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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萨:用抗争抵达天堂的那个街角_略萨小说

    时间:2019-02-08 05:35:3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1936年3月28日,一名男婴诞生于秘鲁南部的亚雷基帕省的单亲家庭里,可谁也不曾想到,这名男婴在七十四年后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就是秘鲁著名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一
      
      似乎和世界上的所有伟大作家一样,略萨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犹如一幅跌宕起伏的画卷。
      就在略萨来到世上的前几个月,他的父母因为感情上的纠葛离婚,还在母亲肚子里的略萨随母亲住进了外婆家里。在略萨的童年中,父亲的缺席让他格外敏感和多愁善感,尽管他的外祖母和母亲一直骗他说“爸爸已经死了”。1937年,还只有一岁多的略萨跟母亲移居玻利维亚的科恰邦巴,这一住就是九年,直到1946年才回到鲁的皮乌拉省。
      童年对普通人来说算不了重要的记忆,但对一个作家而言,童年是他创造生命的延续。诚然,略萨在日后的创造中,并没有忽略童年的记忆,他曾动情地说:“一个小说家,最真实的自传,就是他创作的作品本身。”
      那一年,略萨十岁,他见到了父亲,让他格外意外和惊喜。四年之后,略萨被送进了位于利马的(国立)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或许是因为天生就任性敏感和不喜欢呆板的生活,略萨一进军事学校便感到浑身不自在,最终转入皮乌拉省国立圣米盖尔中学完成中学学业。
      军校生活似乎成了略萨创作的发源地。一个十四岁的男孩有着一股青春的躁动,他不满那种循规蹈矩的校园生活,他向往穿短裤的乡村生活,他读过萨特、海明威、福克纳等大作家的书,他写过情意绵绵的情书,是一个十足的校园叛逆者。
      当然,略萨开始梦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于是,写作为他那压抑的军校生活找到了突破口,他开始用笔反抗眼前的生活。他曾这样回忆说:“那时我十四、五岁,在军政府统治下的灰色利马,感到我的写作抱负如一道紧急命令,催促我写出让读者眼花缭乱的故事来。”多年之后,略萨如愿以偿地写下《城市与狗》、《绿房子》和《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等小说,向人们娓娓述说了他的伤痛记忆。
      2010年10月7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略萨,是因为“他对权力结构的解析和对个体反抗、反叛和失败的犀利描写”。这或许是对略萨大半生创作的最好总结,略萨解释说:“会编造人物和故事的早熟才能,即作家抱负的起点,它的起源是什么呢?我想答案是:反抗精神。我坚信: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表示用这样的拒绝和批评以及自己的想象和希望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的愿望。”
      显然,略萨没有糊涂,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反抗日常生活、反抗权威、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等,或许是他一生的使命。
      
