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制度【皇帝的制度靠不住】

　　出身流氓无产者的乞丐、和尚朱元璋从参加起义到当上皇帝花了仅仅十六年的时间，现在看来也是个天大的奇迹。他成为四海之君后最担心的就是如何把朱家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为此，这个没有读过书但精明过人的农家子弟搜肠刮肚设计了一整套看似天衣无缝的制度来规范子孙的行为。这些制度的精致和完善令人叹为观止。
　　说到明朝政治制度，不能不提一本非常重要的典籍――《皇明祖训》，它是朱元璋亲自主持编纂的，内容是为巩固朱明皇权而对其后世子孙的训诫，初名《祖训录》。该书始纂于洪武二年（1369），洪武六年成书，朱元璋亲笔作序，命礼部刊印成书。洪武九年又加修订。洪武二十八年重订，更名为《皇明祖训》，并将首章的《箴戒》改称《祖训首章》，它是皇子皇孙们从幼年起的必修课。全书条目有十三，主要内容有：禁用酷刑；禁立丞相；强调节俭；告诫后代帝王不要轻易动止；规定皇后不得干预外政，宫闱当谨内外；分述内官职掌、品秩和内官机构的设置。里面对朱家子孙的管理作了极为详细的规定：制定了后世二十代子孙排序用字；封爵的程序和规格；规定郡王子孙有文武材者，可考验授官；宗人府及王府官的设置；王国军队的设置，规定亲王仪仗；规定诸王宫室格式，不得僭越；朝觐时沿途人役物料的支给和每岁常用等等。
　　朱元璋像一个计算机程序员一样把自己能够想到的危险都用制度化的规定加以防止，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后来的运行是如此糟糕。他可以设置精致的程序，可操作员的贤愚他做不了主。他以后的十五个操作员把他本来就有漏洞的程序改得乱七八糟，他设想的万年帝国灭亡了，他健在的近支子孙几乎被满清杀了个精光。
　　朱皇帝怕功臣在他死后尾大不掉，统统将他们砍了。可等靖难之役孙子朱允�要用人时却朝中无良将，只好仓皇辞庙。他怕皇帝软弱，权臣跋扈，派亲王驻守要地，以备拱卫皇室，可夺取他宝贝孙子朱允�皇位的就是自己钟爱的四子朱棣。据说，这个漏洞他想到了，还准备了一个补丁软件――给孙子准备好僧衣、度牒以备逃亡！
　　他怕宦官误国，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不得超过四品等；还在宫门上挂一块高三尺的铁牌，上面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他死后四十四年，他孙子的孙子明英宗在位时，太监王振嫌这个铁牌碍眼，命人摘走。有明一代，权阉迭出，气焰之炽盛于前朝。被史家称为贤明的宣德皇帝专门在宫内设立内学堂，教宦官识字，以代替皇帝批阅文件。《明史》记载：“初，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由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
　　他怕分皇权，禁设丞相，可后世仍然出了严嵩、张居正这样不是丞相的丞相。《明史》中说：“高皇帝(明太祖)罢中书省,以天下事委之六部，文皇(明成祖)乃有阁臣之设，亦仅持文墨议论耳，渐而票拟，渐而称辅臣，浸失初意。至嘉靖以后严嵩、张居正等怙宠行私，上窃朝廷之权，下侵六曹之职，怨毒盈于天下，而祸败随之。盖阁臣之外重势而蒙恶声至，此而极。”
