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贸易与中国近代化_中国茶叶贸易

　　曾经鼎盛一时的天朝大国中国没有能够逃脱被列强奴役的命运。英国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此后，中国沦落为列强势力范围下的半殖民地，国力迅速衰落。列强通过对中国实施半殖民地政策，疯狂地榨取了中国的社会财富，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经济，破坏了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东方物产给欧洲带来的一个重要的新需求是茶叶。大航海从美洲和亚洲给欧洲带来了玉米、大米、土豆、茶叶等过去欧洲没有的食品和饮料。这些食品和饮料的进口和引进改变了欧洲的饮食结构，其中茶叶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贸易商品。在茶叶原产地中国很早以前就形成了饮茶的习惯。虽然早在宋代茶叶就从中国传到日本，但是在大航海时代，世界主要的茶叶产地仍然局限在中国。欧洲过去虽然没有饮茶的习惯，但是由于茶叶中的成分非常有益于以肉食为主的饮食习惯，茶叶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很快大为流行，成为了该国的国民饮料。
　　然而茶叶也给十八世纪的英国带来了大难题。由于茶叶的主要生产地只限于中国，中国掌握了茶叶贸易价格决定权，昂贵的价格使英国需要支付巨额的贵金属购买茶叶。由于当时英国在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丝绸、棉制品和陶瓷器等的同时，本国产品却在中国找不到销路，为此英国的对中贸易陷入了结构性的巨额逆差。
　　对中贸易的巨大赤字使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每年需要向中国支付大量白银，大量白银的持续流出最终给英国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然而英国人的生活中已经不能离开茶叶。
　　为了贩卖英国产的毛织品，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在十七世纪后期来到中国，但是与其期待相反，毛织品在中国没有能够找到销路。然而英国的对华贸易此后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茶叶在英国引发了旺盛的需求。
　　生活在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生活中离不开茶叶，因为茶叶的成分对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来说，能够促进消化、补充维他命。因此在中国，茶、马贸易一直是维系农耕地带与游牧地带最重要的经济纽带。
　　茶叶最先由荷兰东印度公司于十七世纪初贩卖到欧洲，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茶叶出现在伦敦市场并开始上税。像生活在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一样，茶叶很快成为以肉食为主的英国人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必需品，饮茶在英国迅速成为了一种时尚，成为国民饮料。
　　欧洲各国原本大都拥有各自的国民饮料，比如法国、意大利是葡萄酒，德国是啤酒，但是恰好英国却没有自己原本的国民饮料。此外，欧洲各国的水质大多不好，不适合沏茶，然而英国的水质较好，比较适合沏茶，种种偶然使得饮茶在英国迅速普及。
　　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到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从中国出口到欧洲茶叶的总量达十万担左右，到1783年出口总量上升到二十四万担。其中大部分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进口，或者由其他国家的东印度公司进口，再辗转到英国。1784年8月英国制定了“减税法令”，取消了对茶叶征收的各项附加税，规定只征收百分之十二点五的单一税，欧洲最大消费国对茶叶的减税进一步扩大了茶叶在英国的普及。到1800年欧洲进口茶叶总量达到近三十万担，其中英国所占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十七。鸦片战争前夕的1834至1838年中国每年出口茶叶的数量更是多达四十五万担，茶叶成为这一时期世界贸易中最大的单项贸易品目。
　　饮茶在英国的普及带来了“饮料革命”，改善了英国人的饮食质量，但同时也带来了经济上的巨大麻烦。因为茶叶的原产地在中国，虽说在英国已经普及了饮茶文化，但当时却并没有一个英国人见到过茶树。更不要说英国的气候不适宜生产茶叶。也就是说，英国把不是自己国家生产的、也不可能在自己国家生产的茶叶，普及成了国民饮料。为此，英国需要向中国长期、大量地购买茶叶，而且茶叶贸易的价格决定权还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在十八世纪，英国人除了茶叶以外还需要从中国购买丝绸、瓷器等工业制品，但是在中国能够行销的英国制品只有钟表。然而钟表只是有钱人的奢侈品，在中国并没有形成很大的市场。因此，中英贸易出现了长时间的、结构性的不平衡，英国不可避免地成对华贸易的赤字国。为了支付对华贸易的结构性赤字，巨额白银源源不断地从英国流向中国。
