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固：激情燃烧的岁月
时间：2023-04-24 21:40:0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何雁
中国，这个遥远的国家——一直深深地吸引着坦尼亚·扬库。小时候，每当父亲杨固打開那只盛满中国物品的盒子，真像走进一个奇幻世界。
如同变魔术似的，父亲会拿出中国部队颁发的金质奖章；
父亲会拿出象牙筷子，示范如何使用；
父亲还会拿出狮型玉石印章，教写“杨固”这个中国名字……盒子里许许多多东西，每一件都有生动故事。
对童年坦尼亚来说，中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直至2004年，年过五旬的她，应中国政府邀请访华。儿时梦想成真，让她兴奋极了！这年8月底，姐弟四人分别从罗马尼亚、美国、加拿大赶来，在北京相聚一起。两个星期，他们走访父亲生前工作的地方。
坦尼亚意识到，父亲没有被中国人民忘记，自己有责任做些事情。于是，她花费两年时间，收集资料，整理成《杨固：西班牙与中国战场九年》一书，于2008年在罗马尼亚出版。
杨固回忆录写道：“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苏维埃国家成立消息传来，大多数青年为之欢欣鼓舞。他们认为，建立这样一个国家是一条出路。于是，他们着手为建立这种社会制度奋斗。在这一背景下，我的政治生涯开始了。”
1910年4月，杨固生于罗马尼亚文化名城雅西。母亲是裁缝，父亲是木工。1929年，杨固考进雅西医学院。八年后，取得外科博士学位。
西班牙内战爆发，杨固与四百多名本国志愿者一起，参加国际纵队。1937年4月，他们乘火车离开布加勒斯特。其间，“一艘轮船满载支援西班牙共和军志愿者，离开马赛港。虽然去巴塞罗那的海路不算长，但一艘意大利潜艇突然出现在海面，志愿者乘坐的船被炸沉，几乎所有人都落海淹死。得救的人说，有人落海后抓到一根木头，知道无获救可能，开始唱国际歌，一直唱到用尽全部力气，沉下水去。生命最后时刻，他们对理想的坚定信念，使我深受感动。”
抵达巴黎几天后，杨固与25名各国志愿者一起，乘火车抵达里昂，几经辗转，来到小镇佩皮尼昂。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志愿者们选择一条险峻路线，翻越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
一行人乘火车经巴塞罗那，“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沿途美丽景色，还有当地民众的态度。得知国际志愿者乘火车通过，瓦伦西亚地区火车停留的各个车站，乡亲们手捧一筐筐柑橘等候我们，把柑橘抛进车箱，直到终点阿尔巴塞特。”
杨固被分配到第十三国际纵队，转战安达卢西亚。“1937年7月7日，布鲁内特战役开始的当天黎明，我与进攻部队一起出发，……在敌人连续轰炸下，急救点工作夜以继日地进行，直到前线战况暂时稳定。我们进攻很快，没几天就解放加纳大维拉努埃瓦 ，布鲁内特及其他好几个地方。但是，部队损失也很惨重。最辛苦的是急救车司机，无论迎着轰炸，还是黑夜没有灯光，都要把伤员运走，险象环生。他们甚至手握方向盘发出尖叫声，以解除疲劳。”
“在罗曼尼奥丘陵地区，山路与周边贫瘠土地，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子。盛夏时节，炎炎烈日，土地滚烫。敌人炮火连续不断，我一度心想，与其在这里受罪，不如成为敌人某发炮弹目标，被打死算了。躺在毫无遮挡的土地上，我想用双手挖一个小掩体，至少把脑袋保护起来。一只兔子在枪淋弹雨中乱窜逃生，当我看到这个小动物强烈救生愿望，突然清醒过来。从那时起，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再也没有产生死的念头。”
