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文化下的国民性】文化专制
时间：2019-02-06 05:27:2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少时读史,为汉人落泪。长大读史,另有滋味。甲申年的历史为何这么悲?一个大国亡于一个小国,怨谁?军队不可谓不多,武器不可谓不精,地域不可谓不广阔,为什么只会望风退?满清入关的时候,兵力加起来才十七万人。李自成就有百万大军,更遑论明军正规军。汉人上亿。可就是这十七万人,竟斩关夺将,一路凯歌。谈及此,作为军人,我几乎忍不住要对八旗军膜拜和顶礼。与此同时我也痛思,我们的祖先怎么了?如何懦弱至极?
宗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那是另一本大书了。读甲申,与其批判宗教,不如批判儒教。在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任何一次重大挫折后面,都可以看到一只黑手,那就是儒教。汉族是在汉武帝手中获得这个名称的,但汉武帝对汉民族又是有罪的。秦王朝如果不颠覆,或晚颠覆,中国也许就不是现在这副德性。秦始皇不容儒。当然,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又与继承他的那个朝代独尊儒术有着某种血缘联系。儒教确立皇权,皇权确立独裁,独裁确立专制。专制是战无不败的。甲申年失败就败在这一点上。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奉儒教为宗教的民族则肯定是要堕落的。
儒教全部学说的核心在于它的“崇圣性”:所有的思想到圣人那儿已经到头,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权力到君主那儿已经到头,不能更换。社会只存在着一个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着一个声音,那就是君主的声音。在一个国家,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曾说:“会思想的人不会行动,会行动的人不会思想。”而在中国,千年来,只有行动,没有思想。如果有,那就是王家思想。有明一代,由于朱元璋的残暴,中国人“惟上性格”发展到了极致。满朝一片恐怖之声。举国皆是精神奴才。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崇祯图强,明为什么偏不强?崇祯要天下稳定,天下为什么汹汹?一亿人的脑袋围着一个人的脑袋转,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全盘汉化的清王朝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明朝好。它虽然疆域宏大,但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少自由、最少创造力的王朝。
上个世纪我们北方那个大国的崩溃,就是思想摧残的结果。它解体的直接原因貌似经济的停滞,其实正是长期的思想控制造成了经济的停滞。那个邻国的执政党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做着一项工作:使人民丧失思想的能力。丧失了思想也就丧失了创造力,甚至丧失了生命力。几十年只能造成二、三代人的智力衰退。几百年呢?几千年呢?思想的专断必然导致权力的专断。在以毁灭思想为要务的时代,思想者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投降。
在古代中国,国家为一家之国,一姓之国。甲申之际,顾炎武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一朝一姓亡是亡国,全民族为异族征服则谓之亡天下。甲申年的历史是既亡国又亡天下。天下人不能为国出力,故国亡。国家不能保护人民,故天下亡。最浅显的道理是,既然国家是你一家之国,我凭什么拼着一腔热血去保卫它?保卫别人的东西?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帝王既视国家为私产,人民也视国家为商品。这一点,从北方大邻国的执政党的解体上也能得到印证。当执政党宣布解散时,不但广大群众异常平静,而且广大党员也异常平静。他们并没有失去政权的感觉。人民无主权,政权难持久。人民不把这个政权当成是自己的政权,而看成是当权者的政权;党员不把执政党看成是自己的党,而看成是党内当权者的党。
这一点,从明朝皇帝与臣属的关系上得到的印证最无情。明朝最少自由。明朝是一个打屁股的朝代。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样喜欢打臣子的屁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廷杖”。一言不合,扒下裤子就打。有时候,一百多个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水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飞舞,鲜血横飞,蔚为壮观。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视臣属为粪土。对最高贵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开始。朱元璋绝对有虐待倾向。