　　看到朱元璋禁用酷刑一语，你可能认为他是仁慈的君主，那就大错特错了。明朝的刑法《大明律》洪武三十年颁行天下。在《大明律》之前，作为决狱标准的是朱元璋亲手写定的《大诰》。见于《大诰》的酷刑，有族诛、凌迟、极刑、枭令、斩、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斩趾枷令、常枷号令、枷项游历、人口迁化外等三十余种，多为《大明律》所无，而量刑标准，也比《大明律》严酷得多。四十年之中，据《大诰》所载，凌迟、枭示、族诛有几千案，弃市以下的有一万多案。这些案子，如果按《大明律》量刑，大多是罪不至死的，有的甚至只该受到轻微的惩罚，像官吏隐漏文书不报的按律只杖八十，收粮违限的只杖一百，而《大诰》居然全都用凌迟之刑。有司滥设官吏按律只杖一百、囚三年，而大诰却是族诛。浙江发生了一件假钞案，“捕获到官，自京至于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枭之尸相望”，连朱元璋自己也感叹说“其刑甚矣！”根据野史等的记载，还有一些别出心裁的酷刑：铲头会、刷洗、枭令、称竿、抽肠、剥皮、剥皮揎草。看看名字就令人不寒而栗！到了洪武二十八年的五月，杀人魔王朱元璋下诏禁止酷刑，他假惺惺地说：老子自从起事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啥事没有经过？啥人没有见过？对其中的大奸巨恶用严酷的刑法处置，目的是使人不敢犯法。不过法外之刑是权宜之计，“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鲸、刺、�、劓、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太祖实录》）。明成祖在夺取皇位后，对建文旧臣进行了疯狂的杀戮，尤其是“诛十族”和“瓜蔓抄”，手段极为残忍。“明朝的凌迟是世界刑法史上极刑中的一大景观。凡是凌迟处死的，按例要杀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即所谓千刀万剐，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最后一刀才是斩首。行刑时在旁边架一丫形木杆，挖出肝腑后放在上面示众。看凌迟时更是“人集如山，屋皆人覆”（《明季北略》）。有明一代是酷刑泛滥的时期，史书记载，不忍卒读。
　　朱元璋强调节俭，可出了万历皇帝这样的贪财奴和挥霍狂，把国家的财政破坏殆尽。郑贵妃生子赏银十五万两、过生日赏银二十万两，潞王就国赏银三十万两，福王结婚用银三十万两、建洛阳府邸用银二十八万两，营建定陵用银八百万两，皇子册封等用银一千二百万两、采办珠宝等用银二千四百万两。而万历初年，年国库收入才四百万两。激发晚明农民暴动的明朝的皇庄制度始于明宪宗，到十七世纪初，诸王的地产已十分庞大。1605年，四川省可耕地的百分之七十掌握在诸王手中，百分之二十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百分之十。万历帝的爱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诏赐良田四万顷为食邑。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二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此外，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福王的生活极其奢华。他在洛阳的王府造价高达二十八万两，是规定造价的十倍。李自成的军队于1640年攻入洛阳，福王府被放火烧了三天。崇祯年间，河南一省有八个亲王：开封的周王有良田一万余顷；南阳的唐王、汝宁的崇王、禹州的微王、彰德的赵王、怀庆的郑王，每家有良田大约数千顷到上万顷。卫辉的潞王有良田四万顷，大部分土地是在湖广。他除在河南、湖广两省占有良田四万顷外，还有皇帝赐的盐引专利。
　　朱元璋告诫后世皇帝不要轻易动止，可正德皇帝四处冶游，不分昼夜。他自己带着几个亲随跑到居庸关、大同去狩猎；亲冒矢石带兵和蒙古骑兵交战；宁王朱宸濠已经被擒，他还要亲征，命令把朱宸濠放了，以便自己抓获；他到扬州，命扬州所有的青楼女子于广场集合，等待皇帝检阅；他到民间随便糟蹋妇女，还被后人编了一出戏，美其名曰《游龙戏凤》；最后的死因是在清江浦钓鱼覆舟落水发病。万历皇帝是个乖孩子，听话，居深宫几十年，不朝、不郊、不庙、不见、不批、不讲，干脆罢工。