　　美洲新大陆流入欧洲的大量白银，曾经导致白银流通过剩在欧洲造成通货膨胀，但是对华贸易的巨额赤字，使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到十八世纪末期。白银的大量流出在欧洲甚至造成了因白银短缺而引起的财政危机。对华贸易的巨额赤字在十八世纪困扰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一个重大经济课题。
　　茶叶贸易的扩大不仅给英国带来了巨额贸易赤字，同时也使英国对其茶叶贸易的稳定产生了不安。
　　为终结三十年战争，1648年欧洲各国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此后在欧洲确立了以条约来规范两国或者多国间关系的国际关系体系，也就是所谓国际关系的条约体系。随着从中国进口茶叶的数量增大，英国政府对于没有与中国缔结任何条约来保证茶叶贸易的持续越来越感到不安。1793年7月英国政府派出的乔治・马戛尔尼使团抵达中国，马戛尔尼使团的来华目的是为了与中国签订条约以确保茶叶贸易的稳定。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与条约体系完全不同的对外关系体系：朝贡体系。中国的王朝与周边国家通过朝贡和册封形成了一个宗主国和属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体系。属国的君主向中国定期地派遣朝贡使节，献纳朝贡品。对此中国皇帝回赐朝贡国君主中国的物产，同时允许朝贡国与中国进行一定的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体制被称之“朝贡贸易”。
　　以缔结条约为目的来华的马戛尔尼使团被视为对朝贡体系的挑战。与朝贡使节一样，在热河行宫晋见乾隆皇帝时该使团被要求行“三跪九叩”之礼。由于马戛尔尼拒绝，使节团与清政府之间发生了争执。最后在乾隆皇帝显示的“大度”之下，妥协为马戛尔尼对乾隆皇帝行单膝下跪礼，免去了叩头礼，才得以实现1793年9月14日的晋见。关于晋见礼仪的争执实际上是条约体系与朝贡体系之间两种不同性质的国际关系体系对立的象征。虽然实现了晋见，马戛尔尼还是没有能够达到与中国缔结条约的目的。
　　1816年英国向中国派遣了第二次使节团，也就是所谓的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1773―1857)使节团。由于阿美士德拒绝对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而嘉庆皇帝又没能出示乾隆皇帝般的“大度”，阿美士德使节团最终没有能够晋见到嘉庆皇帝，缔结条约更是无从谈起。两个不同性质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对立使得存在着巨大贸易交往的中英两国之间无法对话。
　　英国在亚洲的初期贸易主要是从印度进口棉织品，从中国进口茶叶。印度的棉织品和中国的茶叶给英国带来了“生活革命”，提高了英国人的生活质量，饮茶和穿棉织服装成为当时英国人值得骄傲的生活模式的象征。然而英国需要为此向中国和印度支付大量白银，棉织品的进口同时也给英国的毛织品产 业带来了巨大冲击。
　　产业革命不仅一举解决了印度棉织品对英国产业的冲击，还使英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过去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印度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但是产业革命并没有消解英国的对华贸易巨额赤字。英国人为了改变茶叶贸易上所处的不利地位，采取了两个方略：一是通过在殖民地印度栽培鸦片并走私出口中国，由此获取暴利来补偿茶叶贸易的逆差；二是企图在印度等殖民地栽培茶叶，解除从中国进口茶叶的压力。
　　在爪哇岛很早就有吸鸦片的习惯，十七世纪中叶通过与爪哇岛同样被荷兰人占领的台湾，吸鸦片的习俗传人福建省和广东省。
　　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中叶的一个世纪，向中国走私出口鸦片的不是英国人而是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从印度西海岸的葡萄牙殖民港果阿将印度中部生产的鸦片运往澳门，再转卖到中国。在这一个世纪里，每年大约有两百箱左右的鸦片流入中国，每一箱鸦片约为六十公斤，相当于一百名鸦片吸食者一年所吸食的鸦片数量，由此可以推算当时中国存在有两万人左右的鸦片吸食者，主要集中在以福建和广东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
　　随着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统治的加强，该公司不仅每年需要向英国本国送回大量资金，同时还必须负担英国派来的军队和行政人员的费用。但是从殖民后的印度向英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棉花和砂糖都销路不好，因为当时棉花和砂糖已经能够从美国南部、埃及以及西印度群岛进口，而且价格低廉。到1820年以后，这些商品在英国的贩卖价格竟低于在印度的采购价格，东印度公司印度商品的出口贸易陷入赤字。与此相反，该公司的中国贸易却繁盛非常，特别是从中国购买的茶叶在英国能够高价行销。为此东印度公司把需要从印度送往本国的资金迂回到中国采购茶叶，运回英国高价出售，这条路径成为东印度公司增加收入的黄金贸易渠道。
