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从同情到诅咒: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书写
时间：2019-02-11 05:42:1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郁达夫塑造的女性形象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女奴、女神和女妖。对这三种女性类型，作者投注着不同的感情：对女奴的同情、对女神的赞美和对女妖的诅咒。对女奴的同情中夹杂着更多的是自我叹息与自我赏玩，对女神的赞美中透出的是自我对理想女性的想象，对女妖的诅咒中传达的是对具有性魅力或者性格强悍的女性的恐惧、厌恶与诅咒。三种女性类型都同质异构，传达出作者的男性立场与男权意识。
关键词：郁达夫 同情 赞美 诅咒 女性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成就卓越的作家，一生小说、散文、诗歌各种文体兼攻，著作颇丰，而尤以小说创作闻名于世。小说以感伤的笔调一以贯之地抒写着“零余者”的忧伤，与此同时，他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他的四十多篇小说，几乎每一篇都写到女性，显示着他对女性的关注。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可以归纳为与女性传统角色大致相似的三种类型：女奴、女神和女妖。对这三种类型，作者投注着不同的感情：对女奴的同情、对女神的赞美和对女妖的诅咒。而这三种女性类型都异构同质地传达着作者的男性立场与男权意识。
一、女奴：男性自我价值的证明
郁达夫从小丧父，母亲经常在外操劳，在家陪伴他的只有一个使女翠花，翠花给予他的关怀与呵护让郁达夫从小就对中国底层妇女充满同情与关注。同时，作为一个张扬个性的先驱者，郁达夫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受到了西方人文精神的熏染，在创作中郁达夫不仅塑造了一以贯之的感伤抒情男主人公形象，还塑造了一系列底层女性形象，这些女性或为妓女，或为侍女，或为女工，或为家庭主妇，构建了一个中国当时底层女性人物的长廊，如《茑萝行》中的妻子，《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陈二妹，《秋柳》《茫茫夜》中的海棠、碧云等，显示着他对女性的关注。对这些被社会压榨的贫弱者，作者借男主人公“零余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在这类女性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妓女形象。郁达夫笔下的妓女少了卖笑者传统形象身上的淫荡与浮浪，相反，她们多情而忠厚。海棠、碧桃、翠云是《秋柳》中的妓女形象，海棠是一个“一见就可以知道她的性格是忠厚的”女人，她外貌平常，性格鲁钝木讷，客人很少，当于质夫了解到海棠的处境时，对她非常同情。碧桃则是一个刚满十五岁，伶牙俐齿，巧笑嫣然的女孩，质夫对她的沦落非常同情，与她一起倾诉衷肠。当妓院失火后，他又对另一位妓女翠云极力相助，帮助她重新生活下去。对这些被污辱、被损害者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对弱者的同情显然是真诚的，他尽可能地去同情她们、怜悯她们、救助她们。但是，同情女性并不表示就尊重了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尊重了女性主体性的价值。如果从女性立场的角度来看，这些同情也显示着男性作家特有的男权立场。这些女性都是为塑造男性主人公而来，而不具备独立的人格。无论是对家中妻的忏悔，还是对女工被压榨的同情，或是对海棠等妓女们的帮助，我们都能看到主人公“零余者”的孤苦伶仃、欲望不忍的痛苦心灵，作者借这些柔弱女子的塑造在抒写着“零余者”漂泊孤苦的心灵。因而对这分同情我们可以有这样一种阐释。
首先，这是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病相怜，是“零余者”的人生自况。在对不幸女性的同情中包含着作者自伤自悼、自哀自怜的成分，她们卖身的生涯、屈辱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作者“零余者”人生的自况。如《茑萝行》中主人公对妻子的哭诉，《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对烟厂女工陈二妹被压榨地位的感同身受，都有着对自身生活的比照在里面。
其次，同情中包含着施舍赏玩的成分，是“零余者”的自我需要。我们且来看看《茫茫夜》和《秋柳》中于质夫对妓女海棠的同情。
“老子原是仗义轻财的好汉，海棠！你也不必自伤孤冷，明朝我替你贴一张广告，招些有钱的老爷来对你罢了！”①
