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鲁东对现代贫困的哲学阐释
时间：2023-04-25 10:45: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陈婷
（福建警察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贫困，是无产阶级的生活境况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现象。蒲鲁东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问题，他在19世纪40年代发表的《什么是所有权》《贫困的哲学》等理论著作中试图对贫困的根源作出哲学上的阐释。由于陷入了黑格尔哲学的窠臼，蒲鲁东把贫困视为逻辑范畴中各个环节的理性演绎，并认为无产阶级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一种自然性的存在和无法摆脱的“天命”。在当今世界，繁荣与贫困并存依然是一个典型现象，仍然需要对现代贫困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因此，对蒲鲁东关于贫困的哲学阐释的批判性分析，仍然有现实的意义。
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贫困问题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随，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贫困呈现的形式和特征不同，人们对贫困的认识也不同。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人民生活普遍艰难，“宿命论”和“神授论”的神意解释一度成为贫困成因的主流。工业革命之后，特别是进入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但与富裕伴生的贫困问题也日益突出。怎样解释这一现象以及如何消除社会贫困，成为时代提出的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重要论题。
19世纪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时代，工业革命所释放出来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变化的力量是前所未有的。工业生产达到了天文数字，大城市以空前的速度持续增加，人口迅速增长。然而，高速发展的背后却是劳动者贫困的积累。对于底层的劳动者而言，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不过是“温和的监狱”和“贫困的温床”，他们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改善。财富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是同时发生的，随着贫困产生的还有奴役、无知与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文明制度，似乎只是创造了幸福的要素，却没有创造幸福。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工人的贫困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并呈现出由工业区向农业区扩展的趋势，可以说，赤贫是“全英国的流行病”。19世纪30年代的德意志也是一样，“人民日益贫困”甚至被作为学术研究的主题拿出来讨论，各类出版物中讨论人民贫穷的书籍并不少见。可以说，财富积累得越多，工人陷入失业和贫困的现象就越普遍，需要施济的穷人也就越多。
这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贫困，即现代贫困。现代贫困是工业革命的结果，它是一种全新的贫困，而且是一种悖论性贫困，即生产过剩贫困，它的主要表现是：工人的处境必然会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不断恶化，不论工资多少、报酬如何，劳动人民恰恰是因为辛勤劳动而为贫困所吞噬。世界进入了资产阶级“大获全胜”的时代，也进入了“贫困积累”的时代，绝对贫困减少，相对贫困增加。资本主义制度呈现出一幅令人极度悲观和失望的“讽刺画”。
富裕与贫困现象为何相伴而生以及如何消除贫困，成为一个时代的问题，也为蒲鲁东所关注。蒲鲁东看到，工业进步的结果，“社会上却出现两种等级的人：一种从中获利，一种则因之变穷；
一部分劳动者的所得增加一倍、两倍甚至三倍，另一部分则不断亏损。总而言之，到处都是有的人享受，有的人受苦，而且，由于生产能力的畸形划分，有些人甚至只消费不生产”［1］（P116）。“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是工业与财富为一方，人口与贫困为另一方，互为因果，并行不悖。”［1］（P193）贫困的根源到底在哪里？这是与蒲鲁东同时代的思想家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到目前为止，却始终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一切用以救治贫穷的灵丹妙药都了无成效”［1］（P155）。
蒲鲁东认为，“只要人类仍旧受到偏见的支配，只要世界依然受到偏见的支配，只要世界继续由那些鉴貌辨色和危言耸听的人治理，人类便无法摆脱如此的命运：我们不幸的国家只能……受苦、受苦、再受苦。”［2］（P37）作为这个时代苦难的“见证人”，蒲鲁东对现代贫困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而且借助黑格尔法哲学这一棱镜对其进行了透视分析。
蒲鲁东是通过马克思接触到黑格尔的。1844年冬天，蒲鲁东在巴黎与马克思初次相识，而后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缘于观点的差异，二人经常展开激烈地争论。蒲鲁东是法国人，他不懂德语，对德国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也了解得并不多。在交流的过程中，马克思给蒲鲁东讲述了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于这段历史，马克思写道：“1844年，我居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经和蒲鲁东有过私人的交往。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对他的‘sophistication’（英国人这样称呼伪造商品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部分责任。在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我被逐出巴黎之后，卡尔·格律恩先生继续了由我开始的事情。他作为德国哲学的教师，还有一个胜过我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懂德国哲学。”［3］（P30）在与蒲鲁东的多次争论中，马克思曾试图改变蒲鲁东的看法，但这并没有得到蒲鲁东的认可。
