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幽默 [灰色幽默中的荒诞和温情]
时间：2019-02-11 05:33:5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通过重读《美食家》，分析其独特的幽默特征及其所蕴涵的荒诞性和温情性，显示其于当下的意义。 关键词：《美食家》幽默荒诞温情 八十年代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继五四之后又一个文学高潮，其间，各种思潮流派迭起、并峙、流变，蔚为壮观。发表于《收获》一九八三年第一期的《美食家》曾被时代的浪潮抛起，又落下，而今似乎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寻根文学变成“审根”文学之后，在先锋小说陷入形式的疲惫之后，在新写实走向庸常之后，文学不再轰轰烈烈，文学走向了边缘，走向了未知。在这样的时代重读《美食家》似乎有了点别样的意味。《美食家》曾经是被作为反思文学的一个重要作品来解读的，这样的定位使其闻名也最终使其随着反思文学的退潮而默默无闻。在我看来，如此定位未必十分恰当，陆文夫的《美食家》在思想艺术上的成就其实隐隐已然超越了一个时代。限于篇幅，本文谨就《美食家》的幽默及其蕴涵的荒诞和温情作一番简要的考察，以示其对于当下的意义。
《美食家》的幽默并不是来自于语言上的插科打诨，而主要是来自于人物的喜剧性性格与富有戏剧性、悲剧性的人生境遇。朱自治对于吃的痴迷简直令人目瞪口呆，他如闹钟般准确地天天早起是为了吃朱鸿兴的头汤面，他洗澡是为了消化，他喝酒是为了睡好觉以便第二天更好地吃，甚至为了吃而放弃了其他一切爱好，包括结婚，可是后来他和孔碧霞结婚竟然也是为了吃，甚至在饿得瘪了肚去拉南瓜时竟还不忘念叨他的吃食经。这样一个富有喜剧色彩的人物让人读来忍俊不禁，而朱自治和高小庭的戏剧性的人生经历更是让人感到既好笑又心酸。朱自治的肚子伴随着其人生的跌宕起伏而几起几落；而高小庭一辈子和朱自治对着干，可是种种改革总是每每峰回路转，结局出人意料，最后竟然落到了和朱自治一起站在居委会门口挨批斗的地步，可谓事事阴差阳错，高小庭一辈子想摆脱朱自治的阴影可是最后仍落荒而逃却竟然又从孙子身上看到了朱自治的影子。在这一连串的戏剧性遭遇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无所不在的幽默感。
幽默实际上来自距离，来自于理性。《美食家》的成就与作者的恰如其分的距离控制是分不开的。初看《美食家》，作品以第一人称叙事，“我”――高小庭――这个特定的叙事视角容易让人误以为这个“我”就是作者本人或至少是有作者本人的影子。但是，如果我们熟悉陆文夫的人生经历及其兴趣爱好，那么，我们会发现高小庭决不是代表着作者本人。陆文夫平生雅好即嗜吃、爱酒。对于吃，他很是讲究。他认为，对于一个有文化的食客来说，吃喝应当求一种境界，饮食一定要讲究环境、气氛。陆文夫也爱吃小吃，走到哪吃到哪，所谓“行万里路，尝百口鲜”，朋友称其为“玩家”“吃家”“酒仙”。他甚至在苏州开了一个酒楼，叫“老苏州酒楼”。所以，与其说高小庭身上有着更多的陆文夫的影子，不如说朱自治身上有着更多的陆文夫的影子。但是，这也决不是意味着朱自治就是作者的化身。而且高小庭这个人物形象也未必没有寄托作者的一些理性的价值判断。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两个人物形象反映了作者的两个不同的侧面。民以食为天，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生存需求，但是朱自治这样的吃法或活法，作者未必赞同，但是也不完全反对，而这些其实都体现在高小庭的改革成败中。高小庭其实是朱自治的一面镜子，反过来，朱自治也是高小庭的一面镜子。正是由于作者和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的若即若离的关系，使作品的阐释空间大为拓展，形成一种内在的张力，也使作家能够轻松自如地进行自嘲和消解，朱自治的酸腐，高小庭的尴尬，历历在目，令人发笑，又发人深省。而这种自嘲，正是精神上的一种自我超越，如果没有适当的距离把握，是很难达到这种超越、这份境界的。作家如果与人物距离过近，过多地沉浸在情绪中，是难以做到真正的幽默的。