　　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为了解决对华贸易的巨额赤字和增加印度经营的收益，英国东印度公司组织向中国走私印度生产的鸦片。
　　鉴于当时清朝政府禁止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害怕直接走私鸦片会对茶叶贸易产生不良影响，采取了通过散商(country trader)向中国走私出口鸦片的方式。所谓散商是指从东印度公司获取了在亚洲进行贸易许可的英国和印度的商人，这些商人只能从事好望角和红海以东的贸易，不能进行英国本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直接贸易。散商从印度将鸦片和棉花贩卖到中国，虽然赚取了大量白银，但是东印度公司却禁止让他们染指茶叶贸易，因此散商手中存有大量的白银，对此东印度公司的广东财务局在广州对散商签发汇票，散商通过购买东印度公司在广东签发的汇票可以在印度支取现金，免去了携带大量现金的不便。但是这里要说明的是东印度公司广东财务局对散商所签发的汇票只能在印度才能兑现。对东印度公司而言，利用散商购买汇票的白银可以支付从中国购买茶叶的费用，而茶叶运到英国后又能获利甚丰。走私鸦片的散商变相地为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提供了丰厚的资金。由此英国的对华贸易形成了三角贸易体系：由散商从印度向中国走私鸦片，由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向英国出口茶叶，再从英国向印度倾销棉织品。
　　对英国而言，鸦片贸易是一个一石二鸟的方略，它既可以弥补对华茶叶贸易产生的巨额赤字，又可以给失去了棉纺工业的印度带来经济上的补偿，减轻殖民印度的成本。但是，鸦片贸易的增大，却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
　　十八世纪末每年流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约四千箱，相当于四十万鸦片吸毒者的年消费量。但是，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英国外相在给他的训令中却明确指示：“如果中方要求禁止出口鸦片，接受中国的要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开拓在其他地区的鸦片贩卖市场。”这表明当时英国为了确保茶叶贸易的稳定已经做出了停止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决断，同时也意味着英国不愿意放弃鸦片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在放弃对华走私鸦片后需要寻找新的贩卖市场，而且也认为能够找到四千箱规模的替代市场。但遗憾的是中国虽然执拗地要求马戛尔尼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却没有提出禁止英国商人向中国走私鸦片的要求，鸦片问题没有成为当时交涉的议题。
　　英国外相的训令告诉我们英国人当时最重视的还是茶叶贸易，当然，四千箱鸦片的出口所带来的利益也不容忽视，如果失去中国的鸦片市场，必须开拓其他市场来弥补。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中英关系出现了重大转变，首先是对华鸦片走私的数量大增，中国鸦片走私进口量在1826年达到一万箱，1830年达两万箱，到鸦片战争前夕的1838年达到四万箱，相当于四百万鸦片吸毒者一年的吸食数量。中国鸦片市场的急剧扩大给英国带来的利益已经远远超过茶叶贸易，同时每年四万箱的进口量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替代的巨大市场。巨大利益已经使英国离不开对华鸦片贸易，正因为如此，才使英国不惜用武力来捍卫这种在英国本土被禁止的走私贸易。可以说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鸦片中毒状态，英国也成为了一个已经不能放弃对华鸦片走私的鸦片贸易中毒国。
　　美国对中国鸦片贸易的参与使对华鸦片走私更加猖獗。美国在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时期，被禁止与中国进行贸易，1783年美国独立以后马上开展了对华贸易。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国际金融市场在英国伦敦诞生，出现了“美国汇票”，所谓美国汇票是指以美国对英国的棉花出口作为债权发往伦敦的汇票。1830年以后美国商人将美国汇票带到中国用于购买茶叶，英国散商也通过购买美国汇票获得了向伦敦汇款的手段。
　　英国散商通过购买美国汇票从东印度公司获得了独立，成为对华贸易的主角。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中国贸易独占权被撤销，以散商为主的对华鸦片走私进入了更加猖狂的时代。
　　到1827年前后，走私进口鸦片的价值已经超过了中国茶、丝、布匹等出口的总和，中英的贸易结构发生逆转，大量白银从中国向英国倒流。
　　基于对鸦片贸易的危机感，清朝政府屡屡实施了禁止鸦片贸易的政策，但却收效不大。中国的禁烟政策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禁止鸦片走私进口的政策；一类是禁止在国内的鸦片制造、贩卖、吸食和鸦片馆经营。这两类政策在十八世纪末期以后都没有能够收到控制鸦片吸食和走私的作用，其原因在于十八世纪长期的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官僚腐败导致清朝政府的行政体制处于崩溃状态。在禁烟政策执行者的官僚和军队中鸦片盛行，官员和军队经营鸦片烟馆的现象严重，实施禁烟政策最前线的广东官员和军队更是阳奉阴违，虽然口称严查鸦片走私贸易，但在收取贿赂的前提下却默认了大规模的鸦片走私，走私一箱鸦片需要向广东官员贿赂四十美金成为当时在广东的外国人之间的常识。