战斗间隙，杨固从西班牙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世界报》，得知“七·七”卢沟桥事变。“我感到极大震惊。当时我深信，共和军取得胜利已为期不远。西班牙人民对佛朗哥斗争胜利后，国际纵队部分志愿者将奔赴中国，支援急需国际支援的中国人民，赶走日本侵略者。当然，我将加入声援中国的志愿者行列。”
杨固被调往第十一纵队医务处。
1937年12月，这个纵队向特鲁埃尔战役阵地出发。“医疗物资供应充足，还有烧酒与热饮，可以给严寒天气野外作战的士兵们暖暖身。食品也不缺少，有黄油、奶粉、可可等，都是苏联运来。有时，山洞空间不够，我们把伤员安置地洞内，自己睡在山坡雪地。”
1938年12月下旬，法西斯军队疯狂反攻。国际纵队伤亡惨重，剩余部队改组成一个混合纵队，即巴尔干纵队，队长是波兰医生傅拉都，杨固被任命为主任医生。
1939年初，杨固随巴尔干纵队败退法国，被关押进集中营。同年6月，杨固响应英国医药援华会号召，加入国际援华医疗队，于8月5日在英国利物浦登上“安尼亚斯”号海轮。
经过六个星期航行，9月中旬到达香港。“一天晚上，我们应邀参加宋庆龄女士宴请。这是我们离开欧洲以来，最愉快的一次晚餐。我们可以就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交谈。参加宴会的，还有中国共产党代表。我们有机会了解许多中国情况，包括孙中山遗孀被放逐原因，虽然她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却被禁止进入中国内地。通过交谈，我们深切地理解她的进步思想，感受她对中国人民深沉的爱，对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各国人民真诚感激。”
医疗队绕道越南，于1939年10月7日到达柳州。“我们来到中国，特别是经过南宁与柳州时，受到当地居民，特别是年轻人，中学生与大学生的热烈欢迎，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们表现出革命热情，让我们顷刻回忆起，之前在西班牙所遇到的情景。年轻人高唱中国与苏联革命歌曲，欢呼雀跃。”
在临时修建道路上，艰难行走数日，医疗队于10月中旬抵达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总部所在地。几天后，林可胜博士接见了他们。
不久，杨固率医务队向第三十师进发。挑夫背着医疗物资，近两个星期急行军。“我们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一路上非常艰难，没有相应装备，穿着厚衣服，脚上穿的是靴子。双脚都磨破了，没法走路。五、六天后，爬到一座山的山顶、布满地雷的地方停下休息。翻译告诉我，这里曾经是苏区，共产党出发长征后，遭到敌人破坏。我们看到断墙残壁上，还有中国共产党张贴的口号与宣传画。我对这里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惊。”休整一天，杨固换上草鞋，终于走到秀水，三十师指挥部所在地。
1940年夏，杨固与傅拉都、沈恩，来到重庆周恩来住所。“谈话中，周恩来劝说我们，即使在国民党队伍工作，都是对中国人民的宝贵支持，应该学会应对各种艰难险阻。同样，他也需要应对各种新情况，继续留在岗位上，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听后，大家都理解并同意周的劝告。但我说，我不可能继续留在国民党反动派那里工作，我想听听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的意见。这样，我立即给莫斯科发了一封信，因为罗共一些领导人就在那里。信是写给康斯坦丁·东恰，请他把信转给党的领导。我在信中表示：‘与其在反动派军队工作，不如回国去算了。’”
这年10月初，杨固收到罗共总书记，即鲍里斯·斯特凡诺夫签名回信。信中说，目前不是讨论回国问题的时候，要尊重中国共产党领导安排，继续支持中国人民斗争。