黑格尔哲学中最重要的就是辩证法，即采用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式发展公式。对于现代社会无法克服的贫困问题，黑格尔曾前瞻性地将此称之为“现代社会的苦恼”，将处于贫困状态的社会群体称之为“贱民”，他认为，“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4］（P278～279）。然而，黑格尔只是从“绝对理念”中去寻找贫困的始源，在论述绝对理念的运动中推演出整个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并没有找到现代贫困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
在方法论上，蒲鲁东自认为是黑格尔的学生，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推崇备至，将它随意地到处搬用，为其阐释贫困问题的理论提供方法论基础。蒲鲁东试图建立类似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系列辩证法”。所谓“系列”，是说它既是一种认识的方法，也是一种存在的原则，而且由一个观念前进到另一个更高级的观念。蒲鲁东说：“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5］（P227）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从来都是人类理性中经济范畴的体现，符合观念中的“系列”。也就是说，蒲鲁东试图通过思想的运动来建设世界，而这个运动就是把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排列和组合。因此，当蒲鲁东研究社会经济关系时，他看到的只是一系列观念形态的范畴的体现和化身，而不是客观存在的经济社会联系。换言之，蒲鲁东认为意识或理性是第一性的东西，它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存在。
按照“系列辩证法”的逻辑，事物发展包含有益的结果和有害的结果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必要的，“都是同一个规律的合理产物”。蒲鲁东的观点就是，把事物“有益的方面”和“有害的方面”并设之后，消灭有害的方面、保存有益的方面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辩证法，通过矫正不符合系列秩序的阶段，使现实符合观念，便可解决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依据蒲鲁东的意见，财富和贫困同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二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正是由于看到了这种联系，“他才要求废除财产，以便消灭贫困”［6］（P42）。
蒲鲁东用他的“系列辩证法”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分析，他声称发现了经济理论的逻辑顺序和理性系列，并由此建立起他的“经济矛盾体系”。在蒲鲁东眼里，现代贫困就是逻辑范畴中各个环节的理性演绎。在“经济矛盾体系”的演进中，最先出场的是分工，它一方面使人与人之间地位和能力的平等得以实现，另一面却又使一部分人陷于贫穷。为了从分工这一经济范畴中推论出贫困，蒲鲁东预先假设了现代工厂的存在，接着“他又假设由分工产生的贫困，以便得出工厂并且可以把工厂看做这种贫困的辩证的否定”［5］（P241）。为了解决矛盾，分工的两个方面综合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范畴，即机器。机器，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减轻了劳动者的工作强度，促进了公众福利的提高；
另一方面却又减少了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造成了失业。于是，又产生了“竞争”这一经济范畴。竞争从其起源来看是对“公平的鼓励”，但是就其结果来看却又是不公平的，甚至衍生出了“垄断”这一经济范畴。垄断既是创造财富的必要条件，又是制造贫困的主要原因。于是，蒲鲁东提出以国家和税收来规避垄断的弊端，并由此提到了“社会天才”。然而，这样又会造成经济的倒退，破坏自由，最终瓦解社会。以此类推，之后是“贸易平衡”“信贷”“私有”“共产主义”“人口”等范畴。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这些范畴均不能解决贫困问题。
最后，为了自圆其说，这位黑格尔辩证法的“拙劣模仿者”不得不求助于超个人的理性——神，把社会历史等同于“精神的凯旋”，并号召劳动者去完成它的理想，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可见，在蒲鲁东眼里，“人类的事实是人类观念的化身”［1］（P167），“纯粹范畴”的“辩证运动”就是现实历史的发展，社会贫困不过是永恒不变的观念显现的历史。当他研究现代贫困问题时，他仅仅看到了这种现象本身，对贫困问题的阐释始终停留于理性层面，而不是在社会经济矛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答案，去进行物质世界的实践批判。
蒲鲁东很重视自己的劳动者出身，他说过，天下穷人和他是一家人。“哪怕世上惟独我一人贫穷，而所有其他人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也该多么好呀！我将甘愿一无所有，决不以粗暴无礼的抗议声而使我的国家和我的时代蒙受羞辱。”［7］（P41）蒲鲁东声称，他肩负着艰巨使命，他将自由地根据他所学过的“占卜术”的规则去探索“贫穷的根源”。
在蒲鲁东看来，“上帝”作为一种观念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衍变过程，它是集体思想信念的一种表现。他说：“一个生来与世隔绝的人，本身无从产生上帝概念，可是，当集体思维告知他这个概念时，他马上就如获至宝地抓住不放，原因也在于此。”［1］（P5）正如前文所言，在逻辑体系上陷入困顿的蒲鲁东由理性转向神性，开始把“上帝”作为他论证社会变革秘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再一次使自己的理论基础变得虚无而不扎实。“我要说明一下，当我摆脱一切人世的思虑，在我心里默默探索着种种社会变革的秘密时，上帝这一伟大的不可知者是怎样变成我的一个前提，我的意思是说，怎样变成我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论证工具的。”［1］（P2）
蒲鲁东想打着“上帝”的旗号来高谈“普遍理性”，显然与古代的那种宗教层面的认识不同，他只是将神学的假设作为他进行研究的前提，由此引出一条神学化的发展逻辑，甚至错误地认为：“无论我们是把上帝看作一种从上天支配社会运动的外在力量（这种意见当然全无依据，而且可能只是一种错觉），或者是把它看作一种等同于非人格化和下意识的理性的社会内在力量；
是把它看成一种推动文明发展的本能（尽管非人格化和下意识是和智慧概念不相容的），或者是认为社会所发生的一切都来源于它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结论总是一样，就是社会能动性的各种表现在我们看来都必然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或者是一般的和非人格化的理性的一种典型的语言，或者是必然性所竖立的路标。”［1］（P27～28）
在蒲鲁东看来，社会历史的发展应该遵循理性的自我进化与发展。蒲鲁东强调，“上帝的假说”的存在是必要的，由此才能理解历史的天命本质。“我们已经到达这样一个听天由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社会既鄙视过去，又担心未来；
