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沉重的诗 [沉重命题的诗性叙述]

　　一 　　 　　 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是文学作品永恒的创作题材。人们在享受着爱的阳光，沐浴着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时，也避免不了被各种病魔所纠缠，被不同的瘟疫所折磨。“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个王国的公民。”①生理上的病痛影响的不仅仅是肉体，它常常会影响某些社会道德伦理，会转变一个人的性情乃至生活信念。
　　一般人患病是一种不幸，而身为作家呢，却可能因疾病而收获异乎常人的生命体验。因此有人感叹：“疾病是不受欢迎的，而又是人人都能体验的基本经验之一。这个前提使下面的情况成为可能，亦即人们可以借助疾病引申涉笔一些经验和认识，这些经验和认识超越了生病这一反面基本经验。也就是说患病这一基本经验在文学中获得了超越一般经验的表达功用和意义。在文学介体即语言艺术作品中，疾病现象包含着其他意义，比它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中意义丰富得多。”②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健康状况对创作主题倾向性！择的影响，一是健康状况对文学创作技巧的影响。有些作家因为自身的健康情况直接！择有关生命、疾病的题材，例如荷尔德林精神错乱时创作的诗篇；肺结核患者卡夫卡的小说等。中国作家这方面的例子也不少：有过支气管哮喘、肺结核经历的鲁迅为我们创作了《狂人日记》《药》；患过肺病的巴金创作过《灭亡》《鱼》《寒夜》等小说。当代小说家中阿城对残疾人的生活表现出一贯的热情与关注，而肝病后的贾平凹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使《太白山记》等小说与以前的创作风格有了很大的不同③。因此，西方研究文学与疾病关系的学者认为：“一件艺术品的诞生，是否因为艺术家由于自己的疾病而产生一种扩大的、不寻常的感受能力，这种能力非显露不可。”④
　　我在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说文学与疾病的关系其实是为了引出本文所要谈论的中心――阎连科及其《丁庄梦》。笔者是在《十月》二零零六年第一期看到这部约二十万字的小说的。同期的还有莫言的《生死疲劳》。关于长篇小说《丁庄梦》，长篇小说媒介往往这样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叙写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小说，有评论家称之为中国版的《鼠疫》和《大疫年纪事》。小说以中原地区曾经发生的艾滋病蔓延为背景，着力描写一群愚昧无知的农民怎样掀起卖血的热潮；发了荒唐之财后，怎样互相攀比他们的新屋、过上他们自以为是的美好生活；等热病爆发后，又暴露出这些人身上怎样的劣根性。艾滋病是当今对人类造成最大威胁的传染疾病，关注艾滋病问题，关注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命运，乃是这部作品的主题，也是我们今天不容逃避的严峻现实。”关于这篇小说的主题我们暂且不论。我们首先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是一部关于生命健康题材的作品，是一部有关疾病的小说创作。联系到作者前几年的小说创作我们也许会发现某种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如《年月日》中先爷直面“旱灾”“蝗灾”， 进行着不屈的抗争；在《耙耧天歌》中尤四婆不惜牺牲自己去治好所有孩子的痴呆症；《日光流年》中四任村长前赴后继地寻找各种办法以求远离喉堵症，打破活不过四十岁的悲剧宿命；《受活》则是在残疾人的乌托邦中寻找精神的安慰。也就是说关注疾病、关注生命是阎连科近几年小说创作的一贯主题，因此《丁庄梦》以艾滋病为题材乃是这种关注的延续，也许并没有媒体宣扬的那般神圣，但无疑体现了作者对苦难源于良善的观照与责任感，以及源于对生命敏锐感受的独到理解。作者说其少年时期有三个崇拜，其中一个就有“生命崇拜”，并且这种崇拜“一直影响着我的写作和我对世界的看法”，“对生命的崇拜其实更多地表现在对健康的崇拜上，这与从小家里一直有病人有很大关系，姐姐、父亲加上后来自己身体的不好，会导致自己对健康的渴求和对死亡的恐惧和抗拒。”⑤童年的记忆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作者成年时的文学创作，而后天某些阶段的差强人意的身体状况又唤醒了这种深层记忆，这种生命体验自然而然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活动。
