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上坊出土东吴青瓷器及相关问题研讨
时间：2023-04-24 10:00: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徐亮 王志华
南京市江宁区上坊出土的一批孙吴时期青瓷器，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其中青瓷堆塑罐与青瓷灶因，具有明确的纪年与罕见的制作方式，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对象。墓葬虽在考古人员赶到时已遭严重破坏，但据出土堆塑罐上的铭文，加之周边发现的其他三座墓葬相关信息可知，该墓应为孙吴晚期贵族阶层的墓葬，体现出孙吴时期采取了与北方曹魏政权不同的丧葬制度，即延续了汉代的厚葬习俗。但孙吴时期的厚葬又不同于汉代，它是在当时薄葬主流思想主导下的有限度的厚葬，处于汉晋之际厚葬与薄葬发展过程的中间过渡阶段。将汉代墓碑移至墓室内部或器物之上，就是这种过渡阶段的直接反映。该现象在出土的堆塑罐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出土的青瓷灶虽是六朝墓葬考古仅见，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器受到当时流行的魂瓶与灶这两者造物形式的影响。通过对该灶作形式分析与背景解析，笔者认为堆塑楼阙灶是在“魂升于天、魄藏于地”丧葬观念影响下产生的新品种，说明藏魄之所在汉晋之际经历了囊—仓（罐）—灶的演变过程。
孙吴；
青瓷；
堆塑罐；
灶；
升仙
1993 年，南京市建设绕城公路，在江宁区上坊街道城壒村陈家山取土时，发现一座六朝早期砖室墓（编号93JSXM 采）。当考古部门赶到现场，墓葬已被严重破坏，形制不得而知，考古人员仅从当地派出所收集到9 件青瓷器。在这批瓷器中，以一件带有纪年的青瓷堆塑罐和造型独特的青瓷灶最为特别，在六朝墓葬中极为罕见。1997 年，南京市博物馆举办“六朝风采”展览时曾展出此两件器物，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在此后的20 多年时间里，笔者也参与了多座六朝墓葬的发掘，但未见有同类器出土。鉴于两件器物所承载的时代信息较具代表性，本文在对这两件青瓷器作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对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做较为深入地探讨，以期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
据已刊布资料，当地派出所共征集到与此墓相关的青瓷器9 件，包括堆塑罐、灶、盘口壶、耳杯、槅等。其中盘口壶、耳杯、槅皆是六朝早期墓葬中较为多见的器形[1]，因此本文不再赘述。下面主要对青瓷堆塑罐与青瓷灶两件器物作详细介绍。
堆塑罐（M 采：2）（图1）：通高45 厘米、底径17 厘米，灰白胎，胎壁较厚，施青釉，釉不及底。该器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满饰各类堆塑，顶部为廊庑状，四周有院墙，相交的四角各置一角楼，院墙三面有镂空的胜形和三角形。在院墙四角外侧各立一个小罐，罐肩部贴佛像和比翼鸟。以小罐为界，下层堆塑分置四区，其中对应的两区饰门楼、伎乐俑和门阙。另一区中间为龟趺碑，碑作圭形，最上方三角区内浅刻“位”字。碑文为竖刻三行，内容为“凤皇（凰）元年立/长沙太守口作（州）/浃（刺）使宜孙子”。两边各置一神兽，与之对应的一区为两个头戴尖顶帽的跪坐胡僧，其间还塑有熊和麒麟等动物。下部罐身为鼓腹状，在肩部贴塑一周装饰，有佛像、胡人骑兽、螃蟹、龟、麒麟、鲶鱼、蛇头、比翼鸟等。各形象间皆镂空一圆孔，在螃蟹的右侧浅刻一竖行文字“九月十四作”。
图1 孙吴 青瓷堆塑罐