“质夫心中觉得自家高尚得很，便想这样的好好睡一夜，永不去侵犯她的肉体。……海棠那蠢物，你在怜惜她，她那里能够了解你的心。”②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能看到男性叙事者坦诚仗义背后的自我陶醉，看出了一个高高在上的救赎者施舍赏玩的味道。于质夫对海棠的同情与怜悯与其说是对一个落魄妓女的救赎，还不如说是一个“人生失意者”在更弱的人身上寻找被需要的感觉。当他在这些软弱无助的女性那里找到了被需要的感觉时，他获得了极大的补偿和慰藉。在这里，海棠在于质夫的眼里其实只是一个救赎的符号，他并不关心海棠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海棠只是一个“他者”在按照男性的想象被叙述，她的女性的生存空间完全被遮蔽。于质夫关心的只是自己能否在仗义中找到作为救赎者的快乐，找到自我被需要的胜利感，完成一次对自我价值的证明。
二、女神：男性审美理想的再现
在传统的社会模式中，男性是主体，是核心，因此，男性作家在叙事中表现理想的女性形象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对女性的想象和自我的理想加入到作品当中。男性渴求贞洁、美貌、母性情怀，从而创作出类似“梦中情人”的女神型女性形象。这类女性外表美丽，内心纯洁，性格温顺，对男性不构成任何威胁，有时甚至成为男性心灵净化的一剂良药。这种女性形象，可以说是男性想象力的产物，是男性审美理想的完美再现。作为一个因袭传统的作家，郁达夫在他的创作中也塑造了这一类理想型的女神形象，完成了自我对女性的审美想象。
《迟桂花》中的莲应该是这类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莲是男性情欲的净化者。自始至终，莲总是分外纯洁美好，在朴素中透出秀美、娇艳。莲其实并不幸，丈夫浪荡而后死亡，她遭受着歧视，只能回娘家度日。但在作者笔下她对周围世界的庸俗污浊乃至一般的世态人情均一无所知，这种纯真，在长于以自然物比拟莲人格性情的文化传统中，特别容易让人联想到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莲姑是一朵散发着浓郁香气的“迟桂花”。当郁先生受到莲的身体的诱惑而起了邪心，是莲“小孩子的天性”净化了他的欲情，“我的心地开朗了，欲情也净化了”，③莲恰如纯洁的莲花总是面临被淤泥玷污的危险却又总能保持高洁一般。莲姑健壮娇美、纯朴自然、“一个永久的小孩子的天性”，这真是“我”心目中至善至美的女神了。
除此以外还有《蜃楼》中的康太太、《马缨花开的时候》中的牧母、《银灰色的死》中的静儿等，也可归入女神型女性，这类女性是男主人公或作者赞美与崇敬的对象。
这些女神是郁达夫笔下最为理想化的女性，与对女奴的带有歧视的同情相比，女神型的女性显然得到了男性主人公的礼遇与崇敬。但这类女性形象因为太过理想化反倒缺少了真实感，她们没有欲求和生命的冲动，就像一个标杆、一座雕像供人敬仰和赞美。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温柔、纯洁、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天使型女性形象，不过是男性启蒙、革命时代依然蒙昧从夫的封建妇德典范。独独遮蔽了女性自己的生命经验，失落了女性的主体意识。”④对她们的赞美并不能表明她们获得了与男主人公平等的地位。这些女性之所以能够得到男主人公和作者的赞赏，是因为她们首先为他们所需要，女性的意愿却似乎完全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迟桂花》中“我”心目中至善至美的女神莲，我们听不到莲的声音，也感受不到莲的思想，莲在作品中只是一个空洞的附属之物，莲只是作为被看的对象。郁达夫其他作品中的女神们，如《蜃楼》中的康太太、《马缨花开的时候》中的牧母等，也大都如此。这些女性与其说是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的艺术形象，不如说是作者对符合男性理想的女性想象。作者以赞美的态度塑造出这类女神型女性形象，实际上是剔除了女性身上任何与男性价值世界不和谐的东西，是男性根据自己的需要而不是根据女性自我的生命逻辑来塑造出的女性榜样。她们只是从男性的立场出发，按照男性的心理欲求对女性的一种想象。郁达夫对女性的赞美基本上是从男性中心视角投射出来的，其功利性目标指向满足男性的需求。她们是男性欲望的对象和精神生活的工具。“他所提供的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打上了深深的父权制标记，显示着男性的自私与功利。” ⑤作为一个对底层女性有着十足同情的作家，郁达夫在写作时也难以超越他自身的男性性别身份，从而在文学创作时潜意识地流露出了一种男权立场。
三、女妖：男性的欲望与恐惧
与女神相对的则是女妖形象。郁达夫认为女妖型女性形象是一种“最喜欢玩弄男子，而行为性格完全不能捉摸的女性”⑥，表现在郁达夫的小说中，妖妇则是诱惑者、强健者、主动的一方，男人则是被诱惑者、虚弱者、被动的一方。《迷羊》中的谢月英，《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郑秀岳、李文卿，《南迁》中的M，《出奔》中的董婉珍，都带有妖妇的影子。如果说女神是男性对完美女性的想象，那么女妖则表达了男性对女人的性幻想和欲望，同时也是对富有性魅力与强健的女性的一种嫉妒和恐惧，甚至是赤裸裸的诅咒。
