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及其他】释道儒
时间：2019-02-06 05:37:5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的“儒、释、道”一向被国人称为“三教”。但严格说来中国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的,我们这样说并非妄自菲薄,别人这样说也并非贬损中国。不像某位著名学者那样,当有外国人言及中国没有宗教时,立即义正词严地反驳道,谁说中国没有宗教?儒教就是中国的宗教。但儒家学说是一门宗教吗?尽管历来尤其是近百年来不少人都极力想把它推崇为宗教。
所谓“三教”之中,佛教乃是由印度传入的,原非本土文化,但它在中土的传播、盛行与发展却远远超过了它的故乡。但国人毕竟缺乏宗教情怀,对佛教的信仰也多出于功利和实用。潜心修行一心向佛的甚少,而“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则比比皆是。能相信因果报应,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就算是颇为虔诚的佛教徒了。烧香拜佛的人,多为功名利禄、多子多福,甚至因犯罪而求佛祖保佑,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倘要说中国有宗教,道教似乎还可勉强,只是不少人又往往将“道教”与“道家”混淆。所谓“儒、释、道”中的“道”,究竟是“道家”还是“道教”?似没有多少人去认真辨析,只用一个“道”字大而化之。道教与道家实在没有多少关系,它原本来自古代的巫术和秦汉两朝的神仙方术,其前身乃是黄老道,假托黄帝和老子之名而已。当年道教的创始人,张陵、张角也好,葛洪也好,均不过如此。窃以为还是柏杨先生的比喻确切而又形象,他说“道家”与“道教”的区别,就如同“狗”与“热狗”的区别一样。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古代道教所宣扬的“长生不老”,实乃骗人之术;尤其是“羽化成仙”的炼丹术和“采阴补阳”的房中术,对生命的残害和对女性的糟践几乎与邪教无异。据媒体报道,时至今日竟然还有某位官员相信和仿效所谓的“采阴补阳”,并以此祸害了多名少女,这不是荒淫无耻恶贯满盈么?难怪明清两代的一些市井小说,常把道士当作反面的角色,冯梦龙的《平妖传》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其实,对于佛门,民间也多有不敬,甚至辱骂和尚为“秃驴”。从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白蛇传》中,我们亦可得到印证。该故事越是流传,法海和尚的面目就越发令人憎恶,而白蛇娘娘的形象却越发令人怜爱。当然,我们不能仅根据这些小说和民间故事去认识和评价佛道,但它们毕竟反映出广大民间的一种宗教态度和价值取向。
自古至今,佛寺与道观遍及各地,而以寺院最多,且香火最盛。从信仰自由的角度来看,自然无可非议。现在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是“儒”,“儒”也能称作“教”吗?抑或说,“儒”究竟是“教”呢,还是“术”、还是“学”?孔子身为教育家,当年设帐讲学,广收门徒,我想他老先生是把他的种种想法,也就是“百家”中的一家,当作一种“学”来传授给他门下弟子的。将“儒学”变成“儒术”则是西汉以后的事。董仲舒“独尊儒术”,说白了就是将儒家学说变成一种“御人”之“术”,以控制人们思想,统治整个社会。因此,“儒术”实质上就是将孔孟之道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从而以此来加强和巩固极权专制的社会制度,确保大一统的家天下“千秋万代不变颜色”。然而,在长达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社会里,孔子尽管被尊为“圣人”,“儒学”尽管从“子学”之中剥离出来成为“经学”,但自始至终并未成为宗教,更未成为“国教”。因为孔子从未像耶稣那样自称是神的儿子,“子不语怪力乱神”,他的门徒也未曾把他当作神的儿子。记录孔子平日言谈的《论语》,自然也就不可能成为神谕或者圣经;至于建于各地的文庙,不过是纪念和祭祀孔子的祠堂,决非经常性的宗教活动场所,就数量而言则远远不及寺院和道观。“南朝四百八十寺”,那才是氤氲浓浓的宗教氛围的地方。欲将“儒学”宗教化并成为“国教”,而且欲尊孔子为“教主”的,当首推康有为。他极力宣扬的是“孔子创儒教,齐、鲁之间先行之”,而此言的依据则是“太史公谓‘鲁人以儒教’是也”。可“鲁人以儒教”这话该怎么讲呢?是“鲁人信仰儒教”或者“鲁人把儒学当作宗教”的意思吗?如此讲解恐怕是讲不通的。窃以为,所谓“鲁人以儒教”,不过是说“鲁人用儒学施教”罢了。康有为为了将“儒学”定为国教,时常是不惜肆意吹捧,信口开河。比如他说“夫孔子之圣,惟天为大”,岂不有些令人肉麻?又说“‘六经’皆孔子作,百家皆孔子之学”,这简直就是在贪天之功皆归为“孔子”所有了。他甚至还上书皇上,“令衍圣公开孔教会”、“以衍圣公为总理”。笔者曾撰文说过,康有为及其弟子陈焕章极力将儒学宗教化,欲定“儒教”为“国教”,欲尊孔子为“教主”,不过是为了维护或复辟帝制。作为一种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儒术已经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而将儒术演变成儒教,对国人的思想控制岂不越发严密了?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正是看穿了这一点,才毫不犹豫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鲜明口号。