　　阎连科到底患有什么病呢？“简单地说，就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有些天生的腰椎畸形，症状是腿麻、腰痛，不能走，不能坐，不能干活，只能躺下不动。”因而长年累月只能躺在床上，将稿子夹在木板上写作，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对于读者感兴趣的为何以“丁庄梦”来命名这部小说的问题，老实的阎连科说：“‘丁’有人丁的意思，另外笔画少，好写，因为我用手写，少写一划是一划。”这样的健康状况不可能不影响到作家的创作：“身体状况会影响一个人对生命的认识，它对生命的认识肯定会不同于健康的时候。身体不健康的人可能对生命的感觉更复杂、更敏感一些。病虽然不是致命的，但对生命的韧性加强了，对生命与活着的渴望也增加了许多。一个不健康的人对生命常有一种绝望的情绪，但是，常常在绝望中会爆发出一种激情。一个人肉体的抵抗力在减弱，但是他内心的、精神上的抵抗力一定在增强。健康人可能不需要对生命有什么对抗的东西，但是，非健康人的内心可能始终处于和生命的某种东西在对抗之中。”⑥疾病、绝望、抗争、激情，这些都是阎连科的小说中的关键词，是冲击与感染读者的重要因子。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对疾病题材的！择首先是作者内在的一种精神需要，我们没有必要将其过分地经典化。
　　那么为什么！择艾滋病题材而非其他疾病题材呢？阎连科说：“毫无疑问写这部小说和因为我是河南人是分不开的。之所以要写这样一部小说，最重要的是我认为一个作家应该对社会和人类有最起码的良知和责任，当艾滋病降临到了河南时，我想我应该去记录下来人在面临灾难时，人在面对死亡时的情感历程、内心世界和他们的生存方式。”农裔作家的恋土，人文学者的良知，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些都促成了这一题材的！择。因此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描写艾滋病的小说，当然或许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正面描写这一题材的长篇小说。
　　敏感的艾滋病题材，出自名家之手的力作，这些自然而然决定了《丁庄梦》震撼性的价值影响。但“艾滋病”在这篇作品中的位置到底应该如何去理解呢？这只是一部描写艾滋病人生活的作品吗？“艾滋病似乎助长了一些不祥的意象，那些围绕某种既作为个体脆弱性的标志，又作为社会脆弱性的标志的疾病所滋生出的不祥幻象，在这一点上，它胜过了癌症，与梅毒旗鼓相当。艾滋病病毒侵入身体；而艾滋病――或者，依据这个更新版本的说法，对艾滋病的恐惧――却被描绘成对整个社会的入侵。”⑦催生了不祥幻象的艾滋病其实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隐喻，作为一种叙事修辞被作家所运用。正如作者所说：“艾滋病仅是《丁庄梦》中故事生发与展开的背景，它与真实的艾滋病人关系甚微，甚至可以说关系无几。真实的场景给我的只是一种心灵的感受，而非情节、细节的照搬挪用，所以，请每一位读者不要依据《丁庄梦》的故事、场景、情节、细节去考问艾滋病人的生活景况。《丁庄梦》所追求的是小说人物精神与灵魂上的真实，而非现实的人事和场景的相符。外在的真实永远是一栋楼房浮表的装饰，内在的真实才是那栋楼房的构架和构架组成的内在的空间。当我把生活的真实置入小说的真实时，我一定是一个依据苹果画了苹果的孩子；可当我把我心中看不见的苹果画成你们看得见的梨或核桃时，我一定是从一个孩子长大到了成年、成熟的画家。所以，我必须冒着解构自己小说的风险，告诉每一位读者和朋友，《丁庄梦》中的一切呈现，大多、绝多都是虚构的想象（除个别细节），之所以它能让许多人都误解为那个‘丁庄’就是真的艾滋村庄，那些‘丁庄’里生生死死的人们，都是真的艾滋病人，这说明了我在讲述故事与塑造人物时的努力，说明了我写作的真诚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并不说明艾滋病人和他们的环境就是我小说中写的那样。”因此从《丁庄梦》中获得的应是对生命对人性的更深层的领悟，而绝非仅仅是猎奇。
