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前提*

樊瑞科，杜宝君

(石家庄铁道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43)

大数据技术及其广泛应用正在助推信息社会进入新阶段，“万物皆数”的大数据时代随之而来，形塑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崭新的时代境遇。当前，学界对大数据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机遇、挑战及对策等现实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整体而言，学界普遍采用“问题与对策”的研究范式，影响了该研究的深化与拓展，使其呈现出千篇一律的泛化停滞状态(1)上述研究成果具体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各有侧重，但大体都遵循机遇、挑战与对策的研究思路，虽然体现了学界对大数据嵌入意识形态问题的现实关切，但普遍缺少对大数据嵌入意识形态研究“何以可能”的深度理论探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数据与意识形态相关问题的研究，弱化了其时代价值和现实指向。[1-11]。笔者认为，要想推动大数据与意识形态相关问题研究走向深入，进一步彰显该研究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指向，亟需拓展其研究视野、丰富其研究内容和创新其研究范式。

“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的事实中。”[12]笔者认为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丰富的理论资源，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

整体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技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内在关联属性。一方面，二者因反映对象、基本功能和本质属性各有侧重，故存在明显区别；
另一方面，科技与意识形态之间又存在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把(自然)科学和技术作为生产力的要素而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但是，他们丝毫也不否认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13]马克思主义关于该问题的基本认知构成了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基础，也为我们认识大数据与意识形态相关问题提供了根本的理论原则和科学的思维方法。

1.科技是助推意识形态变革的重要动力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4]2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独立历史。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是由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科技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内容，对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科技的进步不断驱动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进而导致该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连锁反应。正如马克思所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立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5]602-603具体而言，科技为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和作用发挥提供了强大动能，有助于推动意识形态变革(如马克思认为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助产婆”)、丰富意识形态内容(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揭批自然科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倾向的同时也创造性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科学的理论主张)和强化意识形态功能(如马克思基于“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16]412的观点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进行了深刻的意识形态批判)。

2.意识形态对科技发展具有能动反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二者具有不可分离的内在关联性，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重要内容的政治与道德对科技有反作用更为明显。一方面，政治对科技的反作用。政治、尤其是特定社会制度、政治环境和基于其上的统治阶级政治意识形态能够决定科技发展的方向，全方位影响甚至支配科技实践活动。科技政策的制定、科技人才的培养、科研活动的进行、科技成果的应用等科技发展的具体环节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环境。作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物，科技与不同社会制度相结合便具有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功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本应将工人阶级从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机器却成为了资本家手中剥削工人的新枷锁；
相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技将成为人们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手段。另一方面，道德对科技的反作用。马克思指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17]科技进步不仅由冰冷的技术逻辑和理性思维决定，也受道德伦理和感性思维的影响，尤其是特定社会的道德规范对科技发展发挥着价值导向作用，其不仅关涉一个国家科技事业的价值定位，也直接作用于科技人员的伦理规范和意志品质的养成。总之，一个国家所提倡的科学伦理、科学精神成为影响该国科技事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变量。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为价值内涵的科学家精神便是我们追求科技强国的重要精神力量。

(二)西方学者看待科技与意识形态关联性的两种传统倾向

在大数据时代，如何看待科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西方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整体而言，西方学界对二者关联性的理解呈现出“对立论”与“等同论”的两种传统倾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意识形态史上，除法兰克福学派之外，绝大多数思想家都把科技与意识形态的对立作为基本出发点”[18]。