青瓷灶（M 采：1）（图2）：通高33 厘米，长36 厘米，宽36 厘米，灰白胎，青釉及底且多有剥落。主体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采用与魂瓶类似的楼阙布局，下部为习见的船形青瓷灶造型。灶头两侧各伸出一龙首，五观清晰，作昂首状，二龙之间前出一方形出火孔。灶尾火膛为半圆形，两边作对称的网格纹、联珠纹及扇形划纹，火膛正上方与两侧立面设长方形条，条中布满联珠纹。灶身两侧各有两条联珠纹，虽被灶面断开但作意联状。灶台设两个灶眼，一个为直筒形，另一个为倒喇叭口形。灶台上方立有一船形廊檐，两侧各开两个方孔，外立面饰有网格纹。在廊檐上方置两个对称的神亭。该亭为四面坡顶翘脊状，立四柱。亭顶立一柱，上饰珠形装饰。廊檐右侧前端下方设一方孔，内设一弓形出水流。灶头前端堆六层楼阁，作翘脊状。两侧阁顶立三鸟，楼阁顶部两侧各立两个高矮相错的门阙，也作四面坡顶翘脊状。灶尾火膛正上方堆塑五层楼阁，略窄于灶尾。在第四层两侧塑有一人首鸟身俑与狗的形象，呈45°角向外张望。两边各立一大型门阙，阙身正面作网格纹。第五层阁顶卧一鸟，两侧各立一门阙，同样作四面坡顶翘脊状。此外，在楼阁的第一层与第四层的两边各塑有两个神亭，分别在灶台与廊檐上方，顶部各立一鸟。
图2 孙吴 青瓷堆塑飞鸟楼阙灶（四面）
这两件青瓷均做工精致、釉色匀净，造型规整，体现出较高的青瓷手工艺水平，是六朝早期不可多得的精品。
判定一个器物的时代，通常借助器物上的铭文信息、墓葬形制、出土物的地层以及器物的形制与纹饰几方面来判断。南京下坊村出土的这座墓葬虽被破坏殆尽，不明其形制特征，然而在征集的瓷器中恰好发现堆塑罐上有标明确切纪年的信息。根据考古发掘的经验判断，一件器物上标明的时代往往就是器物大致的生产期，也是墓葬的形成时间的上限。据堆塑罐龟趺碑上“凤凰元年”（272）所示，该器很可能产于吴末帝孙皓执政期间。另据南京上坊街道出土墓葬中相关遗物推测，该批青瓷器也应属孙吴晚期产物。如1979 年在江宁区上坊街道棱角山（编号：上坊79M1）出土的一座吴“天册元年”（275）墓中，亦发现了一件堆塑罐，其形制、纹饰与“凤凰元年”器颇为相似，均为灰白胎、施青釉。上部为塔形人物堆塑，有门阙、飞鸟、飞羊、莲花坐佛等，下部有麒麟、仙人骑马、铺首、熊头、莲花坐佛、凤凰等[2]。2008 年9 月，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在上坊镇沙石岗亦发掘了一座孙吴“天册元年”（275）墓（编号：08JSM1），相距1979 年发掘的棱角山“天册元年”（275）墓仅约百余米。两墓均为双“凸”字形前、后砖室墓结构，墓砖上模印的花纹和铭文完全相同。该墓亦出土了多件青瓷器，虽没有发现堆塑罐，但出土的青瓷盘口壶（M1：3）、青瓷钵（M1：8）与“凤凰元年”墓出土同类器几近相同，说明二者当属同一时期的产物[3]。再如2005 年在江宁区上坊街道出土的一座大型六朝早期砖室墓中（编号：2006NJSM1），也发现了一件青瓷堆塑罐（M1：2）。该堆塑罐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层堆塑三层楼阁，交错贴塑多种形象，包括熊、人物、狗、飞鸟等，下部有龟、蜥蜴、仙人骑兽等，整体造型与“凤凰元年”墓出土堆塑罐类同。此外，该墓还出土了槅（M1：59）与青瓷盘口壶（M1：4），此两件遗物与“凤凰元年”墓出土同类器亦非常相近，应属同一时期产物无疑。据发掘者考证，该墓应为孙吴晚期宗室或贵族墓[4]。据此，我们可以推定“凤凰元年”墓出土的这批青瓷器应为孙吴晚期的产品。
由于“凤凰元年”墓在考古人员到达现场时已被破坏殆尽，因此我们无法从形制方面对墓葬的年代与墓主身份等级做判断，只能从征集到的9 件青瓷器入手，参考同一地区出土的相关墓葬与器物信息作推定。如上所述，在“凤凰元年”墓周边还出土了3 座年代相近的墓葬，墓葬相关信息如下（表1）：
表1 南京江宁上坊镇出土孙吴陵墓
从3 座墓葬的规模来看，皆属于孙吴晚期的大型墓葬，其中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编号：