　　当我们将《丁庄梦》放入更为宏阔的文学视野中，放在正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底层写作”的文化景象之中来看时，它的出版就更显得及时且让人惊喜了。晚来的《丁庄梦》自然有缺点，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诚恳的态度与厚重的品质是弥足珍贵的。《丁庄梦》并没有成为昙花一现的宣传纪实式的官样文章，也没有因个人的私利而妄图与现实共谋并分一杯羹。长远来看，这部作品艾滋病的噱头会越来越淡，作品本身的纯粹性将会更加凸现。而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就在于作者主题把握上的独到。
　　
　　二
　　
　　关于《丁庄梦》的主题，作者倒是没有遮遮掩掩，他明白无误地说这部小说是“写一群人面临死亡时表现出来的人性内容和情感历程。在死亡面前，这些病人灵魂深处的美是超常的，丑也是我们感受不到的。我的这本小说基本把这种生活方式的差异表达出来了”。“艾滋病是一种肉体的病，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但我们心灵深处的病是人们很难感受到的。我希望通过艾滋病呈现出人们心灵的病，这种病不仅艾滋病人有，而且每个正常人都有，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看到的。”艾滋病为我们提供了灵魂观照的镜像，在这指向死亡的疾病镜像中，人性之善，之恶，之美，之丑纤毫毕现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丁庄梦》的故事其实很简单。这是一个有关瘟疫的故事。瘟疫（ｐｌａｇｕｅ）源自拉丁文ｐｌａｇａ，意思是打击、受伤，但它长期隐含着“天惩”之意，被看作是上天对个人过失、祖先犯罪、部落集体罪责的惩罚。在《丁庄梦》中这个“瘟疫”的故事是由“我”来叙述的。“我”是丁庄最大血头丁辉的儿子，十二岁那年被人用毒番茄毒死了。小说借助死者的口吻来叙述故事也许就已预示着这个故事本身的苦难特征。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有三个：“我”的爷爷丁水阳、“我”的父亲丁辉和“我”的叔叔丁亮。作者没有正面叙述人类与“热病”（艾滋病）的交锋，在小说中艾滋病只是人们各种活动的背景。围绕卖血以及艾滋病在丁庄所引起的种种是是非非才是小说所叙述的重点，重要的不是肉体的病，而是心灵的病。人性中美与丑的纠结、善与恶的交错使人不得不感叹人性的复杂。
　　身份尴尬的爷爷丁水阳在教育局领导高局长的软性威逼下，不得不动员村民放下思想包袱，走上卖血“致富”的所谓现代化道路。而他的儿子丁辉则最早创立了“丁庄血站”。卖血发财后的村民都到新街去盖楼了，因不愿意组织村民卖血而被撤职的村长也加入了自己当初不齿的卖血行列。可是由于卫生条件的缺乏以及对生命的蔑视等其他方面的原因，卖过血的人都染上了艾滋病。“丁庄是出了天大的事情，不到八百口的人，不足二百户人家的小庄子，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竟死了四十几口人。算下来，在过去的年月间，丁庄每隔十天半月都会死掉一个人，每月大约要死三个人。”“死个人像死条狗，就像死了一只蚂蚁。”“树叶一落人就不在了，灯一灭人就下了世。”爷爷因为自己曾经“替政府组织大家都到蔡县去参观，大家才开始卖了血，也才开始卖出了今天的病”。也因“全庄的热病都是因为老大（丁辉）采血染上的”，所以内心充满了原罪感，因此他将所有患热病的村民集中在学校以免感染其他人。在这个富有乌托邦色彩的城堡中人们上]了各种爱恨情仇的人性悲喜剧。丁水阳在这里也许是以人性良知的身份出现的。小说中他内心深处一直被原罪感煎熬着。这些或许从小说的开篇引用《旧约・创世纪》中“酒政的梦”“膳长的梦”和“法老的梦”三个故事中可看出端倪。正是这种原罪意识才使得他在利令智昏的世人如丁辉、贾根柱和丁跃进等面前束手无策，最后也是这种意识导致他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以求村民的宽恕。但这种原罪感我们实在是无法将其上升到人类的高度。他以及马香林等只是卑微者的一种良心存在，作者就是要想在那些被各种欲望扭曲了的灵魂面前凸现一种善良，一种人性之善。然而缺少分辨力的善良也只能是被各种欲望所强奸，最后不得不结束自己苦痛的血肉之躯。
　　“我”的父亲丁辉作为丁庄艾滋病制造者的血头，起初在民间胡乱采血，事后又盗卖政府的救济资源，最后“配阴亲”肆无忌惮地赚死人钱财，这些他都是借助了体制权力资源，与政府共谋来完成的。同时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都得到了村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国家权威话语往往借助小康富裕的现代化诉求曲解民间的意愿或者漠视村民们的合理要求。这也许是作者要表现出的事情的复杂性与荒谬性。同样的蚁辈还有偷米偷钱偷公章，争权争树争木料如贾根柱、丁跃进等。善良但有着农民劣根性的底层人民被捆绑在这架风驰电掣的现代化战车上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是愚昧吗？不是，是被各种欲望炙烤着的村民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他们为了各自的私欲，为了满足各自的欲望往死里活。