　　1837年，清朝政府以强制性手段实施了全面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禁烟强硬派钦差大臣林则徐没收了贸易商人手中的鸦片，并焚销于广州虎门。
　　但是英国已经不能失去赖以改善对华贸易结构能够获取暴利的鸦片贸易了。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在 本国被禁止的鸦片贸易，派遣了庞大的舰队远征中国打响了鸦片战争。在产业革命后实力大增的英国舰队面前，几乎没有真正海军的中国不堪一击，英国舰队长驱直入，横扫整个东南沿海，所向无敌，天朝帝国在一瞬间被新兴工业国英国所击败。
　　1842年在南京，中国屈辱地签署了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向英国割让了香港，承诺了英国人强要的贸易条件。中国从此被卷入欧美列强的殖民地世界体制，国力迅速衰微，在世界生产总值中中国所占的份额从1830年的百分之二十九点八迅速下降到1860年百分之二十、1900年的百分之六点二。以鸦片战争为界。中国从东西贸易的受益者一举沦落为产业革命的受害者。由此。中国进入了苦难艰辛的近代历程。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地栽培茶叶的尝试也获得成功，中国不再是唯一的茶叶出口地。此后。中国茶叶的贸易条件急速劣化，茶叶的出口量也急剧下降。
　　清朝早期，康熙帝对于如何稳定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就确立了“西师”和“南巡”的两大战略。“西师”是指将解消曾经困扰历代王朝的来自西部少数民族的威胁作为王朝的为政要务，为了稳定西藏、新疆和蒙古，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君主多次挥师出塞，平定叛乱。“南巡”是指全力为了安抚汉族士人、安定中华经济中心之地，为此，康熙、乾隆两帝曾几下江南。
　　自古以来如何稳定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统治者的一大难题，许多王朝为少数民族的叛乱、入侵而灭亡，在这一点上清朝应该说是历代王朝中做得最成功的。基于他本身就是东部的少数民族，较容易与中国周边少数民族之间达成共鸣。同时康、雍、乾三代帝王的战争与怀柔交替的西师战略也非常有效，致使清朝成为中国历史上鲜有的一个不需要长城而又疆土辽阔的王朝。
　　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清朝在战略上意识到对中原统治的成败取决于能不能得到汉族士人的支持和能不能控制当时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江南地带。康熙六次“南巡”和乾隆的六次“南巡”为安抚江南精英、笼络人心、稳定和发展经济、沟通南北往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784年乾隆在最后一次“南巡”即将结束时发表的《南巡记》中也强调继位五十年来所做的两件大事就是“西师”和“南巡”，应该说康熙时期制定下来的“西师”和“南巡”这两大战略，通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连续性地实施，为“康乾盛世”营造了稳定的局面。
　　但是，清朝的统治者却始终没有能够针对欧洲人势力进入东方带来的机会和挑战制定出应对的战略。虽然欧洲贸易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欧洲人的东进在宗教、领土、民族等各种层面上也不断给中国造成了许多的麻烦，但是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清朝政府都没有能够认真地正视来自西方的机会与威胁。
　　鸦片战争开战以后，英国舰队在作战上准确地把握了中国防御上的弱点，避开林则徐强化了守备的广东，北上占领舟山群岛，封锁宁波和长江口，继而再北上天津威逼北京，达到了胁迫清政府免去林则徐职务的目的。此后英国人在谈判过程中为了得到与自己有利的结果，攻陷虎门炮台，相继占领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和乍浦，攻略上海以及长江与大运河交汇点的镇江，彻底地打碎了清朝政府持续战争的意志。英国之所以能够如此准确地把握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地理上的弱点进行有效的攻击，是因为早在1793年马葛尔尼使节团来华时就测量了从广东到渤海海域，经由大运河回程时又清楚地把握了大运河作为经济动脉的重要性。马葛尔尼使节团之后，英国更是不惜余力地搜集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情报，绘制了详细的中国海域图，整理了攻略据点的信息。在开战之前，英国人甚至已经制定了一整套有关战后赔款金额和政治要求的计划。
　　与此相反，中国对欧洲的形势以及其在亚洲的贸易实态却缺乏了解。林则徐应该是清朝最先认识到西方信息重要性的官员，他曾经让人将1834年在伦敦出版的《地理学百科字典》翻译成《四洲志》，让其好友魏源调查世界形势。魏源后来将收集的信息在鸦片战争后的1844年汇集成为《海国图志》出版，该书1851年流入日本，对幕府末期的日本政治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但是，清醒如林则徐者在当时属于极少数，况且林则徐、魏源等做的西方研究也极其有限，战略缺位和信息不对称使鸦片战争中的中国茫然、被动、挨打和束手无策。
