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南部榷场贸易对民族交融的影响
时间：2023-04-25 08:05: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殷铭徽，刘海洋
（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长春 130032）
榷场贸易是指在两国疆土接界地点设置的互市市场。金和西夏的榷场贸易是双方最重要的经济交流途径，［1］交易者有官方，也有民间商人，贸易的商品种类、数量也受到严格控制。北宋与西夏之间在边境开设了一系列榷场，对边境贸易实行了严格管理，到了金与西夏并立时期，榷场贸易成为两国之间重要的贸易形式。榷场贸易满足了金与西夏双方开展边境贸易的需要，贸易物产的流通拉动了各民族间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对促进金与西夏两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所帮助。为了进一步加深对金与西夏两国间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的了解，有必要对金与西夏之间的榷场贸易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西夏史料较为匮乏，学术界对于西夏与金之间榷场贸易的研究受到很大限制。1996 年以来，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这一重要文献的陆续出版，国内外西夏史的研究工作打破了过去缺乏史料的困境，有关西夏与金之间榷场贸易的研究工作在此之后产生了诸多成果，在这些成果当中，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地区因素与民族因素对西夏与金的榷场贸易产生的影响。如，左长缨总结榷场贸易在西夏经济生活中的特点与运作方式时，指出西夏与周边国家的榷场贸易对这一时期各民族经济共同繁荣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2］杨富学和陈爱峰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关榷场贸易部分的相关记载进行了点校，发现西夏与金的榷场贸易涉及货物种类繁多，商人的民族成分和地域来源也呈现多样性。［3］杜建录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关于榷场贸易的部分进行了进一步释读，考据了许多重要货物的产地和文书形成年代。［4］郭坤和陈瑞青根据黑水城西夏榷场文书对宋、西夏、金的榷场贸易问题进行了深入考究，考据了各国之间贸易互动过程，分析了不同地区的货物在三国之间的流通。［5］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探讨西夏南部榷场贸易对民族问题的影响打下了良好基础。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述西夏南部的榷场贸易在当时民族交流交往过程中所占的位置，并试图探讨西夏南部的榷场贸易对当时民族交融过程所产生的影响。
西夏南部原本与北宋熙州相接壤，北宋灭亡以后，西夏与金分别占领了西夏南部地区原属于北宋的部分领土，这使得当地边界被重新划分。杨蕤认为，虽然西夏在这一地区的疆域有所扩大，但夏金疆界大体稳定在《金史·地理志》所划定的范围内。［6］为了能够正常管理当地秩序，金朝接管北宋熙州后在当地建立起新的行政规划。《金史·地理志》记载：
“临洮府，中。宋旧熙州临洮郡镇洮军节度，后更为德顺军，皇统二年置总管府。”［7］这说明金朝在北宋旧有的行政规划的基础上在当地建立了新的行政机构，即临洮府。
临洮府所在地理位置从民族交流的角度上讲有其重要性，这里毗邻西夏与南宋两国边界，向西还与吐蕃诸部接壤，和边境的一些羌人部落也有交流，是各民族间互相联系的重要地理区域。临洮府前身为北宋熙州，在金朝占领该区域之前，这里居住的民族主要是汉族。虽然陕甘地区居住的女真人数量不及其他地区，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女真人迁往这一地区，同时，当地的西羌部落（如结什角等）也依附于金朝，在当地进行游牧活动。兴定二年（1218）张形信出任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时，注意到 “生羌木波诸部蕃族人户畜牧甚广” ，建议朝廷 “选委知蕃情、达时变如桓端者贸易之。若捐银万两，可得良马千匹”［8］。这从侧面描述了西羌部族在当地发展起了属于自己的游牧经济。总体而言，金朝临洮府属于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在这里各民族之间有着频繁的互动往来，共同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也自然会与周边从属于不同国家和部落的民族展开贸易活动。
对于金朝而言，为了能够稳定边疆，对西夏保持经济上的优势，边疆地区的贸易活动是有必要进行管控的。西夏与金之间的榷场贸易发展深受两国外交关系的影响，最初金灭辽时，西夏采取与金交好的态度，向金称臣。这一时期西夏与金之间保持相对友好的外交关系，因此，皇统元年（1141），金同意了西夏开设榷场的请求。