明朝对臣属压迫最深,而明朝皇帝的下场也最惨。李自成将要杀入紫禁城时,崇祯皇帝击钟呼唤百官,无一人前来。随他在煤山赴死的只有一个太监。史书谈到甲申年这段历史时写道:“百官皆好降。”为何好降?难道和“廷杖”没有一点关联吗?明朝从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检,开创了屠杀大臣最多、最惨、最无理、最无耻的先例,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
在明朝受尽屈辱的大臣们到了清朝之后,一个个都焕发了崭新的青春。在与自己同胞作战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谋略和聪明才智,真令人叹为观止。真正打下汉族天下的是汉族人。吴三桂在宁远前线,并没有显出多么强的战斗力,可一旦易帜后,变得像豹子一样凶猛,对李自成军百战百胜。吴三桂一直从东北打到缅甸。他的战功只有也从东北打到南中国海的林彪可与其媲美。
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中,这种由少数人百分之百控制多数人命运的残酷制度既脆弱,又坚强。脆弱是因为其承受不起任何一次外力打击,坚强是因为每当外部打击过去后,它总是枯木逢春。它总是像“一次权力交接仪式,把奄奄一息的专制交给精力充沛的专制。”这就要说到专制下的人民了。专制主义最可恶的一个特点就是愚民政策。要做到这一点唯有高压。高压必造成顺从。顺从必培养奴性。儒教已经把中国人培养得有受虐倾向了,并对凌辱有极强的忍耐力。中国人在极权和专制面前是死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也是死人。人平时没有尊严,战时也很难有尊严。奴隶在奴隶主面前是奴隶,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就变成主人了?你做梦吧。
专制吃人,人民变成羊。汉民族就是羊。汉民族的膝盖特别容易弯。既容易向皇帝弯,也容易向敌人弯。甲申年,整个中国大地上都飘扬着一股羊的气味。扬州城破,清军开展大屠杀。扬州顿成地狱。比地狱更难忘的场景是那些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
相同的情形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遇见十六个日本人的小队,就乖乖投降了。几百个日本兵押着几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去燕子矶屠杀,这些俘虏连逃跑的勇气都无。一位军委副主席讲:在他的老家山东某县,七八个日本鬼子来扫荡,三四万军民在“跑反”。
专制社会下的人格多奴性,最少宽容精神。奴性越大,宽容精神越少。缺乏互相信任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个源远流长的特点。这样的民族总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中国的内战是世界史上的奇观。我认为,越是内战厉害的民族,外战越不行。反过来说,越是外战不行的民族,内战越凶。
中国的汉奸丰富多彩,叫人说不尽,道不完。汉奸在哪里?汉奸在我们心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汉奸高潮,一次是在甲申年,一次是在抗日战争中。汉奸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外国主人面前俯首低眉,百分之百的奴性。二是打内战,征伐自己的同胞时显示出无比的英勇。甲申年,清军兵锋已逼近湖北,李自成被追得如丧家之犬,很快就要死在九宫山。可就是在这个关头,镇守武汉的明朝总兵官左良玉还顺江东下,准备攻打南京,美其名曰“清君侧”。南京在什么人手里?南京还在中国人手里嘛。镇守南京的马士英也露出一副汉奸嘴脸,说:“我们宁可死在清人手里,也绝不死在左良玉手里!”
今天汉民族变了吗?答案在汉民族每一个成员心里。我们身上仍然烙着甲申年深深的印记。我们民族是否能经得起另一场甲申风暴?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太多的勾心斗角,明哲保身。西方文化重视与自然斗,所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和发明家。中华文化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中国是告密者的乐园。南京大屠杀时,日本人抓住国民党军人后,进行甄别。在押的上万人中潜藏着换了服装的师长、团长。日本人喝道:“谁是当官的?站出来!”顿时森林一般的手指向那些真正的师长团长们。结局是一样的:指认人的人和被指认的人都难逃一死。
是什么使我们本民族如此相互仇恨和恐惧?我们在这种仇恨和恐惧中消耗了民族精神的大部分资源。中华文化的根是一种低成本生存。什么生命顽强?越低下的生命越顽强,如蝼蚁。蝼蚁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所有的征服者。内战凶猛,还有一个原因是自私造成的。儒家理论看起来最无私的,其实最自私。“君君臣臣”就是“无私”。而专制下,帝王自私,臣民凭什么为公?你经营你的大家,我经营我的小窝。你杀了我,我就是要流血。一个自私的人是不会爱国的。■
【过客荐自《中国怎么办》/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