它有时狂热地拥抱现在，任凭几个遁世的思想家去搜索枯肠，构思新的宗教，有时又从它享乐的深渊中向上帝呼喊，恳求得到一点儿获救的征兆，或者像在蒙难者的内心深处那样在各种变迁的景象中摸索自己命运的秘密。”［1］（P25）
为什么蒲鲁东的理论一定要有一个上帝的假设呢？通俗一点说，这是因为，对于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症结——贫困根源问题的回答，以往的一切资产阶级实证主义者都没有给出科学的解读和回答，所以蒲鲁东声称要用他自己的逻辑来解释历史过程背后的“原因”和“意义”，来回答贫困这样一个“闹得满城风雨的老问题”。蒲鲁东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现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似乎“一切事情都是由人民所做，一切事情都是反对人民的”［1］（P365）。那该怎么办呢？他说，“为了战胜必然性，还是需要必然性”［1］（P378），只能“跪在上帝面前祈祷”。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所论述的“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8］（P410），他根本不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性内容，无法把握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因而他不能从现实中寻找出导致贫困的真实原因，只能求助于某种神秘性的存在，即“上帝意志的存在”。在蒲鲁东眼中，全部历史就具有天命的性质，他只能从抽象的“天命”层面去理解社会发展的必然性。
在天命思想的指引下，蒲鲁东从先验的原则出发构建了一套“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在他看来，分工、机器、竞争、垄断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其实都是永恒理性派生出来的经济范畴；
他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是现实生活的动因，并将之奉若神明，以为可以把它们直接运用于其他类型的经济关系上去。这样一来，脱离现实发展的抽象范畴被当做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在蒲鲁东那里，不仅范畴是永恒的，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也是永恒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成了一种自然性的存在，成了一种最合理的自然秩序。自然而然地，无产阶级贫困也被他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自然性的存在，现代贫困“完全出自天意”。可见，蒲鲁东表面上是在批判资本主义，但其潜在的逻辑前提却是在论证资本主义的超历史性。蒲鲁东还指出，为了摆脱苦难，“必须有一点生活福利，也就是说，必须逐步提高工资，或者是智力和勇气有所恢复，也就是才能得以逐步增长；
可是，这两点都与作为分工的必然后果的精神与肉体的堕落直接对立。因此，无产阶级的苦难完全出于天意，在政治经济学目前的情况下，要想着手消灭这种苦难，就等于企图煽起一场革命旋风”［1］（P158）。换言之，蒲鲁东认为，无产阶级想要通过教育等手段来改变自身处境是不可能的，在现存制度下这种苦难是必然的。
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眼中的历史，不过是“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8］（P417）。故而，存在着一种推动无产者日益“走向野蛮和贫困的力量”。而且，在蒲鲁东看来，无产阶级之所以陷于贫困，还在于他们缺乏头脑、觉悟不高，在于他们“精神官能和智慧官能的软弱和迟钝”［2］（P50）。这种迟钝是尚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无产阶级没有足够强烈的改善生活条件的愿望而造成的。而缺乏这种愿望，本身就是贫困的结果，所以蒲鲁东得出的结论是：劳动者处于贫困与无知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之中，贫困成为无产阶级无法摆脱的宿命。由此，蒲鲁东愈发陷入空想和宿命论的陷阱而无法自拔了。
既然抛开了现实的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那么，在说明和解决现代贫困的问题上，蒲鲁东不仅没有超越工业革命之前对于贫困的神意解释，且事实上沦为默认现实贫困合理性的“宿命论者”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他的“贫困的哲学”理论所持的非历史的观点，并没有新的建树或建设性贡献，最终不可避免地沦为空想。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尽管蒲鲁东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的种种缺陷，但是他的一整套逻辑和理论不过是“黑格尔式的废物”［9］（P441），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游来荡去。由于蒲鲁东不了解经济范畴本身只是现实生产关系的产物，他也不明白不同时代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所以他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的诸多范畴假想成天然的、永恒的东西，把资本主义所有制规定为独立的生产关系来谈论“永恒规律”。他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观念范畴加以神化，并将它们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8］（P416），把历史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天然化”和“永恒化”。他以为，要消除资本主义造成的一切恶果——无产阶级贫困，也许只要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作某些“修改”就可以了。
对于现代贫困的科学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从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关系中去探究贫困产生的根源，在物质实践中寻找贫困问题的破解路径。马克思发现，无产阶级的贫困是“劳动的产物”和“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10］（P56），现代贫困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且，现代贫困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不是永恒存在的，它必然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变化，也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灭亡而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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