1.科技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论

从本质属性而言，科技与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区别。可以说，二者属于不同的问题域。西方传统的“对立论”认为科技是对客观规律和真理的知识体系的反映，是对客观世界真实性的追求和探索，目的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科学方法和可行方案，无阶级性可言；
意识形态则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是阶级斗争的体现和产物，是对现实世界和社会关系的遮蔽、歪曲，是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的虚假意识。这种“对立论”只看到科技与意识形态的区别，而忽视了二者的内在关联，催生了“价值中立说”。例如，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学派就主张科技与意识形态的截然两分和相互对立；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则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存在一个“认识论断裂”问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理论界中以雷蒙·阿隆、李普赛特、丹尼尔·贝尔等人为代表的右翼知识分子倡导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等。就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而言，其非但没有终结意识形态之争，恰恰相反，它本身就是一种为资本主义世界作辩护的意识形态；
它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已被“价值中立”的科学技术所取代，有意无意地导致了二者的对立。质言之，这种“对立论”试图通过制造科技与意识形态的对立，模糊不同属性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从而达到在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理性的同时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作辩护的险恶目的。大数据时代，我们应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数据化平台企业打着“价值中立”的旗号或隐或现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险恶用心，积极应对西方数据殖民主义的新挑战。

2.科技与意识形态的等同论

与“对立论”相反，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则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结果在看待二者关系上形成了“等同论”的传统倾向。例如，霍克海默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意识到了科技的意识形态功能，他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中强调：“不仅形而上学，而且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
后者之所以复如是，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原因的形式。”[19]马尔库塞提出了“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著名论断。哈贝马斯认为：“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了一个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工业研究是同国家委托的研究任务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20]由上可知，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看来，科技已不再属于传统意义上仅仅作为“虚假意识”而存在的意识形态，而是逐渐演变为一种弥散性的社会权力，成为一种为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支撑的新式武器。法兰克福学派对科技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理论思考，虽然“等同论”倾向有失偏颇，但其对工业文明以来科技逐渐异化成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新工具、技术进步导致对人的宰制和奴役严重后果等进行了深刻揭批，为我们认识大数据时代的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理论范式和理论资源。

(三)当前海外学者对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进入21世纪，以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人类社会深度融合，助推信息社会进入新阶段，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愈发明显，大数据时代逐渐到来。当前，海外学者针对信息社会、数字时代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效应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的理论审视和深刻批判，也为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更为多元鲜活的理论成果、思维范式和研究视角，值得学习和借鉴。

早在20世纪末，人类社会刚刚迈入信息时代，美国传播学者曼纽尔·卡斯特便预测了社会交往的网络化转型趋势，并提出了“网络社会”这一概念。与此同时，丹·席勒在《数字资本主义》中进一步提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明确概念。席勒针对网络信息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这一意义，指出：“我之所以称这一新时代为数字资本主义，原因就在于此。数字资本主义的到来引发了社会与技术剧变。”[21]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数据如同工业时代的石油一样成为最具潜质的生产要素，尤其在平台经济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历经从“金融资本主义转向数据资本时代”[22]的新趋势。对于何谓“数字资本主义”，约翰·B·福斯特和罗伯特·W·麦切斯尼认为它是一种基于垄断金融资本、军工复合体和数字技术的监控式资本主义[23]。

数字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数字资本主义加重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大数据时代，资本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实质并无根本变化，只是发生了新的形变。达拉斯·史迈兹的“受众商品”、特勒贝·舒尔茨的“玩乐劳动”(playbor)、邱林川的“i奴隶”(i slave)等便是对这一现象的生动描述。其次，数字资本主义也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因为信息技术的变革而成为真正自由民主的世界。大数据时代，西方政治实践中呈现出电子政务“数字鸿沟”现象不断扩大、利用数字技术操纵民意的工具性倾向更为突显、网络民粹主义不断泛滥等时代症候。因此，有学者认为，“实际上，人民仍然被排除在决策体系之外，现代政治主体出现了空缺”[24]。最后，数字资本主义加深了人的异化和不自由。在“一切皆数”的大数据时代，“让数据说话”“靠数据驱动”成为影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新趋势，也导致了“透明人”危机。例如，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就将西方政权与资本逻辑的媾和视为“监视-工业联合体”(surveillance-industrial complex)，他认为，“监视性意识形态有助于形成控制、散布恐慌、寻找替罪羊、相互猜忌竞争、个性化的文化氛围”[25]。总之，当代海外学者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理性思考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认识大数据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复杂影响，从而为更好地发挥其技术赋能提供理论镜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引领我国大数据发展和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和新战略，为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指南。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数据的重要论述