“请置榷场、许之。”［9］此后，金与西夏相继开设了胜州（内蒙古东胜）、绥州（陕西绥德）、保安军（陕西志丹）、环州（甘肃环县）、庆州（甘肃庆阳）和兰州等地榷场，这些榷场成为西夏与金之间重要的贸易通道。这些重要的贸易通道不仅可为双方的贸易活动提供便利，也可成为打击西夏发展的有力工具。大定十二年（1172）， “上谓宰臣曰：‘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也。’乃减罢保安、兰州榷场。”［10］在这里，丝帛被看作是比属于奢侈品的珠玉更有用，可以看出金朝手工业发展水平相对低下，对需要大量进口中原货品的事实有明确的认知，并以此来限制西夏的经济发展。金朝对西夏榷场贸易的断绝具有明显的经济制裁意味，其中以兰州榷场为重点的西夏南部榷场作为西夏与金之间重要的榷场贸易通道，是第一批被金朝下令禁止的榷场，可见其在两国贸易地位中的重要性。
金朝将保安、兰州榷场关闭，此后又关闭了绥德榷场，只存胜州、环州两处榷场维持贸易。一直到金章宗时期，金才 “许复保安、兰州榷场” ，［11］西夏南部的榷场贸易才得到恢复。这一过程体现了金与西夏之间的榷场贸易受政治影响较深，受制于参与国之间的政治意愿，金与西夏两国一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因此，金与西夏之间的榷场贸易活动得以一直延续。《俄藏黑水城文献》记录了大量关于西夏与金朝榷场贸易有关信息，根据杨富学、陈爱峰的考证，文献中汉文文书部分记录的南边榷场所指的就是与金置兰州榷场对应的夏置互市场所，而其所对应的金朝榷场就是兰州榷场。［12］《俄藏黑水城文献》的记录，为我们了解西夏南部榷场的民族互动情况提供了更多的线索。
由于西夏南部榷场所在的地区属于多民族聚居地区，因而西夏南部的榷场贸易呈现出族际交往的特点。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发展水平也影响了在西夏南部榷场进行贸易的商品。
首先，西夏南部榷场的住户其民族成分具有多样性。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记载了一批人名，例如， “本府住户酒五斤” “王大成” “本府住户康” 等，［13］其名称均为汉姓。这些住户均经营大量商品，以经商为业，属于西凉府或镇夷郡的商户。西凉府和镇夷郡在西夏都属于丝绸之路的重要商业节点，其中，西凉府是河西走廊重要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在商业往来上与兰州榷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文书中记录的人名说明对于当地不同民族的商户，西夏政府均对其登记造册，对他们的商业活动进行有效管理，也变相说明了参与西夏与金之间榷场贸易的商户其民族组成是多元化的，来源不仅限于西夏本土，还涉及到参与丝绸之路贸易往来的不同民族的商人。西夏政府对于来自不同民族的商人进行登记造册，不仅展现出当地商户内部民族来源的多样性，还显示出西夏政府对于来自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商户们有效的管理措施，这对于西夏维持榷场贸易的行政基础有所帮助。
其次，西夏和金在榷场贸易中交换的货物具有明显的区域与民族特点。由于自身手工业发展相对落后，西夏主要向金进口西夏本土难以自行生产的货物。例如各种形式的丝织品，根据《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记载，在双方贸易的过程中涉及的丝毛织品有粗褐、黄褐、白褐、白缨、绢、小绢（子）、中绢、川绢、河北绢等。［14］在这些丝织品中，粗褐、黄褐、白褐属于西凉府当地居民生产的货品，是西夏本土的特产。而金朝则主要向西夏输送丝帛，由于西夏本地的手工业无法生产出品质与中原地区相当的丝织品，西夏对于从金朝贸易得来的丝织品有很大的需求。金朝对西夏的贸易也不仅仅来自于本国所产的丝绸，其中还包括有如川绢这种产自南宋，经由金朝与南宋之间的贸易流入西夏市场的商品。产自南宋的川绢和产自金朝的河北绢不仅是贸易用的商品，而且还具有重要的价值尺度功能。《俄藏黑水城文献》关于西夏与金朝榷场贸易有关的汉文文书中，常见有将川绢和河北绢视为价值衡量的记载，可见其在贸易往来中的重要作用。西夏与金之间也交易例如生姜、干姜、椒、蜜、茶、米等食品以及笔、墨、连抄（纸）等书写日用品。［15］其中，茶叶对于西夏而言是重要的进口商品，蜜则是西夏本土的特产。西夏还从金进口书写用品，其中连抄（纸）并没有在金朝生产的记录，反而在宋朝生产的记录较多。［16］可以看出这种商品也很有可能属于金朝自南宋贸易得来的商品，转而与西夏进行贸易，书写日用品的大量进口为西夏的文化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最后，西夏和金在边境地区的榷场贸易中交换货物的情况反映了西夏和金两国的文化与习俗在族际交往过程中受到的影响。例如，茶文化在西夏与金的传播，西夏由党项族立国，本土并不产茶叶，其饮茶习俗和茶文化主要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由于西夏疆域内不产茶叶，与北宋的茶叶贸易一度成为西夏主要的茶叶来源，北宋为此甚至专门设立了茶马司。熙宁七年（1074）， “经略使王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唯茶，而乏茶与之为市。请趣买茶司买之。’”［17］这侧面说明了茶叶贸易在北宋与西夏贸易商品中的重要性。北宋灭亡后，西夏的茶文化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继续存在于西夏社会中。由于不再与南宋接壤，西夏的茶叶贸易开始依靠来自金朝的贸易渠道。在金与西夏的榷场贸易文书中就有双方进行茶叶贸易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金与西夏茶叶的贸易规模较小，例如，《俄藏黑水城文献》Инв.No.313号文书中的记载 “挺茶贰拾斤” 。［18］按理而言，金朝每年都会向南宋进口大量茶叶，其中榷场贸易更是茶叶贸易市场中的主流渠道。《金史》中也有记载其茶叶 “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19］。