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乐美》：伦敦的禁演:伦敦禁猪肉
时间：2019-02-07 05:27:5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881年圣诞节的前夜，奥斯卡・王尔德登上“亚利桑那号”邮轮，赴美国和加拿大讲学，宣传他的美学主张；于1882年1月2日抵达纽约港口。“他一靠岸便对海关官员讲：‘我唯一须要申报的就是我的天才，别的还有什么呢？’此语一出便使他引人注目，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热烈的议论和争辩。”
以他罕有的天才，王尔德的确有他自负的理由。但王尔德也并不无视一切，他也尊重他人的天才。三年前，即1879年，当萨拉・伯恩哈特来伦敦访问，王尔德前往码头迎接她时，把一大抱百合花撒落在她的脚下；以后也一直与她保持良好的友谊。这是因为伯恩哈特是一位让王尔德觉得值得尊重的天才人物。
萨拉・伯恩哈特（1844～1923）生于法国巴黎，原名亨里埃特－罗西娜・贝尔纳，是一个私生女。父亲爱德华・伯恩哈德是一个穷苦的大学生，母亲朱丽・凡・哈德则是在巴黎颇有声望的一位荷兰高级名妓。
萨拉小时曾想做一个修女，但1858年十四岁那年被送入公立的戏剧表演学院。不多久，她的表演技巧便使教她的老师们感到吃惊。1862年离开学院后，凭着她母亲的情人、第二帝国时期的政治和社会领袖、拿破仑三世同母异父的兄弟莫尔尼公爵的关系，她进了国家剧团法兰西喜剧院做一名见习演员。在此期间，她曾三次登台，却都未能引起剧评家们的注意，而且其他方面也出现过一些麻烦。
萨拉・伯恩哈特第一次令人瞩目的成功是与奥德翁剧院订下合同之后的第三年，即1868年出演法国小说家和剧作家大仲马的《凯恩》中的安娜・丹比一角。在奥德翁剧院的最大成功则是1869年在青年剧作家弗朗索瓦・科佩的独幕诗剧《过路人》中扮演游吟诗人札那托。后来因拿破仑三世亲点此剧，她再次扮演这个角色。
1872年，萨拉回到法兰西喜剧院。在那里，她最成功的表演之一是扮演伏尔泰《萨伊》中的同名人物；最后，她终于有机会在让・拉辛的《费德尔》中担任剧名女主角，使剧评家们改变了以往对她的看法，为她写出了热情洋溢的评论；萨拉在维克多・雨果的名剧《爱尔那尼》中塑造的多娜・索尔一角，据说使剧作家本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在1878年出演威廉・莎士比亚《奥瑟罗》中的苔丝德蒙娜之后，萨拉・伯恩哈特随法兰西喜剧院于1879～1880年去伦敦。她主演《费德尔》第二幕获得很大的成功。在此之后，她就一步步建立起国际性的声望。
这是必然的。萨拉・伯恩哈特有一张白皙的脸，一头红色的鬈发，容貌娇好；她嗓子甜美，动作优雅，内心充满激情；她能极好地感受剧作的内在意蕴，再缓缓地以清晰而精致的吐字、优美而银铃般的迷人的声音表达出来。她因饰演雨果《吕伊・布拉斯》一剧中的王后玛丽娅，被雨果誉为“金嗓子”，自此，她这“金嗓子”的美名就被广泛接受；人们甚至称她是“天赐的萨拉”。
1880年，已是声誉赫赫的萨拉・伯恩哈特组建起她自己的旅行剧团，并很快就成为一位国际性的偶像。她相当有规律地去英国演出，并把她的巡回演出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和美国、加拿大。
以艺名亨利・欧文而闻名的约翰・亨利・布罗德里布（1838～1905）是英国最著名的演员之一。