1.“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的趋势论

从2010年开始，美国率先将发展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紧随其后，纷纷制定应对和引领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战略。围绕海量数据与大数据分析应用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大数据作为新型战略资源的地位日渐彰显。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腾讯公司数据平台建设时，提出了可以探索运用海量数据加强社会治理的新观点，指出：“我看到你们做的工作都是很重要的，比如在这样的海量信息中，你们占有了最充分的数据，然后可以做出最客观、精准的分析。这方面对政府提供的建议是很有价值的。”[26]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的考察活动中强调，如同工业时代的石油资源一样，浩瀚的数据海洋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和生产力。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从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增强国家软实力的视角强调了掌握信息资源的时代价值，指出：“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27]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贵阳大数据应用显示中心时进一步提出了“我国大数据采集和应用刚刚起步，要加强研究、加大投入，力争走在世界前列”[28]的时代课题。2015年8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8月31日正式印发了《行动纲要》，标志着我国大数据战略的正式开启。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指出要“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29]。2017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就事关我国大数据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周密部署和提供了顶层设计。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向2018年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2019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2020年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2021年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2021年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论坛等所致贺信中多次强调了要顺应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发展潮流，抓住用好大数据创造的时代机遇。

2.“谁掌握了大数据技术，谁就掌握了发展的资源和主动权”的价值论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科院考察工作时强调：“谁掌握了大数据技术，谁就掌握了发展的资源和主动权。”[30]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从经济转型、治理升级、民生改善、国家安全等方面强调了大数据的赋能作用。首先，大数据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31]其次，大数据赋能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新工具。“我们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更好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32]再次，大数据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加人民福祉的新技术和新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网信事业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数据发展也不例外。最后，大数据时代要关注我国数据安全，捍卫数据主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国家数据安全。要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强化国家关键数据资源保护能力，增强数据安全预警和溯源能力。”[33]

3.“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的战略论

“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深入了解大数据发展现状和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我国大数据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33]为顺应和引领大数据技术和产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和战略体系三个方面制定了体现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的大数据战略。首先，将大数据驱动创新发展确定为战略目标，提出“六要”目标：“要推动大数据技术产业创新发展，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运用大数据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切实保障国家数据安全，还有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懂得大数据，用好大数据，增强利用数据推进各项工作的本领。”[33]其次，将补齐大数据发展中的短板视为战略任务，提出“五个着重”的解决路径：即要着重解决大数据的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问题，着重解决制约我国大数据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着重解决“卡脖子”技术的自主创新难题，着重解决大数据战略全领域、全方位推进的难题，着重解决大数据在各领域的应用难题。最后，构建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战略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六位一体”的战略体系，即构建大数据开放共享体系、技术创新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平台建设体系、发展保障体系和国际合作体系。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论述

1.突出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作出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崭新论断，提出了“两个巩固”的时代课题和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具有“三个事关”的重要意义；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具有“五个事关”的战略意义。上述观点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战略意义的深刻认知。具体而言，习近平总书记从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应有之义，凝神聚力、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选择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深化了我们对加强和改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战略意义的认识和理解。

2.丰富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新的时代境遇。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和新要求，丰富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内容。首先，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掌握理论话语权。针对当前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中存在的“三化”和“三失”问题导致理论话语权不足的理论困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34]其次，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一些国家发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核心价值体系混乱了，核心价值观受到了怀疑和否定。”[35]54再次，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35]183的重要判断，明确了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从次，提出了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国家话语权的时代课题。针对我国话语权与国力增长不匹配而导致我们在国际社会“挨骂”的困难境地，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35]159最后，系统概括了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正确看待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的辩证关系、辩证对待意识形态工作党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以正面宣传为主与坚决进行舆论斗争相结合、正确认识当代中国与客观认识世界的关系等一系列彰显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辩证思维的科学方法，为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3.明确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举措