但是，显然，《美食家》的幽默不是传统的明朗型的幽默――“传统的幽默多是明朗的，它的笑是建立在理性的优越感和胜利的心理经验基础之上”①――而是一种饱含心酸的幽默，这种自嘲的无可奈何的微笑是一种含泪的微笑，是以幽默对抗苦难的精神的尝试。在这含泪的微笑里，我们感受到了人生的荒诞和历史的嘲笑。个人，无论是朱自治们还是高小庭们，都无非是命运随意摆弄的棋子，他们谁也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们被抛在世，漂泊无根，即便如高小庭们曾经意志坚定地以主人翁的态度真诚地努力地改造这个世界，但是到头来命运却跟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高小庭以改革而得意最后又以改革而获罪：他真诚地为老百姓着想可是老百姓和店员都骂他，当他终于醒悟过来时却因为他的醒悟而被批斗，他曾极为欣赏和重用包坤年可是后来整得他最狠的就是包坤年，以至于“我总觉得包坤年握着的刀柄，有一半儿是我做成的”②，更让高小庭“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好吃的人和一个反好吃的人居然站到一起来了！文化大革命中我成了走资派，朱自治成了吸血鬼，两个人挂着牌子，一起站在居民委员会的门口请罪”③，最后还落了个“都是这个老家伙，当年拆也是他，现在隔也是他”④。我们会发现个人的努力和追求在现实中，在上帝的眼里就像笼子里的老鼠在乱窜，一切挣扎只是徒劳，甚至结果是适得其反，高小庭们的自以为是的聪明和所谓理想更是让上帝笑掉大牙。好人未必有好报，努力未必会成功，结果怎么样不是个人所能决定，个人只是大海上的一叶孤舟，一个浪过来就能把你打翻，你越聪明往往翻得越快，有时糊里糊涂却有可能幸免于难。因此，“什么都懂的丁大头也不在了，他就死在‘什么都懂’的上面，而我这个什么都似懂非懂的人却活到了今天。”⑤在这些心酸而不无自我解嘲的喃喃自语中我们感到了人生的荒寒和历史的荒诞。在这篇小说中，诚然我们能看到作者对那一段苦难历史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具有现实主义的思想意蕴，但是现在我们重新回过头来看时，会发现作品的意义并不仅于此，并不仅限于那样一个特定的时段和历史，而能扩展到整个人类的历史和人的生存境遇。这也使《美食家》超越了时代的狭隘性和限制，超越了反思文学，呈现出一种人世的荒凉和生存的苦难，引领我们进入存在主义的荒诞语境，从而也获得了现代性。
这种表现荒诞反抗荒诞的幽默很自然地让人们想起西方的黑色幽默，但是如果把这种幽默称作黑色幽默又似乎不甚确切，《美食家》所宣扬的并不是西方现代流派中流行的颓废、感伤等消极思想，而是在强调作品时空具体性的同时，具有了针砭时弊、批判现实的功能，更重要的是，作品中流露出的脉脉温情，冲淡了苦难给人带来的过于沉重的抑郁和激愤，使作品的节奏舒缓而有节制，很明显，作家的理性要强于非理性，而这不甚符合黑色幽默。鉴于作品中的温情已然把黑色洗成了灰色，就不妨称之为灰色幽默吧。在这篇小说里，有着浓重的人道主义情怀，这里并没有完全坏透的人，人们大都善良，虽也有种种缺点，并且很多人还做错了不少事，但是作者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愤懑和激动，而是采取了一种宽容的姿态，这种宽容不是像其他许多小说那样是居高临下的施舍的，而是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的，不做作，不矫情，没有经过什么所谓激烈的思想斗争，没有刻意地塑造所谓崇高的形象，都是一些普通人。这种爱和同情心缘自作为人这种社会动物的自然的本性，是不假思索的，但正由于此，也是最朴素，最真诚，最感人的。所以，在整个文本中，虽然透着荒诞和心酸，但是也不乏感动和温情。