2006NJSM1）的规模极为罕见，是已经发现的孙吴墓葬之最。3 座墓葬皆为多室墓，加之伴出遗物与“凤凰元年”墓有众多相似之处，我们或可推定“凤凰元年”墓也应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孙吴晚期墓。在相距不远的范围集中地发现几座高等级的孙吴晚期墓葬，说明上坊中下村、城壒村一带曾是孙吴晚期宗室、贵族的重要葬区。
判定墓主身份最直接的办法是从墓葬与出土遗物中找寻相关铭文信息，如墓志、名刺、衣物疏、买地券等，但这些遗物在“凤凰元年”墓皆没有发现。然而，在堆塑罐的龟趺碑上却记载了一段铭文，或可为判定墓主的身份提供参考，进而推定墓主的身份等级。龟趺碑文为竖刻三行，内容为“凤皇（凰）元年立/长沙太守口作（州）/浃（刺）使宜孙子”，碑文记载了确切纪年与墓主身份信息。笔者认为“长沙太守”或可存在两种解读：一种是墓主生前确实担任过长沙太守的官位，死后归葬京畿；
另一种是“长沙太守”并非墓主真实的官位，只是指代一种贵族身份。不管是哪种可能，墓主具有显赫的身份是无疑的。
在大多情况下墓葬出土遗物中并不能发现明确记载墓主身份信息的遗物，那么判断墓主身份等级是否变得不可考？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通过对墓葬出土遗物的考察，参阅相关历史文献，我们虽然不能考定墓葬的绝对年代与墓主的确切身份，但依然可以对墓主的身份等级作相对定位，进而为我们研究当时的丧葬礼仪、社会习俗等提供实物依据。对随葬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即形制、材质、工艺、纹饰、组合特征[5]。就“凤凰元年”墓而言，征集的9 件青瓷器无疑是判定墓主身份等级的关键，尤以堆塑罐与灶最具代表性。参考上述三座出土于南京上坊的孙吴晚期墓，其出土遗物在形制、材质、工艺、纹饰四方面均与“凤凰元年”墓有着极高的相似度。鉴于此三座墓葬的规模与遗物的等级特征，笔者认为“凤凰元年”墓的墓主当为孙吴晚期的贵族阶层。
4.1 厚葬之风
三国时期，相较于北方曹魏政权提倡的薄葬之风，孙吴统治者却没有推行，而是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两汉的厚葬风习。究其原因，一方面孙吴政权偏安江南一隅，汉末的战乱对此地并未造成很大的破坏，北方诸陵无不被发掘的破坏行为并没有给此地民众造成较大的心理威慑。另一方面，孙吴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提高生产力的措施，使得当地经济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人们生活富足，这也给倡导厚葬之风的孙吴地区奠定了经济基础。当孙吴政权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国家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取得成效后，在孙吴后期一改孙权倡导的俭素之风，尤其是孙皓执政时期，不仅大封宗室诸王，还穷奢极欲地兴建供自己享乐的场所。如宝鼎二年（267）新造昭明宫，“穷极伎巧，功费万倍”。在此享乐之风影响下，上层贵族在丧葬礼制方面多采取厚葬制度。厚葬形式史书少有记载，然我们通过对已出土孙吴贵族墓葬的考察可知，上层贵族们大多营建相当豪华的墓穴，其随葬品不仅种类繁多，制作亦相当华丽，是当时工艺制作水平的典型代表。如吴末帝孙皓左夫人张氏的墓中陪葬物品就极为奢华。《三国志·吴志·妃嫔传第五》载：
皓哀愍思念，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内冢中以为兵卫，以金银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称计。已葬之后，皓治丧于内，半年不出。国人见葬太奢丽，皆谓皓已死，所葬者是也[6]。