1940年9月，杨固担任湖北宜昌长江南岸一支部队主治医生。“在师部医院里，我们看到伤员都躺在院子里，身上有积雪，一部分人已冻僵，伤口处的绑带，一个星期都没换过。那些还有一口气的伤员，得不到医治与护理，吃饭根本没有规律。官兵对伤病员不问不闻，军官玩牌赌博，士兵洗长官的衣服。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找到一所农民房子，收治还活着的伤病员，给他们清洗伤口消毒。我与几名战士一起，用竹子，这种远东各国最常用，也最丰富的建材，制作床铺。我们还从农民手中收购稻草，用来编织草垫子，给可怜的伤病员当被子盖。”
次年初，杨固被派往云南蒙自。在小城郊区，医疗队找到一处基督传教士留下小楼，建起一所医院。
杨固经常到蒙自城门，阅读中文简报。一天，他从简报上得知，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那是1941年6月23日，发动进攻两天后，他立即写信告知各地援华医生。
“我与同志们万没想到，希特勒分子进攻苏联如此深入，战争如此持久。这也是我对苏联现实，第一次感到失望。通过书信，我们商量决定，要求苏联红军接受我们，去保卫苏联，消灭法西斯，解放祖国。经周恩来同意，一位医生以全体医生名义，与苏联驻重庆大使亚历山大·巴尼乌斯金取得联系，向他提交书面请求。
“我们的代表受到巴尼库斯金大使热情接待，表示立即把信转到苏联政府。我们耐心地等待着，使馆没有接到任何音信。几个星期后，终于收到莫斯科回信。遗憾的是，回信是否定的。苏联政府认为，我们在中国工作，也是对反希特勒法西斯战争的支持。因为，中国军队抵抗并牵制德日军队大部分军事力量。另外，中国军队中的苏联顾问也没有被召回。”
有关红军撤退消息，使杨固感到悲伤。国际援华医生为保卫苏联基金进行募捐，杨固捐出全部积蓄。
杨固同情中国农民苦难生活。“辛勤劳动给农民带来好收成，但大部分收成都得交给地主，自己留下一点儿粮食，还得向村官上交一部分，作为税收或支持军队。我曾见过许多农民，到了隆冬，一粒米都没有了，没办法只能向富农地主借粮，成为借贷者。他们为了还债，只能当牛做马，成为奴隶。正因为如此，农民死亡率相当高。”
1942年初，日军占领越南后，中国加强边境防卫，杨固被分配到云南蒙自山区部队。“我特别愿意與一些上年纪的农民聊天。他们喜欢侃大山，很幽默，与我聊村里人的生活，村子及其他地方发生的一些趣闻。他们都很好客。有时，我们走远路，天黑没有地方过夜，尽管老百姓生活贫苦，却热情接待我们。没有床，他们卸下自家大门，支起两条凳子，我们拿出睡袋，睡觉问题就解决了。老百姓自己没有什么吃的，却为我们熬稀饭、烤红薯、炸花生米，拿出自家酿制白酒（用粮食酿成，味道很像罗马尼亚李子酒）来招待我们。”
杨固感染上斑疹伤寒。“两周多时间，我高烧不退，常常呓语，病情危急。幸亏得到医务队得力助手、一名中国女护士精心照料。康复后我才得知，助手从很远地方把德国医生贝尔请来，接连两天为我治疗。”
珍珠港事件之后，1942年底，杨固等十名援华医生乘一架美国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作为中美医疗服务联络医生，参加缅甸丛林战斗，直至日本投降。1946年冬，杨固重返布加勒斯特，离开祖国已整整九年。
时光飞逝。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之邀，结识杨固次女坦尼亚、三女儿纳迪亚。坦尼亚是布加勒斯特一名建筑师，纳迪亚来自加拿大。这对姐妹富有教养，姐姐更显文雅。姐妹俩如同影子一般，形影相随。姐姐说什么，妹妹便会在旁应和。有趣极了！
中罗友好协会副会长骆东泉，也是四位中方陪同之一。我们在贵阳参加国际援华医疗纪念活动，一起度过愉快时光。近期，骆东泉已将杨固回忆录翻译完成，这部珍贵文献填补相关资料空白，也为本文写作提供极大帮助。
罗马尼亚有句谚语：“流水逝去，石头留住。”坦尼亚童年记忆中的中国盒子，正缓缓地打开，即将展现在中国人民眼前。中国人民感怀国际援华医疗事迹，让坦尼亚倍受感动与欣慰。在她心中，中国这片神奇土地，就是父亲第二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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