但是金与西夏之间的茶叶贸易数量却远低于金与南宋之间的数量，这表明金与南宋之间贸易的茶叶大多都满足其国内市场，而转向出口西夏的茶叶虽然有一定比例，但数量相对较少，这表明金朝内部饮茶习俗和茶文化的繁荣发展，使得金朝内部对茶叶的需求影响到了出口贸易。金朝与西夏之间榷场贸易的情况，体现了作为中原文化之一的茶文化，是如何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之间交流与交往过程中繁荣发展的。榷场贸易在这种民族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不仅成为了各民族文化交流与交往的纽带，也成为了各民族文化传播过程的镜子，清晰地反映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交往过程。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在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经济管理下，处于夏金交界地带的西夏南部榷场逐渐形成由多个地区、多种民族共同组成的经济节点。兰州榷场这样的重要榷场贸易经营地区不仅承担了当地商品集散贸易的职能，还承担了西夏和金之间进行特色产品贸易以及各民族互相交流的场所，形成了西夏、金、南宋乃至与丝绸之路有关的各个民族之间商品流通、利益互惠的经济区域，各民族在以贸易为主的交流交往活动中获得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日用品，进一步提高了西夏南部榷场的经济地位与社会价值。
金与西夏从开设榷场贸易以来，虽然经过数次关停榷场的波折，最终却还是维持了两国之间的贸易活动。西夏南部的榷场贸易以来自本土和外地的各民族商户为基础，在两国的合理管理下展开，无论是对于当地各民族间的互动往来，还是对于金与西夏，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区域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首先，榷场贸易中的商品流通促进了金与西夏的社会发展，增强了女真人、党项人与中原地区的商贸交流。随着榷场贸易的兴起，大量来自中原地区的手工制品和各地特产进入西夏，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西夏民众的生活条件，其中茶叶、帛布这种西夏本土难以生产的产品很快为上层社会所接受，成为了党项贵族的生活消费品。西夏南部榷场贸易不但促进了甘陕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活跃了北方其他地区的经济活动。随着贸易规模的逐步扩大，来自南宋的商品也开始经由女真商人流入到西夏市场当中，北方民族的各种特产也流入到中原市场，各民族间的产品经由贸易往来快速流通，在客观上推动了金与西夏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
其次，榷场贸易为金与西夏的贸易互补与经济互嵌作出了贡献，在经济结构上起到了彼此关联的作用，加快了甘陕与中原经济共同体的构建。在榷场贸易发展的过程中，金与西夏的经济结构逐渐产生互嵌，形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贸易格局。来自金朝的茶叶等货物补充了西夏本土无法生产这些商品的缺憾，来自西夏的特产褐布、蜜等，也流入金朝的市场，改善了金朝治下的各族民众的生活水平。西夏还通过 “草原丝绸之路” 将大量奢侈品进口到金朝，虽然对于金朝统治者而言，这种以奢侈品换取日用品的贸易属于 “以无用易我有用”［20］，但这种贸易过程实际上成为金与西夏之间贸易互补的证明。通过榷场贸易，金与西夏的经济联系不断加深，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也逐步形成合作互补的新趋势，形成结构相关，利益相连，具有民族交流交往特色的经济共同体。
第三，金与西夏间的榷场贸易，为二者内部民族间的交往交流提供了一条有效渠道。随着金与西夏间榷场贸易的稳定发展，当地民众得以通过榷场贸易来进行经商活动，贸易规模的扩展也使得进入到民族地区的汉族商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商人不断增多，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商人群体得以在榷场进行贸易往来，也使得不同地域的文化得以快速传播，大幅度推动了各个地区的民族交流与民族交往程度。［21］随着互动交往的增加、相处经验的积累、共同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善以及来自官方的管理，西夏南部榷场逐渐形成各民族民众间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情景。西夏南部榷场贸易说明了各民族间经济活动的交往交流对西夏与金的社会繁荣与民族间的互嵌交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夏榷场贸易实质上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一种商品交换行为。一方面，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各民族通过贸易交换获得必需的商品；
另一方面，使各民族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与磨合，有效地促进了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