可见，孙吴后期虽然政治、军事都受到来自北方西晋政权的巨大压力，但皇室在陵墓营建与随葬遗物方面仍很奢侈，延续了汉代的厚葬制度。只是这种厚葬制度是相较于当时的薄葬而言，与汉代的厚葬相去甚远。
4.2 禁碑制度
东汉末期，随着薄葬制度的推行，对整个三国时期的墓葬制度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虽然孙吴政权在丧葬制度上选择了继承汉制，实行厚葬政策，但整个社会的薄葬潮流对其厚葬制度的施行也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厚葬制度的施行相较于两汉时期要逊色很多。
受汉末禁碑政策影响，三国时期墓碑屡遭禁断。《宋书》卷十五《礼志》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7]汉代流行的墓碑通常移至墓内，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墓内设立墓志，用以介绍墓主生平、家世等信息；
另一种为堆塑罐中出现的圭首碑，也简要记载墓主信息。吴、晋时期长江下游地区流行的堆塑罐上部经常会看到塑有龟趺碑的形象，通常为一方，也有二方的。碑皆为圭首尖额形，其上大多刻有铭文。碑文通常由纪年、官职、吉语等内容组成，本文所述“凤凰元年”堆塑罐即是典型代表。此外，在江浙地区还出土了较多相关遗物，如1976 年江苏吴县狮子山M3 出土了一件堆塑罐，龟趺碑上记有碑文三行，内容为“出始宁，用此□/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明确记载了堆塑罐的产地与用途[8]。这种现象显然是受到魏晋时期倡导的禁碑制度影响，该制度可能波及至孙吴地区。然而孙吴政权地处江南，所受禁碑影响当然不及曹魏。因此，孙吴时期立碑现象依然存在，只是不及汉代普遍。六朝早期吴地堆塑罐中出现圭首碑现象即是对这种处于过渡阶段丧葬制度的反映。
4.3 灵魂世界的象征：囊—仓（罐）—灶
从造物形制的演变规律来看，魂瓶是由五管瓶（一说为五谷囊、五谷仓、五谷囤等）发展而来，这充分反映了五谷祭魂、五谷引魂的传统丧葬观念与习俗。这种以谷祭魂的习俗源自春秋时期的五谷囊。五谷囊是盛放谷物的布袋，其实物虽今已不得见，但有关文字记载在出土的衣物疏与相关典籍中时有发现。据相关文献记载：“今丧家棺柩中必置粮罂者。昔鲁哀公曰，夷齐不食周粟而饿死，恐其魂之饥也，故设五谷囊。”[9]近年的汉代考古发现，在多座汉墓中都可见到陶谷仓，它的出现表明盛放谷物的载体由纺织品转为陶瓷品。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陶瓷器烧制技术越发成熟，也突显了丧葬习俗中明器的使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至于墓葬中设置陶谷仓的作用，考古学家卫聚贤认为：“殷周时代的贵族，墓中有殉葬的‘铜器’（鼎、鬲等），在这些铜器中放些食物，以备死者食用。汉代既不殉葬奴隶，以为在器皿中放一些食物，不够长久吃，于是殉葬仿食用的‘仓’制成小型的陶仓。”[10]陶谷仓作为魂瓶的早期形态，随着陶瓷烧制技术逐渐成熟，其造物形式的表达亦日趋多样化。魂瓶的形态也发生了些许转变，向着更为繁复方向发展，于吴晋时期的长江下游地区发展至鼎盛，大量魂瓶（堆塑罐）的出土即为最好的见证。在此过程中还出现了以灶为载体的新现象，其目的仍是为了表达祭魂、安魂的丧葬观念。虽然其载体经历了由囊—仓（罐）—灶的转变，但以谷祭魂的恐魂饥饿的丧葬观却一直得以延续，期间还出现了一些另类的表现方式。本文所述孙吴青瓷灶（M采：1）即是这一另类中的特殊形式。