首先，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构建大宣传的工作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要把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组织领导，及时掌握意识形态形势和动态，对各种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要敢抓敢管，对各种错误思想必须敢于亮剑，帮助人们明辨是非，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35]23其次，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营造良好社会风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立足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红色文化、强化制度保障等视角指出了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战略举措和现实路径。再次，加快推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把“管网治网”作为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面对“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的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管好用好互联网”的总要求，并从网信事业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设良好网络生态、尽快在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增强互联网企业责任感、加强网络人才队伍建设以及统筹安全和发展等视角对促进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新要求新思路。最后，着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体系。例如，在加强国家传播能力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35]50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做到“四个讲清楚”，在国际社会塑造“四个良好”的大国形象。

大数据的技术特征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人民性、科学性与实践性的鲜明属性相互激荡、有机融合，呈现出互嵌互构的内在关联属性，进一步彰显了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逻辑必然。

(一)大数据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人民性的内在契合

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特质和价值追求。就其实质而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代表普罗大众根本利益的理论主张和思想武器，反过来说，这一理论武器也对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群众追求自身解放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5]17-18。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立场和核心观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当今时代特征、我国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贯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的过程，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和最广泛深厚的社会认同，彰显了其党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的人民属性，从明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提出彰显家国情怀中国梦、重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强调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主张“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等重要论断和话语表达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鲜明的“人民话语”和坚定的“人民立场”。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广泛应用，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生产生活实践逐渐呈现出一种“一切皆数”的新态势。在大数据时代，“普适记录”成为常态，人类社会迎来了“数文明”的新时代。大数据在促进人类经济活动网络化、智能化的同时，“数据引发的变化还在向社会治理和个人生活领域全面拓进，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会推动整个社会进入文明新状态，改变社会的全貌。……数据的力量正在重塑整个社会甚至人类的天性”[36]。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我们可以将大数据视为人民群众实践活动和思想意识在信息化发展新阶段的数字化表达和数据性呈现；
从现实影响的角度而言，大数据已经成为引领我国经济变革、社会治理、民生改善的新利器；
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视角看，大数据成为彰显人民性的新技术和新工具。一方面，大数据为加强和改善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多元化的互动平台和沟通方式。党和政府机关、社会组织乃至个体公民均可以利用大数据向意识形态部门提供实时的信息反馈、需求表达与政策建议，有助于推动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化、民主化、科学化。另一方面，上述建设主体作为网络节点，其价值诉求和意识形态倾向可以被大数据收集并进行智能分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趋势、预测研判、实效评估等提供海量可信的数据支持。此外，大数据作为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在推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变革的同时，也隐含“数据鸿沟”“数据隐私”“数据霸权”“数据安全”等风险挑战。大数据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也亟需主流价值的引导和规范，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引领和规范大数据健康发展中发挥着“铸魂”“定位”和“指南针”的重要作用。由此可知，人民性原则是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要求。

(二)大数据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性的内在契合

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伊始，马克思、恩格斯就将自己的理论与以往一切旧哲学进行了严格区分，基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和当时思想论战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更多时候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而将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历史唯物主义”等，以便与所谓的“意识形态”相区别。而当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列宁基于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与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将意识形态由一个否定性的概念转变为一个描述性概念。“一句话，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意识形态(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意识形态)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37]列宁认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科学的意识形态”，由此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建议。

就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言，其科学性主要体现在：首先，坚持人民至上的科学立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创立之初就旗帜鲜明地展现出致力于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理论特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自身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践活动中的主体力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归宿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正如恩格斯所言：“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6]265其次，凝聚时代精华的科学内容。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精髓和灵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本身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文明的集大成者。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源自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合理继承与创新发展，指出：“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绝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38]最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主张看待任何事物都应坚持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基本观点，经典作家始终强调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单是证明的工具，更是研究的方法，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没有终结或者穷尽真理，而是开辟了认识真理和接近真理的新道路，其始终是一个与时俱进、开放包容、不断创新的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鲜明的科学性。