　　朱元璋怕外戚专权，规定皇后娶自民家，不得干预朝政。他还准备了一个配套杀毒软件，命朱升采集古代后妃故事，与诸儒编写了《女诫文》，让后妃们学习。成化皇帝娶了一位比自己大十九岁的万贵妃，本来就匪夷所思了，可万贵妃还天性奇妒，自己的孩子夭折了，就不准其他后妃怀孕，一有动静就强令堕胎；最后还是皇帝偷偷摸摸地和一个宫中的女工瑶族人纪氏苟合，意外怀孕，想尽一切办法骗过万贵妃，才得以存活，这就是弘治皇帝。明朝三大案中的梃击案牵涉郑贵妃，移宫案涉及李选侍。天启皇帝的奶妈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横行宫闱，她亲自在交泰殿监视帝后，把天启皇帝怀孕的妃子杀的杀、囚的囚，“务绝皇嗣”，连皇后张氏也不能幸免，等到天启死时，只好由弟弟朱由检即位了。
　　朱元璋为后世子孙制订了排行用字，子孙取名必须按此命名。后世有穷困的子孙因为没有钱贿赂管取名的宗人府官员，直到成年后还没有名字，有的被恶意取个丑陋的名字；当朝皇帝为防止这些同宗心生异志，对他们的一切行为大加限制，不准考功名，不准参加工作，不准互相串联，不准交结官员，不准离开祖先的封地，等等。他们是一群靠领取朝廷的俸禄（当时成为宗禄）生活的寄生虫，和喂养一群猪狗差不多。由于养尊处优、无所事事，这些朱家子孙只好多娶妻妾，多生子女，纵情酒色。按照定制：亲王除嫡长子袭封外，其余皆封郡王。亲王每人每岁禄米一万石，郡王每人禄米二千石。郡王除嫡长子袭封外，其余皆封镇国将军，禄米一千石。郡王孙封辅国将军，禄米八百石；曾孙封奉国将军，禄米六百石；玄孙封镇国中尉，禄米四百石；五世孙封辅国中尉，禄米三百石；六世孙以下世授奉国中尉，禄米二百石。这是就男子一支说的。还有女的一支，从公主、郡主、县主到乡君，一落地就有禄米。明朝后期朝廷已经养不起他们了――“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御史林润曾经分析了宗禄的情况和局面的严峻：他说，天下每年供给到京师的粮食是四百万石，而诸府的禄米是八百五十三万石，缺一半还多；以山西为例，山西留存的粮米是一百五十二万石，宗禄米是三百一十二万石；再以河南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八十四点三万石，而宗禄米是一百九十二万石。于是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情况，就是两省存留米的全部，还不足宗禄所需粮米的一半，更何况官员的俸禄、官兵的军饷都要从这里边出！”
　　除《皇明祖训》外，朱元璋还组织编写了一本《资世通训》，从题目就可以略知它的内容，首为《君道章》，曰勤俭、仁敬之类十有八事。次为《臣道章》，曰忠孝、勿欺、勿蔽之类十有七事。后依次为《民用前章》、《民用后章》、《士用章》、《农用章》、《工用章》、《商用章》、《僧道章》、《愚痴章》、《教子章》、《造言章》、《民祸章》、《民福章》等十二章，皆申诫士庶之意。就是一本全国人民（包括僧道尼等方外之人）需要遵守的《大明国国民守则》。书前有朱元璋亲撰的《御制资世通训序》：现在我统一了国家，日夜不安，为了教化臣民，使他们恢复美好的古风，我指令有关部门撰写了这本书，以示训诫之意。翰林学士撰写的《后序》中说：皇上是天生的圣人，聪明神武，结束乱世归于王道，创下不世基业流传后世，纲纪法度井然有序，皇上圣明无比，政治清明。可还是忧虑全体臣民不能尽职尽责，于是编写了这本书……谆谆教导，目的是每个人都能去除心中的恶念，做一个合格的臣民，共同享受太平盛世的快乐。命名为《资世通训》。
