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男权的反叛与归依:男权社会
时间：2019-02-11 05:40:2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蘩漪和曹七巧是现代文学中不朽的典型，她们都遭受了男权社会的压迫，成为封建婚姻的牺牲品。作为反抗，她们选择了不伦之恋。然而，爱情并没有拯救她们，一番挣扎之后她们归顺了男权秩序，并借助男权迫害他人，最终自己也变得一无所有。她们的悲剧命运昭示了女性解放之路的曲折艰辛。
关键词：男权社会 反抗 依附
蘩漪与曹七巧分别是曹禺的话剧《雷雨》和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中的主人公，她们的人生遭际有许多相似性：都遭遇了封建制度下的婚姻悲剧，都不满于命运的拨弄，曾拼命地想要挣脱男权的枷锁，最后在复仇中耗尽了生命的热情。她们脱离了普通女性的生活常轨，但又重复了传统女性的悲剧命运。考察她们异中有同的人生经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女性在特定时代的生存困境。
一、生命被婚姻监禁
蘩漪和曹七巧出身不同，性情差别很大，然而，作为女人，她们都没有逃脱男权社会的迫害，成为封建婚姻的牺牲品。西蒙・波伏娃曾经透辟地分析过女性在人类婚姻史中的从属地位：“女人是作为奴隶或仆人结合于父亲与兄弟所支配的家庭的，她总是由一些男性做主嫁给另外一些男性。在原始社会，父系部族、氏族几乎把女人当做一种物：她被列入两个群体同意交换的物品中。当婚姻在其演变过程中以契约形式出现时，这种处境并没有多大改善。”①作为“物”的女性的可悲之处就在于，她们没有选择配偶的自由，在丈夫的家中也不可能作为独立的人而存在。
蘩漪“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是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她的少女时代应该是充满生命力的。但是，嫁给周朴园之后，她的生命力遭到了极大的压制。周朴园是专制家长的典型，在周公馆，他的话就是法律，“他说一句就是一句的”。周朴园在家人面前总是一副威严的面孔，在对待蘩漪时，更表现出可怕的冷酷与专横。他对蘩漪动辄教训和逼迫，根本没有把她看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只不过要她“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在周朴园面前，蘩漪几乎没有发言权，周朴园说她有病，逼她吃药，不容她做任何解释，而是要求她绝对服从，这正是男权控制女性的方式。“在父权制社会中，支配群体通过言论来控制现实，他们剥夺了妇女的发言权，使其处于沉默的状态。”②蘩漪在“监狱似的周公馆，陪着一个阎王十八年”，在夫权强大的阴影里，过着没有爱也没有尊严的生活，心灵备受摧残，逐渐变成了沉默忧郁的“石头似的死人”。
曹七巧在麻油店里长大，有着健康的身体和活泼的性情，在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爱跟朝禄等小伙子开玩笑。她本来可以挑一个喜欢她的小伙子结婚，过上正常的生活。然而，为了金钱，哥哥曹大年把她嫁给从小患骨痨的姜家二少爷。对她来说，父权与夫权都强大到了残酷的地步：哥哥可以完全不顾她的意愿把她嫁进姜家，甚至有权把她卖掉，他后来说的“当初我若贪图财礼，把你卖给他们做姨太太，也就卖了”，绝非虚言；丈夫不过是一具“没有生命的肉体”，却对她拥有绝对的权威，她可以嘲笑丈夫没有一点“人气”，却无法改变自己姜二奶奶的身份，她必须尽职尽责地服侍他，替他传宗接代，在他死后还得为他守寡。常年卧病在床、形同虚设的丈夫无法使曹七巧获得情爱的满足和做人的尊严，她原本健旺的生命在男权的压迫下逐渐枯萎，就像“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悲怆。