“打倒孔家店”并非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是阻止了儒学的政治化和宗教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未因此而割裂,如王国维、梁漱溟、陈寅恪等著名学者,毕其一生都在研究“国学”,但他们从未想过以孔孟之道来控制国人的思想,倒是热心专制集权的蒋介石高调标榜“礼义廉耻”,将儒学政治化,以维护他的威权统治。数十年过去了,蒋先生版的“礼义廉耻”也早就寿终正寝了,没想到经历了二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儒术”又沉渣泛起,“儒教”又幽灵重现。不少学者都不遗余力的吹捧和推崇孔孟之道,无论是把“儒学”宣扬成“孔教”,还是让“衍圣公”来领导“通儒院”,建设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其实都不过是步康有为之后尘,拾人牙慧,毫无新意可言。梁启超当年就称此类儒者为“贱儒”,延至今日亦不为过。
笔者之所以认为中国尚无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一来从宗教所必备的四大要素(即圣物或圣地、仪式、信仰体系、信仰组织)而言,移植之后的“释”和本土兴起的“道”,都或多或少有所欠缺,而所谓的“儒教”则基本不具备;二来宗教关怀的是人的灵魂,可中国的所谓三教,更多地着眼于功利。佛教从“西天”移到“东土”,实际上是由“彼岸”回落“此岸”。僧道的“化缘”、寺庙的“功德箱”,几乎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聚敛“钱财”上,甚至采用摇签、算卜、符咒、跳神等迷信活动来愚弄善男信女;而儒家的“入世”更是为了“学而优则仕”,把俗世的功名放在了第一位,与宗教信仰何涉?西方的宗教,在关怀灵魂和彼岸的前提下,并非不关注现实和当下,而且它的“入世”乃是真正地救济社会、关爱生命,比如修建学校和医院――就笔者生活的这座城市而言,当年所建的每个教堂的附近,几乎都同时建有学校和医院。比起那些远离人烟,甚至躲在深山老林里的寺院和道观来,不更具备人性的关怀么?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这倒是很值得庆幸的。不过,中国的“儒、释、道”之所以能够做到“三教合一”,关键在于这“三教”都能极好地为统治阶级服务。于是,历代的统治者无不把“三教”合成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而且将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乃至某些民间秘密宗教等,凡可以用来愚民和治人的东西,统统纳入其中,为其所用。欧洲尽管也经历过“政教合一”的中世纪,但自新教革命之后,政教就分离了,作为个体的人,便彻底从神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社会开始真正走向平等、自由与博爱,走向民主与宪政。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自康有为开始,一代又一代的新儒家,纷纷竭力欲将孔孟之道定为国教,回头再走“政教合一”的道路,这不是明显地在开历史的倒车吗?
神州大地虽然冠之以“神”,其宗教土壤却甚为贫瘠,弥漫空间的迷信色彩倒是颇为浓厚。不错,人是应该有所敬畏的,但总不能什么都敬、什么都拜吧?门有“门神”,灶有“灶王”,狐狸、黄鼠狼都成了仙,而国人最热拜的“财神”更是多达八位,计有正财神赵公明、文财神范蠡、武财神关羽、偏财神五路神、准财神刘海蟾以及禄星、财帛星君和利市仙官。这究竟是宗教信仰呢,还是利禄崇拜?如此蒙昧怎么能不被他人愚弄?历代的统治者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历代的帮闲文人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这才使愚民政策得以几千年来一以贯之。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确有许多富于人性、充满智慧和伸张正义的东西,但并不为那些一心充当谋士和策士的文人所看重,他们看重的恰恰是那些迎合统治者口味的负面价值。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为了维护包括自身在内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其巧舌如簧更是令古人自叹弗如,甚至不惜用一些现代观念,去矫饰和美化那些戕害了国人数千年的文化糟粕。最近,不是又有人在大肆宣扬“《孝经》是不可缺少的国学基础”,声称“法家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开、公平、公正”乃是“法家遗产”吗?实在难以想象,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均出自一些当红学者之口。莫非千年僵尸裹上华丽时装,就可以猫步在T型台上招摇惑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