　　明朝的政治极其腐败。嘉靖、隆庆以来，整个明朝社会陷入奢糜淫乱之中，上至公卿士人，下至平民百姓，每个阶层都沉陷于自然人性的放纵之中。在民间，金粉气息充斥于大街小巷，狎妓征歌之风遍及每个角落，街道上公然出售淫具春画。色情文学成为民间文学的主流。在社会上层，这种风气更为炽盛。早在宪宗成化年间，内阁首辅万安因进献房中术而得到宠信，朝中执掌风宪谏诤的大臣也居然争献媚药秘方。晚明的社会风气，以蓄养昆曲家班为时尚。男旦也风行一时，并兼营妓业。据说，某当红男旦一夕的侍寝之价，比名歌姬还要高出一倍。这也使同性恋现象在晚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上自帝王达官，下至贩夫走卒，争相趋之。“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就颇解音律，曾买下梨园小厮吴某，亲自指授。主仆二人的关系更接近于同性恋。更有甚者，万历年间，进士冯铨新入翰林，年未弱冠，齿白唇红，眉清目秀，竟然被以缪昌期（东林党人，称为诤臣，被阉党所杀，后谥文贞）为首的几个翰林同事在翰林院强奸！！嘉靖年间，道士邵元节、陶仲文都因为长生之术见用，官到礼部尚书，陶仲文更是一身而兼三公。下九流出身而位极人臣，让人瞠目不已。事实上，贪污是官僚们的日常工作，金钱实际上已取代了一切价值标准，社会正义被统治阶层远远抛开，到处是暴富和赤贫的强烈对比。
　　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破了北京，朱由检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尊贵的生命。之后的十几年间，什么福王、潞王、唐王、鲁王、桂王等等一个个被留着辫子的满洲人杀死。
　　祖爷爷朱元璋躺在高大孝陵幽深的地宫中难看地哭了！
　　不管是《皇明祖训》还是《资世通训》，都贯穿一个主旨，当今圣上朱元璋是大明国最聪明睿智的人，他不仅能创造一个庞大的帝国，还能用遗训这种制度使它绵延万年!
　　和朱元璋有着相同遭遇的还有他的前辈汉高祖刘邦。刘邦和朱元璋都祖籍沛县，后来的家乡也同属淮河流域，相距不远；身世、秉性相似，都是从社会最底层发迹的，都有着流氓气质。高祖十二年（前１９５）春天，刘邦自感去日无多，决定采用订立盟誓的方法，来保证刘氏江山长治久安。于是选定黄道吉日，诏令文武大臣来到太庙祭祀。当着大家的面，命人宰杀了一匹白马，温热的马血倾入酒坛，文武大臣及吕后每人一杯，刘邦率先举杯，庄严盟誓：“此后非刘氏不得封王，非有功不得封侯，如违此约，天下共击之！”在古代，盟誓是十分庄重和有约束力的。当年，刘邦就去世了。他死后七年，他的儿子汉惠帝刘盈也在忧惧之中死去，年仅二十四岁。第二年，刘邦的老婆吕后就开始大封诸吕为王侯，封吕台、吕嘉、吕产（后又封为梁王）为吕王，吕禄先被封为武信侯，后又被封为赵王，吕通先被封为东平侯，后又被封为燕王，她的妹妹吕�为临光侯、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吕庄为东平侯等等。在封姓吕的为王侯的同时，吕后还大杀刘氏诸王。刘邦万万没有想到，连他自己的老婆也靠不住。吕后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同样担心诸吕的安危，就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北军；吕王吕产统领南军。吕后还告诫吕禄、吕产说：“高帝平定天下后，曾和大臣们立下誓约，说：‘不是刘氏子弟却称王的，天下共同诛讨他。’现在吕家的人被封为王，大臣们心中不平。我如果死了，皇帝年轻，大臣们恐怕要作乱。你们一定要握住兵仅，保卫皇宫，千万不要为我送丧，不要被人所制服。”布置得如此严密，但在她死后不到一个月，陈平、周勃把诸吕杀了个精光。
　　精力过人的朱元璋处心积虑设计的一套应该行之有效的办法统统失灵了，等来的是闯王大军和满洲铁骑。为什么结果和期望值相差这么大呢？这也是传统历史学家的困惑。他们只会用“气数已尽”之类模棱两可的鬼话来自我作注。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朱元璋的制度有很多先天的不足。首先，这套制度是予智予雄的朱元璋的一厢情愿。要众人都普遍遵守的制度必须是集思广益的结果，而朱元璋则是逞一己之智，用诸葛亮锦囊式的诡计来规范后世。其次，这套制度是个封闭的系统，形成之时，也就是僵化之日。