。袁隆平笑了笑，干脆撇开翻译，直接与威尔奇对话。顿时，举座皆惊，双方代表无不为他的博学多才所折服。

经过谈判，威尔奇与我国种子公司签订了在种子技术方面进行交流和合作的原则性协议。中方官员看重政治影响，连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向中国购买技术，这是令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当时，国人对发明权、知识产权的观念很淡薄，对杂交水稻技术这项科研成果，没有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第一次向美国转让杂交水稻核心技术时，美方开始甚至不予承认是专利技术。他们将中国各大报纸和刊物发表的有关杂交水稻技术的文献资料一页一页翻开给袁隆平看，甚至连《湖南教育》上有关报道李必湖的文章都赫然在目，然后对袁隆平说：“袁先生，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一般常识，怎么能算是专利核心技术呢？”

袁隆平心里十分震惊，这些核心技术他们是怎么搜集到的呢，但袁隆平顺坡下驴，平静地笑道：“如果这些也算是核心技术，我们就不会在报刊上公布了。究竟核心技术在哪里？”袁隆平轻轻敲着脑袋说：“都装在这里面，谁也偷不去啊！”

一九八〇年一月，威尔奇第三次来华，双方签订了正式合同。由美国圆环种子公司先付给中国种子公司二十万美元首期转让费。合同规定中方将杂交水稻技术传授给美方，在美国制种，制出的种子在美国、巴西、埃及、西班牙等国销售。圆环种子公司从销售种子总收入中提取百分之六付给中国作为补偿，合同期为二十年。这是中国农业第一个对外技术转让合同，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根据对外技术转让合同，中方应派人到美国传授杂交水稻制种技术。这年五月九日，袁隆平作为首席专家，与湖南省农科院副研究员陈一吾、慈利县良种场场长杜慎余三人组成专家组，飞往美国西海岸重镇洛杉矶。美国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和其他专家已像迎接天使一样在机场迎候。在此之前，他们还未曾谋面，总经理满面笑容地迎了过来，作为首席专家的袁隆平走在前面，第一个向总经理伸出手，而总经理和他只是礼节性地轻轻握了一下，然后就直奔袁隆平身后的陈一吾，又是拥抱，又是贴脸，口里连声欢呼：“您好，尊敬的袁先生！”显然，总经理认错人了，这也难怪他：袁隆平长得又黑又瘦，简直就像个刚刚从稻田里走上来的农民，总经理以为他是一个来帮专家们干粗活的，而一看白白胖胖气宇轩昂的陈一吾就觉得是一位学富五车的首席专家。等到总经理明白过来，不禁尴尬地笑了，总经理那亲热劲儿，搞得陈一吾也不好意思，而袁隆平却笑得特别开心。

在主人的陪同下，他们又行车五个多小时，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南端的埃尔森特罗。第二天再驱车到达制种基地—国立加州大学农业实验站。美国当地报纸、杂志和电视台还同时报道了中国杂交水稻的成就和袁隆平他们来美国传授杂交水稻技术的消息，这也是美国人民首次知道中国也有新技术转让给了美国。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二日，我国《人民日报》对这件事也首次做了报道，这是我国向国外转让的第一项农业科技成果。

此后，他们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于驻地与试验站之间。美国人喜欢养狗，有一次，他们经过一家私人住宅，一条大狼狗追了上来。袁隆平和陈一吾骑的是变速自行车，脚下一蹬，飞快地跑远了。而杜慎余骑的是普通自行车，不能变速，一时落在后面，被大狼狗咬住了裤子，吓得慌手慌脚拼命蹬，才挣脱那条狼狗，总算有惊无险。

在美期间，他们应邀与加州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和研究生进行过座谈，也参加过全美水稻技术会议。对中国仅用九年时间取得了杂交水稻从起步研究到三系配套的成就，美国农业专家非常惊讶和敬佩，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是权威。圆环种子公司的母公司—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八十多岁高龄的俄国犹太人的后裔阿曼德·哈默博士，是美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朱利厄斯·哈默的儿子。他经历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大饥荒。所以西方石油公司旗下创办了圆环种子公司。他在会见袁隆平率领的技术小组时赞扬说：“我感谢您的伟大发明为我们提供了无限商机。您确实是一位毫无功利之心的纯粹科学家。您的发明可能正孕育着一个新兴的产业和一个遍及世界的巨大市场，意味着千万亿美元的新创财富，足以使世界崛起十个西方石油公司规模的新型财团，光是中国市场，就可以使您成为第二个洛克菲勒啊！”

袁隆平点头道：“增加粮食产量，解决饥饿问题，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我们正在努力把杂交水稻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哈默博士连忙说：“OK！OK！我们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并准备再次签订合作协议。”他略一顿：“袁先生，我还要盛情邀请你参加我们西方石油公司的股东大会。”

在美国传授技术期间，美国农业的发达给袁隆平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里的仪器设备很先进，有的试验就可以直接在试验室里进行，既方便又快捷还省力，土地很平整，适合机械操作，采用飞机播种，收割机里还安装了空调。美国一个私人农场土地上万亩，差不多拥有中国一个乡的土地面积，只有为数不多的农业工人进行管理。