蘩漪与曹七巧的婚姻悲剧有着同样的社会文化根源，她们生活在清末民初，这是新思想方生、旧制度未死的时代，封建专制余威尚炽，两性关系极为不平等。“从历史上到现在，两性之间的状况，正如马克斯・韦伯说的那样，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基本上未被人们检验过的甚至常常被否认的（然而已制度化的）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利统治女人。”③作为女人，她们被男权严密地监禁着，活得屈辱而沉重。
二、借着爱情突围
在令人窒息的男权围困中，蘩漪和曹七巧并没有完全熄灭生命的激情，为了把自己从非人的生活中拯救出来，曾经奋力反抗过。她们都具有敢爱敢恨的性格，不甘心默默地等死，何况时代也发生着巨大的嬗变，思想解放的呼声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心灵，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她们可能会受到鼓舞，想要做“真真活着的女人”（蘩漪语）。她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伦之恋―― 一个爱上继子，另一个爱上小叔子――想以此来拯救自己。
蘩漪具有最“雷雨”的性格，“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④，因而不甘心受制于丈夫的权威，她针对周朴园的专横说过这样的话：“可是人家说一句，我就要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在古井般的生活中，她没有完全绝望，一旦遇到敢于反抗父权的周萍，她的“原始的野性”就显露出来。她不顾伦理禁忌，愿意牺牲一切名分、地位甚至性命，将全部的热情投入到与他的恋爱当中去，希望借此将自己救离苦海，获得新的生命。从周萍对鲁大海的解释――“她看见我就跟我发生感情，她要我”――来看，在这场恋爱中，应该说蘩漪是比较主动的。她爱得大胆热烈，彻底背离了社会和家庭对她的“贤妻良母”的身份定位。这场爱给了她枯木逢春般的喜悦，她声称自己是“见了周萍又活了的女人”。
曹七巧是张爱玲所说的“彻底的人物”，她胸中同样激荡着强烈的爱与恨。她对没有生命力的丈夫十分厌恶，不得不借鸦片来麻醉自己，但是鸦片毕竟无法弥补肉体和情感上的缺憾。在嫁入姜家五年之后，她曾不顾一切地对心仪的小叔子季泽倾诉心中的痛苦和对他的爱意：她将手贴在他腿上，对他说：“天哪，你没挨着他的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曹七巧的表现，与其说是追求情欲的满足，毋宁说是对健康人性的渴望，是对禁锢她的非人性的婚姻关系的抗议。在人多眼杂的姜公馆，在随时会有人进来的起坐间，她敢于向姜季泽说出心中的爱，确实是在做着“困兽的斗”。
由于姜季泽的顾虑，曹七巧的爱没有得到回应。不过，她没有放弃对爱的期待。十年后，姜季泽来到她面前进行爱的表白，她怀着细细的喜悦和深深的感动，希望证明他是真心的。那一刻，她像哲人那样反思人生，认为自己嫁到姜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与季泽相爱。沉浸在爱情中的曹七巧闪现出人性的光辉。
对于爱情，蘩漪和七巧都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气，她们主动追求，大胆表白，甚至也很少有因为乱伦而产生的精神负担。在周萍对二人乱伦关系产生负罪感的时候，蘩漪对他说：“我跟你说过多少遍，我不这样看，我的良心不是这样做的。”季泽以“护卫二哥”的姿态拒绝七巧的爱，这种理由并没有使七巧退缩，她依然表示：“我就不懂，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她们并非不知道离经叛道的危险，她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们把爱情看成苦涩人生的唯一安慰，从监禁中突围的唯一通道。因为爱情，蘩漪敢于蔑视周朴园的权威，曹七巧一度超越了对金钱的欲望，被压迫被损害的女人拥有了人的尊严和光辉。
三、无法完成的拯救