《她是一个弱女子》是郁达夫唯一的一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郑秀岳和李文卿两个人物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本天使一般的郑秀岳在李文卿的金钱和肉体的引诱下开始堕落，郑秀岳也开始依靠自己的美貌引诱男人，她勾引了自己的先生李得中和张康，因为她无休止的性欲使得吴一粟奄奄一息，而且还在吴一粟贫病交加的时候去幽会自己的旧情人来满足自己的情欲。对于这样一个放纵情欲的女人在男权价值体系中，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叙述者借张康之口诅咒郑秀岳：“你这娼妇，总有一天要被人打杀！我今天不解决你，总有一个人来解决你的。”⑦叙述者安排她被孙传芳的败兵强奸、在旅馆中受情人的殴打，最终惨死在了日本人的刀下，而且死状惨不忍睹。至此文本充分传达出了对这类放纵自己情欲的女人的恐惧与蔑视。郑秀岳显然是充满性诱惑的妖女，叙述者将所有的过错归咎于女性身上，而满足欲望的男性却成了受诱惑者，成为同情的对象。郁达夫把互为主客体的男女两性关系归为诱惑者与被诱惑者，流露出对富有性魅力的女性的一种嫉妒和恐惧，显然有着“女人是尤物与祸水”这一传统男权观念。
如果对郑秀岳等形象的塑造是男权社会对女性魅力的一种嫉妒与恐惧的话，那么李文卿这个人物形象则是男权社会对自由放任性爱的女性的一种诅咒，完全把女性妖魔化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女性以温柔、驯服、娴静、柔弱为美，女性不能强于男性。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体系下，李文卿无疑难逃被厌弃的厄运。她被郁达夫描绘成一个“金刚”，“脸上满洒着一层红黑色的雀斑”，“又洪又亮的沙喉咙”，“沙皮似的皮肤”，还有狐臭。金刚式的李文卿当然不符合男性的审美要求，自古以来男人对女性的外貌要求就是肤色白净、体态娇美、声音甜蜜。作家郁达夫首先从外貌上就将李文卿否定了。其次，李文卿性格中的强悍与放任自由完全违背了传统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角色定位，而李文卿对其他同性与异性的占有与掌控的角色互换更是超越了男性对女性的角色限定。李文卿是一个女双性恋者，她性欲强烈，无视伦理道德。她以金钱引诱女学生，勾引教书先生，和父亲乱伦，她强烈的性欲致使斋夫的儿子死亡，她被塑造成了一个吃人的妖妇。至此，作者完成了对李文卿妖魔化的描写，完成了对这个女妖的诅咒与鞭笞，也借此表达了对妖魔女性的愤恨与诅咒。这显然是一个男权的视角和立场。如果从关怀女性成长与女性生命存在的角度去看，李文卿纵有诸多不耻之处，可是从文本中我们能感受到她的不幸，作为一个正处于成长成熟期的少女，她的性格的变异，显然与家庭有关，与父亲对她的占有有关。从这个角度来说她是值得同情的。但叙述者却粗暴地将所有的过错归咎于她，显示了作家郁达夫的男权视角与立场，显示出男作家竭力贬抑叛逆女性背后的男性恐惧心理和男性霸权心理。
四、结语
阅读郁达夫的作品，我们能发现郁达夫众多文本中的女性角色是被男权观念笼罩下的女性群体。郁达夫用以观察女性的眼光，显然是男性社会的。他对女奴的塑造与同情、对女神的塑造与赞美、对女妖的塑造与诅咒的爱憎分明的情感，都充分显示出他的男权立场。对女奴的同情中夹杂着更多的自我叹息与自我赏玩，对女神的赞美中透出的是自我对理想女性的想象，对女妖的诅咒中传达的是对具有性魅力或者性格强悍的女性的恐惧与厌恶。因此，可以说女性在郁达夫的叙事中几乎完全被遮蔽在男性强权声音之中。虽然郁达夫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很多，但没有一个是从女性的角度、从女性生命生存的心理深度去关注女人。女性在他的作品中只是作为一种附属之物存在，无论是女奴、女神还是女妖，都只是男权文化依据自己想象所塑造的，所假想的；无论是同情、赞美，或是恐惧、厌恶与诅咒，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郁达夫无意识的男权叙事痕迹和男性叙事的视角和立场。
中国自古就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将女性的价值置于男性的价值观来衡量。在这样的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郁达夫，传统文化的血液必然深深地流淌在他的血脉里，积淀在他的“潜意识”中，使他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以一种男权视角去审视女性。这也是我们现当代诸多男性作家在性别意识上的共同局限，从这个角度来说，女性解放之路还漫长！
①②③⑦郁达夫.郁达夫文萃[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 180，193，453-455，424.
④李玲.天使型女性，男性自我拯救的道具[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79.
⑤孟悦林.男权大厦的结构者与解构者――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和男性解读.文艺争鸣，1993（6）：30.
⑥郁达夫.郁达夫小说全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705.省略