　　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实施“弛海禁”政策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在这一百五十六年中享受了大航海时代东西贸易带来的巨大恩惠。但是，当时中国却把“盛世”的功劳都归功于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名君的治国有方。虽然出口带来的工商业发展已经与封建社会制度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中国既没有认真地对东西贸易进行过研究，也没有采取过促进东西贸易的政策，更没有针对东西贸易带来的中国社会变革进行过任何社会制度和社会思想的改革。
　　在欧洲各国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下所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虽然享受了巨大的利益，但却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当时世界格局的本质。十八世纪，英国从重商主义走向殖民地经营，进而走向产业革命和帝国主义发展模式，世界格局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于这一切中国一味漠然而无知。
　　自1498年达・伽马的葡萄牙舰队进入印度洋以后，东方贸易和殖民成为西方各国财富的重要来源，其东方事业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各国的国运，甚至霸权的兴衰。1600年前后，欧洲各国更是相继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作为国策公司经略东方。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欧洲人已经在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的周边经营了三百四十余年，而当时清朝政府的高层对欧洲的认识却几乎还是一张白纸。因此，当英国的发展模式发生变化而改变对华政策和行为方式时，中国的官员们无从对应，鸦片战争的爆发和惨败有着它历史的必然性。
　　然而，更可悲的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励精改革，构建顺应工商业发展的近代社会体制。
　　鸦片战争结束时。中国的总产值占世界的将近百分之三十，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自“弛海禁”政策实施一个半世纪以来，东西贸易的恩惠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存量，西方列强对中国蚕食的步伐也还有限。可以说十九世纪中国有足够的社会财富存量和经济实力，有充裕的时间来进行社会体制改革，鸦片战争更是为社会体制改革敲响了警钟。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国仍然沉醉于既存社会体制过去所造就的辉煌和巨大社会财富存量所带来的殷实。因此，虽然两次鸦片战争二度敲响了警钟，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却并没有深切地感受到社会改革的迫切性，这导致了十九世纪中国变革路径局限性。
　　与此相反，既没有社会财富存量，也没有社会制度优越感的日本却从中国在鸦片战争的惨败中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危机已迫在眉睫。因此，当1853年马休・佩里率领的美国舰队驶入日本浦贺时，日本朝野上下出现的是一片改革呼声，由此引爆的“明治维新”。虽然经历了几度内战，但这些内战所争执的都不是改不改革的问题，而是怎么改革，由谁来改革的问题。可以说，当时无论是晚期的德川幕府还是维新人士都明确地认识到了改革的迫切性。
　　在列强的蚕食下，中国的社会财富存量迅速消失，经济发展严重受阻。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所占份额已经下降到了百分之六，社会财富存量也消失殆尽。因此，甲午战争失败所造成的震荡远远超过半个世纪以前的鸦片战争，丧失了几乎所有社会财富的中国社会已经无法承受战败的摇撼。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丧失了改革的体力，帝国主义列强也加速了侵吞中国的步伐，中国陷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大动荡时期。
　　鸦片战争后十九世纪中国变革路径的局限性使二十世纪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起步于在列强围攻的赤贫之中，注定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的艰辛、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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