欧文初期参加英国北部的一家固定剧团当配角演员去各地旅行演出时，三年里在三百三十部戏剧中饰演过四百多个不同的角色，包括莎士比亚的大部分保留剧目。成名后，欧文于1878年成为著名的伦敦兰心剧院的租赁人和经理，并在身边建立起一个忠实于他的剧团。他对剧团的演出，别说是对演员的要求，连细节都异常关注。他不惜代价讲究布景和服装，并雇请英国最优秀的舞台设计师和音乐师，还聘用了著名女演员爱伦・特里（1847～1928）。从1878年开始，他本人还与爱伦・特里持续了长达二十四年的合作，由他和爱伦・特里扮演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和奥菲利娅、《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和波希霞等角色，被认为是珠联璧合的典范。由于欧文为英国的舞台戏剧做出巨大的贡献，1895年，维多利亚女王为他授爵士位。他是演剧界第一个获得爵士封号的演员。
欧文经常以举办午餐会等形式邀请演员、剧作家、剧评家，作为联络感情的方式。在一次萨拉・伯恩哈特也参加的这种聚会上，欧文邀请王尔德为这位法国女演员写一出用她的母语――法语演出的戏。王尔德说，他心中已经有一个要为她而写的题材了。王尔德指的就是莎乐美的故事。在王尔德看来，萨拉着装艳丽夺目，长期在国外生活，接受放荡的性传统，私生活上也出现过一些丑闻，如女作家玛丽・科隆比埃在1883年的《萨拉・巴尔尼姆回忆录》中写到一些离奇生活，与野兽嬉戏啦，睡进棺材啦，当然还有情夫什么的，都是尽人皆知的绯闻，虽然其中不少是纯属杜撰。王尔德曾在《费德尔致萨拉・伯恩哈特》一诗中这样称颂萨拉・伯恩哈特：“定显得寡味而虚幻，这世俗凡尘／你这样的人物只该在佛罗伦萨与／米兰多拉交谈，或在学园漫步／走进园里那片清凉的橄榄林……”
在王尔德的心目中，觉得萨拉・伯恩哈特是扮演莎乐美的最合适的人选。对此，学者让・保罗・里基尔评论说：伯恩哈特本身的强有力、影响深远的个性，有助于观众解除理解剧本上的困惑：可以设想，观众看莎乐美时，他们看到的不仅是王尔德的人物，还有以往的作家、艺术家的莎乐美，以及伯恩哈特的个性。
于是在欧文的午餐会结束后的那个晚上，他们就开始研究起莎乐美的个性特征和生理特征；不过对于在舞台上萨拉・伯恩哈特是否应像夜一样的黑、像银色的月亮，像一条古怪而有毒的绿蜥蜴，发生激烈的争论。最后，剧作家和演员取得一致，让莎乐美的头发以蓝色来表现。
但是该剧五年里都未能得以演出。
《莎乐美》于1892年6月开始在伦敦皇家剧院排练，萨拉・伯恩哈特饰演莎乐美，阿伯特・达曼特饰希律，格雷厄姆・罗伯逊设计服装。一切看起来都非常好，不但是萨拉的表演，连莎乐美的服装都异常不同凡响。可是到了６月底，排练正进行得火热，在即将上演的“最后一分钟”，立法机构下议院议员张伯伦爵士（1863～1937）指控剧作“一半是圣经，一半是黄色”，下令禁演。“黄色”说的是剧中莎乐美的舞蹈和疯狂的吻；而“圣经”，是因为一项古老的法律禁止将《圣经》中的人物搬上舞台――这指的是清教徒在十六世纪时制定的法律；不过这禁令也可能是针对剧中的性激情的。《纽约时报》报道说：
伦敦演出季开场了。奥斯卡・王尔德的独幕剧《莎乐美》被禁止在伦敦上演。萨拉・伯恩哈特小姐要穿的服装有两部分：掩盖在飘动的长袍服里的是质地极佳的黄金织物，造价每码十二英镑。这件金的服饰上面，都绣有一大朵一大朵淡蓝色和橙红色的花，花朵的中心是圆润的珍珠，边缘以金丝勾勒。金服外比较短一些的那件黄色的鲜艳的丝织礼袍，也饰以一朵一朵中央嵌有宝石的大花。伯恩哈特小姐特别赏识这一极为丰富多彩的设计，她演出时大概不曾有过这种不同寻常的昂贵的服饰了。