爱情曾经使蘩漪和曹七巧对人生产生新的希望，但是，她们的爱情基础又都相当薄弱。首先，由于局限在家庭内，她们没有选择理想爱人的机会，遇到的都是乱伦之恋，这是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接受的畸形爱情，这样的爱情没有正常的生长空间，因而是相当脆弱的。其次，从蘩漪与周萍、曹七巧与姜季泽的情况来看，女人与男人对爱情的期待并不一致，付出的与收获的感情也不对等。爱情是蘩漪和曹七巧反抗男权的武器、获得新生的希望，所以她们都爱得大胆热烈，周萍和姜季泽则要么出于一时的热情，要么仅仅为了金钱，因而不免患得患失，虚伪被动。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一点，那就是周萍和姜季泽都是数千年男权文化的承载者，是男权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使他们不可能把女性看成自由平等的存在，也无法深入理解和同情女人的苦难，他们最终成了女人的伤害者而非同盟军。这样的爱情只能给她们暂时的安慰，而不能给她们最终的拯救。
周萍因长期的乡下生活培养了一定的独立性和反抗性，刚回周公馆的时候，显现出野性的力量，他与蘩漪相爱，表示“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然而，这样的热情和勇气没有持续多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融入了周公馆的男权秩序中，父亲成了他尊敬并且畏惧的人，父亲的行为方式也成了他的榜样。于是，反叛变成了认同，怯懦替代了勇气，他不可能再承担那份叛逆的爱情了。他选择了逃避。当蘩漪恳求他留下来时，他不但一口回绝，而且竭力否定昔日爱情的合理性，并以伦理道德维护者的口吻指责蘩漪的行为，要求她做父亲的好妻子、冲弟弟的好母亲。这时的周萍已不再是蘩漪的爱人，而是另一种压迫她的男权力量。
姜季泽在男女关系上没有超出男主女从的思维模式。他为人自私且风流成性，抱着“玩”的心态对待女人。对曹七巧也是如此，他对曹七巧仅止于“一时的兴致”和轻佻的调情，从来没有真正同情和理解过她。在他看来，曹七巧服侍他二哥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曹七巧痛苦而热切地向他倾诉时，他没有给她以安慰，而是从维护伦理道德和保护自己名誉的立场出发，冷静地拒绝了她的情意。十年后他对曹七巧进行爱的表白时，并没有拯救她的打算，而是为了得到她的钱。曹七巧明白了这一点之后，狂怒地赶走了他。
就这样，蘩漪失去了她的爱情，曹七巧那点可怜的幻想也破灭了，借助爱情获得拯救成为女性无法实现的神话。此后，她们不再抱着救出自己的希望进行反抗，而是躬行之前所憎恨的罪恶，对这个伤害了她们的社会进行报复，并在这个过程中耗尽生命的热情，最终变得一无所有。蘩漪和曹七巧自我拯救的失败，既是因为男权传统过于强大，也是因为女性自身的缺陷。她们的反抗并不彻底，她们不是以提高自身独立性，而是以获得并且依附某个男人的爱情作为奋斗目标，所以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既定的男权秩序，也就不可能真正脱离男权的控制。爱情并没有使她们变得独立而强大，恰恰相反，为了爱情她们不惜放弃人格尊严。蘩漪明知爱情已经消失，还要想尽办法挽留周萍，甚至表示愿意周萍把四凤接来同住。曹七巧完全了解姜季泽的轻薄无情，十多年来却对他充满幻想。她们这种孤注一掷的爱情追求“实际上是封建制度和男权观念统治下女性心灵的一种奴化”⑤。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女性很少尝试独立地生存，总是依凭男性来获取安全感和生命实感。蘩漪和曹七巧也是如此，她们的反抗不过是把自己由婚姻的奴隶变成爱情的奴隶，始终没有改变自己在男权社会里“他者”的身份，也就不可能有力量完成自我拯救。
四、对男权秩序的归依
蘩漪和曹七巧的人生悲剧不仅在于她们是男权的受害者，更表现在一番挣扎之后对男权的归顺和依附。她们没有获得幸福，就不约而同地借助男权的力量加害他人：蘩漪借助自己的地位和周朴园的权威破坏周萍与四凤的爱情；曹七巧利用手中的父权迫害儿子和女儿，不让他们得到美满的爱情与婚姻。