在那荒诞而饥饿的年代里，人性的热度并没有完全丧失：“我”虽然对朱自治一直很不满，但是那仅仅是对其生活习惯的不满，当朱自治可怜巴巴地乞求南瓜时，我便准备分给他一半，虽然后来由于朱自治一路上的唠叨惹怒了“我”，但是我还是分给了他三分之一；虽然朱自治“出卖”了“我”和孔碧霞，但是大家都谅解了他，因为他也是无奈的并没有恶意的，只是由于时代的荒谬和他性格的懦弱才至于此；在“我”和朱自治他们一起受批斗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恶意的，阿二的暗中帮助和众人的默许都让我们看到普通百姓的善良和朴素的道德情感；甚至最后“我”都原谅了包坤年，这种原谅不是一种故作姿态，而是在“我”参透了历史之后的一种超越，一种悲伤；还有“我”和奶奶、母亲、媳妇、丁大头等人相互间的真挚感情，朱自治和孔碧霞的感情，孔碧霞的前夫对她的援助，虽然着墨极少，但是让我们感觉到人间尚有真情在，这种偶尔流露的细微的真情比起那些所谓崇高的纯粹的轰轰烈烈的爱更加真实，更加弥久。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所以《美食家》的幽默并不尖酸刻薄，甚至也没有愤怒，有的只是善意的无奈的令人伤感的揶揄。
《美食家》的灰色幽默，一方面由于其表现了人生和历史的荒诞的一面，所以显示出了深刻，另一方面由于其流露了人类和人性的朴素温情的一面，所以让人读了既心酸又深深为之感动。纵观新时期文学，面对苦难的历史和记忆，大多作家往往沉浸其中而难以自拔，或迷茫或苦痛或愤怒，批判可谓尖锐深刻，情感可谓真诚强烈，但是往往也因此缺了点距离，而缺乏必要的距离我们很难通透和超越，于是急躁凌厉成为新时期文学之表征，此即意味着思想有余而艺术不足，亦去传统之美甚远。――鲁迅之爱《孔乙己》，众人之爱《在酒楼上》，缘其从容不迫也。――而有些又刻意躲避现实，逃避历史的残酷，在作品中构筑一个世外桃源，或遁入童年的虚幻记忆，藉此来抚慰伤痕累累的心灵，比如汪曾祺的诗性小说，虽然就艺术造诣而言可谓高矣，但是在思想上总觉得有些软弱，有些遗憾。――“他未能通过精神的洗礼超越脆弱，无法获得鲁迅式的担当黑暗、批判丑恶的力量，他只能用遮掩的方式，维持心理的平衡、态度的平和。”⑥对于历史的批判自然是应该的，必须的，对于存在主义的领悟也是深刻的，但是当我们阅读新时期小说大多往往只能感受到绝望、愤怒或迷惘、失落，只能感受到无尽的痛苦，而没有感动――因为只有苦难和荒诞，而没有了温情和人性的崇高――或者有些早期作品虽有崇高但却是虚伪的。也许在许多作家看来，所有崇高都是虚伪的，任何感动都是廉价的，但是我觉得这未免有些矫枉过正，就像存在主义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一样。实际上任何人都向往温情、感动和崇高，谁否认只能说明他的不真诚，关键是这种温情和崇高不是虚伪的做作的，我们所要批判的是捞渣被捧为英雄少年的伪崇高而不是捞渣救鲍五爷的义举（见王安忆的《小鲍庄》）。面对苦难的意义在于避免苦难珍惜温情而不是把人们引向绝望和虚无；人性的自私也不至于“他人就是地狱”，――“每个人，不管他多么自私，都或多或少会从他人那里得到快乐和利益，从而必然或多或少有爱人之心。”⑦《美食家》中的人物就是这样一些普通人，有自私的一面也有爱人的温情的一面；而现代派倾向的小说是从传统文学的理想“完人”的极端走向了彻底绝望的虚无和宣泄人性之恶的极端，这未必就更真实，更负责任，――破坏只是第一步，重建才是我们的目的。
重读《美食家》的意义就在于，在一片功利主义的丧失传统的道德失范的废墟上，在一个人失去理想、责任和信念的时代，它给予我们面对历史和现实的一种方式或姿态――既不逃避，也不颓废――这是一种真正的崇高。谨以该作品中的一段悲怆的话作结：“千千万万个像阿二爸爸这样的人……知道退是绝路，而进总是有希望的。他们所以能在当时和以后的艰难困苦中忍耐着，等待着，就是相信那样的日子会回头……”⑧
作者简介：贾怀鹏（１９７８－ ），河南师范大学讲师，文艺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美学研究。
①张华：《论＜美食家＞的荒诞品格及其生成》。
②③④⑤⑧陆文夫：《美食家》，《中篇小说选》第５７、５２、６４、６０、４７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⑥摩罗：《汪曾祺：古典的温馨和悲凉》，陈娟主编：《记忆和幻想――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第４８页，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⑦王海明：《新伦理学》第１９７页，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