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吃人相] 千年巨蟒吃人

时间：2019-02-05 05:41:47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我所以相信中国部分地区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还可能发生吃人的现象，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吃人现象太多太严重了，以致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发动一场“反吃人”的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出自伟大作家鲁迅之手的第一篇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最后写的就是这么一句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间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这样写，这样说，不是出于一时的激愤，而是他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刻研究的结果。这篇小说发表后不久，他写信给自己的朋友许寿裳先生说：“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鲁迅道破“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后，虽然知者不多，但有一个被胡适称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名叫吴虞的知识分子，立即写出一篇很重要的响应文章，叫做《吃人与礼教》，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吴虞在这篇文章中不仅支持鲁迅的观点，而且列举出许多中国史书上记载着的确凿无疑的吃人事实。他举了这么几个例子：
　　1、汉代开国皇帝汉高祖和他的诸侯吃叛将肉：据《史记》的《黥布列传》记载：“汉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汉王不仅自己吃梁王彭越的肉，而且还让自己的属下诸侯王也尝尝人肉的滋味。
　　2、汉将臧洪让兵士吃自己妻子肉。据《后汉书》的《臧洪传》记载：三国时期，本是雍丘城太守张超的功曹臧洪，因为袁绍在曹操围攻雍丘城时见死不救，便与袁绍结冤。于是，“绍兵围洪，城中粮尽，洪杀其爱妾，以食兵将，兵将成流涕，无能仰视。”
　　3、和臧洪一样的还有唐朝的张巡。唐代安禄山造反后，派大军围困山西省睢阳城。当时守城将领张巡，为了效忠唐皇帝，誓死守城，以至发生杀妾的著名故事和吃人二三万的惨烈现象。据《新唐书》的《忠义传》记载：“张巡守睢阳城，尹子奇攻围既之，城中粮尽。正当危急之际，巡出爱妾日：‘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视土饥?’乃杀以大飨，坐者皆泣。”被张巡的行为所感染，加上极端饥饿，雎阳城便发生更大规模的吃人现象，《新唐书》载“被围久被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人。”
　　吴虞先生所列举的中国吃人的事实只是一部分。中国历史很长，这种事实举不胜举。就以吴虞先生在文章中顺便提到了中国农民起义过程中吃人的事来说，就足以写出一本厚书。吴虞引《曾国藩日记》中的记载：“洪(洪秀全)杨(杨秀清)之乱，江苏人肉卖，九十文钱一斤，涨到一行三十文钱一斤。”
　　五四运动的先觉者们，他们在揭露批判“吃人”的时候，有两种含义：一是批判小传统，即指古代中国在某些时代某些地区的残酷而野蛮的习俗；二是批判大传统，即指古代中国宗法制度对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扼杀。前者是实指，不带象征意义；后者是泛指，带有象征性。鲁迅所揭露批判的“吃人”，属于后者，即主要是象征意义。而吴虞的揭露和批判则两种含义都有，既有泛指，也有实指，既批判中国大传统扼杀人的精神、灵魂、个性，也实指中国历史上确确实实有吃人肉的野蛮现象。吴虞的揭露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给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些不应当回避的严重事实。
　　吴虞所列举的《新唐书》所记载的张巡杀妾和曾国藩日记中所记载的卖人肉的事实，我不怀疑，而且我相信许多中国学者也不会怀疑，因为这是一种“基本事实”。用中国话来说，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种事实，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在南京杀了许多中国人和希特勒的军队杀了许多犹太人一样，是一种人们都看见的、不容置辩的、也无需考古学者证明的基本事实。如果有人提出问题。说他没有亲自看见希特勒军队杀犹太人，请拿出所杀害者的骷髅来考证一下再说，就会使人感到很怪诞。中国人所以不怀疑曾国藩日记中所记载的卖人肉吃人肉的现象，就是因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这种现象大量发生。正因为饥寒交迫，人无法活下去，才会有革命。所以我们决不会去责问曾国藩：“你说当时卖人肉和吃人肉，那只是你和你的将士见到，我没有见到，也尚未做人类学方式的考证，所以我不能相信。”如果这样责问，也属怪诞。
　　无论是在象征意义上，还是在历史(事实)意义上，“吃人”都是野蛮的事，极不光彩的事。那么，为什么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恰恰是中国的一批非常伟大或非常优秀的爱国者和学者作家要站出来揭发自己的父辈祖辈传统中吃人的现象呢?
　　这是因为，在上一个世纪，中国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做了深刻的反省，并对“如何爱国”作了深刻的检讨，那时，“爱国者”的内涵、观念有很大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变化，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爱国，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光说自己怎么“地大物博”，再也不能沉醉于“东方文明”之中，而应当正视自己的缺陷，正视自己的“落后”和传统中一切不文明、不光彩的现象，要为自己的落后和不文明而忧虑，只有这种诚实的、正视自己缺陷的“爱国者”，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梁启超最先明确地指出这一点。他把爱国者分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爱国者”(“言国民之所长”)和现代意义的爱国者，即“言国民之所短”的“忧国者”。并认为，“忧国之言，使人作愤激之气”。
　　到了“五四”运动时期，鲁迅等文化先驱者更加激烈，批评那些不正视自己民族性弱点的“国粹主义者”，决不是“爱国者”，而是“爱亡国者”。而且批评一些国外的一些希望中国不要改革的人，说他们只想中国永远只是供他们鉴赏的没有活气的老古董。而中国一群正直的学者，正视和批评一个畸形年代里所发生的悲剧现象，正是为了使这种悲剧不再发生。饱受苦难的中国人已经受不了这种历史悲剧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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