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政治洁癖”]今日时事政治新闻

时间：2019-02-11 05:36:23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一个国家的文明，并不意味着它的政府没有失误。因为民主政治崇尚的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难免由于“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而出现“偏锋”的现象，何况在实施决策的过程中还会受到国内外诸多因素的牵制。所以，除少数须弹劾的重大失误，人们对政府的一些失误大多取理解、原谅、宽容的态度。但如果官员以权谋私，哪怕只是一美元，也是不能接受的。政治民主的国家要求官员进了官场，就得自我约束，就得有“政治洁癖”。
　　我的一位多年从事人大立法研究的朋友，前不久有幸参与加拿大一个“反腐惩防机制”的调研，他说的加拿大官员“白卡”制度的设计，给我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加拿大是一个廉政指数名列前茅（2009年国际排名第八）的国家，该国政府官员每人都有一张“白卡”，它始终与官员的仕途相伴。在这种“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气中，加拿大官员一旦在某时某事上失去诚信，“白卡”上出现了不良记录，不仅会黯然退出官场，而且难以在社会上立足。加拿大的“白卡”制度设计，令官员非有“政治洁癖”不可――严守道德“分界线”，远离法律“高压线”。
　　若要官场干净，先得官员手脚干净。试想：官员贪污受贿盛行，官场还会是一方“净土”么？即使是所谓的“小节”，按官员“政治洁癖”的要求，一俟被曝光，其人也是逃脱不了“下课”的命运的。兹不妨列举一二：
　　2010年7月，新西兰房屋部部长希特利被曝将两瓶酒的开销谎报为与太太参加执政党国家党会议的餐费，新西兰总理派出审计长亲自调查此事，希氏随即辞职；
　　2010年8月，韩国国务总理提名人金台镐因其妻曾以个人用途使用公车、调用政府职员做钟点工、以岳母的名义开设商铺，只得宣布辞职。
　　报销私人餐费、因私使用公车，如此司空见惯的小事，在我们看来，甭说是堂堂部长，就是区区科长也不过将它看做“小菜一碟”，何必“小题大做”？但是，在要求官员做到“政治洁癖”的廉洁国家，则要亮出“红灯”。以我简赅论之，在那些廉洁的国家，官场的公私两端犹如磁场的正负两极，是走不到一起的！
　　我注意到，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里，素来不像我们那样把官员视为“道德楷模”，有的是另类的说法：亚里士多德说官员有“人性恶”的一面，洛克比喻官员如“窃贼”偷用公权，小布什更是提出要把官员“关在笼子里”。显然，官员的“政治洁癖”绝非天生的，它是在有力且有效的监督机制下被迫形成的。没有对官员的监督，哪怕是对区区“小节”的“宽容”，也会使官员的侥幸心理、失范意念、贪婪欲望潜滋暗长，图谋私利越来越大，身陷泥淖越来越深，何以形成“政治洁癖”？
　　在我看来，廉洁国家的“零度宽容”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官员个人信息的公开化；二是舆论监督的制度化。
　　说来你也许不信，瑞典官员买房子竟要登广告：根据瑞典政府官员“不动产登记制度”，无论高官还是普通公务人员，在当地买房子都要按规定刊登广告。广告内容包括房屋所在地点、交易时间、买卖双方的姓名、交易价格、房屋面积及修建情况等等。这种广告没有任何商业目的，只是用来公开这条信息，为社会关注该官员是否坚持“政治洁癖”提供查询的渠道，绝不允许官员在购置不动产时存有一丝一毫的“猫腻”。反观我国，正是因为没有如此的“零度宽容”，官员购置房产缺少公开化制度，那些巨贪动辄数套豪宅才不再成为新闻。
　　要说我们没有监督官员的制度，那也不确。但是，在“同级监督太软，上级监督太远，群众监督太难”的情形下，监督不力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尤其是舆论监督的制度还亟待建立和完善。据中国广播网（北京）2011年1月6日透露，我国2010年总共“出台二十三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几乎是每隔半个月就推出崭新的一部，如此高频率高强度，所体现的反腐决心和创意，也许世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然而，鉴于舆论监督的不到位，其效用不说也罢。前不久，素有“日本布莱尔”之称的鹰派外相前原诚司闪电辞职，就是因为日本众多媒体曝他多年以来从一个经营烤肉店的韩国女人处接受政治献金。相比我国官场常见的权钱交易的额度，其涉案金额惊人的“小”，但是，日本媒体穷追猛打，绝不宽容。这一事例再次印证：一旦发挥“第四权力”的监督作用，那些即便是发自人性的“习惯性隐瞒”也是难以蒙混过关的。
　　简而言之：为净化官场，官员须有“政治洁癖”，社会须是“零度宽容”。
　　【原载2011年6月（上）《杂文月刊》标题有改动】
　　题图／金玉其外／王乃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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