作为祖宗之法，没有修订、完善的机制，没有升级程序。其三，制度制定的动机是为一己之私，保朱家江山万万年。对皇帝的要求是乾纲独断，大权独揽；对臣子的要求是忠顺纯孝，甘为奴才，形成一种集权政治。皇帝的贤与不肖、智与愚、健康与羸弱，都直接关系国家的同项指标情况。皇帝精明能干则国力强盛，如永乐；皇帝昏聩庸劣则国力衰弱，如万历。亿万斯民盼来的一国之君是由上帝掷骰子决定的。肥胖症患者（洪熙）、有恋母倾向者（成化）、多动症少年（正德）、道教的痴迷者（嘉靖）、同性恋加吸毒者加贪财狂（万历）、半文盲（泰昌、天启）、木匠爱好者（天启）、怀疑狂（崇祯）相继成为皇帝，统治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其四，在人治的专制政体中，制度化就意味着僵化，去制度化就会陷入混乱，不管你设计的制度如何周全，都会出现捉襟见肘、进退失据的窘境。为了保证皇位的有序、和平更替，规定立嫡以长，使得选择皇帝的余地大大缩小。若立贤，轻者骨肉相残、祸起萧墙，重则爆发内战、国家分裂。其五，制度订得再周密，也约束不住皇帝，因为皇帝是万乘之尊，口含天宪，言出法随。朱元璋爷爷可以乾纲独断，制定规矩，孙子重孙子皇帝也可以乾纲独断，不遵守规矩。或者是挂羊头卖狗肉，如，明朝的宫中二十四衙门，是“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设立的，是与内阁并行的“行政机构”，在某种程度上还高于内阁，但皇帝并不承认，两次编纂的《大明会典》不置一词。说来说去，它的前提是皇帝都是英明的。比如，它规定有言设丞相的处死，皇帝自然不会有此提议，就是提议了，谁去执法杀天子？所以，限制的还是大臣。
　　这个问题困扰着一代一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他们在困局中左冲右突，难以破局，被无情的历史规律击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鉴于周王朝诸侯割据，王室衰微，以致灭亡的教训，不再分封诸侯，实行郡县制，可仍然是二世而亡。刘邦建汉，吸取秦始皇的教训，分封子侄为王，分镇四方，拱卫朝廷，等到孙子汉景帝刘启在位时，七国就造起反来了，险些倾覆汉社。晋武帝司马炎篡了魏国，吸取魏禁锢诸王，帝室孤立的教训，大封诸王。他死后，八王作乱，两个皇帝被戎狄所俘，西晋亡了。宋太祖赵匡胤代周建宋，鉴于唐、五代军阀割据，杯酒释兵权，漂漂亮亮地彻底解除几百年来的藩镇问题，加强了中央的控制力量，带来的却是冗兵冗将，在对外战争中败绩连连，最后亡于外敌入侵。南宋仍承其衣钵，结果是殊途同归。这些开国的帝王们亲身经历了王朝更迭，对前朝的弊政有着深深地体会，也有改革的勇气和实践的行动，可是，不是左，就是右，进退失据，捉襟见肘。
　　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讲到王朝兴亡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他忧虑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但最终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当时和他对话的毛泽东就很乐观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听了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十分高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毛泽东说得很好，看得也透。民主确是一个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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