综上，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其科学立场、内容和方法上。日渐勃兴的大数据时代进一步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科学性的理论特质和现实诉求。从科学立场而言，在“万物皆数”的大数据时代，“一切皆可量化”成为世间万事的新表征，甚至人本身也将从“肉体人”转变为“数据人”。“大数据不仅意味着所有小数据联通为一个整体，而且意味着数据管理范围的拓展：不仅自然界实现了数字化、社会实现了数字化，而且人本身也实现了数字化。”[39]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将赋能人的物质精神需要分析的定量化、精准化和科学化，“数字的本质是人，数据挖掘就是在分析人类族群自身”[40]。这就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更好地感知、分析乃至预测人民群众的实践所需、思想所惑、情感所依、理论所求，从而进一步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创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其宣教效果的精准度和针对性。从科学内容而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将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和生产方式的共享程度，将使经典作家设想的资源配置的计划方式由科学设想变成现实可能，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有效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助力政治民主化和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密切人们交往等。从科学方法而言，大数据的兴起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新的科学方法。在今天“量化一切”的大数据时代，“数据驱动”已成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和研究范式变革的重要技术因素。图灵奖得主吉姆·格雷认为，“数据密集型”的大数据研究范式是继“实验科学”“理论科学”和“计算科学”之后的“第四范式”。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而言，我们要在传承好谈话交心、实证调研、深度访谈、个案分析等传统方式的基础上顺应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提升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化程度。同时，大数据方法因其经验主义的本质容易贬低理论假说的建构意义，导致其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因而更需要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对此，有学者强调，数据如果脱离了具体的社会语境，将难以形成真正的知识和正确的认识，因为“原始数据并不是自我解释的(self-explanatory)”[41]667，“脱离了具体语境，大数据就失去了其意义”[41]670。综上，科学性原则体现了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契合。

(三)大数据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践性的内在契合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2]139-140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归根结底，意识形态是由人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批判不能只在思想领域兜圈子，而要看到其社会实践基础。“思想也从来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就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43]152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集中探讨了人的实践活动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42]152当然，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实践本质的揭示并非仅仅是为了进行理论解读，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回到实践，在于为无产阶级获得自己解放提供先进的思想武器，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意识形态与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辩证关系，凸显了意识形态在推动社会变革中的思想引领意义。

实践性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现实形态和信仰形态的统一，现实指向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一个重要维度。”[44]就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而言，丰富而鲜活的社会实践要求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该不断由传统的宏大叙事向现实的生活世界维度进行延伸。诚如马克思所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43]103代表并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旨归和根本立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14]707在马克思看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就像“普照的光”，对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强大的驱动力和广泛的辐射性，能够在很大程度影响和改变一定时期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引领一个时代的标志物。

英国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认为，18世纪末到21世纪最初10年的经济增长先后经历了五个不同的阶段，相应地产生了“五次技术革命”[45]，其中以信息和远程通信革命为代表的第五次技术革命则真正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化的新阶段，人类的物质生产、社会交往及日常生活都被信息化、数据化了[46]。有学者也强调：“大数据时代，一切存在和关系都被数字化、数据化、编码化，数字、编码成为最强烈的时代符号。”[47]大数据技术赋予了人类干涉和改造物质世界和虚拟空间的超强实践能力，大数据通过对人类世界的深度嵌入和广泛影响重塑了人们对客观世界和现实社会的认知，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实践领域的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以大数据技术支持下的数据化、信息化的实践活动为基础，融合并统一于信息社会中人的社会生活。总体而言，从网络时代到数字时代再到大数据时代，数据的作用也逐渐从描绘现实朝着改变现实进而引领现实转变，信息技术也由最初经济发展的辅助手段逐渐演变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可以说，大数据正在成为助力人类思维方式变革和探知客观规律、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新手段。在大数据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应主动顺应和积极应用大数据技术，不断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

综上，面对当下学界对大数据与意识形态相关问题如火如荼的研究热潮，我们不应满足于将二者生硬拼凑的简单化研究，也不应止步于对大数据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优化路径蜻蜓点水式的浅表性探讨，这样不仅无益于该研究的深入与拓展，还可能抑制该研究的学术生机，消解其时代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从深入挖掘理论资源、明确理论指南与阐释内在契合等维度集中探讨了大数据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何以可能的问题，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支撑和更具说服力的逻辑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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