　　同样往死里活的还有丁亮和杨玲玲，但不同的是他们同时也往死里爱。两人都因卖血而感染了艾滋病。后来在全村艾滋病人集中在学校生活时，他们同病相怜，因怜生爱，因爱生欲。先是在一起偷情，被人抓住现行后，两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顾一切决定先各自离婚，然后光明正大地结婚，死了也互相做个伴。如果说他们起初的偷情还只是追求一种心灵的安慰，后来的结婚却已不仅仅是出于对各自周围歧视的反抗，而是基于真正的爱情。是爱情使他们获得了抵抗家人歧视的力量，是爱情给了他们彼此在疾病和死亡面前坦然面对的勇气。从此，别人与他们远离，疾病与他们远离，死亡也暂时与他们远离，世界就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爱情不是为了指向生的，而是指向死的，因为他们都明知自己得的是绝症，死神如影相随。“要是咱俩一道死，我这辈子就算没有白白和你睡到一张床上了。”是的，只要能够在一起就够了，死也罢活也罢，其他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牵挂的了，这是多么崇高的爱情境界！即使健康人也望尘莫及！小说里有一个细节每每想起就令人激动不已，领结婚证的那天，丁亮发烧，睡不着觉。寒冷的夜晚，赤条条的玲玲站在月亮底下，往自己的身上浇凉水。凉透了就跑进屋将发病燥热的丁亮紧紧抱着。这样反复六次，直到丁亮睡着为止。第二天杨玲玲热病上来，烧死了。苏醒过来后的丁亮也殉情而死。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两个有着乱伦冲动的青年男女]绎了一曲现代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我们能不承认这是伟大的爱情吗？这是人在临死前的一次爱的率性释放。他俩在一起亲热时彼此有一个特殊的称呼方式：一个称对方为爹，一个称对方为娘。与《坚硬如水》中高爱军和夏红梅亲热时靠乱伦称呼的犯禁冲动来诱发生理激情不同，这种完全颠倒了正常社会伦理秩序的话语此时此刻不但不显得淫乱与荒唐，而且使情感的热度上升到了沸点，使人不得不承认爱的崇高与伟大。
　　往死里活也好，往死里爱也好，在这非常的背景下上]的各种故事为读者]绎了人性的良善与卑劣，世事的复杂与荒诞。其实，在这里病只是一种隐喻，一种修辞。病既是指有形的艾滋病，也是指人们心理的疾病。人们在无处可逃的死亡面前表现出了人性最底层最原始的一面。
　　
　　三
　　
　　 当我们为作品主题的人性而叫好时，也不免心存疑虑，如此沉重的主题怎样才能更加有效地驾驭？“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鲁迅的这句话是《丁庄梦》这部中国第一部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小说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小说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作家的创作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个人的言语风格。阎连科说“语言本身是一种结构，是一种文体，不再仅仅是表达故事、情节的文字”，“语言可能永远不是小说的内容，只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表达思维的手段。”⑧创造性地运用语言是阎连科一贯的艺术追求，而到了《丁庄梦》，诗化的语言成为了作者的最爱，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意蕴悠长的语言世界，给底色凄冷的作品涂抹上了一缕似是而非的温暖的泡沫色彩。“一天的秋末，黄昏的秋末。黄昏里的落日，在豫东的平原上，因着黄昏，它就血成一团，漫天漫地红着。铺红着，就有了秋天的黄昏。秋天深了，寒也浓了。因着那寒，村街庄头，也就绝了行人。”“庄里的静，浓烈的静，绝了声息。丁庄活着，和死了一样。因为绝静，因为秋深，因为黄昏，村落萎了，人也萎了。萎缩着，日子也很着枯干，像埋在地里的尸。”