杂交水稻远渡重洋，从中国侨居美国，在帝国谷农业实验站检疫一年，发育健壮；
这个深受人们尊重的“天之骄子”，很快成为巴西、日本、阿根廷、泰国、加拿大、西班牙、印尼、菲律宾、尼日利亚等盛产稻米国家的“座上宾”。圆环种子公司运用袁隆平的制种技术制成的种子，销给了这些国家。总销售额为一百零四万美元，是制种技术转让费二十万美元的五倍多。

一九八〇年五月，袁隆平先是应邀赴美担任杂交水稻制种的技术指导，随后才转赴马尼拉，担任特聘研究员。他开始在待遇上并未提出什么要求，反正有例可循，你给别的特聘研究员什么待遇，就给他什么待遇。但一看给他开出的月薪，竟然只八百五十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七千元。他愤怒了，诚然，八百多美元，这在国内非常高了，差不多是一般科技人员月薪的数十倍，那时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薪才五十多元人民币，但八百五十美元在国际水稻研究所却是实习研究生的待遇。袁隆平不是来这里实习的，而是来这里进行技术指导的特聘专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黑着脸向所长斯·瓦米纳森提出了异议。

在斯·瓦米纳森的印象中，袁隆平是一位衣着简朴但言行得体的中国专家，别看他外表像一个稻农，骨子里却有一种绅士风度。他确实看得很准，但他此前还真没有看出这个中国人的骨子里还有另一种东西：一股硬气。此时，一看不对头，他赶紧向袁隆平连声道歉，并把袁隆平定为特聘研究员，将月薪提高到一千七百五十美元，比研究员还高出五十美元。

袁隆平一直有些疑惑，国际水稻研究所怎么会给他开出一个实习生的月薪呢？后来，斯·瓦米纳森博士终于对袁隆平透露了真情：那时袁隆平在中国国内的地位虽说不低，但也确实不高，又没有博士学位，而在国际水稻研究所进行技术指导、合作研究的，不说院士，很多都是博士，如果给袁隆平同等待遇，担心这些国际著名专家不服气，钱还是小事，他们觉得丢面子。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尽管袁隆平在国际水稻学术会议上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与会的国际专家也一致认为中国杂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广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无论是斯·瓦米纳森本人，还是其他专家，都还没有亲眼见过中国杂交水稻，也并不完全相信杂交水稻有那么神奇。当然，还有一个不说袁隆平也能猜到的原因，那时候中国刚改革开放，国际地位并不高，而一个科学家的国际地位往往与自己祖国的国际地位是一脉相承的。或许，就是这样综合权衡之后，国际水稻研究所才决定给袁隆平八百多美元的月薪。他们认为相比于中国科研人员那么低的工薪，八百美元的月薪袁隆平应该可以接受。袁隆平听了哈哈一笑。斯·瓦米纳森既然说了实话，他也就实话实说：“我们在国内是从来不争经济利益的，但到了您这儿，那就不一样了。我也不在乎钱多钱少，但不能不在乎中国科学家的尊严！”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又以同样的方式转让给美国另一家跨国公司— 卡捷尔种子公司。这样，我国的杂交水稻很快通过这两家种子公司，传播到美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埃及、日本、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十多个国家。中国也派出一些专家到国外指导杂交水稻技术。

一九八二年秋，袁隆平一如既往应邀来到马尼拉出席国际水稻研究所一年一度的学术会议。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事先没有打招呼，在会议开幕前，他特意走向袁隆平，谦恭地伸出右手，一步步引领袁隆平走上主席台。斯·瓦米纳森是印度前农业部长、著名水稻专家。他曾在印度大力推广半矮秆水稻，对印度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又是诺贝尔和平奖帕格沃什论坛前主席，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态科技主席，创立了斯·瓦米纳森研究基金会，被誉为“印度绿色革命之父”，获得过世界粮食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甘地金奖等数十项国内国际奖项。

在斯·瓦米纳森引领袁隆平走上主席台的进程中，前方的屏幕上突然放出了袁隆平的巨幅头像，头像下方同时用英文放出了醒目的黑体字：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几乎是同时，斯·瓦米纳森博士兴奋地对代表们说：“今天，我十分荣幸地在这里向你们郑重介绍我的伟大的朋友、杰出的中国科学家、我们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特邀客座研究员—袁隆平先生！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袁隆平仿佛还是第一次看清楚自己的模样，这让他感到很突兀，却仍然很镇定。而此时，世界各国专家一齐起立，一齐看着他，那目光不再是第一次看他眼神里透出来的审视，而是向他行注目礼。随着一连串“伟大的”“杰出的”“当之无愧”的礼赞过后，全场再次起立欢呼，向他鼓掌致敬。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身影，在目光、灯光下熠熠生辉。

第二天，菲律宾各大报纸头版刊登了以“杂交水稻之父”为题的报道，还配发了袁隆平的照片。随之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消息如同旋风般席卷了各大媒体。从此，中国的袁隆平，成了世界的袁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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