下议院为英国两院制中的立法机构，上议院极少搁置下议院通过的法律，英国国王也几乎是自动地同意下院所通过的法案，因此下院被认为是大不列颠的有效的立法权威。不过虽说是张伯伦颁发的戏剧许可证、“下令”禁演《莎乐美》，实际上干此事的是一个小职员爱德华・皮戈特，他当时任张伯伦爵士的戏剧检察官。对此，王尔德在给友人的信中愤怒地抨击说，“审查官拒绝上演我的悲剧是立委基于他不能上演《圣经》题材的愚蠢庸俗的规定”；而皮戈特是为了“迎合英国人民对于平庸和虚伪的需要，准许每一出低级笑剧和平庸的情节剧上演。他甚至允许舞台用来讽刺艺术家的性格。在他禁演《莎乐美》的同时，他准许一出对《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的滑稽模仿的戏上演”。王尔德这里指的是1892年5月19日在喜剧院上演的音乐剧《诗人与木偶》，其中一个演员扮成王尔德，将王尔德戏仿为“诗人”，模仿他的声音和举止，进行讽刺。基于种种情形，大戏剧家萧伯纳把皮戈特描写为是“一本活的、平庸的、狭隘的偏见手册”。
王尔德非常感激萧伯纳对他的同情和支持，在给他的一封信中称赞他“写可笑的舞台审查制度的文章非常出色而机智”，在英国这个“知识迷雾笼罩的国度，你为净化空气做了很大贡献”；他也感谢“除乔治・伯纳・萧之外，唯一一位站在我一边反对审查制度的著名评论家”威廉・阿彻（1856～1924）。这位苏格兰的批评家和剧作家曾在1892年致函《蓓尔美尔公报》对此表示抗议。
《蓓尔美尔公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晚报，由出版商乔治・史密斯创办于1865年，他的基本思路一是摘要各家晨报上新闻，同时还就政治和社会问题发表重要文章，1892年至1896年在亨利・克鲁斯特主持期间，乔治・罗斯金、王尔德、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拉迪亚德・吉普林等都是它的撰稿人。阿彻的这封抗议禁演《莎乐美》的信件发表在这年7月1日的《蓓尔美尔公报》上，全文如下：
先生，自从奥斯卡・王尔德先生两周前告诉我，《莎乐美》一剧已被萨拉・伯恩哈特夫人接受后，我就一直以某种恶意的欣喜之情盼望着那个了不起的不负责任者会不可避免地禁演此剧。尽管那位绅士以及他的前任过去的功绩十分离奇，但没有哪次比目前事态中的审查纪录更稀奇古怪的了。这是一件严肃的艺术作品，我们时代最杰出的女演员已接受了它并对它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排练。就在此戏作者的人格夜复一夜遭到嘲笑时，它却在公众舞台上被断然禁止，一贯正确的法令居然完全准允此事。但王尔德先生逃离一个依靠英国剧作者的倾轧和冷漠而生存的暴政并不体面。巴黎并不特别需要王尔德先生。那里他将成为众多天才中的一员，而且身体又不好，还多多少少得使用一种后天的方言。我不知道有什么人用一种并非母语的活生生的语言创造出最高艺术水平的作品。而在这里，情况截然不同，王尔德先生的才华却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需要他的才华，我们赞赏他的才华――我们中任何懂得艺术欣赏的人都会如此。我们尤其需要他帮助我们将艺术从不负责任的官僚愚蠢的干预中解放出来。一旦英国戏剧获得某种类似于理性的男子气概的东西时，那么审查制度的寿命就不会太长了。然而如果天才们和敌人第一次交锋后，就“屈服于寻求另一民族的诱惑”，艺术又怎能获得这种男子气概？“除了诱惑，我什么都能抵制”，达林顿勋爵在《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说道。但这一个案属于例外中的例外。一个像王尔德先生这样的人，怯懦行为的诱惑不该是不可抵制的。