      二
      
      自古诗人多情,略萨也不例外。
      1953年,略萨非常顺利地进了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主修文学与法律。可是,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小伙子竟会如痴如醉地爱一个比他大十岁的女人,而这个女人竟是他的舅妈的妹妹胡利娅。
      胡利娅是玻利维亚人,已结婚多年,可后来因被医生诊断为不育,便与丈夫离了婚。1954年,胡利娅正好来到略萨的大学所在地利马度假。她虽年长略萨十岁,但她依然美丽动人,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子浓郁的女人味,重要的是她经常带略萨散步、购物、看电影,俩人成了形影不离的情侣。
      多年之后,略萨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候我经常去鲁乔舅舅家里吃午饭或者晚饭;我记得,一天中午我从大学里出来正好赶上胡利娅到达那里正在打开行李拿东西。我认出来她那粗声大气、震耳的笑声和她那苗条的身材和修长的双腿。她跟我打招呼的时候,开了几句玩笑:天呐!你就是多丽塔的小儿子?就是那个科恰班巴爱哭的小娃娃?”姨妈的美貌和善解人意,给略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让年轻的略萨禁不住动了绮念。
      很快,略萨和姨妈的情事被家里人知道了,他们都极力反对这门亲事,正当胡利娅想退出的时候,略萨安慰说:“年龄的差异并不可怕。重要的是相爱。”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俩办了结婚手续,开始私奔。最后,他俩冲破种种牢笼,终于在一起生活。
      爱情给略萨无穷的力量,他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妻子积攒了生活费用。但这样的婚姻并不长久,胡利娅曾在结婚初期,就以一个女人的眼光看这场突如其来的婚姻:“如果你保证同我生活五年,不同另外的女人相爱,只爱我一个人,我就心满意足了。”事实证明,胡利娅是有先见之明的。
      结婚九年之后,略萨爱上了十五岁的表妹帕特里西娅。在略萨看来,帕特里西娅纯洁可爱,美丽多情,简直是一个天使。胡利娅感到不知所措,内心非常的不安。此时,已经陷于爱情漩涡中的略萨难以自拔,他向胡利娅提出了离婚的要求,他给妻子写信:“是的,我爱上了帕特里西娅,而且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也不是新闻。无论你使用什么武器,也拦不住我对她的爱。我唯一要求你的,就是放弃这早已经凋谢的婚姻。”不但如此,略萨还这样开导胡利娅:“世上并不存在爱情,爱情是一个名叫彼特拉克的意大利人和法国南方普罗旺斯省诗人臆造出来的。”
      最后,胡利娅同意离婚。宋代大诗人柳永说:“多情自古伤离别。”略萨的多情,注定他的人生在伤感中滑过泪水的痕迹,也注定这位作家在感情漩涡中纠缠不清。几年后,略萨写出了他的自传体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在书的结尾部分,他这样说道:“我和胡利娅姨妈的婚姻委实是个成功。”他似乎在为自己的婚姻辩解什么。
      
      三
      
      1958年秋,略萨大学研究生毕业,带着妻子胡利娅移居西班牙。
      生活的重压让略萨喘不过气来,他只好兼职做多种工作。在这时候,略萨开始了他的《城市与狗》的写作,他回忆说:“1958年秋天我开始写作《城市与狗》,那是在马德里一家名叫小蜗牛的酒馆,那里面向静修公园。为了编写故事,我成了孩童时期的阿尔贝托,‘美洲豹’,山里人卡卡瓦,‘奴隶’,快乐区大街上的孩子们和港湾区的邻居。少年时期,我阅读过大量凡尔纳和惊险故事书,相信过萨特关于承诺文学的主张,狼吞虎咽了马尔罗的长篇小说,无限钦佩过美国‘迷惘的一代’,尤其钦佩福克纳。我用所有这些东西揉成了《城市与狗》需要的泥巴,再加上青年时期的想象力和福楼拜的教导。这是一本给我带来许多惊喜的书,多亏它,我开始觉得自己从穿短裤时怀抱的梦想成了现实:当个作家。”
      三年之后,略萨完成他的作品,但他没有想到,出版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小说一连被多家出版社拒绝,几乎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作品,原因就在于他的名声太小。最后,在他的朋友帮助下,小说终于在塞依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这家出版社主编是西班牙诗人卡洛斯。
      略萨依然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书,他说:“在军事学校的经历,对我来说简直就像在地狱一样。”他将这段痛苦的记忆写进了《城市与狗》中。略萨笔下的“城市”是秘鲁社会,“狗”则是军校学生,青年学生阿尔贝托反抗上流社会的败坏,用文学筑成堤坝,抵抗世界的虚伪和腐败。略萨在书中写道:“从城市到狗,是一条路径,一端是人性,一端是残酷的兽性。走出军校,就好像由死到生。然而这只能是一个遗忘或逃避的过程,而不可能是消灭。”他不是虚伪者,而是一个谎言的反抗者。
      略萨的《城市与狗》出版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轰动,获得了当年西班牙“简明丛书”文学奖,并迅速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流传。但在略萨的祖国秘鲁,这部小说成了批判的对象,秘鲁军政府认为略萨小说“亵渎了伟大的军队和爱国主义感情”,下令焚烧这部小说,略萨也成了秘鲁政府批判的对象。
      秘鲁军政府越是焚烧略萨的作品,这书便传播得越快。令略萨想不到的是,《城市与狗》成了当时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四部里程碑小说之一,而他也因此成为与马尔克斯、富恩特斯、科塔萨尔并列的“爆炸文学”四大主将。从此,略萨成为了职业作家。
      多年之后,当人们问起略萨为何创作的时候,略萨说:“我是作家,同时也是公民。在拉丁美洲,许多基本的问题如公民自由、宽容、多元化的共处等都未得到解决。要拉丁美洲的作家忽略生活里的政治,根本不可能。”
      作家需要信仰,需要社会担当,一如既往地反抗社会的不正常成了略萨创作的源泉,他为自己多了留了一只眼睛,看到了社会的丑陋和虚伪。
      