作者开篇就用一唱三叹的语调引出“艾滋病”这个沉重的话题，从而为全篇奠定了一个诗意的基调，低缓、复沓的叙述以及与此相对的短句的使用，在抒情的语调里稀释了严肃的话题给人带来的压抑与沉重感。阎连科自己也说“我必须让读者在我小说中有喘息的可能和机会，如有意让紧张的故事松疏一点，我采取了散文化的写作；如通过语言的诗化来调节情节的残酷；如通过用梦境这种方式来结构和叙述故事来缓解阅读可能给人造成的窒息的感觉等等。”这种诗化的舒缓的叙述与沉重的压抑的艾滋病命题联系在一起，本身就蕴涵着巨大的艺术张力。这种举重若轻、轻描淡写的叙述将人类面临灾难时的无奈与追求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结构的处理上同样可以看出作者的别具匠心。作者将《旧约・创世纪》中“酒政的梦”、“膳长的梦”和“法老的梦”置于整部作品的篇首，并且将其单独作为第一卷。同样在小说的结尾写着“平原上一马平川的泥地里，有个女人手持柳条去泥里蘸一蘸，举起柳条甩一甩。她一甩，地上就有了好多泥人。又一蘸，再一甩，地上又有成百上千的泥人儿。”女娲创造人类的东方民间故事与西方的圣经寓言交织在一起，明显有着象征意义。这样也就使得其乡村故事的叙事有了人类普遍性的内涵，从而使其作品的精神意蕴与《年月日》《日光流年》和《受活》保持了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同时故事的展开往往依据老教师丁水阳的梦境来展开，所有有关丁辉的事情如组织卖血、卖棺材、配冥婚等都放在他的梦里来讲述，（下转第１４３页）
　　（上接第９２页）而他将病人组织起来住到学校这个乌托邦城堡的故事则被放在现实世界来叙述。现实和梦幻互相对应，互文穿插，贯穿始终。在这里梦境显然是另外一种现代性的乌托邦力量，它往往打着发家致富奔小康的旗号，包裹着个人私欲强势地楔入乡村世界，最后梦境应验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的悲剧宿命。现实的乡村，哪怕是有着乌托邦色彩的城堡，人性贪婪的弱点同样一览无余。现实和梦境里到处游荡着人性恶的阴魂，如艾滋病的死亡之约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那么，这部小说写得怎样呢？所谓写得怎样“指的是艺术表现力以及所造就的表达效果，即作品在怎样的程度上体现了难以用其他形式传达的语言艺术的力量”⑨。《丁庄梦》在驾驭一个如此沉重的主题时的举重若轻，使其彰显了极其强大的艺术表现力。在轻松中叙述沉重，在诗意中表达死亡，这些都是作者炉火纯青的创作功力的体现。评论家在评价这部小说时常常说它是一部“堪与加缪的《鼠疫》、笛福的《大疫年纪事》相媲美的力作”。阎连科本人似也比较认同这种说法，至少在心里将《丁庄梦》与加缪的《鼠疫》列为同类。然而，当我们真的将这两部作品对照起来阅读时，不得不说面对同样的疾病题材，我们的阎连科似乎显得有些小气。也许是作者过于担心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也许是为了在语言方面比《受活》等作品有明显的突破。说实话，我觉得这部作品的语言太细致了，太文学性了。回环往复，一唱三叹，齿颊生香，余韵幽幽的诗赋语言实在不能自如地承载如此厚重的话题，也就不能最好地表达作者的创作意图。也许作者在有意无意间疏忽了这到底是一部有关艾滋病的厚实制作。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说艾滋病就有了成为写作噱头的嫌疑。而加缪的《鼠疫》呢？“他对瘟疫的使用，更是象征，而不是隐喻，显得超然、节制、明智”⑩，在象征而非隐喻的《鼠疫》中直面疾病直面死亡也许能给人更大的艺术冲击力。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陈国和， 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①⑦⑩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第137页，第132页。
　　②维拉・波兰特：文学与疾病，《文艺研究》，1986（1）。
　　③金吐双：《太白山记》阅读密码，《上海文学》，1989（8）。
　　④维拉・波兰特：文学与疾病，《文艺研究》，1986（１）。
　　⑤⑥⑧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⑨刘 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文学评论》，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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