您恭顺的仆人〓威廉・阿彻
后来，阿彻又一如既往地支持王尔德。如王尔德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1893年4月19日开始上演后，阿彻在4月26日的《世界报》上发表评论，说“有关奥斯卡・王尔德先生剧作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它必须被放在英国戏剧的最高水平上，而且在英国戏剧中独领风骚。无论在智力上、在艺术竞争上还是在戏剧直觉上，王尔德先生在戏剧界的同行都无人可与他匹敌”。
对阿彻这次为他辩护，王尔德当然表示感激，感激他“很礼貌地、大度地承认我的作品，而且对在英国戏剧方面存在的可鄙的官僚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但同时王尔德对自己的剧作《莎乐美》和对伯恩哈特的演出，也都具有充分的信心，他相信，无论是禁演，甚至遭到有影响的《泰晤士报》上的评论抨击，都不能削弱他这个作品的价值。
1893年2月23日《泰晤士报》的评论是这样说的：
这是一出为萨拉・伯恩哈特夫人写的戏，张伯伦勋爵为此禁止该戏在本国上演。这出戏血腥，残忍，病态，稀奇古怪，令人作呕，而且由于在一些背离神圣的情景中采用《圣经》语言而极为令人作呕。它倒适合于伯恩哈特夫人这位戏剧天才某些不太引人注目的阶段，而且某些部分写得很刚健。总的来说，它显示了王尔德先生掌握法语的本领，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开头几场听起来就像奥伦道夫的一次练习。
评论中说的“伯恩哈特夫人这位戏剧天才某些不太引人注目的阶段”一句，意思不太直白，想必是暗示伯恩哈特夫人某些私生活上的事。
王尔德根本不顾这一切，他给《泰晤士报》写信，对这篇评论作了有力的回击。他首先说道，评论关于他法语掌握方面的肯定，“引不起我的兴趣”；重要的是他要更正评论中的“一个错误说法”。他声称：“事实是现在还活着的任何舞台上的最伟大的悲剧女演员都在我的剧作中看到了美，她（伯恩哈特）急于将它表现出来，自己当女主角，将她性格的魅力赋予整首诗，将她长笛一样动听的声音赋予我的作品――这当然而且永远是我的自豪和快乐的一个源泉……”他又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剧作的信念，说“《莎乐美》的趣味和价值不在于它被一个愚蠢的官僚禁止，而是它是一个艺术家写的。作品的悲剧美造就了作品的价值和趣味，并非审查官的无知和粗鲁的恶劣行为”。
不过作品竟遭到禁演，的确也深重地伤害了剧作家的心灵。王尔德对祖国如此没有自由感到非常失望。在7月前往德国洪堡就医时，他曾不止一次接受《高卢人》、《巴黎回声》和《蓓尔美尔公报》的采访，宣称要离开伦敦去法国，认为在自由的法国，他的艺术作品能够得以上演。“巴黎是个活跃的艺术中心，宗教剧经常在那里演出。”“我高兴地期待着看到伯恩哈特夫人在巴黎演我的戏。”只不过这可要等到1896年，这年的2月11日，《莎乐美》在巴黎的劳动剧院上演，仍由萨拉・伯恩哈特担纲主演，虽然剧作家的法文剧本早在1893年2月22日由独立艺术出版社在巴黎出版。而在因“检察官不禁止《莎乐美》出版，却禁止它上演”的这段心烦意乱的时期里，“或许是为了自我安慰，他（王尔德）像莎乐美那样穿着起来”，也就是人们看到的所谓向日葵和孔雀翎织成的“奇装异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