      四
      
      抗争是他的底色。他用笔抗争,一如世界所有存有良知的作家。
      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曾这样说:“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略萨就是这样一位硬汉作家。
      凭着这种“不妥协”的硬汉精神,略萨越发大胆,将笔触伸到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一举创作了《英雄时代》、《教堂里的对话》、《绿房子》、《天堂之路》等发人深省的作品。他在《绿房子》里写妓院绿房子在皮乌拉人的生活和想象中引起的混乱,他在《酒吧长谈》里写一个类似奥德八年统治的独裁政权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影响的故事,他在《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里写秘鲁军方在热带雨林区驻地秘密试办性服务的故事……
      然而,创作上的成功并没有满足略萨的人生欲望,他还直接参与了政治生活,曾一度距总统宝座仅一步之遥。其实,略萨读大学时就参加秘鲁共产党组织的共产主义学习小组,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思想家的著作,并担任了指导员,还短期加入了秘鲁共产党,活跃于秘鲁共产党的外围青年组织“卡乌依德”。
      略萨成名之后,对政治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弱,而是更多地活跃于政治领域。但是,略萨的政治思想却从“左”转变为了“右”,甚至与当时拉美的著名作家马尔克斯产生了政治分歧。据说,他俩因为这个原因分道扬镳。
      1987年,略萨回到秘鲁,组织新党“民主阵线”投入政治,并在1987年8月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获推为党主席。他反对时任总统阿兰・加西亚的银行国有化等政策,主张国营企业私有化(民营化)和全面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
      文人终究是文人。1990年,秘鲁大选,略萨参与角逐秘鲁总统大位,败给了对手藤森。有人说,作家不可能成为政客,尤其像略萨这样充满梦想和纯真的作家。自此,略萨重回作家身份,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作。
      略萨说:“要设法通过我的写作参与政治。”他在回忆录《水中鱼》中反思道:“现在看来,没能获胜意味着一种精神解脱,可当时真是刺痛了我的心。”政治上的失败更加坚定了略萨的文学信仰,他依然用笔抗争社会的不正常。
      这之后,略萨用流畅的语言创作了《继母颂》、《情爱笔记》、《公羊的节日》、《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和《坏女孩的恶作剧》等作品,始终保持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本色,批判了如独裁统治、官僚腐败、贫富悬殊、阶级压迫、种族歧视、军警特务横行、党派竞争等社会现象,他也因此成为了“秘鲁良心”。
      
      五
      
      略萨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作家,他的创作始终没有离开生活,直抵生活,也为生活在虚伪和愚昧之中的人开了一扇天窗,正如他说:“没有什么比好的文学更能唤醒社会的心灵……好的文学,能唤醒人的批判性精神,创造一批更难被操纵的公民。”
      有时,好的文学是剂良药,优秀作家更是社会中的良医。略萨说:“文学是表达生活的一种方式,你无法将政治从生活中完全根除。”他的文学创作从抗争开始,最终寻找或许只是那一块小小的自由之地。2003年,略萨创作了小说《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取材于真实人物――画家高更和他的外祖母弗洛拉,他们寻找自我,寻找人类失落的天堂。
      在书中,略萨不无动情地说:“很早以前,1950年代,我在利马大学读书时,读了弗洛拉・特里斯坦的《一个贱民的漫游》,她对独立不久的共和国的描写打动了我,她讲到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讲出非常隐秘和敏感的事,也打动了我。当时我就有个模糊的想法,要为她写点什么。弗洛拉和她的外孙总是希冀着在受难的土地上寻找天堂,而天堂永远在下一个街角――乌托邦并不存在,我们达不到,可是又不能不梦想完美的社会和绝对幸福的世界,这个梦想活在人类心中,挥之不去。”
      天堂,就在另外那个街角。这或许便是作家略萨的梦想,亦或人类的明日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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