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非典：人文学者的反思|非典反思

时间：2019-01-30 05:59:20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北京今年的春天没有往年常见的沙尘暴和突然急剧的升温，持续的时间似乎也比往年都长。然而，这个难得的春天却被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破坏了。非典病毒曾经或者仍然让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心境失去常盔，却也促使我们思考，以下几篇文章既是非典时期众生丑态和种种问题的某些反映，也表达着不同侧面的思索。直面非典：人文学者的反思金吾伦段伟文年轮癸未，时序三春，笼罩在非典阴影中的中国正面临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新世纪的第三个年头的开始可谓多事之秋，美伊之间的“非典型”战争尚未结束，非典型肺炎的爆发几乎在一夜之间将人们从对国际政治变局的关心拉回对自己身体的关注。有人认为“非典之于中国更甚于9．11之于美国”，这也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从非典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的认识角度。至少就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击以及对冲击所做出的反应而言，二者确具某种可比性。非典的冲击使官方和民间几乎一时间被打蒙，幸而高层以果敢的公开性和断然行动显示了扭转颓势的决心，卫生、医疗、防疫等公共部门的应对体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和快速反应性，民间的反应在信息相对透明的情况下也显现出积极而不失理性的态势。
　　非典疫情发生之后，科技界的反应相当积极，从重大科技计划调整、研究资源的大量投入到众多研究机构和科学工作者的公开表态，无不显示出他们强烈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声音显得相对微弱。而以非典正在和即将导致的广泛与深远影响观之，它已凸显为全局性的社会风险和挑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非典及其风险的认识和应对，没有科学不行，但仅靠科学又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与非典有关的诸多社会的、经济的、法律的重要问题正愈来愈急迫地摆在人文社科学者的面前。面对当下的变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确也应该及时反躬自问：面对非典风险，我们怎么办?
　　二十多年来，从思想解放到重建学术规范，人文社会科学在与时代的互动中逐步走上轨道，从基本国策的制定到具体改革政策的出台都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密切相关。但透过这次在非典问题上不应有的迟钝，我们不难看出入文社会科学在日渐繁荣的表象之下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问题意识的缺失。一方面，计划体制的残余惯性使一些人文社科学者仅仅满足于扮演具体政策诠释者的角色，而缺乏主动揭示问题、解决问题的自主性思考和研究，更少对突发事件的安全预警性研究；另一方面，学术的社会建制化和学术资源占有的“马太效应”诱使一些学者仅以资源掌控、门派繁荣和话语霸权为旨归，用江湖习气替代学问之道，借伪概念、假问题冒充真思想、真问题，致使薄板钻孔、滥竽充数等浮躁学风日益盛行。正是恪守学问之道的问题意识的缺乏，使一些人文社科研究要么陷入教条主义和循环论证的窠臼，要么热衷于大而无当、内容空洞的自我理论建构和概念制造，要么假学说之名误导公众以饱其所处族群之私，结果使得本应想人所未想、思人所未思、发人所未发的人文社会科学，、从创思者退化为本有待完善的政策理念的反刍者或一己之利的护卫者，亦使人文社会科学的公众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而言，缺乏问题意识的最大危害莫过于反思能力的丧失。众所周知，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其研究成果一般不止于对现象的解释，而应显示一定的洞察力和预见力，这是学术研究与非研究性的一般意见与舆论的差别所在。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其超出一般意见与舆论的洞察力和预见力主要源自研究者的反思能力或批判性思考能力，它是最基本的哲学思考能力，也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能力。所谓反思，简言之就是对既有思想认识的再思考，对看似不容置疑的事实、价值、逻辑和观念前提的再追问。而且这种再思考和再迫问一般不妄下任何绝对化的非此即彼式的断语，而是临渊履冰般前瞻后顾、左右调适，甘当真知与远见的产婆。纵观有思想记载以来的人类文明历程，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历史与现实、事实与价值、思想与观念等文明范畴乃至整个文明的反思，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克服种种危机，最关键的一点是能够及时地反观自身、反观文明，以自我批判、不断调适的精神走出重重风险。毋庸置疑，只有在对真问题的探究和追问中才可能陶铸研究者的反思能力。
　　问题意识的缺乏和反思能力的丧失最终使人文社会科学无法发出真知灼见，更难以为社会提供理性务实的政策咨询建议。而这，本应是人文社科学者不可推委的社会责任。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中国古代称为“士”，从“仕”与‘“士”的字源关系就不难看出，以社会分工观之，“士”的最高世俗价值是以策论兴天下。古时衡量策论高下的判准在于眼光、见地与胸襟，如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价值的实现依然在于以前瞻去短视、以理性排附和，以务实化义气，否则，若平时或人云亦云，或隔靴搔痒，关键时刻毫无见识，该出手时不出手，终难免鸡肋或南郭处士之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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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以上反思，不难找出人文社会科学的直面非典之道。值此民族危难之际，人文社科学者应树立起鲜明的问题意识，以揭示问题和解决问题为主旨，打破既有的学科分野，针对非典及其风险展开相关的反思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面对当前的非典态势，我们以为，简单的批评或赞许都不是当下的要着。以当下最为敏感的公共信息应否公开之争为例，人文社科学者不应满足于简单化或义气化的坐论是非、扬此抑彼，应该更深一层地看到，问题之症结不在于公共信息应否公开、是否应该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而在于如何建立一种合理有效的公开机制、如何以法律和制度保障公众知情权又令其践履相应的义务，相关的理性思考乃至技术性的应对才是人文社科学者的主要职责所在。因此，面对非典变局，人文社科学者不仅应扮演好社会牛虻的角色，更要以学人的学养、眼光和胆识积极反思非典风险的系统效应与应对之策，站在国家公共政策的高度，将人文社会科学由反思性的理论研究推向具有实时应对力的公共社会技术层面，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管理、传播、心理等跨学科和综合性角度，深入地反思有关非典问题的宏观态势和微观机理；认真检讨应对非典风险的政策框架和制度平台，为公共政策提供更加规范、科学、理性、动态和富有创见的政策研究和咨询建议。这是人文社科学者所应担当者，也是其所能担当者。一方面，人文社科学者应主动意识到养“士”千日、用“士”√时之责，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看到；国家与社会要真正上轨道，单有组织力和生产力还不够，还需要制度力。组织力靠政治，生产力靠科学，使组织力和生产力得以优化运行的制度力则要靠人文社会科学，―政策的制定、制度的调适乃至突发事态的应对都不能少了“士林”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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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指出的是，直面非典的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应对性研究，不仅应在人文社科领域引入跨学科和综合性视角，更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互补合作。这种综合性的研究进路，不单是当下应对非典的权宜之计，而应是预见和回应层出不穷的当代社会问题和风险的常规性研究战略。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当代社会发展日益复杂多变，当代社会堪称风险社会。并且，就风险的时代特征而言，传统的单一性、简单性和局域性的各种自然风险与人工风险已经嬗变为当代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全局性的复合风险，如果将前者称为典型风险或典型变局，则后者可称为“非典型风险”或“非典型变局”，眼下我们遭遇的非典型肺炎就是这种风险和变局的代表。显然，这类“非典型风险”或“非典型变局”无法以既有的常规性观念和传统的单一化思路加以化解。惟有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携手共进，以挽救民族危亡、维护人类文明为旨归，拓展视野、开阔思路，敢于并善于应对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们方可能直面非典及一切可能出现的“非典型风险”与“非典型变局”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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