孙吴青瓷灶是目前考古发现唯一的一件同类器物，其主要特征是将流行于吴晋时期的魂瓶与灶结合为一体。从风格学角度考量，可将该器物看着是明器中的一种“变态”。这里的“变态”指在形制方面的一种变异，它的出现打破了人们对同类器物的习惯性认识。就该器造型特征来看，可将其分为两部分，即上部堆塑飞鸟楼阙与下部灶。上部主要由楼阁、飞鸟、二龙、门阙、廊檐等部分组成，这些形象在魂瓶中都已存在，并无特别之处，但由于载体不同导致组合方式也产生相应的变化。为了迎合船形灶的造型特征，将楼阁分饰在灶头与灶尾两端，中间以廊檐贯穿，并且把原本分布在楼阁四周的门阙也平均安放于灶头灶尾。这样的安排既迎合了船形灶的结构特征又首尾呼应，具有平衡感，我们不得不感叹于造物者的设计巧思。孙吴青瓷堆塑楼阙灶中最为特别之处当属灶头方形火眼两端前伸的两个龙首。龙作昂首状，刻画较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同时期的青瓷以及其他载体上也多有龙首造型，但是在青瓷魂瓶中出现龙纹最早见于西晋时期。如浙江诸暨的西晋墓中出土的魂瓶，腹部饰有人、龙、凤各3 个；
南京雨花区板桥石闸湖的西晋墓中出土了一件魂瓶，瓶的腹部分别堆塑了四龙与四铺首[11]。孙吴青瓷堆塑灶的出现，从另一个侧面将青瓷明器中表现龙纹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二十余年。虽然其载体不是瓶而是灶，但它们有着相同的造物旨归。
南京上坊出土的两件孙吴青瓷器，既体现了青瓷烧制技术高超水平，又表现了当时丰富的丧葬思想。从出土堆塑罐上龟趺碑的铭文与周边同时期相关墓葬的信息判断，该座墓葬应为孙吴晚期的贵族墓，甚至是孙吴宗室墓。出土的9 件青瓷器具有鲜明的长江下游地区的造物特点，尤其是青瓷堆塑灶结合了当时流行的魂瓶与灶两者的造型特点。将魂瓶的上半部分巧妙地分布在灶的上方，形成一件设计精巧的产品。这不仅体现了造物者在形式塑造方面的独特驾驭能力，也丰富了“引魂升仙”丧葬观念的形式表达。它体现了 “魂升于天、魄藏于地”的灵魂升仙思想，与魂瓶的不同之处只是将藏魄之所由瓶换为灶而已。这种现象至今虽只出现一例，但却丰富了灵魂升仙的形式表达，呈现出藏魄之所在汉晋之际经历了由囊—仓（罐）—灶的演变过程。
注释：
[1]南京市博物馆：《六朝风采》，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年，第335-337 页。
[2]南京市博物馆：《南京郊县四座吴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8 辑。
[3]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孙吴“天册元年”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9 年第3 期。
[4]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第12 期。
[5]谢明良：《从阶级的角度看六朝墓葬器物》，《美术史研究集刊》，1998 年第5 期。
[6]《三国志·吴书·妃嫔传第五》，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1004 页。
[7]《宋书》卷十五《礼志》，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第407 页。
[8]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狮子山四号西晋墓》，《考古》1983 年第8 期。
[9]王三聘辑：《古今事物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年，第21 页。
[10]卫聚贤：《中国人发现美洲》，台北：台湾说文书店，1982 年，第438 页。
[11]许忆先：《魂瓶琐谈》，《江苏省考古学会1984 年年会论文》，1984 年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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