蘩漪最令人震撼的地方不是她与周萍的不伦之恋，而是对周萍幸福生活可能性的扼杀。当周萍明确告诉她自己和四凤相爱并且不可能留在周公馆之后，她就开始了报复与破坏。为了做到这一点，蘩漪不惜借助于她所憎恨的男权的强势话语。首先，凭着男权给予她的“太太”身份和与之俱来的权力，她毫不费力地让侍萍答应第二天带四凤走。当晚，她又尾随周萍来到鲁家，在他跳窗进入四凤房间之后，偷偷扣上窗户，其目的是让他们的关系暴露，从而借助鲁家家长的权威来阻止他们相爱。最后，当四凤一家人来到周公馆，周萍决定和四凤一起远走高飞的时刻，蘩漪锁上大门，找来周冲，要求周冲把四凤抢走。她的理由就是，既然周冲爱四凤，作为男人，他就有权利拿出“男子气”来处置四凤，“打了她，烧了她，杀了她”。在最后关头她甚至请出周朴园，要借他的权威来宣布周萍和四凤这样的“下等人”恋爱的非法性。曾经反抗过的父权、夫权竟然成了她的精神资源和力量依靠，蘩漪昔日个性解放的光辉已经完全消退。
曹七巧在爱情的幻想破灭之后，人生观大大改变。守住金钱、防范男人、扼杀儿女的婚姻幸福，成了她的生存目标。在丈夫去世后，她继承了丈夫所代表的权力和金钱，成为男权文化的代理人。这种母代父权的权力接交方式正如康泳所言：“‘父’的缺席并不意味着父权的不在场，父权只不过由其他人代行。由于中国传统伦理长幼、尊卑观和孝悌观的规定，因而通常代权者是家庭中的女性年长者即婆婆（母亲）。”⑥曹七巧是自觉地与男权结盟的。分家之后，已经知道与季泽的爱情无望，她就开始营建一个男权的王国。她对儿女拥有极大的权威，利用这样的权威，她从一个被害者变成了害人者，所做的也是社会加之于她的那些事情――剥夺他人幸福的权利和机会。她先后逼死了两个媳妇，又亲手斩断了女儿的婚事，把儿子和女儿监禁在“没有光的所在”，她自己也成了一具生命的空壳。
对男权的归依没有让蘩漪和曹七巧获得心灵的安慰和复仇的快感，而是让她们活得更加沉重。蘩漪最后发了疯，从此沉入非理性的漫漫长夜。曹七巧在谢幕的时候成了一个干枯的老妇人，她回顾一生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这样的结局既令人同情，也发人深思。长期被侮辱、被损害而又看不见新生的希望，使得蘩漪和曹七巧心灵扭曲，陷入了“被食、自食与食人”的生命怪圈。⑦她们的悲剧命运告诉我们，没有健全的人格和独立的精神，不彻底放弃对男权的幻想，女性的自我解放是难以实现的。
五、结语
蘩漪和曹七巧是现代文学中不朽的典型，她们都是不愿在男权的阴影里讨生活的女人，在那个压抑人性的时代，曾经奋力争取过做人的权利，她们的反抗给暗影重重的男权社会投进了一线曙光，也使她们焕发出人性的光辉。然而，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她们将希望完全寄托在爱情之上，这种反抗方式显得先天不足，因而没有成功。而她们在受尽男权的伤害之后，反借男权对无辜者进行迫害，更暴露了女性自身人格和精神上的缺陷。蘩漪和曹七巧的人生代表了男权社会中女性普遍的生存困境：顺从男权只有默默等死，反抗男权又无力突围――两条路都使她们陷入绝境。总之，蘩漪和曹七巧的遭遇令人同情，她们的抗争精神值得尊敬，她们的生存困境和悲剧命运昭示了女性解放之路的曲折艰辛。
①[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488.
②康国正．女权主义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87.
③[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３.
④曹禺.雷雨・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83.
⑤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5：80.
⑥康泳.中国现代文学婆媳关系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意味[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2（4）：132.
⑦王嘉良、颜敏.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修订版）上册[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243.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